引言
在我们上一组气候文章发出后没几天,7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了两位欧洲学者否定气候变暖之太阳说的工作,标题为《最新研究显示过去20年太阳活动在为地球降温》,消息来源是《路透社伦敦7月11日电》。紧接着在7月13日,《大洋网-广州日报》又以《科学家的研究称地球变暖不是太阳惹的祸》为题,重新发表了这一消息。两家媒体报道译文略有不同,而以后者更为详细。由于两位欧洲学者的工作否定了我们的观点,所以感到有必要再写此“答辩书”。还由于《大洋网-广州日报》上的报道比《参考消息》更详尽,所以这篇文字就主要以《大洋网-广州日报》上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答辩”之前,先介绍两位欧洲学者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一是英国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的麦克.洛克伍德,二是瑞士全球辐射研究中心的克劳斯.弗洛里斯。他们的工作原文发表在7月11日出版的《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上(据我了解,皇家学会下面并没有分会,各个学科的学会都是独立的,例如皇家气象学会就是独立的,并不是皇家学会的分会,它的学报叫《皇家气象学会季刊》;因此,媒体上讲的很可能应是《皇家生物学会学报》)。
两位学者究竟看到了甚麽?
英国和瑞士的两位学者宣称他们在观测中看到了“太阳活动的活跃程度自1985年以后就不断下降”,从而否定太阳在地球升温中的作用。但他们同时却承认了“太阳活动的强弱大约以11年为一个周期”,他们“研究中所分析的数据也符合这一循环周期”。既然如此,自1985年开始到现在,20年来他们就应当看到太阳活动强弱变化的两个循环周期。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看到太阳活动强度经历了两次加强又两次减弱的变化。显然,这和他们前面所宣称的“太阳活动自1985年以来不断下降”的结论相矛盾。问题于是产生:究竟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怎麽能同时看到两种性质截然不同但又是同一个太阳的活动过程?
违反气象学基本原理的论据
可能他们感到在承认了太阳活动强弱有11年的变化周期后,人们自然会问,既然如此,太阳活动在这20年里就不可能只是不断下降而是应该有增强的机会,于是,太阳不就仍会对地球气温的上升起正作用吗?对此,两位学者断言,即使太阳活动加强了,也不会对地球大气增温起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时海洋的吸热能力就会把来自太阳的辐射热能吸收掉。可惜两位学者的这一论据与气象学基本原理不合。不错,由于太阳表面温度高达6000度以上,它所辐射出的能量基本上是短波辐射,这种短波辐射不能直接为大气所吸收。而是先由地球表面(即包括陆面,也包括他们讲的海洋表面)吸收加热了地表,由于地球表面温度虽被加热却仍然远远低于太阳温度,所以从地表释放出的是长波辐射。而这种长波辐射却能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汽等成分吸收,从而加热大气,这些成分就叫温室气体。由此可见,温室气体本身并不是热源,它的能量最终来源于太阳,归根结底大气的能量来源于太阳辐射。太阳辐射正是通过地表(包括他们讲的海洋表面)的作用转化为能被温室气体吸收的长波辐射而加温大气。两位欧洲学者关于海洋吸收掉了太阳辐射后,就把大气甩在一边从而使之与太阳辐射无缘的论点,有违气象学的基本原理,是不对的。顺便指出,地表不仅通过把太阳的短波辐射转化为长波辐射从而加温大气,它还通过近地气层的活动,包括湍流热交换和热对流两种方式把地表所吸收的太阳辐射输送到自由大气,温室气体的作用,只是太阳辐射借助地表加热大气过程的一部份,并不是全部。
外国人讲的不一定都对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现代自然科学始于西方。直到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就整体而言,西方仍相当大地领先于我们,所以在这个领域就整体而言我们仍处在向西方科学家学习的阶段。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做的每一个工作,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切不可盲目地去追随西方科学家,他们讲甚麽就信甚麽,从而丧失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向西方科学家学习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独立思考,这才能创造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新成果来。当然我们也不可搞虚无主义,不可以无根据地去否定西方科学家讲的一切。问题在于要有我们自己既独立思考又踏踏实实的工作,要拿出过硬的科学数据来。1990年我和我的学生王永光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国际流体力学著名刊物《流体力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工作。