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董仲舒作为“百端之学”中的一介儒学者，在汉武帝的号召下成为了众多献策进言者之一，因献策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而进入了体制之中，当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中，汉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与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这是他在“大一统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他个人的命运在他奉侍的制度面前却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

摘要：董仲舒；汉武帝；大一统；儒家；历史首创

董仲舒与汉武帝，一个是旷代纯儒，一个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董仲舒为汉武帝进献“天人三策”立下奇功，却只被封了一个相当于地方政府秘书长的江都国相，乃至写下《士不遇赋》。武帝究竟重用过董仲舒没有？如果有，为什么董仲舒未能名列三公。如果没有，董仲舒在退休后，武帝为什么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仍然一直派朝臣前去征求他的意见?下面想通过四个方面的考察，论述董仲舒对汉武帝有什么样的贡献，自己本身有些什么样的不足，澄清董仲舒与汉武帝的真实关系。

一、时代背景和汉武帝的历史首创

董仲舒（前192年?—104年?）【1】生活的时期，大致和汉武帝的治世（前141—前87年）的前期和中期有所交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作为时代的精华，是武帝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等各个领域的集中表现。

汉武帝时期，是汉代历史的一大转型期，也是二千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皇权专制制度。这种集所有权力于一人的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上，垄断天下一切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掌控。但是秦朝在统一之后，未能建立起一套与之配套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只是一味地继续施行和统一进程同样的高压统治和穷兵黩武政策，也即陆贾所谓“马上得之”而“马上治之”。秦始皇集天下所有的财力民力，使用绝对暴力的手段，企图将这个大一统帝国和这种皇帝一人绝对专制的政治制度“传之无穷”，结果事与愿违，暴政暴治导致天下叛乱，二世而亡。

通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才得到秦帝国的遗产的汉高祖，吸取秦王朝的教训，在汉初的社会里施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以“黃老之学”为统治理论基盘，其政治姿态被称之为“无为之治”，但其中也掺杂有先秦儒家的德治主义理念以及法家式的法治体系。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社会安定，财富增加，也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症结在于对内皇权孱弱，诸侯尾大不掉，法制不能令行一致，思想不能统一看齐；对外匈奴频繁入侵，边疆危急，已经威胁着汉帝国的生死存亡。就在此时，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有了文景之治留下来的雄厚物质基础，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再加上汉武帝的个人才能和旺盛的生命力，武帝开始着手解决汉初留下来的各种遗留问题，希望找到一条介于秦制和“无为之治”之间的中间路线：既要汉承秦制，又不能继续秦朝的暴政，也不能继续崇尚黄老搞无为而治；既要完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实现对内对外的“大一统”，又要理顺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下皇帝和民众、百官和诸侯的关系，让民众和百官们自觉自愿地匍匐在皇帝一人座前，“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2】，实现一种“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王霸间杂体制。为此，武帝全面转换了高祖以来的休息生养政策，开始指向“大一统”体制：对內削藩，剥夺诸侯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丞相的权力，扩张皇权；对外讨伐匈奴，夺取西域，开疆拓土。

那么，董仲舒对汉武帝建立这一“大一统”体制做出了什么样的历史贡献呢?

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在其名著《中国古代史》中曾指出，汉武帝在其统治期间办成了建元、举贤良方正、独尊儒术、征匈奴、开朝鲜、开闽粤等十二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大事【3】。从这十二件大事来看，和董仲舒直接有关的有两件，即第二件“举贤良方正”和第三件“专用儒家”；和董仲舒间接有关的为第八件“以儒求为利禄之途”和第十二件“造历”改制。可见和董仲舒有关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谓功劳显著。

二、董仲舒的历史功绩述评

这一节想对与董仲舒有关的四件大事加以具体论述。

（一）关于“举贤良方正”

