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和周金的邑字作口，象土地和奴隶，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宗邑、大邑（如天邑商，大邑周）​，我以为是邦国的经济形态。没有这两个条件，就没有古代社会的基础，并且，如果这两个条件分离着存在，没有结合，那末，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只在可能的阶段，还没有能够起主导的作用。卜辞有“封邑”的记载，是邑在殷末已经在成立过程中，但是就卜辞里的田和奴隶的结合关系看来，还不能证明已经成为定型。第一，卜辞有“贞今其雨不佳穑”​，​“田奚往来”的记载，却没有一次锡田的事。这里还没有足够的证明，说“田”已经取得奴隶社会的生产资料的特征；所谓特征，不只指锡田，而且指土地耕植成为支配的生产形态，而在上述材料里，不只没有锡田，并且田的生产形态仍然有牧畜的关系，虽然土地耕植已经是重要的生产。第二，卜辞有俘获的记载，然而奴隶却大抵只供战争、牺牲或牧畜之用，供作农业之用的记载是少见的。因此，殷代有奴隶是事实，但是使用奴隶却不会成为特征，这是没有疑问的。照这样看来，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两个条件，还在可能性的阶段；或者说，特征的两个条件，正在向结合的过程中发展，以便取得有支配性的“社会构成”​。因此当做国家成立的雏形的“邑”​，也在初期的阶段。《商书·盘庚》​，文字畅达，必是后人所记。但描写“作邑”的国家成立过程却是很接近事实的传说。一则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再则曰，​“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三则曰，​“用永地于新邑”​。这好像是所谓“器惟求新”的崭新制度，在作殷邑的内容中，一个是“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土地生产资料）​；另一个是“邦之臧，惟汝众”​，​“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汝共作我畜民”​，​“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畜民”指被征伐的氏族奴隶）​。这文献近似于周制，新邑是有赖于特征的两个条件，很符合于历史规律。周初作邑，便有信而可征的文献了。周代不知道在何时住在沮水和漆水的沿岸，​“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还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至多是在野蛮阶段的初期。据说经过十代，古公亶父才向西定居在岐山之胥，和女酋长姜女结婚，那里有肥美的草原，所谓“周原膴膴”​，钻龟甲、求神卜的结果，​“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从所谓“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插图]矣，维其喙矣”的记载看来，古公亶父时代是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野蛮阶段中期。周代在公刘时代，才显示出野蛮阶段末期的特征。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把《大雅·公刘》篇的六节章句，用白话译得通俗生色，可是未免把公刘时代说明得稍为文明了一些。​“迺场迺疆，迺积迺仓”​，​“於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迺宜，而无永叹”​，这显然是由于征服（​“干戈戚扬”​）而得到了氏族庶民，繁殖了农功。公刘发现了京这个地方，​“于京斯依”​，依靠京地创设了原始的国家的雏形，同时也就有了最早的鄙野（​“京师之野”​）​，氏族酋长或盟主便开始具有统治阶级的地位（​“君之宗之”​）​。我认为“於时言言，於时语语”​，并不像郭氏译得那样文艺化，说“有说有笑地生活下去”​。所谓“言言”​“语语”​，和上文的“於时处处”相应。第一个处字作动词的居讲，因此第一个“言”字和“语”字也都是动词，乃是能记其言，能文其语的意思，正是野蛮末期“由文字的发明与它的文献记录的应用，而转入文明时代”​（​《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参看中译本，25页）的指标。最值得研究的是公刘时代的“取厉取锻，止基廼理”的记载。按铁矿的熔解，本来也属于野蛮末期到文明期应有的证据，因此公刘时代有使用铁器来大事农耕的可能，这好像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认锻为铁，只是孤证，此外，不但在卜辞中没有提到铁，周金也没有铁的记载。在可靠的文献里，还有秦襄公时代（西周末到春秋之际）的《诗经·秦风》说，​“驷驖孔阜，六辔在手”的句子。据朱希祖说，驖是当时用铁来形容马的黑色，因此应当早已经知道用铁了。可是，关于周初铁的发明，都还只是推测，没有实证。