该工作证实重力对胶体粒子(即包括气溶胶粒子,也包括水溶胶粒子)的布朗碰并有正作用,并给出计算此种作用的相当精确的计算公式。1997年我的另一位学生乔润龙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孙祉伟教授那里去做博士后。刚好在那段时间他们发现1998年以荷兰科学家福克斯马为首的一组欧洲学者,发表了一个否定我们1990年理论的实验。他们宣称他们的实验证明重力对胶体粒子的布朗碰并不但没有正作用反而有相反的负作用。对此,孙乔两位学者很感兴趣,并在自己的实验室做了与这些欧洲学者相同条件下的实验,看福克斯马等人的实验能否重复。出乎预料,孙乔两位的实验表明,这些欧洲科学家的实验不可重复。孙乔实验证明重力与布朗碰并无关,既没有他们讲的负作用,也没有正作用。孙乔实验结果正确,它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另一方面的预测。问题在于我们1990年的工作是在多分散胶体系统中做出的。重力只有在这条件下才对布朗碰并有正作用。而福克斯马的实验也好,孙乔实验也好,都是在单分散胶体系统中做出的。众所周知,单分散系统只不过是多分散系统的一个特例。理所当然地我们的1990年理论,也就应该可以说明在系统转化为单分散时的情况。对于这问题,1990年理论清楚地表明,当粒子的半径比和粒子与介质的密度差比均趋向于1时,多分散系统就会转化为单分散系统。此时,重力对布朗碰并的正作用就会不断地减弱,到系统完全变为单分散时,重力的正作用也就完全消失而与布朗碰并无关。1990年理论这一方面所预测的多分散转化为单分散后重力与布朗碰并无关的结论,现在刚好被孙乔的实验所证实。显然福克斯马的实验结果不对,他们在批我们的理论之前并没有看懂我们的理论,就在那里批了起来,结果批错了,最后被证明不是我们的错,反而是他们自己错了。所以,切不可盲目地追随他们,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经过国际同行严格审查,证明孙乔实验无误,2000年美国出版的国际胶体科学著名刊物《胶体和界面科学杂志》发表了孙乔两位学者的实验。而福克斯马等欧洲科学家却一直默不作声,默认了孙乔实验对他们工作的否定。从这个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出,千万不可以一碰到西方学者的反对就低头认错,从而丧失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要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外国人讲的不一定都对,要有独立的分析和独立的工作来最后解决学术上的是非问题。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感到现在的问题与那时有些类似,看来最好是向那时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的孙祉伟和乔润龙两位学者学习。本文虽然对两位欧洲学者的工作提出了两点质疑,但我承认,本文并不能充分而完全地否定他们的工作。问题是需要有自己的实际数据才行。而刚好这一点超出了我现在写文章的宗旨。我曾多次声明:我已退出科技舞台,我现在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都不允许我再像当年没退休时那样,全心全意地投入某一项具体课题的研究工作。何况,气候变化问题本来就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对于这个大家所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我本来就是外行。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在我这个观众席上,写一点观后感,提一点问题,提供另一种可能而已。如果我国现在战斗在一线的气候学专家们能把我国各地对太阳辐射直接的观测资料(包括太阳直接辐射和太阳散射辐射,最好还有从地面到高空的观测资料,而所谓的高空,最好能有在太空的宇宙空间站或在宇宙飞船上测出的太阳辐射资料,那样或许才能测到地球所得到的较为真实的全部太阳辐射数据)整理分析出来,看看自1985年以来到现在20多年来太阳辐射究竟发生了甚麼事,在此基础上再和那两位欧洲学者的观测做对比,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将有助于进一步把气候变暖的问题搞清楚。
(2007年7月23日写成,8月4日修改于南开园)
后记(丁一汇院士等人的论文读后)
真巧,在刚完成了这一篇“答辩”短文后,就收到友人寄来的两本今年由新疆气象学会和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即原新疆气象科学研究所)联合创办的新的学术刊物《沙漠与绿洲气象》,包括该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和第1卷第2期。翻阅之后,发现它的创刊号上第一篇论文就回答了本文对我国战斗在一线的气候专家们所提的建议,真是巧极了!那篇论文是由我国著名的气候学科学家,原国家气候中心主任丁一汇院士领衔的一个七人写作组所完成。论文题目是《中国气候变化的检测和预估》(以下简称《丁文》)。《丁文》对我国气候专家们近五年来在研究我国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的大量工作,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这些工作涉及到过去20年来在国家资助下一系列重大的我国气候研究项目。