举贤良方正是为中央集权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官僚来源的重要措施。

汉代立国之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4】，武力功臣是公卿的主要来源。到了文景时代，公卿的来源大多以公卿的第二代为主。其次是外戚，如景帝时丞相（先为御史大夫）陶青为高祖功臣陶舍之子，景帝三年平定七国诸侯之乱的太尉周亚夫是周勃之子。文帝时的车骑将军薄昭、景帝时的大将军窦婴则都是外戚。外戚亦是西汉公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诸吕叛乱即是外戚造反，最后西汉也灭亡在外戚手中，此是后话。只是外戚人数有限，又根据和皇帝本人的姻亲疏密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没有规律性可言。而功臣和功臣之后大多桀骜不驯，是从内部颠覆皇权的仅次于外戚的大威胁，汉朝进入第三代第四代后，功臣之后大多被整治削国。所以官僚的来源要另开除外戚之外的渠道，其中举贤良方正是最重要的措施。

举贤良方正开始于汉文帝。文帝二年，因发生日食，文帝下诏要“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5】，开始了察举选官的制度。文帝十五年时，文帝“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5】，又进行过一次察举。文帝时的两次察举，挑选的都是能够“直言极谏”之人，且都是在已经任职的官吏中进行，范围较小，未能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制度。

汉武帝把尊儒和察举结合在一起，加强了儒生群体与官僚制度的结合。汉武帝即位后，很快就开启了通过察举来重用儒生的尝试。“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6】不但举贤良方正，也开始了放逐黄老之学的动作。关于《贤良对策》的年次，有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等说法。如果取建元元年的话，罢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则可视为《对策》中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关于“举贤良方正”方面的措施还有置五经博士。博士源于战国，秦汉继之。博士最初的职务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并不限于儒家。建元元年设立的五经博士，为《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取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置五经博士，其他非五经博士都被罢黜，博士之职为儒家独占。

就在建元六年，发生了一件事关董仲舒命运的大事。这一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7】

董仲舒私下推说灾异原因，结果受到惩罚。此后董仲舒不敢再谈论灾异方面的事情，但足以证明董仲舒在建元六年前后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元光元年（前134）《汉书·武帝纪》还有“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记载。可说自《贤良对策》以后，举贤良方正就和“独尊儒术”及“以儒求为利禄之途”结合起来，为“大一统”政权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是为中国历史上科举制的雏型。

（二）关于“专用儒家”

专用儒家也即“独尊儒术”，其中有这样几个内容：一是儒家取代黄老之学成为正统之学，二是儒家自身的政治化改造，三是建立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从体制上完成“学而优则仕”的架构，为中央集权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有知识的官吏。这三点集中体现在《汉书·董仲舒传》的《贤良对策》里，所以有必要对《对策》的内容进行一番梳理。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武帝在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些什么问题，董仲舒做了如何的回应。

1.改朝换代改制的根据是什么？（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对策一）【8】

认为王者受命于天，受命之符为各种各样的祥瑞，如周之白鱼赤乌等。这一切都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而要看上天的意愿、人心的背向等等因素。

2.天象灾变的原因是什么？（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的回答是：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一）【8】

认为灾异是对国家或王者失道之败的谴告。所谓失道之败，则是指王者“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8】也就是恶政导致阴阳失调、妖孽丛生。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许多董仲舒运用阴阳之道对历史上的灾异进行的解释。

3.人性的善恶、性命的夭寿的根本原理是什么？（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董仲舒的回答是：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对策一）【8】

认为人命为天赋予的命令，人性是天赋予的素质，情欲是天生的欲望。每个人生下来时命、性、情不一，需要圣人通过教化来控制调教，以扼制人的欲望。

4.施行什么样的政事才能博得人心，让民众的生活和乐安宁？（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董仲舒的回答是：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对策一）【8】

认为王者的治道应该法天，或者说是秉承天之生生大德，所以要“任德教而不任刑”、“德主刑辅”。认为不顺于天也即和天对着干反着干的事情，是古代的圣王们不屑作的，希望汉武帝引起警惕。

5.皇帝如何修养德性、施行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鬼神的庇护?（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董仲舒的回答是：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对策一）【9】

认为天道体现着儒家的五常原理。认为王者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行恶政，使之合乎儒家的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这样就可以“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

6.从尧舜到秦代，虽然施行的政策不一样，但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为何得到的结果不一?（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换言之，帝王之道背后有没有共通的原理和规律？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对策三）【9】

