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卸去教职，一时不得闲。《退步集》付印两年来，杂稿积攒，又可以勉强凑本书，出版社那边是早在催促了。

班上的几位同学，今已毕业。论文答辩是排在去年最后一周末，漫长的陈述、提问、讨论、通过……待师生相偕走到校门口，暮色四合，告别走散，就像数年来的下课与下班。此前，离校表格早经填妥，我知道，这是在学校的末一回尽职了——单位走人，照例置饭局。先是系里做东，共三桌，随即慷慨激昂，相继发言，间中免不了吆喝灌酒，我竟索性醉了，吐了两口，还居然晕眩起立，喋喋胡说，同时脚下虚软着，迅速地想：能自己走出去吗？结果还好，和众人寒暄合影，握手如仪。不久院领导请客，座中有副系主任忻东旺。这老兄真是厚道人，趁着院长在，就二年级本科生迄无固定教室的旧案，陈情再三，一脸的急切，使我想起自己初来时的不懂事———如今我可练得很世故，单位里教学早已不置一词了。

接着是回请系中的老师，倒像年度聚餐，彼此说些同事们才会调笑无忌的话，哄堂大笑，间或无言。要说的，上回都曾说过、听过了，像我这样的走，什么意思都不好说、也说不好，笑话于是最相宜。共事七年，幸得同事长辈一向对我很宽待。再接着，是请当年力荐清华聘用我的袁运甫等几位老教授，饭桌上，也像大前年禀告去意，迟疑半天开不了口，临近席散，心里的歉意仍堵着，趁片刻静默，这才捏了酒杯站起来。

年关便这样过去了，连日好太阳。元月初，离校的手续得分头去财务科、人事处、外事办、房管科、教具组一项一项办，每个办公室暖意融融的，是清华校园那种六七十年代起造的灰砖老平房。走进去，总一眼看见几个盆栽停在南窗下翠绿着，枝叶舒展，盈盈然，叫不出名目，也不知哪位科员平时养着的。手续过程自然是客客气气，笑眯眯，签字、签字、签字，然后盖戳——那年来清华报到也暖冬，也是这几个办公室，科员则是另几位，同样笑眯眯——我看着盆栽们又是贤惠又乖顺的好模样，浴着京西太阳光。

是啊，单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养着，体制怎能轻易改！只是那些天校园楼道里东张西望穿行着，竟仿佛闯入外单位：仅仅几天前不还在这里上班么？不料手续一办妥，眼前种种忽然就此退远、隔开、事不关己：原来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真暗暗惊讶自己的无情，而浑身是生命中大可承受的轻！

专一僻静的绘画生涯，告别很久了。我所做的事，唯电脑里存一堆文件，每个小方块标着拼音字母“W”，下端是文件名。平时写写改改不觉得，到了要成书，才发现自己这样地不知轻重：早先的话题已嫌太纷杂，年来还居然好意思出面谈鲁迅，而且三篇，而且那么长……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指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但眼前的情境何其真实而庞大无边，这样子叫嚣，反倒如我诅咒的事物，无一例外地使诅咒者施行自我的毒害。那真是我该做的事情么？倘若旁观，我会起厌烦，因这样的角色其实上了道德正义的当，太看得起邪恶，同时，给沉默的大多数当戏看。

而各种话题只管不由分说递过来，写下去、写下去，也竟自以为是、自以为非，贸然拿去发表了：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还是仍旧太少太可怜？或许都是原因吧，有些话题说说无妨，管它有聊无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调皮与认真、抵赖与招供之间。偶或遭遇严肃的命题，虽则尽可能正襟危坐写写看，待完篇，始知事情大不简单。近时《南方周末》忽然讨论文艺复兴与中国，几位论者拉我凑点小热闹，才下笔，便发觉这话题动辄涉及偌大的社会与国家，以我的肤浅和业余，相配相宜么？即便有话可说，要说得诚恳说得对，委实很难。

近时我警觉到是在本行的岔路上越走越远了，沿途风景渐渐殊异而陌生，虽谈不上畏惧，步子好像得缓一缓，看看能不能回到仿佛起点的那么一种状态：怎样的起点呢，我心里有数，然而说不像。眼下是将积蓄的旧稿打发掉，给案头做清洁——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常是误与被误。记者问：你对“言多必失”怎么看？不消说，我已失得一塌糊涂了。

书名，这回没得现成词语好借用，只得老老实实添两个字，叫做“退步集续编”。

（《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