包括国家攻关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等。因此可以说,由丁一汇院士等人完成的这份报告是一份极具权威性的重要报告,它提供了我国对气候问题的研究所得到的最具权威性的数据。我们这篇后记就将以此为据,来进一步回答两位欧洲学者所提出的挑战。《丁文》的第二部分总结了我国各地各种地表气候观测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就有我国年平均地面总辐射变化(即:年平均地面太阳辐射变化)的观测记录。这是由我国122个台站记录平均后得到。时间从1957年到2000年总长度为43年,这既包括了两位欧洲学者的观测时间20年,又比他们的时间更长。此外,《丁文》不仅提供了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太阳辐射观测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我国近百年来气温变化的观测资料,成为检验各种变暖理论的又一重要依据,因此本文也要对此加以重点讨论(《丁文》的图很重要,因此我们把与本文直接有关的三个图(图1,5,6)引在文后,供大家参考)。首先要回答两位欧洲学者的问题,我们从《丁文》中整理分析出的我国地面太阳辐射观测数据开始。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从1985年开始后的一个短时期地面太阳辐射确在下降,但只下降了5年就到了谷底。从1990年到达谷底以后它就改变方向不再下降,反而变成持续上升,(见图6a)。这与两位欧洲学者所宣称的自1985年开始20年来太阳辐射不断下降从而给地球降温的结论相矛盾。也可能在他们那里太阳辐射确实在不断下降,看不到谷底。但可以肯定它没有代表性。他们那一个点的观测,不能代表全球情况,更不能据以否定太阳辐射说。而《丁文》所给出的数据反倒有代表性。第一,这是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由122个台站观测记录平均的结果;第二,《丁文》接着说此现象在其他国家中也有发现。因此证明我国的太阳辐射观测数据可以代表全球情况。于是,就像孙乔实验否定了福克斯马等欧洲学者实验一样,《丁文》的这部分数据,也否定了两位欧洲学者的结论。
2.然而,事情并不像当年孙乔实验否定福克斯马等人的实验那样简单,在《丁文》的1985年以后地面太阳辐射数据否定了两位欧洲学者工作以后,反过来它并没有充分而完全地证实变暖的太阳辐射说。问题在于《丁文.》的数据更长,它起始于1957年,比两位欧洲学者的数据早了28年。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从1957年开始,太阳辐射最初是上升,到1961年到达峰顶。此后就一路下降,经过1985年在1990年才到达谷底。1990年后虽然又再次上升,但至今仍远低于1961年的峰顶高度(见图6a)。把这种变化趋势拿来和《丁文》发表的我国气温在同一时期的变化做对比就产生了问题。从《丁文》给出的我国气温变化形势看(见图1),矛盾马上就出来了。1961年太阳辐射在最高点时,气温反而在谷底。1990年过谷底后到2000年太阳辐射虽然有所上升,但仍远低于1961年的峰顶值,与此同时气温却反而由1961年的谷底上升到峰顶,其温度还远高于1961年的数值。显然,乍一看来这和变暖的太阳辐射说似乎有矛盾。然而仔细想来却不一定。第一,太阳辐射的变化有不同长短的周期,是不同周期叠加的结果。与此相应,大气的温度变化也具有周期性,也是不同长短周期叠加的结果。第二,由于地球大气温度对太阳辐射有一个响应的复杂的物理过程,所以不可能完全与太阳同步,而是有滞后,认为气温变化应该与太阳辐射同步的观点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太阳辐射的变化周期越长气温的滞后越长。最短的太阳辐射的日变化,引起了气温的日变化,其滞后时间为1—2个小时。长一点的年变化滞后则延长到1—2个月。所以完全有可能对于太阳辐射的几十年周期的变化,气温的响应滞后时间要延长到几年,十几年甚至反相,这都有可能而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变化,并不代表真实的从太阳那里辐射到地球的能量变化,因为它还要经受到主要是由大气的对流层中产生的种种天气现象以及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干扰。关于这一点,《丁文》马上就进行了分析。
3.与两位欧洲学者不同,以《丁文》为代表的我国气候专家们并不认为从1961年开始直到1990年截止这段太阳辐射下降期,意味着真实的太阳辐射也在下降。问题在于这只是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而真实的到达地球上空的太阳辐射,必然要经过一系列主要发生在对流层里的各种天气现象干扰,从而削弱了它的原有强度。这包括云,沙尘暴,水气,黑炭气溶胶,硫酸盐气溶胶等,尽管纯净大气的气体分子无法吸收以短波形式出现的太阳辐射,对纯净的大气而言短波的太阳辐射确是透明。对此,《丁文》作了一系列细致而严谨的研究。首先是云。众所周知,云量越多,太阳辐射被削弱得越厉害,当乌云满天,下暴雨时太阳辐射甚至会削减为零。《丁文》根据对我国466个台站观测的云量统计,从1961年到2000年我国云量虽有起有伏,但总趋势是在下降,因此排除了云量作用因子(见图6c)。其次是沙尘暴。同样沙尘暴和云一样,也会削弱太阳辐射,当严重的沙尘暴来临时,太阳辐射也会削减为零。