认为天是万物之祖，通过各种天象来显示仁爱无私之大德。这样的大德是各种各样的帝王之道背后的根本原则，不能违反改变。顺便说一句，这个问题是武帝第二次策问提出来的，董仲舒在“对策二”中回答得不好，所以在“对策三”中对自己的思绪进行了整理后再加以了回答。

7.在治理乱世时，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使用有贤能的人。（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董仲舒的回答是应该广开贤路，让“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在此之上：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对策二）【9】

认为设太学养士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因为广开贤路举贤良方正毕竟只是在现有的人材中进行选择，选出来的人“以富訾未必贤”，其知识结构道德品质并不一定优秀，所以应该“养士”，采用优秀的教师加以定向培养，就可以得到“英俊”之才。

8.为什么治理天下之“道”恒久而不易？（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策三）【9】

再次强调王道出自于天道，认为春秋是天意的显现，王者秉承天意统治人间，就必须奉行天道天意，遵循《春秋》的原则和理念。

以上八个问题都是事关如何执政、怎样才能执好政的根本性提问，不单单是“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哲学问题，设问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从古到今，上天及地，总之是关于如何才能获得上天的爱戴、阴阳造化的秘密是什么、鬼神庇护的前提是什么等等包含神学性、宗教性的命题。因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在古代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神学和宗教问题毕竟比哲学更加重要，事关皇权的神秘性、合理性、正统性、恒久性。其要点在于“天”和“道”的自由转化，也即“天”和儒家伦理道德一体化构造，分而言之则是“天神的儒家道德伦理化”和“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10】。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是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集合体，是群物之祖、万物之本、百神之大君。王者禀受天命，奉行天道天意，才能获得在人间的合法统治权。所以他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1】天的至高无上性，具有君权神授的权威，能够赋予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这样的天命论，又来源于《尚书》中一脉相承的天命论和圣王受命传承体系，赋予了历史传承之合法性。这就是“天神的儒家道德伦理化”。

另一方面，董仲舒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12】。也就是天通过天地阴阳显现天道，而天道不是别的，就现实政治而言是“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就历史规律而言是《春秋》的原则和理念，就“天”的自然显露而言是“布德施仁，设谊立礼”。所以君王一旦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权后，不能胡作非为，而要使自己的言行和施政符合儒家的五常之道。就这样，五常之道也就等同于天道了，意味着儒家获得了天命的判断权和解释权。这就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

总而言之，董仲舒认为天道即“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向汉武帝提议以儒家的五常之道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以作为统治天下的思想武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尊崇儒家取代黄老之学成为正统之学。另一方面，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则标志着儒家完成了自家的政治化改造；太学制度的建立和察举制度的完善，则从体制上保证了“学而优则仕”得以实施。儒家从此和皇权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和神秘外衣。

（三）关于“以儒求为利禄之途”

“以儒求为利禄之途”开始于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武帝建言的：“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2】董仲舒认为独尊孔子之术的好处在于可以统一制度法度伦理道德，使民众更好地服从于政治制度。独尊儒术的第一个措施是前面提到的武帝建元元年采取的废除黄老之道措施，认为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全部加以罢黜。

随着董仲舒的建言，各种尊儒的动向不断活跃起来。首先是设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博士之职为儒家所专有。其次是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3】，又诏贤良对策，任命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臣。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董仲舒建议设太学以养士。元朔五年，汉武帝设太学，又同意了公孙弘的请求，为博士置弟子员。

五经博士属于学官。再就是儒生开始进入官僚系统。元光元年开始举孝廉，儒生当官的渐渐变多起来。“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2】。根据黄留珠先生【14】的统计，两汉的孝廉234人，其中儒生和儒官分别占32.1%和13.2%，加起来是45.3%，快占官僚比例的一半了。

“学而优则仕”是原始儒家思想的“出仕”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学子们的学习动力，是儒生们的存在意义和社会责任。但是到董仲舒之前，还只是停留在理想和号召的层面，没有实现的机制和渠道。董仲舒建议设太学和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开启了儒生进入官僚体系之路。“以儒求为利禄之途”一方面使儒生们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和途径，另一方面也为汉武帝的皇权专制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秀官僚人才，使得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了可靠的人才资源。