依据论证野蛮末期最精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指示，认为使用铁制犁头以便大规模地耕耘，是这个时期的条件，因此，我们如果肯定地说这个时期还不能使用铁器，是很值得考虑的，但是这却不是说没有铁便绝对不能进入文明期。恩格斯说：​“还有一种结果，是采伐森林把它转成耕地及草地——这一转化，要是没有铁斧与铁锄的助力，也是不能大规模地继续的。很自然的，这种进步又实现了人口的急速增加及在小地域内的人口集中。当田野耕作以前，若有五十万人口在一个中央指导机关之下而得统一的话，那也只有在优良条件下才属可能；惟恐怕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参看中译本，26页）什么是优良条件，且留在后面详论。公刘死了，继承者是太王（顾颉刚考证太王不是古公）​，​“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鲁颂·閟宫》​）​。接着是王季，​“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雅·大明》​）由此看来，太王和王季，一面和殷商作战（​《卜辞》有寇周之句）​，一面又和殷商氏族联婚。在这两世里，都有封树最初国家的记载，所谓“作邦作对”​，​“王此大国”​。《大雅·皇矣》八章，是封树最初国家的最古材料。那里面叙述太王、王季的建国功绩说：​“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或即昆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即受民受疆土之意〕。​”​“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维此王季，……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能辨明上下，能区别贵贱，能做盟主，统治最初国家。​）上引文“帝作邦作對”一语，邦、對两字连用。邦，金文作郌作邫；對，金文作[插图]、作[插图]、作[插图]、作[插图]等形。按對字从[插图]（​《说文》​：[插图]，丛生草也）​，从土，从[插图]，表示用手拔除丛草，即是垦土的意思。所以“作邦作對”等于说营国经野。​“作邦作對”之后接着说“自太伯王季”​，这明白指出周人开始分国分野的时期。周代原始作邦的第一义为“受民受疆土”​，这主要的工作是将被征服的氏族化为集团奴隶，并且分割疆界，使这些奴隶顺服。周金中常有类似“敢對扬天子之休命”的语句，都用在锡田、锡人、锡物以后的受锡者的誓词。​“敢對扬”三字，仔细看来，敢字象戈，對字象封，扬字象保护王室，各字虽然变化很多，意思却相通，这即是说，既然划分了君子小人的都鄙经界来作邑，那末对于大群氏族奴隶就要用武力来宰治。因此，對字是邦字的阶级关系上的意义字。​“封”是分裂，​“對”是对立，分裂和对立都是阶级社会首先要出现的文明意识。周代国家的成立，起初虽然有太王、王季的先行阶段，但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真正进到文明阶段的是文王，告大成的是武王。把《诗经·周颂》和大、小《雅》相比，​《周颂》的创作最可能是在昭穆两王的时代，大、小《雅》各篇却是在不同年代创作的。​《周颂》近古，除了追思后稷远祖而外，各篇所说的，都是文武立基，成康光大，传说很少。​《周书》也只尊崇文武，如说“丕显文武”​。两周金文都祖文武，例子很多。​《大盂鼎》非常明显地记载国家的成立，​“丕显玟〔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斌〔武〕王，嗣玟作邦……。​”​（下面说“受民受疆土”​。​）文王继承太王开辟岐山，即是继承祖业来作邑建国。业字周金文作[插图]，也表示掠夺。从不合理的业到合理的业，正是建国的过程（参看《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末章）​。​《诗·周颂·天作》说，​“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开辟〕。彼作矣，文王康之〔具规模〕。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于是考察了高原便作程邑，所谓“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大雅·皇矣》​）​。从《诗》的记载看来，在程邑的建立过程中，统治阶级更讲出了一套国家工具的道理。文王伐崇以后，才有封树国家的宏猷。古代城市国家的成立，在《大雅·文王有声》​，说得很详细。​“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君长〕！”丰字说明见前，象封树着氏族贵族统治的城市。初期城市国家的丰邑，规模并不很大，如说：​“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文王〕烝哉！”​（同上）​“筑城伊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暗示了国便是城市的道理。