但是,《丁文》接着指出,根据我国600个观测站的统计,我国近50年来的平均沙尘日数虽然也有起有伏,但总趋势是在逐渐减少,因此也可以排除沙尘暴的原因。第三,《丁文》总结了我国378个地面和探空观测水汽含量的结果。资料从1970年到1990年共20年。从中可以看出这20年来虽然它也有起有伏,但趋势却在增加(见图6d)。然而《丁文》接着指出,水汽主要影响长波辐射,对于太阳辐射可能也会有一定影响,是否就是影响到地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的减弱之主要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丁文》此处的分析正确。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太阳辐射基本上为短波辐射,并没有说太阳辐射全部都是短波辐射。也就是说它的辐射能虽然主要集中在短波区域,然而同时太阳辐射在长波区域也有,当然它不是辐射能的主要部分。对这种长波辐射水汽可以吸收。《丁文》接着指出,这一因子对削弱地面太阳辐射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尚需进一步研究。最后一个因子是气溶胶,包括硫酸盐气溶胶和黑炭气溶胶。《丁文》指出,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排放增加,不仅造成污染气体增加(包括温室气体增加),也造成空气污染物的增加。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这造成硫酸盐和黑炭两种气溶胶明显增加,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明显增大。因此,这可能就是1961年到1990年地面收到的太阳辐射减少的原因。1990年以后,由于重视了环境保护和减排,工业排放出的污染物减少了,这可能就是1990年以后地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又开始增加起来的原因。《丁文》接着强调,所有这些分析,还不是最后定论,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我们完全赞成以《丁文》为代表的我国气候学专家们这种对待地面太阳辐射从1961年到1990年不断降低之原因的科学分析。这种科学态度与两位欧洲学者把他们看到的太阳辐射下降直接归因于真实的太阳辐射在下降成鲜明的对照。从《丁文》的这一段研究看,对流层大气中所发生的各种天气现象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对地面收到的太阳辐射的干扰巨大,并且过程很复杂,短时间内还不能完全搞清楚。然而这又是辨别变暖的太阳辐射说正确与否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最好能像我们在前面讲的那样,把太阳辐射观测设备安装到宇宙空间站或宇宙飞船或人造卫星上去,那里的高度是几百公里,大气对流层厚度只有10—20公里,放到那些太空装备上去,可能就可摆脱对流层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到较为真实的太阳辐射的变化。更进一步,整个大气层的厚度是1000公里,如果能把观测设备放到那里去,可能就更好了,那就会看到完全真实的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强度变化过程。但这对目前人类的技术能力而言,可能并不现实,所以要想完全解决太阳说的正确与否问题,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4.以上三点后记直接和我们这次“答辩”两位欧洲学者有关。从这一点后记开始,将讲一下和这次“答辩”无关,但和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大讨论有关的问题。拜读《丁文》后有一件事使我非常惊讶。那就是翻遍《丁文》全文竟找不到一个我国二氧化碳含量的观测数据。由于《丁文》是对我国气候研究的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总结报告,在这样的报告中竟然找不到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观测数据,就自然使我猜测我国至今大概还不拥有这样的实测数据。如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若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不能观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实际含量,那麽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就也不会有了,地球上广大的无人居住的海洋地区也更不会有了。人们自然要问,在这样全球大部分地区没有二氧化碳含量的实际观测数据基础上,联合国IPCC究竟是怎样得出人为二氧化碳含量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唯一原因的结论呢?人们又应该如何去检验联合国IPCC的结论呢?如果说变暖的太阳辐射说要用太阳辐射的实测值去检验,那末变暖的人为二氧化碳说就不应该用二氧化碳含量的实测值去检验吗?难道世界上竟然有不需用实测数据来检验的科学理论吗?
