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要素的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整体性，统称为“三农”问题，同时它们又是相互区别、各有特点的问题。从时间序的角度看，现代化是由不同时间段构成的过程系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的表现有所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方略加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特色。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农民的生存和积极性成为突出问题，主要通过革命和改革加以解决。在现代化中期，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突出问题，通过乡村振兴加以解决。在现代化后期，改造传统农业成为突出问题，通过农业现代化加以解决。只有从时间序的角度，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如何表现的，以及是如何通过相应战略依次解决的。
关键词：时序性；“三农”问题；中国式现代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又是相互区别、各有特点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开启的，既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本文从时序性视角出发，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考察，发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位置。解决“三农”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各有重点，并以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为序依次破解。从时序性视角出发有助于更为精准地认识不同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不同表现，更好理解不同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思路和对策。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视角
农业农村农民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和核心要素。在传统农业社会，有农业农村农民，但没有构成“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作为“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变革过程。在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中，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产物的农业农村农民成为现代化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解决的状况直接关系到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重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三农”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并沿袭至今的。在这之前，我国的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很少直接用“三农”问题，更多的是分别使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分别展开考察，有重要认识价值。首先，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同的词语，有特定的涵义和指向。农业是人类与自然交换产生的产业。现代化进程开启后，有了工业和服务业，农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被称为第一产业。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中，产生了传统农业能否像其他产业一样发展的经济问题。农村是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域，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是城市化，农村人口向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转移，产生了城乡差别，传统农村成为一个能否与城市一样发展的社会问题。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居住在农村的人群。现代化进程开启后，产生了工人和市民等新兴人群，产生了农民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别及利益关系，传统农民成为一个能否与其他群众一样发展的政治问题。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具有不同性质的问题。
其次，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具有不同性质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时段的表现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领导人著作中“农业、农村、农民”三个词出现的频率来看（见图1）。《毛泽东选集》第1—4卷和《邓小平文选》第1卷为1965年之前的著作，《邓小平文选》第2、3卷是1977—1992年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4卷是2012年以后的著作，第一个时期的“农民”一词出现的频次最高，第二到第三个时期的“农村（乡村）”一词出现的频次最高。领导人的著作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农业、农村、农民三个词出现的频次不同，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一定时期党的工作重点。
最后，农业农村农民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又相互区别、各有特点。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既要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又要适当区别，以把握不同时段“三农”问题的不同表现、特点和走向。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农民”一词的出现频次较高，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农民问题特别突出。中国共产党正是着力于以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问题，才获得并巩固了国家政权。在现代化正处于中期的当下，因城乡差别而产生的农村问题特别突出，国家因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在现代化后期，农业问题仍然存在并有待破解。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术概念被使用时，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差异性有所忽视。其重要原因是没有将“三农”问题置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加以考察。不同阶段是时间维度，时间是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包含时刻和时段两个概念。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人们通常以“时序性”表达时间在不同阶段的特性。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角度阐述了时序性概念，他提出“时序性意指时间性，只要时序性自身作为存在领会和如此这般的存在论的可能性条件而被纳入主题”，“只要时间性作为前存在论的存在领会和一般的存在论领会起作用，我们就把时间性命名为时序性”，“时序性就是如此这般的时间性的最源始的时间化”，“同时，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之时间性和存在之时序性都是域性的”。海德格尔对时间序的定义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时间是一个过程和时段，此时间的存在与彼时间的存在有所不同。“时间序”将时间区分为不同的序列，通过排列组合，形成由不同时间单位根据一定序列构成的时间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不同的时段具有不同的特性，人们在不同时段中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并会依照时间顺序依次解决。
“时间序”是一种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维度。通过这一维度，人们可以认识不同时间系统的总体趋势和系统中不同时段的特性，认识不同时段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围绕“自由”和“秩序”，提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对于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要有秩序，其次才有自由。这是从“时间序”的维度阐述秩序与自由的关系，就是自由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特性。西方的自由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自由。孙中山在论述中国人的自由时谈到，中国首先争取的应该是民族自由而非个人自由，因为在民族压迫下不可能有个人自由。自由的内容和获得也具有时序性。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可以视为一个时间系统，这个系统由不同的时段构成，形成一定时间序列。在不同的时段，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并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三农”问题是现代化时间系统的总体性问题，但在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序列中，“三农”问题在各个时段的地位有所不同，人们会根据时间序列依次破解。
二、现代化早期：农民问题的破解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进程。农业是人类与自然交换的产物。工业不是自然生成的，需要人为构建，如制造机器、修建工厂、建筑城市等，这需要相应的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的投入。因此，现代化早期必然面临着原始积累，即为了开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积累需要的初始资源和创造条件。不同国家在进行原始积累时，必须要处理好与传统农业社会要素的关系，特别是与作为传统社会要素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农民的关系。这时，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与传统农民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化早期的突出问题，即农民问题。产业形态落后造成的工农差别和资源占有不同造成的城乡差别的不平等结果，最终要由作为农业农村主体的农民所承受，农民问题因此特别突出，其核心是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
起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不同国家所处的环境和原始积累方式不同，农民问题的表现也不一样。
