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算是富贵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入颇丰。晚年经济拮据，但也远非“绳床瓦灶，举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特别对教育事业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他曾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这句话，可以看做他对金钱的基本态度。
一生的经济概况
胡适五岁丧父，母亲作为后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适回忆道：“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俟诸兄归令检阅之。”可见胡适幼年生活是清苦的。但母亲为胡适的学业却相当大度。当时绩溪乡间蒙馆学金，每人一年是两个银元，母亲第一年便缴了六元，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增至十二元。这使胡适的学业得到了格外的照顾，使他几十年后都十分感念。
胡适于1910年7月由别人资助盘缠，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同年赴美。那时庚款留学生除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那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为此还为《大共和日报》翻译了一些东西，都德《最后的一课》就是其中之一，稿酬由报社径寄母亲。但不管如何，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二百六十银元，第二个月加至二百八十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四十元。二十七岁的胡适刚踏上社会参加工作，就拿到约合今一万人民币的薪水，可谓是春风得意。
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详细罗列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版税计二万三千零六十点六一银元，稿酬计六千三百二十银元，共计近三万银元，约合今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这还仅仅是一部分。
1931年胡适从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他著述更多，版税、稿酬更加丰厚。据估算每月收入一千五百银元（三十年代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三十至三十五元），相当于今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年收入达五十余万元。
抗战爆发以后，胡适的经济生活结束了辉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他刚到美国大病了一场，花费了将近四千美元，几乎全部靠借债。这给他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捎带，以节约邮资。
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1947年10月21日在考试院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一次请前来拜访的学生吃便饭，“圆桌上一小砂锅汤菜，一小碗白饭，二个馒头”而已。在美国当寓公期间，主要收入是讲演，因他准备特别认真，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有两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年薪五千多美元，每月合到四百多美元。据回忆，当时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入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连押金都付不起。进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医药费也告急，总是坚持提前出院。当然他还有版税和稿酬，但看来也无济于事。晚年他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深切悲凉的内容啊！
国家的灾难，以及他所依附政权的败退，对于一个洁身自好的书生来说，经济上的窘困是必然的。
资助学子，“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
传播人类的精神财富，促进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这是胡适一生的最高律令，是永远能使他激情澎湃的热火。为此，他慷慨无私地资助过许多青年学子。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钱，帮个小忙”，这个青年“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国后官费没有按时汇去，林语堂陷入困境，打电报至国内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其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北京后，林语堂向北大校长蒋梦麟面谢汇款之事，不料蒋竟莫名其妙。原来汇钱去的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这笔钱少算也合今人民币十六万，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呢！
罗尔纲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曾在胡适家抄录胡适父亲的遗稿，兼做家庭教师，得到胡适生活上的关心和学业上的指导。他到广西探亲前，写了一封信放在胡适桌上，表示感激之情。不想胡适写了回信，说：
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殷殷之情，颇为感人。
几年后罗尔纲重回胡适家，胡适表示如果他愿意在清华大学读英文，他每月资助一百元。罗后来成为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胡适还资助过诗人邹静之、历史学家吴晗，以及台湾的李敖等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经济已相当拮据，但资助学子，资助教育，仍一往情深，乐此不疲。1952年回台湾讲学，他将父亲著作的稿酬又加上二千二百元共七千二百元捐作台东籍大专学生的奖学金。学者何炳棣想用华侨的捐款购置胡适家藏的原本《清实录》。他回忆说：
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套书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分装一百二十盒，是伪满政府所印，价值应当不菲。
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期间，胡适与一位热心学习的小贩成为朋友，当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时，便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胡适还专门备有一笔款子，贷给赴美留学生作为保证金，使许多学子圆了留学梦。
洁身自好，谤亦随之
胡适在经济富裕的年代，生活并不奢华。饮食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装，平时穿的是长衫。夏天是仿绸裤褂、仿绸长衫。脚上穿的是丝袜、皮鞋。衣服料子多是一般棉布、仿绸、呢、毛皮等，没有很值钱的衣服；夏天一顶巴拿马草帽，春秋冬季都戴礼帽；谈不上朴素，也并不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学者派头而已。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没有什么珍贵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阔气。北京钟鼓寺十四号，共十七间房间。以后搬至米粮库四号，是座大洋楼，有庭院、花圃、广场、土丘，家中雇佣六人。这是他作为文化名人的派头，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他廉洁奉公，洁身自好。
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因为不能天天到校，胡适每月只领取一百银元的车马费。校董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写信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车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车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该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在美国任大使期间，他风尘仆仆，到处奔走，据自己统计，作了四百次讲演。他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以领，站着讲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他还觉得国家正陷战火，大使一个人住双橡园这样的大房子，内心不安，拟租期一满，另租他房。后因美国国务院远东高级顾问洪贝克以国际惯例为由坚决反对而作罢。1938年4月，哈佛大学教授瑟基·埃利赛邀请胡适做一年客座教授，每周授课三至六小时，年薪八千美元。他回信说：“遗憾的是，经过一整天的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战争形势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
胡适风云际会，名满天下，树大招风，误会、攻击也就在所难免了。
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杭州开会，胡适因故辞去董事的职务。会议结束后，有人给他寄来一本杂志，内有《胡适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收回庚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晴）天霹历（雳），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归。今后胡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写了一封信，说明基金会“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等等。
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王道诗话》一文，后收入鲁迅《伪自由书》，其实是瞿秋白所写。该文说：“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上五千元程仪。”“鹦鹉救火”是胡适引用的一则寓言，类似于“愚公移山”的意思。“粉饰”“反动统治”，这是瞿秋白的臆测，胡适对何键并未讲过捧场凑趣的话。“程仪”之事，胡适倒是在日记中做了记录。何键送的是四百元，胡适说明旅费由各方面承担，此钱不能受。不想何键又派人送到火车站，“推来推去，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胡适的日记很详细，澄清了事实，否则这一只“黑锅”怕是难以洗刷了。
原载《书屋》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