5.由于气候变暖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中心,所以很自然《丁文》一开始就在该文的图1中给出了我国自1905年到2001年近百年来地表气温的年际变化数据。图1有两条曲线:上面一条给出我国近百年来年实测的平均地表气温随时间变化,下面一条给出这条温度变化曲线所据以得出的测站数目随时间变化(见图1)。从下面曲线可以看出,前50年的地表气温数据是从不到100个观测站数据平均后得到。从1950年到1960年是测站数急剧增加的十年。到1960年测站数增加到大约为600个。1960年以后到现在的40多年间,测站数就稳定在600个左右(注:图中的测站数目标尺很粗糙,每150个测站才占一格,所以从图上读下来的测站数目误差很大,按照《丁文》文字中给出的精确数字测站总数为726个,测站数量很惊人)。图1的气温年际变化曲线就是在这样大量的测站观测记录基础上平均而得到。不言而喻,这条近百年来气温年际变化曲线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我们的分析就以此为基础。从《丁文》这条温度变化曲线马上可以看到它的非常显著的特征:近百年来我国地表气温经历了两个周期变化。也就是气温有两个峰(《丁文》称之为“两个气温明显增暖期”)和两个谷(《丁文》称之为“两个气温明显偏凉期”)出现。第一个谷底出现在20世纪10—20年代,此时气温最低。此后气温逐渐上升,到20—40年代到达第一个峰顶,气温最高。然后气温又急剧下降,到50—60年代降到第二个谷底,气温第二次达到最低(较之第一个谷底略高一些)。然后气温再次逐渐上升,到80年代中期以后,气温再次急剧升到峰顶而以1998年的气温为最。从此我们可以知道整个20世纪气温有两个周期变化,平均周期为50年。由于《丁文》的这条曲线前半个世纪测站数较少,所以这一部分数据代表性差一些。然而把这个周期数据和朱珍华在1957年《我国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中(以下简称《朱文》)从降水数据里分析出的周期数据作比较,《朱文》得到的气候变化平均周期是30—40年,周期的变化范围从20年到50年。此外,《朱文》中所引奥地利学者布鲁克研究结论气候变化周期是35年,这是他对里海海平面的高度变化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朱文》所引霍耶对印度次大陆的气候变迁周期研究结论是30—40年;《朱文》所引欧洲学者勃吕格聂耳肯对欧洲1770—1880年气候变化研究结论是周期为35年,变化范围从26年到52年,这是他从冰川进退和河流的冻结与解冻日期记录的研究中得到的。今年3月下旬,《光明日报》科技版报道了新疆的气候研究人员从树木年轮的研究中发现,近320年来到现在气候发生了8次变化,平均周期为40年。所以《丁文》给出的近百年全部气温变化中存在两个周期,平均周期为50年的数据是可以相信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从大气温度观测中看到的气候变化的历史记录,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确定的结论,即:近现代地球上的气候冷暖交替变化存在几十年的周期,这是近现代气候变化的基本特征,它应该是检验气候变暖理论的又一重要标准。《丁文》随后在其图5中介绍了我国学者使用两组不同的气候模式模拟我国近百年来气温变化的过程。一组包括了40个气候模式的模拟计算曲线(见图5a),另一组模拟计算曲线使用了19个气候模式( 见图5b)。和实际观测到的温度变化曲线比较后《丁文》指出,结果有满意的地方:这是指在气温的线性变化趋势上“较为一致”。但也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即:“这些数值实验都不能较好地模拟出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暖,说明模式综合结果低估了这段时间真实的变暖趋势,同时模式也没能模拟出1920—1930年期间的相对暖期。”这和我们的看法大体一致。我们认为这些模式无法令人满意。问题在于气候变暖的实际历程远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线性趋势来概括,而是通过两个冷暖交替的周期过程而实现逐渐变暖。用这个变暖的基本特征来检验模式的模拟计算结果,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两组模拟计算曲线的综合结果未能再现百年来我国气温变化实际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冷暖交替周期。这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强调指出,实际的我国百年来的气温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变暖趋势,它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的变化特征,而这种周期现象正是百年来气温变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就不能说这些模拟不出来周期现象的气候模式代表了真实的气候系统。进一步以这样的气候模式去模拟计算21世纪未来100年的气温变化,其可信度就十分可疑。