（四）关于“造历”和改制

《汉书·郊祀志上》有：“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15】说的是秦始皇得天下后，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超越前代，一切都要重新制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6】

号始皇帝、自称朕、命曰“制”、令为“诏”，并接受五德终始说，认为自己克周之火德而为水德，着手改正朔（建亥正，十月为岁首），定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等），易服色（尚黑），建立了刚毅戾深、毋仁恩和义的绝对皇权专制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给自己寻找代秦建国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宗教神灵性，从高祖伊始延续五行终始说的逻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地位，但到武帝初年为止，汉初的皇帝们都没有完成这个系统工程，留下了许多遗憾，乃至成为一种夙愿传说。如《汉书·律历志上》有：“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15】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规律，毋宁说汉代开朝以来的目标。

作为一代“儒宗”、又是阴阳五行大师的董仲舒，在这方面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的《楚庄王》《符瑞》等篇章中，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理论，更有专文《三代改制质文》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其曰：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17】

系统地阐述了王者必须秉承天命才能取得正统的王权。王者以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来一统天下以明确向天下昭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并提出了“质文”“三统”“四法”之类的具体方案。

同样在《对策》中，董仲舒也两次提到了改制问题：“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18】“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19】前一段将改制和《春秋》联系起来，企图为改制寻找历史合法性。但事实上《春秋》经传都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改制是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制度时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历史无关，而是在创造历史。董仲舒是在虚晃一枪，将改制和“应天”、“顺天命”联系在了一起。

三、董仲舒和汉武帝的不相容之处

综上所述、在汉武帝的开创性历史事业中，董仲舒直接参与或间接有关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谓不少。董仲舒提出的方策，大都得到了汉武帝的嘉纳，其参与的事业和贡献，也受到了汉武帝高度评价。

但是也必须看到，董仲舒的贡献和功绩，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教育和社会道德领域，和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为巩固“大一统”体制而创建的制度和强权措施，仅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有部分重合。也就是和董仲舒有关的都是务虚的部分，在务实也即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疆事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而且，董仲舒的思想有一些方面和汉武帝以及皇权专制制度有着不能相容之处。

首先是董仲舒的知识结构有偏颇。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从知识结构而言偏重于历史领域，擅长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汉武帝却主要是在创造新的历史。我们知道，春秋公羊学的特点在于发挥《春秋》微言大义，动辄以解说《春秋》笔法对君王们诛心，以灾异来攻击时政，这些都不可能得到当道者的欢心。董仲舒谈论灾异受到惩罚，便是明证。苏舆认为：

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实与之殊趣。生于帝又有以言灾异下吏之嫌，虽其后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义治淮南狱，且辑用生《公羊》议，时复遣大臣就问政典，抑貌敬以为尊经隆儒之饰耳。【20】

苏舆酷评了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者的短板，和汉武帝、公孙弘他们“殊趣”，也就是从根本上说不是同路人。所以只能受到表面上的尊重，却始终被当作外人。

其次，是董仲舒的性格不太受待见。从性格而言，董仲舒年轻时就是个书呆子，读书“三年不窥园”，这种性格不太适合从政，有人甚至说他像个“狷者”【21】。与后来受到汉武帝重用的公孙弘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22】

说的是公孙弘虽然也是学习的《春秋》，但不是做学问的公羊传而是《春秋》杂说，其为人处世“希世用事”，迎合世俗，阿谀奉承，世所罕有，所以做到天子三公，受到天下学子们的拥戴和效法。而董仲舒身上的学者习气被人敬而远之，表面上受人尊敬，却只是一种“貌敬”。虽然廉直，却不和朝野风尚接轨。这样的人受到别人的暗算也是自然的了。公孙弘明明知道胶西王刘端“为人贼戾”、专横跋扈，却别有用心地推荐董仲舒相胶西王，幸好董仲舒为人谨慎，在职期间没有犯什么错误，四年后因病告辞还家，全身而退。

