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１９８８年的７、８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章，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五篇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副笔墨”。

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另一本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写专著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可我偏偏“两耳”常闻“窗外事”，有些小感触，非一吐为快不可。当然，一张一弛，处理得好，不失为一种自我调剂。在这组“随感录”前，我曾撰有收录在《书里书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中的《京华买书记》《江南访书录》等。这些随意挥洒的“闲文”，竟然得到李庆西、黄子平、夏晓虹等友朋的鼓励。夏君的设想尤其精妙：“在两本学术专著之间，应穿插进一批轻松活泼的短文，以调节精神。”可这理想化的设计，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一如我们的国民经济，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该长的长不了，该短的短不来。最后呢，只好不问长短，捡到篮里就是菜了。

这么多年下来，专业著述之外，写点小文章，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这点，我基本上做到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说到“随感”，不想做过多文体溯源，我在《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２００５年５期）中曾谈及：“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本书所标榜的“随感录”，介于“独立文类”与“结集方式”之间，大体包括随笔、杂感、短论、序跋、书评、答问等。将这些随意书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结集成书，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之变迁。

《瞭望周刊》上那组“学术随感录”，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术史研究随想》等，因收在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为避重复，这里只好割爱。本书不收专业论文，这点很清楚；即便同是短文，人物素描、往事追忆、自序自跋，还有游记文字等，也都不在收录之列。一句话，本书所收，仅限于有关“学术”的“随感”。

全书分“学界观察”、“出版遐想”、“文学散步”和“书林漫话”四辑，每辑又切割成三个略有区隔的专题。各专题所收文章，大致按发表时间为序；也有因主题相近，稍微变通的。如此编辑，总的目的是，让这一百多则短文，不致成为“一地散钱”。

将二十年间的“随感”结集成书，无论如何做不到“首尾回应”；就连学术立场上的“一以贯之”，也都无法保证。时势在变，世风在变，作者的学问及心情也在变。惟一自得之处，乃是“读圣贤书”时，没有忘记“闻天下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文体的驳杂以及论题的分散，正体现了作者尽量贴近当代中国文化脉搏、认真思考学问人生的努力。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但起码落实了作者再三表白的“学者的人间情怀”。

（《学术随感录》，陈平原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