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我国战斗在第一线的气候学专家们能创造出一些可以模拟计算出近百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正是通过两个冷暖交替周期的出现而使我国气候逐渐变暖的气候模式来。那将说明我国学者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理论,来解释当前的气候变暖,这将会是我国气候科学家对国际气候科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现在把我们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基本观点简要总结如下:
1.大气能量基本上来自于太阳辐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本身并不是热源。它的热量来自由地表转化成它可以吸收的长波的太阳辐射能,所以它对大气变暖会有所贡献,但与太阳相比它的贡献只能是次要的,不可能超过太阳辐射来的能量。
2.太阳辐射有周期性,是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叠加的结果。相应地地球大气温度变化也是具有周期性的变化过程,也是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叠加结果。
3.大气对太阳的响应有一个复杂的物理过程,因此它的周期变化的相位不可能与太阳同步而是有所滞后,认为应该同步的观点是错误的。周期越长滞后越长,对于太阳辐射长达几十年的周期,完全有可能滞后几年或十几年,甚至反相。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
4.我国近百年实际的气候变暖过程包括了两个冷暖交替的周期,这是检验一切变暖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5.根据这种周期变化的特点,我们估计这次变暖不可能再持续一百年到几百年,最多我们估计再过三四十年气温就要降下来。
6.现在国际气候界公认的变暖之人为二氧化碳说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全球范围内还严重缺乏足够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实测数据,因而无法用实测数据来检验从排放量估算出的二氧化碳含量是否正确。第二,在人为二氧化碳理论框架下的气候模式,对近百年来我国气温变化的实际仅能模拟出其线性趋势,而无法再现冷暖交替两个周期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些气候模式就不能代表真实的气候系统,无法令人接受。
7.我们坚决支持节能减排措施,这当然会减小一点气温升高的程度。但我们估计由此而减小的程度不会太大,因为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本来贡献就不大。我们拥护节能减排,是由于我国现实存在比气候危机更为严重更为紧迫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节能减排在这方面会有大贡献。
8.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责任问题。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是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及随后美国崛起引起的24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大量排放的累积结果,而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排放量的增加只是在改革开放后近20—30年才有的事。很明显,当前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过多,责任在西方富国,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大肆散布的我国是排放的第二甚至是第一大国对全球大气污染负有主要责任,这种谬论必须予以驳斥。我们拥护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华讲的:排放应分两类,要有不同的对策。一类是富国的“奢侈排放”,对此应予以限制;另一类是穷国的“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对此应予以保障。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对策。
9.对于国际上持太阳说的学者们提出的种种论据,特别是太阳系中其它星球也在变暖论据,我们并没有看到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反驳。为使人们确信人为二氧化碳说的正确,这类性质的反驳是十分必要的。
(2007年8月12日“答辩”的后记及总结写成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