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从信史里揭示出“封建”的秘密形态，这样来考证中国古代封国和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形态的发展。因为“文明使一切分业加强，尤其是更激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里或者如古代，城市握有对农村的经济支配，或者反之，有如中世纪，农村握有城市的经济支配”（《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参看中译本，159页）。“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农村的分裂为基础。我们可以说，社会全部经济史，是总结在这个对立的运动中。”（《资本论》第一卷，424页）王国维根据卜辞，证明古代邦、封是一个字，这是卓越的见解。他说，“古邦、封一字。《说文》邦之古文作[插图]从[插图]田，与封字从[插图]从土，均不合《六书》之指。[插图]皆丰之讹。殷虚卜辞云‘贞乂求年于[插图][插图]’，[插图]字从丰从田，即邦字。邦土即邦社（古社、土同字，《诗》冢土即冢社）亦即《祭法》之国社。汉人讳邦，乃云国社矣。籀文[插图]字从土丰声，与[插图]之从田，邦之从邑同意，本系一字”（《遗书·史籀篇疏证》）。许多人把《说文》封字“爵诸侯之土也”的解释，引申成为封建的证据，这在信史上是没有根据的。上面所引的王氏所说，是从邦字来证明封字。郭沫若更从卜辞里认出封字的原始字义。据郭氏的统计，卜辞封字有作[插图]，作[插图]等不同的诸形。（钱大昕认为古代没有轻唇音，封读作邦。）在周金中封字作[插图]或作[插图]（《散氏盘》）。邦是常见的字，作[插图]或[插图]，都从丰声，是用林木划界的形状。我们根据殷周文字来研究“封建”的原始意义，是最可靠的办法，有了这个基本材料，才能够用古史做佐证来说明。在卜辞里邦字还很少，在周金里却是常常见到的，由此可以窥探出一点消息，那便是国家是在殷末缓慢地起源的，到了周初文武之世才显明地成立。
卜辞里的邦字从田，在周金里却从邑，两者共同的要素是丰声。由此也可以窥探出一点消息，那便是“邦”在最初都是拿林木或树枝划分“疆”界，但是从田到邑，却有很大的区别。田只是指土地，邑却包括土地和奴隶直接生产者（前面已提到邑从口从[插图]，口是土地；[插图]是奴隶，象人跪形），更加具备了国家的要件。“封”在殷周之际，是拿树木划分疆界，没有“爵诸侯之土”的一点痕迹。封、树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献中常常连用，如“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周礼·地官·大司徒》），“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法令”（《左传》昭元，正义解释说“表旗”，“以表贵贱”），“封人掌诏王之社[插图]，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插图]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周礼·地官》）。“我有四封〔疆界〕，……何故不可”（《左传·襄二十一》）。这些文献里的理想是虚拟的，但是封、树的字义却无疑的保存了古代的遗制。据日本学者对台湾“蕃族”的调查，祖先占领的土地是刻树或者结合枝头来做封界。我们仔细考察周金《散氏盘》里所谓一封、二封、三封的记载，毫无问题是土地契约的“四至”。郭沫若说，“一[插图]目陟二[插图]至于边柳”，“[插图]于[插图][插图][插图]木”，封树显然是利用自然林木，“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插图]道以东一[插图]”，“登[插图]降棫二[插图]”，便是用树木做地名。他推论得入情入理。
封字在《诗经·周颂》里有“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烈文》）。“封靡”的意义很难明白，大概是说不要胡乱封树疆界。伪古文《尚书》也有封字，如“王若曰，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蔡仲之命》），所谓“往即乃封”，也是殖民到东土，把城市和农村的疆界划清。“乃封”即是“尔邦”。封字在《散氏盘》里写成[插图]。实际利用封树所建立的邑有丰邑。丰邑是文王所经营的（“作邑于丰”——《大雅·文王有声》）。周金中常有“王在[插图]”的语句，有人说是镐京，是周武王所经营的，筑成以后，“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大雅·文王有声》）。我以为[插图]字象四周封树，应当是丰字的另外一个写法。周代到了文王好像还在用草木封树，这是初期的以树木为界的城市。《诗经·鲁颂》有类似封建的建字，“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郭沫若把庸解释作墉，他引证周金《召伯虎簋》“余考止公仆庸土田”，因此断定这是周代城市的起源。他这种说法还要详细研究，可是他的断案却是卓越的见解。古代社会殖民制度和“营国”（即筑城）是相为表里的，所以一方面“大启尔宇”，他方面积土为封，建立城市。但是这种利用土田来划分都鄙的制度，比起利用林木来封树的制度，在历史上已经是进步的了，也还没有汉人说的“爵诸侯之土”的意义。存世周金中的《段簋》是昭王时代的东西。那里面说，“令（命）[插图]执（人名）[插图]（赠诒）大则于段。”“大则”的“则”字的意义是“宰”，郭沫若据郑玄“则，未成国之名”，断定是大邑，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50页有详论。请参看下文“作”和“封”的同义解释。总之，作、封、则三个字的意义很相近。营国是国家形态的发展。不论在周金里，或者在《周书》、《诗经》里，赐、命、令、锡等字，是常见的，爵封却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封、邦两字的涵义，实在是古代社会筑城的第一阶段，“营国”是筑城的第二阶段。所谓“班爵禄”是后人的图画。王国维论古诸侯称王说，“古时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越之称王者亦沿周初之旧习”（《观堂别集补遗》）。又说，“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殷周制度论》）。但王氏却认为周代克殷践奄以后，天子诸侯的名分才确定下来，这只揭开了秘密的一半，另外一半，由于不能解析“宗统”关系，留给郭沫若去做。这犹之乎崔述的《考信录》从三代起，至于夏禹、后稷的秘密，却留给顾颉刚去拆穿。周代同姓诸侯的“封建”无疑的是和罗马的殖民制度相似，至于异姓诸侯的“封建”，却不过是自居于盟主地位罢了。郭氏就周金作了详细考证，认为王公侯伯子男是无定称的。他说：鲁《春秋》称公，而《鲁侯鬲》、《鲁侯簋》、《鲁侯角》均称侯；《春秋》称晋侯，而《晋邦盦》称晋公；《春秋》称秦伯，而《盄和钟》、《秦公簋》称秦公，《秦子戈》复称子；《春秋》称楚子，而《楚公爵钟》、《楚公雷雨钟》称公，宋人书中，楚王媵《邛仲嬭南龢钟》称王，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钟》称王而称其祖为侯，《楚子簠》亦自称曰子，新出《[插图]令簋》言王□伐楚伯，复称伯；《春秋》称许男，而《鄦子[插图]师钟》、《鄦子妆簠》称子。其他如莒于《春秋》称子，而有《吕王鬲、吕王壶》，又《郘[插图]钟》曰，“余襄公之孙，郘伯之子”，自称其祖若父为公为伯；邾婁小邾婁均称子，而有《邾公[插图]钟》、《邾公华钟》、《邾公[插图]钟》称公，又有《邾伯鼎》、《朱伯鬲》称伯；燕称人，而有《郾王戈》、《郾王[插图]戈》，有《郾侯矛》、《郾侯鼎》、《郾侯旨鼎》，又有《郾公匜》。……男之称谓甚罕见。然存世有《邿伯祁鼎》，……则寺之称男者亦可以称伯。——《甲骨文字研究释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