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一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穷困潦倒的临淄人主父偃早晨至未央宫诣阙上书，暮时便得到武帝的召见，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另外两位诣阙上书的人：燕郡的徐乐和临淄的严安。
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其他两人议论时务。二十三岁、即位已第七年的皇帝激动地对三人说：“公皆安在哉？何相见之晚也！”俱拜为郎中。此后，主父偃又多次上疏，其中建议允许诸侯王推恩分封土地予子弟，既宣扬仁孝之道，又削弱诸侯的领土。他的两条建议解决了汉朝面临的内忧与外患，最得武帝之心，于是一岁之中四次提拔，从郎中、谒者、中郎升到中大夫。
汉朝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多从郎官当中选拔，所谓“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汉书·董仲舒传》）。“郎”者，“廊”也，就是在朝廷的宫殿廊庑之间担任各种事务的官，其起源及发展情况，严耕望先生《秦汉郎吏制度考》一文考论详博。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论载，其中有品秩八百石至比二千石的大夫、郎将、谒者等长吏高官，也有品秩三百石至六百石的各类低级郎官、卫士等，人数可达好几千，除了一般的文武官职之外，还有精通文艺、数术、医方的，甚至俳优、侏儒，至今我们还尊称医生为“郎中”或“大夫”。宫禁内廷称为“中”，皇帝的近侍叫作侍中、给事中等，郎吏官称也会带“中”字，如中郎 、郎、中大夫，他们统属于郎中令（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
根据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的研究，他们负责君主“公的生活”（“私的生活”由统属于少府的宦官们负责）。汉代品秩在百石以下的官吏由长官选任即可，但要晋升到二百石以上，需要经过选举或推荐，而做了郎官就越过了这个坎，直接进入了仕途（参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这就好似后来科举制度中通过殿试的进士一样，取得了担任朝廷命官的资格。
但是，做郎官要有背景，有机会。所谓背景，就是权和钱。汉代立国后，打天下的军功阶层和公卿大臣的子弟可以“荫仕”做官；有钱人的子弟可以“赀选”，即交纳钱财买官，所以大儒董仲舒批评官二代和富二代说：“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赀），未必贤也。”（《汉书·董仲舒传》）许多公卿大臣的子弟很小就做郎官，比如汉室宗亲、大学者刘向十二岁就荫仕为辇郎；大经济学家桑弘羊自称“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盐铁论·贫富》）。至今，“少年郎”“新郎官”之类赞美少年男子的词语，还挂在我们的嘴上。
王利器先生《盐铁论校注前言》和王子今先生《两汉的少年吏》对于汉代少年郎吏之事多有考论。不过，按照杨联陞先生《中国历史上的人质》的看法，这些入奉宿卫的子弟一方面是君主给大臣们分享的特权，另一方面也是大臣们留在君主身边的人质。当然，荫仕与赀选的人未必无能，但这样的人才渠道毕竟过于狭窄。武帝一朝的人才中，卫青、霍去病、苏武、霍光等都出身荫仕；桑弘羊是洛阳商人之子，可能出于赀选。
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以赀为郎”，可是景帝不好文学，让他做武骑常侍。那时的文学家都聚集在诸侯王身边。梁孝王来朝，带了邹阳、枚乘、严忌等一大批文士，于是相如便跟他们跑了。可惜梁孝王死得早，他只能回到蜀地老家，找了个富婆寡妇卓文君过日子。不料武帝读到他的《子虚赋》，大为倾慕，他才又得以应召入朝（参《汉书·司马相如传》）。
所谓机会，就是察举，即由地方考察人才，或因朝廷有事，下诏推举贤良、文学、方正等科目的人才对策，一旦录用，往往要拜任六百石以上的长吏高官。武帝下给贤良们的策问中，已经称呼他们为“子大夫待诏”（《汉书·董仲舒传》）。
这个制度大概始自文帝，但并非经常性的定制，只能算是个机会而已。武帝急于求才，扩大了察举的规模。建元元年（前140）刚即位，他就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参《汉书·武帝纪》），至元光元年，先后诏举数百人之多（参《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都出于郡县举贤良对策。董仲舒拜江都相，后任中大夫；公孙弘拜博士；严助拜中大夫。后来，武帝接受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拜州郡所举孝廉以及博士弟子射策高第者为低级郎官，使之成为选举、考察官吏的常规制度，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但是武帝还不满足，他要改变文、景两朝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内制礼作乐，确立中央的文化威权，对外用兵，控制南越，讨伐匈奴，就要摆脱太后和舅氏的影响，不再依靠前朝的老臣或外廷官僚，另起炉灶，打造一个接地气、有朝气的近侍团队。于是，汉武帝另辟一途，鼓励吏民诣阙上书，让吏民自举。史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汉书·东方朔传》）。唐代颜师古注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曰：“报云天子已闻其所上之书，而罢之令归。”说明武帝对平庸之辈也很客气。而对见识高明的人，便有了开头所说的主父偃朝奏暮见、相见恨晚的一幕。
