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是1987年的作品，1988年出版，一晃已有16年了。一本书印行了这长时间，自然是早已绝版。至今还有朋友记得它，特别是近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老友朱卫东先生还希望能再度印行它，这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承担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整体社会心态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前此的几十年，“批判”仍然是社会人文研究的基本特征。记得上大学本科时，我们一帮77、78级（两届其实只差半年）的老学生，整天不停地读书、提问、辩论，为刘少奇、彭德怀和张志新等鸣不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欢呼跳跃、摇旗呐喊。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6年法兰西学院授课，分析“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的10年之后，1 我们竟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还有所谓支配思想的“话语”体系的存在！于是，那时总体上说，是在“旧话语”的系统中开拓着“新局面”。所以，在无意识中，道德的勇气比缜密的分析显得更加有意义，并具有天然的价值优势。与这种精神气质（ethos）一脉相承，在文辞的表达方面，激情满怀、押韵排比的“大字报语体”背后，俨然站立着的却是黑格尔主义那严丝合缝的“三段式”逻辑模型。总之，这是一个试图革“革命”之命的难忘时期。另一方面，整个80年代，又是一个久旱逢雨的开放时代，学术信息的增量之猛，翻译、著述的数量之大，“说话”欲望的实现程度之高，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不禁会让人联系起戊戌维新之学会蜂起和五四思潮之报刊丛林的壮丽景观。这又为90年代以后的学术规范化积累了资源，培育了人才，奠下了基础。当后来意识到曾被某种“话语”体系支配的时候，那旧“话语”的原形立即就变成了某种自觉反思的内在参照系，这无疑已成为知识更新的特殊动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学术成就又成为90年代学术演进潜在的“改良品种”，发挥着思想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巨人的诞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习作之一。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当时之所以能印行十几万册，首先是那时的“社会症候”（social symptom）使之然也。它是在我硕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但开始考虑此一专题则是读大学本科时候的事情。1978年，正值“文革”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只不过这次“运动”的对象则是“运动”思维自身。那时人们仍然那么单纯质朴，但在经历了“文革”混乱之后亟需某种心理上的喧泄。说实在的，那时人们讲话似乎比今天大胆，做事仿佛比眼下纯粹。本来因悼念周恩来逝世而遭到镇压的怒气就需要发泄，随着共产党员张志新因持不同政见而惨遇割喉之祸的悲剧被揭露，更使激愤的民情火上浇油。于是乎，原来从小就扎根于心中的那个百战百胜、博览群书、拯救民族的“毛主席”，变得模糊起来，而另一个刚愎自用、垄断权力、惟我独尊的“毛泽东”又逐渐出现在眼前。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个人思想为什么会支配整个国家？更加直白地说，那时总想搞清他到底“应该”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 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大学生，我也深深地陷入了所谓“思想的迷茫”和“价值的困惑”之中。再于是乎，就试图凭借自己的良心去“解读毛泽东”，想弄清楚两个“毛泽东”形象之间关系的究竟。

那时读《毛选》不仅已不再时髦，反而成为一种愚昧的象征。记得当时我“重”读《毛泽东选集》时（因“文革”时要“天天读”，后来当兵还是“天天读”），不得不在旁边放上一本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书。当有人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就用“时髦的”盖住“落伍的”，以掩人耳目。那时研究资料有限，李锐先生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实践》就算是最详实的研究著作了。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记得在北京月坛公园对面的一个新华书店里（现在那个新华书店居然还在），发现了一本叫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书。因为当时正在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课，刚好讲到“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一节，于是开篇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一下子就印入了我的眼帘。从上午11点多，一直蹲在书店里看呀看，读呀读，也忘记了吃午饭，直到服务员礼貌地叫我说：小伙子，我们要下班了。当时是穷学生，居然从兜里掏不出那一块两毛五！放下那本既想当下带走又没钱购买的书，我感慨不已：居然还可能这样想问题！思想史还可能这样诱人！哲学的文辞竟然可能与文学一样美丽！第二天一早逃课去买了这书之后，立即就拿着跟老师辩论，猛烈地抨击“狭隘小生产方式的农民政权”。从此才知道有个“埋藏”了多年的大才子李泽厚。所以，70年代末初期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就是这两本。它们直接地和间接地激发了我的探讨热情。大学本科毕业时，我那油印的论文《毛泽东早期“湖南共和国”思想评述》，居然获得了优秀奖。那是1982年底的事情。当时，在论文的扉页上抄录着黑格尔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和目的。”我已记不清这是从哪里抄来的二手货，但今天读来却还真有点在向什么人“下决心”、“作保证”的味道。那时还不知道有伽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解释学。这就是时代的痕迹。