​《左传·闵公元年》所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这显然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不合西周古制，因为邑在西周初年就指的是国，如“我大邑周”​；营东“国”洛又说成作新“邑”于兹洛。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初期的筑城是封树，后期是土墉，一开始并没有“筑”和“城”​、​“邑”和“都”的严格分别。周金国字即是或字，象戈守土。淢、域、械都可以借作或（国）字用。古代从土和从□是同一个意思，从土象形，从□未声，如金文丘作[插图]，许书古文作丠。□与土同用。域字借作或（国）​，见周金《成鼎》​、​《班簋》等器，即是所谓“积土为封”​。​《论语》​“且在邦域之中”​，即是邦国之中。​《孟子》有“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封疆的国界划分君子和庶民，域字就是作为动词的国字。因此，筑城伊淢的淢字从水，和棫字从木、域从土一样，是说占据丰水边来立国。此外国字亦从邑，见《师寰簋》​，这是特别加上了土地和人民的要素。筑城即是营国。从国、域的字形来看，国作或，作[插图]，共同要素都是象戈守土地，因此国和城在古代是互相借用的字。卜辞里已间或出现城字，金文就普遍地使用了。金文中[插图]字，即古文墉字，和京城的京字（[插图]）相近。这和《诗》里的垣字也相近，​“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文王有声》​）​。封树所作的国（城）丰邑，是氏族的贵族所住的。正是所谓“今居中国〔即国中〕，去人伦，无君子〔贵族，王公〕，如之何其可？​”​（​《孟子》​）过去的盟主所以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便由于有了城市王国来作翰幹。​《周颂·维清》说“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城〕，维周之祯”​。​《大雅·文王》篇说，​“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板》篇也说，​“价〔大〕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氏族联盟的大宗、宗子是把城市王国作为统治阶级的靠山，如果破坏了城市，那便对于“民之多辟〔僻〕”​，​“厥乱为民”的氏族集团奴隶，没有藩屏桢幹，等于孤立自杀了。所以，​《小雅·节南山》篇说，​“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武王时代是更加发展了。他继承文王作邦，经济上有了繁荣。​“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他不但在丰水河旁经营农业有了进步，而且人口也繁庶起来，​“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于是龟卜问神，封筑镐邑。​“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城〕之。武王烝哉！”​（​《文王有声》​）他在牧野之战，击败了殷国，俘虏了殷民，周代国家便奠定了。​“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杀〕，耆定尔功”​（​《周颂·武》​）​。由上面的叙述看来，正如列宁在《论国家》中所说，国家是在长期缓慢的期间逐渐成立的。到了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奠定阶段，主要是按照着周初的生产方式，这是特种生产资料和特种劳动力的结合，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古代文献的说法，便是“受民〔劳动力〕受疆土〔生产资料〕”​，​“受”即所有，不过不说所有是根据法律来的，而说服从天命来的。这两个可能的条件结合起来，才成为支配的生产方式。文献里最初所表示的，我以为就是“邑”​，或加宗教的形容的“天邑”​，以后直称“宗子维城”的宗邑。中国在古代，有极多的氏族部落生活在环境宜于人口繁殖的黄土地带，因为河流灌溉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治水的传说特别神秘，在周代便说成“维禹之绩”​，​“缵禹之绪”​。这些部落在殷代卜辞叫做“方”​，如鬼方、土方、吕方、羌方、井方、洗方、人方、马方、羊方等。殷末的先进的氏族据卜辞所记，已经开始作邑，一方面经营稼穑，他方面在和这些万方作战中还斩杀大量俘虏，​“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更在小规模上，​“以吕方为臣”​，​“俘馘土方”​。古代传说的万国，到周初还有一千八百国的记载。因翦商之前，殷是最大的“共主”​，但它和别的国并无君臣之分，这已经成为考古学上的定论。周初称殷为大邦，大商，自称小邦，可是对于小部落却自称大邦（​《大雅·皇矣》​、​《大明》​）或大邑周。