诣阙上书也叫“公车上书”。长安的未央宫有两个正门，东司马门和北司马门，各立一阙。东阙为“朝诸侯之门”（《汉书·五行志上》），而吏民“上书奏事谒事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汉书·高帝纪》）。《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用《汉官仪》说：“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 所以，“公车”是设在北司马门附近的公车司马的官署，如同现在政府机关的公务车队和接待中心。吏民到北阙上书后，在公车里待诏，等候天子的回复。
不过，公车上书好比开设了买卖政治股票的市场，风险也很大，投机不成就会坐牢，否则人人自举，再遇到武帝这样急于求才的君主，仕途也过于平坦了。于是，朝廷在公车司马附近的北军之中设了一座监狱，用来惩办皇帝认为非法狂妄之辈。元帝时，吏民对朝政不满，纷纷到公车上书请愿，朝廷镇压，抓了很多人关进了北军，于是刘向给皇帝上《封事》进谏，说“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汉书·楚元王传》）。颜师古注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北阙，公车所在。”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汉书》有传。
既然公车上书带有冒险投机的色彩，自然造就不少传奇。据《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武帝的近侍集团中，有吴人朱买臣，好读书不事生产，穷得卖柴为生，夫人也改嫁他人。四十多岁时，朱买臣充当兵卒，跟着计吏（税务官）看管辎重车辆到长安诣阙上书。可是他的运气不好，“书久不报”，只能“待诏公车”，钱粮都用光了，便向一起来长安的兵卒们借贷。幸亏他的同乡严助此时已是武帝的近侍贵幸（其父是大辞赋家严忌），向武帝推荐他。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后来，武帝让他回家乡做会稽太守，他不愿意，武帝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他到任时的排场很大，羞杀了他前妻，后人据此编了许多《朱买臣休妻》的戏文。
还有济南人终军，是个自视极高的少年英才，他十八岁时选送长安做博士弟子，当地太守召见他，与他结交。终军告别太守，步行入函谷关，关口的军吏发给他（帛做的符），说这是通行证，你以后出关时要核对。终军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而去。到长安后，他没去博士那里报到，直接去公车上书。“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二十多岁时，他出使南越时被杀害。出关时，军吏对人说：“此使者乃前弃生也！”
平原厌次人东方朔是个大隐隐于朝的滑稽人物，也是道教各种《神仙传》里的人物，《史记·滑稽列传》后附“褚先生曰”的文字中，说他“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司马派了两个人才搬得动，武帝用了两个月才读完，“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汉书·东方朔传》说他初来上书，“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于是东方朔设计行贿武帝身边的侏儒，让武帝召见自己，得以“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大辞赋家枚乘的儿子枚皋在梁王那里“见谗遇罪”，逃至长安，“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
汉武帝对这些诣阙上书的近侍们“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汉书·东方朔传》），但“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正是这个近侍集团，为他议论朝政，起草诏令，出使南越、巴蜀，与他一道郊祀太一，田猎歌赋，微服夜行……武帝时代的许多政治、文化现象皆可从这些近侍的活动中得到解释。然而炙手可热的权力也让这些近侍们贪图名利，陷于政治阴谋和争斗倾轧之中，大多没有善终：严助弃市，朱买臣坐事诛，主父偃族灭。史家叹息道：“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得其所也。”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赞》）
善终者只有“俳优畜之”的枚皋和东方朔。枚皋自叹“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贾邹枚路传》）。东方朔 “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有一次武帝问他与公孙（弘）丞相、儿（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相较，自视如何？东方朔调侃地说，他们的相貌都很丑陋，臣虽不肖，却能兼备众人之丑。
随着这些人物的消散，加上汉朝选举制度的形成，两汉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由公车上书的平民们形成的近侍集团，不过人事虽成烟云，历史终有定论。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如此议论这段史事：“高祖创业时，固以收揽人才为急也。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朝臣尊严，宜与臣民阔绝矣。”“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亦于此可见矣。”
注：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