英国是最早启动并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早在现代化之前，英国便开启了农业商品化进程。通过“圈地运动”，英国一方面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同时，英国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获得大量财富，农民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大量失地农民为工业和城市所消化。尽管现代化造成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但农民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危及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问题。这就是比较历史学家摩尔所说的，现代化早期的英国有“一个相对强大而且独立的议会，一个拥有自身经济基础的商业和工业利益群体，一个不算严重的农民问题”。对于在一个完全没有传统农业社会底色的“新大陆”上诞生的美国来说，“并不需要面临那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推翻一个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封建或者官僚形式的农业社会”，“美国社会也从来没有拥有过像欧洲和亚洲那样庞大的农民基层”，也不存在所谓的农民问题。
从英国原始积累的方式来看，一是农业的商品化，二是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开拓。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的。随着世界体系的建立，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格局已形成，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农业落后、乡村衰败、农民困苦的问题难以有效地自我消解。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与农民问题密切相关。“农民成为纳粹所演绎的激进右翼意识形态中的关键人物。”“与德国一样，在日本农民阶级内部，伪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也曾获得过很大一个立足点。”
在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问题更为突出。这些国家不仅不能像德国和日本那样通过拓展“空间”的侵略战争来化解矛盾，而且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农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农村的发展受到挤压，农民的发展更为艰难。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革命兴起的重要原因。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农民问题特别严重，这源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尽管中国内部很早便出现了一些现代因子，但长期受到皇权官僚制度的压制，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极低，更没有形成新型工业社会。在摩尔看来，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步都没能走出，“因此仍然保留着庞大的农民阶层”。中国是在外国入侵下被迫进入现代化的，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不仅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拓展海外市场，而且自身沦为半殖民地。在中国现代化早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时存在，其中农民问题最为突出，这是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一方面，工业和城市发展不足，难以消化大量农民；另一方面，工业和城市发展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特别是多重压迫和剥削，造成农民生计困难，依靠农民的力量很难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早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受到各方重视，各有侧重的对策思路被提了出来。
一是以现代技术解决农业问题。来自美国的学者卜凯高度关注中国的农业问题。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业落后，必须改变过剩劳动替代资本的状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根据这一论述，致力于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产出，解决农业问题。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是一个长期过程，且需要大量投入。在现代化早期的中国，最缺乏的恰恰是资本和技术，更难以将其投入农业。依靠农业改造难以解决最为紧迫的农民生计问题。
二是以乡村建设解决农村问题。随着新兴城市的崛起和乡村衰败，“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批知识分子更是身体力行推动乡村建设，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先生带领一批学生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目的是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但“乡村建设运动”未能取得实际成效，“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三是以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便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以解决最为紧迫的农民生存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角度，将农民问题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解决农民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只有解决旧制度下土地资源占有不均衡的问题，农民的基本生存才有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明确为土地革命。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949年取得全国性政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杜润生对此评价道：“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随着大规模现代化的开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农村和农民。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政策，构建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这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下，农民的生活状况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制约，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受到制约。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我国实行了以土地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③
农村改革之后，绝大多数农民都实现了温饱，开始摆脱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大规模现代化迅速推进，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呈现加速度。但与此相比，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特别是农民负担加重，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紧张。“三农”问题由此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进入新世纪之后，党着力推动“三农”问题的整体解决，但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农民问题，重大举措便是对农民多予少取，废除农业税，让农民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农民的外部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重要背景是我国的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国家战略由“以农支工”转向“以工支农”。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以农支工”向“以工支农”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中，农民成为受益者，农民对国家的依存度和向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生存和发展困难造成的农民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性问题。但是，在这一整体性问题中，三个问题的地位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需要从时序性的角度优先解决最为紧迫的问题。
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中国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起步和发展要依靠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是社会的主体部分，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受到多重压迫和剥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民问题因此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承担支持现代化的重任，农民的贫困状况长期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成为现代化的基本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国情，将农民问题置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加以破解，才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中国现代化早期，以现代技术解决农业问题，以乡村建设解决农村问题，并非不重要，而是缺乏相应条件，从时序性上看不是这一时段最为紧迫的问题。现代技术需要大量投入，这恰恰是现代化早期最为缺乏的。乡村建设要重建农本，但中国已步入现代化，农民最为紧迫的是生计，最需要的是解决生计的土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推动现代化，另一方面将农民问题视为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通过围绕土地问题展开革命和改革，通过国家政策调整和支持，既有效地破解了农民问题，也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形成了破解现代化早期农民问题的中国路径。在这一路径中，农民为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现代化的建设者，也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受益者，庞大而严重的农民问题得到了自我消解，转换为现代化的积极要素，开创了现代化早期破解农民问题的新形态。
因此，只有从时序性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在现代化早期将农民问题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并加以破解的特殊意义。
三、现代化中期：农村问题的破解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最先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大致被同步破解。但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并不同步。特别是现代化早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初始积累来自农村，造成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难以共同发展，农民问题特别突出。这正是许多国家通过战争或革命的方式破解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当然，无论是先发还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种趋势。许多国家不是以战争或革命的方式破解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便是农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从而大大缓和了农民与土地关系造成的矛盾。只是随着农民流动，农民在城市的境遇及农村的状况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农民大国，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出现了“贫民窟”，农村状况未能改善，城乡差别突出。