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大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召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同上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大雅·大明》周初把其他部落，有时叫做多方，有时叫做万邦、庶邦、多邦、友邦等。“方”​，据郭沫若考证，是崇拜祖先的氏族图腾，我以为“邦”是比较进步了，由氏族特征转到土地特征，所谓“有邦有土”​（​《吕刑》​）​。在文王时代，灭了许多部落，​“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明》​）​。驱伐混夷的时代虽然不能详细知道，但文王必然早已俘获了（受民）混夷氏族。降服了虞、芮两个氏族之后，劳动力和臣仆更加众多。​“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绵》​）他又灭了密阮两族，降伐了崇族。崇氏族比较强大，文王伐它很不容易，所以先征服四方的氏族员，驱使作战，有的还供祭祀牺牲，有的割了耳朵别作使用，​“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皇矣》​）​。然后伐灭了崇人，​“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同上）​。因此，文王的“受民”​，无疑地是俘获了大量氏族集团的奴隶劳动力，例如“西伯〔文王〕既戡黎”​。武王翦商，把殷民二十余族作为族奴。所谓“蠢殷”​、​“殷民”​、​“殷顽民”​，不但满足了劳动力的充分需要，而且形成西周劳动力过剩的特征。从这里可以了解周代奴隶社会的重要秘密。科学便在把事物的表皮揭开，发现里面的真实。周代奴隶是毫无疑问地拿“家”​、​“室”来计算。这便是由于氏族集团奴隶这个东方特征。一看到“锡臣几家”便以为是不具生产性的家内奴隶，或以为劳动者有家是农奴性，那都只是看到表面。周代氏族集团奴隶的过剩劳动力，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过分使用劳动力，如“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集体耦耕制度；一是武王以后，利用过剩的氏族奴隶去殖民，因此在封国的外衣上更加渲染了“封建”的色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在东方，家族奴隶制是特殊的。即是，在这里，奴隶不是直接地形成生产的基础，而仅是间接的氏族的成员。——参看中译本，神州国光社版，279页。这里所说的非常明白，奴隶是拿家室来计算，各个奴隶是氏族（被俘获者）的成员，他通过家族单位间接地参加生产劳动。有家果然是农奴么？家是不生产的家内奴隶么？显然是相反的。周金中常见锡臣几家，锡人多少，此外便是锡田若干。所以，劳动力以外的条件，便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受民”以外便是“受疆土”​。​《周颂》是成康以后的作品，在《载芟》​、​《良耜》等篇所记的耕获盛况，大概和周初差不多（​“振古如兹”​）​。劳动力的情况是“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生产资料的公族所有的疆亩的情况是“侯主侯佰，侯亚侯旅，侯疆侯以。……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这样地播种百谷，才“有实其积，万亿及秭”​。这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便是古代的生产方式。它既然成为社会的“倾向律”​，支配着社会构成，也就成为古代城市国家的经济基础，所谓“邦家之光”​；成为奴隶社会第一个阶段，氏族国家或氏族贵族的国家形态，它的特征是血族纽带所联结的氏族统治，​“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载芟》​）​，​“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烈文》​）​。一方面“俶载南亩”​，他方面“百室盈止”​（充满了一百个单位的氏族奴隶）​，因此收获的盛况是，​“其崇如墉，其比如栉”​（​《良耜》​）​。这样描写大量的收获物，正如恩格斯所说，奴隶社会计算财富，是以所获物之多寡为主。这样的受民受疆土，更显示在《诗经》里，如“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我将》​）​，​“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赉》​）​，​“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桓》​）​。因此，文王武王不是争取劳动力，就是占有土地。​《周书·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城〕田功〔野〕”​，划分城市与农村的功绩是被后人所颂扬的。​《立政》说“式商受命，奄甸万姓”​，​“甸”就是所谓“井牧其地”​，​“什五其民”​，​“万姓”便是数不清的氏族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