再就是董仲舒的思想本身有许多和汉武帝志向的绝对皇权制度不相容之处。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23】认为受命之君获得统治人间的合法统治权，所以具有了独一无二的权威，号称“天子”；反过来也要求他们“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的话，就是将儒家伦理道德强加于皇帝，要求他们匍匐在“天”的脚下，这分明是儒家理想化的强求，对于皇帝尊崇的地位、显贵的面子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最多只是由皇帝兴趣来了时封禅，将皇帝即位的消息告知上天，感谢上天带来泰平而已。《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解释曰：“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20】。所以自秦始皇汉武帝以来的历代皇帝对天的态度只是封禅，建立天坛加以祭祀，却从不将天供奉起来顶礼膜拜，更不可能“事天以孝道”了。

最后是他那著名的屈君伸天论。董仲舒说：“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24】“屈民而伸君”就是说臣民要绝对服从于君主，也即“君为臣纲”，这并非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而是董仲舒屈就于皇权专制制度而发明出来的理论，可谓儒家的政治化。以此为前提讲“屈君而伸天”，则是说君主要服从上天的意志，按照天道行事，也就是要专制的皇帝匍匐在儒家伦理道德之下。说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天”就会以“灾异”来给予儆戒、惩罚。对于已经被赋予绝对权威的皇帝而言，“屈民而伸君”是可以的，“屈君而伸天”是万万不可能的。这样做的用意最多只是用天意来儆戒皇权，劝谏君主不要绝对作恶而已。

诸如此类近似于儒家圣王理想的要求在《春秋繁露》里面还有很多，譬如“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25】一个“唯”字要求专制的皇帝每一个行动都符合“天道”，而什么是“天道”的解释权却掌握在儒者那里。“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25】欲使皇帝成为“常以爱利天下为意”的谦谦君子。他在《对策一》中还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26】

王者秉承天意来职掌政事，所以应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可能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对此汉宣帝却直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7】表明汉朝的统治是王霸杂糅，刑德并用，不可能采取单纯的德教仁政。

四、时乖命蹇的原因分析

有了上述三章的解读，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思考为什么董仲舒对策有功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这个历史之谜了。

首先想指出的是，“重用”不知是个什么概念。如果非要当上三公丞相之类才算“重用”的话，董仲舒一生只当了两次地方郡国相，当然算不上。这似乎是和同时出山的公孙弘拿来作比较，认为公孙弘当了丞相，而董仲舒没有当上，当然可以说董仲舒没有受到“重用”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这里不妨将董仲舒和公孙弘比较一番。建元元年（前140），公孙弘和董仲舒一起应招贤良文学士之时，时年六十，也没有受到什么“重用”。据《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公孙弘最先任的职务只是“博士”，出使匈奴，没有什么成果，被免官。元光五年公孙弘对策受到汉武帝的欣赏，再次出山，任博士，待诏金马门。后又出使西南夷，受到汉武帝的欣赏，任左内史，也就是一名地方官。到元朔二年（前125）担任御史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才任丞相，此时已经86岁了。

相比而言，董仲舒建元元年（前140）时的年龄，如果前198年至104年作为生卒年的话，是年董仲舒58岁，小公孙弘2岁。对策后马上被外放当上了江都国相，起点不谓不高，至少高于公孙弘的“博士”。但是在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期间，很快被“废为中大夫”，又发生了议论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火灾被告状的事件。此事证明董仲舒在建元六年前后已经当上江都国相那样的大官，只是自己不谙世事，把事情搞砸了，好不容易才保住脑袋，却再也不敢议论灾异。董仲舒再次出仕任胶西王相，应是公孙弘任丞相期间的元朔四年（前125），时董仲舒约73岁，小心翼翼奉侍胶西国君四年后告老还乡。作为一个犯有前科的人，侍奉的又是个“纵恣”之君，又有猜忌嫉妒刻薄的丞相公孙弘虎视眈眈，他不可能再有上升空间了。

儒生大多迂腐空谈大道理，而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或经验。这是春秋时代诸侯对儒家学说的一般评价，也是后世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普遍看法。