在中国，通过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农民问题得到基本破解，但现代化进程中由城乡差别造成的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首先，在中国的历史上，城市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农村是被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城乡呈对立状况。其次，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造成城市畸形发展和乡村衰败。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发展受到限制。农村改革后，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农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大大缓解了农民问题。在此基础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乡差别造成的农村问题日益突出。
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市化促成农民流动，堆积在土地上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有助于缓解农民问题，但并不能自动带来农村的发展，相反还会拉大城乡差别。这是因为，尽管传统社会也存在城乡差别，但政治性城市并不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生存发展机会，农民安土重迁，以农为本。现代化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离土而去，造成所谓的农村“空心化”。农村问题的核心是生产方式和资源占有不均造成的城乡差别，这是现代化进入中期阶段的特有现象。
现代化中期的重要特点是工业的经济比重大于农业，城市的经济比重超过农村，特别是工业和城市可以自我发展，甚至加速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资本和财富向工业和城市集中的过程。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村不仅难以集聚资本和财富，其优质要素反而会向工业和城市集聚。更重要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仅有工业和城市，还存在农业和农村。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不再是传统社会里人们与生俱来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而是人们愿意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农村。而新型的现代农村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建成的。因此，在现代化中期，由城乡差别造成的农村问题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所指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针对新时代主要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现代化中期城乡差别突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为了缩小并消除城乡差别，实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是相对城市而言的，乡村振兴包括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农村问题，即通过乡村振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乡村振兴与近百年前的“乡村建设”有相同之处，都是基于城乡差别提出来的。但乡村振兴不是回到乡村建设主张的“农本主义”，而是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导向。乡村振兴是新世纪初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举措的延续，但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消除城乡差别，而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中期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抓手。我们从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实施的方略和路径看，它既将“三农”问题作为总体进行一体化考虑，也着重于农村发展的特点。如果说，解决农民问题的重点是广大农民的生计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那么，解决农村问题的重点则是发展，通过发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从时间序来看，在全国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的现代化中期，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点，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
因此，只有从时间序的视角，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21世纪初，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农业农村发展被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
四、中国政治知识的安全挑战与政治知识生产中的安全评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说21世纪初至2035年是中国现代化的中期，那么之后便是现代化后期。随着2020年全国人民普遍实现小康，农民问题得到基本解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农村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35年后的现代化后期，重点将是解决农业问题，即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中国将由传统农业大国变为现代农业强国。
将农业问题作为现代化后期的关键问题，不是说农业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农业问题被置于首要位置。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根源是农业属于传统农业的范畴，因为资源禀赋和产业属性，难以与工业等新兴产业一同发展，农村农民问题相应产生。要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农业问题，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当我国进入现代化，改造传统农业便被提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致力于农业发展。1975年，国家提出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之一便是农业现代化。之后，党和国家致力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未能完全实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从农民问题到农村问题，再到农业问题，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进程和特点相关。
中国是被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中的。在这之前，中国是农业文明大国，但只是传统农业文明大国，传统社会提供的现代农业因子太少。进入现代化之后，农民的生计问题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这一问题只有被纳入总体社会的变革才能得到解决。而农民因为人数多成为总体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农民问题因此成为基本问题。只有优先解决农民问题才能为现代化扫除制度性障碍，激发和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因素的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制度与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农业社会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创造了物质基础。但工业和城市的优先和快速发展，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优质人口大量外流。为此，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重点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也包括解决农业问题。现代化进程中，农业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稳定问题，更重要的是农业发展问题，即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使农业成为与其他产业一同发展并有吸引力的产业。这一转变更为艰难，需要投入大量现代要素，包括农业生产者的更新。在现代化的早期和中期，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现代要素相对较少，传统农业生产人员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还未实现，我国已成为工业强国，是“世界工厂”，但还不是农业强国，不是“世界农场”。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说明，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农业问题是首要问题，但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将成为现代化后期的突出问题。说这一问题将成为现代化后期的突出问题，不是说只有到了现代化后期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强调这一问题的艰难性。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将农业问题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只是限于各种条件，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农业还远远未能成为像其他产业一样有吸引力的产业。只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完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才会作为一个历史性名词进入历史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党的二十大在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
引入时序性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将现代化作为一个时间系统，将其分为若干阶段，发现不同阶段的特性，找到不同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从而理解不同阶段国家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作者徐勇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照斌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