后来教了一年政治公共课，就读研究生了。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范围是从龚、林、魏一直到毛泽东。要读的书太多了，那时学养深厚的桑咸之老师给我们开了一大堆书目，其中半数前此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于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读书、做笔记，只是争辩少了点。到该做毕业论文时，我犹豫不决。我的导师林茂生教授给我指了一条道。在后来为我主编的一套《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序言”里，林老师是这样写的：

“萧延中同志曾是我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又在同一个教研室，接触更多。在读书期间及其以后，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奋和多思，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当年准备撰写毕业论文的前夕，他提出两个方向：一是从‘思维范式’演换的角度，阐述1840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宏观结构；二是从新的角度专题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应该说，这两个方向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我考虑，前者由于时间跨度大，内容复杂，要求全面掌握史料，当作长期研究的课题自然不错，但在短时期内要取得较大突破，实属不易。而当时毛泽东研究虽已非显学，但作为过来之人，我确知其中分量，况且由于众多原因，那时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把毛泽东放到学术系列中予以考察和研究的成果，不算很多，学术空间较大。经斟酌我建议，不要眼高手低，铺摊子太大，最好从资料较分散的毛泽东早期思想入手（当时《毛泽东早期文稿》还未出版），立足于一个点，展开研究。萧延中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他数下韶山，查寻旧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8万余字的硕士毕业论文《毛泽东早期政治哲学思想述论》，答辩时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2

后来，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著名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专家陈晋先生，当时正在编辑“蓦然回首”丛书，得知我有近10万字的书稿，就约我抽看样稿。他略读样稿后，我们一拍即合，于是就诞生了《巨人的诞生》。由于陈晋是学文论出身，这个醒目的书名就是他给起的。

由于《巨人的诞生》诞生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所以尽管其中存在着诸多明显疏漏，但我也无意再重新改写。保存一份年久的“档案”，自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此次的修订版，我只增添了若干史料，规范了必要的引文注释，其它，包括全书的结构体例和各章节的题目，都一概如旧。为了弥补旧版知识限制的不足，在文后增加了两部分附录，一部分是我近年来的一些论文；另一部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谨供读者参考。

《巨人的诞生》的初版扉页写了两句献词：“献给划时代历史悲剧的伟大承担者；献给我敬爱的导师林茂生教授。”今天，我仍愿将这部小书献给久病之中的林茂生老师，愿这本书能拨他一笑，并盼他的身体能够康复。关于第一个献辞，看来历史愈久，问题也变得愈复杂，真可谓“知识越多越无知”。今天，我想引用更能传达心绪情结的诗化语言对此略作补充：

“悲剧的特有光辉和感奋来自于渗透在悲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典型的悲剧英雄，总是处于命运之轮的顶端，处在地面上的人类社会与天空中更为高贵的事物之间”。

“悲剧英雄向着幻想中的胜利迈开的每一步都在走向他的毁灭，每一步都加强了观众对英雄在劫难逃的感觉。知道或感到这个必然结局的观众完全了解作者并洞悉到戏剧的秘密，而剧中人却并不知情。…… 由于悲剧冲突所表现的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其‘悲剧的嘲弄’（tragic irony） 实际上并不含有对英雄进行嘲弄和反讽的贬意，而只是一种具有无可奈何的事与愿违，其深意在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和对悖论的惊讶和惋惜”。3

当把这第二段引文置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舞台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其实“演员”和“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当时过境迁之后，谁也别自夸，因为当时似乎真的没有谁比谁更高明！俗语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当年信守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理解是批判的前提，研究者的首要责任是反思那个曾经支配着社会事物、包括“自我”在内的“话语体系”，透视以往的那个时代 “真理叙事”得以形成的理由，以及支撑它可能持续的逻辑。

作者谨识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日夜于北京

注释：

1 参阅：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3 索伦·克尔凯郭尔等《悲剧：秋天的神话》，程朝翔、传正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3页、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