如上所述，汉武帝时代人才济济，“汉之得人，于玆为盛！”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然而一个人才成长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认为，汉武帝时代人才济济的原因，除选才之外，善于锻炼培养也很关键。作为一代雄主，深谙用人之道的汉武帝，既然要采用“儒雅”之人，当然知道儒生“迂远而阔于事情”之通病，所以在使用时，公孙弘、董仲舒、兒宽三人都同样地被外放到基层或外地去磨练，这叫“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28。公孙弘、兒宽起步时“使绝国”、董仲舒外放“为相”，看来都不是偶然的。这样的解释似乎比较合理一些。《汉书·循吏传》云：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29】

可见当时是董仲舒、公孙弘、兒宽并列，三人都才华横溢，受到了汉武帝的器重，而且董仲舒这里的排名还在公孙弘前面。只是董仲舒仕宦途中遭受挫折，“数谢病去”，没有位至三公，甚为可惜，但这一切却怨不得别人。

之所以这样详细地将董仲舒和公孙弘他们加以比较，是想说明这么几点。

其一，董仲舒第一次任职时就被任命为江都国相，起点很高，至少高于公孙弘，更高于兒宽。江都国原为广陵郡之一县，即旧吴王刘濞的领地，管辖三郡五十三城。汉景帝三年（前154）刘濞为首发动七国叛乱，失败后吴国被改为江都国，由汉景帝之子刘非（前168―前128）接任，即江都易王。可见江都国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封国，且国相是皇帝直接派任的行政长官，掌握实际权力。而刘非在当时算是一位有能力的诸侯，虽然骄横，对董仲舒却是敬重有加。

其二，作为“儒雅”级别的人才，董仲舒不可能一步登天、乘直升飞机直接就任丞相三公之类。从公孙弘的履历来看，要被拔擢为丞相，受到所谓“重用”，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外出使边疆，内担任朝廷官僚，下担任地方官员的履历，最后才能上升顶层。兒宽也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逐步升上去的。只有董仲舒半途而废，遭受挫折。

其三，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也是重要的经历，如果没有那场议论灾异的风波，说不定也会受到提拔。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董仲舒在性格和知识结构上有着一定的先天缺陷，再加上一出仕就犯了随意议论灾异的错误，保住脑袋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也算是运气或官运不佳吧。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晚年回家教书著书的董仲舒，虽未被重用，但武帝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一直派朝臣前往征求他的意见这件事。董仲舒一开始是被当作“儒雅”人才加以登用的，虽然途中出了妄议灾异的错误，但毕竟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前面已经说过，与董仲舒相比，同样研究春秋学的公孙弘在学术造诣上就不如董仲舒。董仲舒的著作甚多，是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不但献上《贤良对策》，还有《汉书·五行志》记录的《春秋阴阳》载入史册，更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可认为就是《春秋繁露》）一书传世，在法律方面也是专家，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善于“《春秋》决狱”。

总而言之，在汉武帝面前，董仲舒先只是“百端之学”中的一介儒生，在汉武帝的号召下成为了众多献策进言者之一，后因献策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而进入了体制之中，当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中，汉武帝是主导，董仲舒是附属，甚至可以说是刀俎鱼肉关系。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这是他在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至于他个人的命运，在他奉侍的制度中没有任何自我左右的余地。

注释：

1 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0页。

3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十九节《武帝儒术之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71页。

5《汉书》卷四《文帝纪》，第602,603页。

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607页。

7《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9页。

8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5,994,995,995,995页。

9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6,997,997,998页。

10 关于“天”和儒家伦理道德一体化的理论，参见拙著：《董仲舒思想研究》之《天道篇》，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11董仲舒：《观德》，《春秋繁露义证》，第412页。

12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7,998,999页。

13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608页。

14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15 《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祭志》，第790,790页。

16 《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7-238页

17 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春秋繁露义证》，第185页。

18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6页。

19《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8页。

20 苏舆：《自序》，《春秋繁露义证》，第1页。

21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出版社，1978年，第5页。

22 《史记·儒林列传》，第841页。

23 董仲舒：《深察名号》，《春秋繁露义证》，第286页。

24 《史记·封禅书》，第1355页。

25董仲舒：《玉杯》，《春秋繁露义证》，第32页。

26 董仲舒：《王道通三》，《春秋繁露义证》，第329,330页。

27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995页。

28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624页。

29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613页。

30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1177页。

邓红，男，1958年生，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