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封建”的“秘密的形态”,是从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学者所裁制的一件神秘的外衣。在中国古代信而可征的文献里,它具有另外一种意义,并没有秦汉儒家所渲染的那样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研究历史的人,自然要把历史的生产条件和相应于这种条件的文物思想分析辨明。但是古代一切制度和思想常常是在它的“秘密形态”的外衣里面,所以,发现这些秘密形态是历史家的重要任务。马克思说:“人类的先天诡辩是用改变名词来改变事物的。”(马克思语,引自《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参看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版,54页)“封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时颂宋襄公的《诗经·商颂》里(据王国维、顾颉刚诸家考证)。但是从“封建厥福”的上下文句里,我们并看不出中古的封建制度。在《商颂》里是这样讲的:天命多辟〔指群侯〕,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谪〕,稼穑匪解。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殷武》当作春秋的文献来看,我们只知道下面的几点意义:(一)“封建”是为了监视下民(直接生产者)的制度;(二)“封建”是以土地耕种为要件的制度;(三)“封建”是在土地和生产者结合的“邑”(参看本书第二章田、邑区别一节)之中,来保持氏族贵族延续的制度。
封建亲戚以蕃王室的说法,是战国时代造作出来的。例如孟子把周室班爵禄井田制度和巡守述职,说得有声有色,却不得不露出荀子批评他的“按往旧造说”的马脚,因为他说“周室班爵禄,其详不可得而闻”,“闻其大略也”。战国学者和春秋学者是不同的。春秋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插图]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在《论语》里“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文献,也只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作为《论语》的中心文献,只是“邦有道”到“邦无道”的政权下移的材料,没有战国诸子的封建理想。在战国末年儒家改编《国语》所凑成的《左传》才把周代“封建”的制度有源有本地描画出来。到了汉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黄帝。《左传》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僖二十四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昭二十八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而封于殷虚。——定四《史记》更把周室封建的制度润色起来,例如: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插图]。——《周本纪》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邱。——《齐太公世家》楚之先祖……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世家》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越王勾践世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秦本纪》事实和臆造越来相距越远。孔子在他的时代认为夏、殷文献不足徵,只有阙文,到了荀子,他批评那些想要师法不能证明的古代先王的人们是“非愚即妄”,他虽然传说周代“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可是他还说“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然而,到了汉代,讲封建却必须提到神农黄帝,才能过瘾。《史记》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五帝本纪》禹……即天子位……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夏本纪》至于《周礼》、《尚书》,除了十几篇《周书》的信史之外,都被汉儒匠心裁制的手腕,把五帝三王的封建外衣,出落得鲜丽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