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齐泽克把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思考的方式，透过侦探小说审视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侦探小说围绕实在界展开，但最终回避实在界、回归原有的秩序，并以这种方式给予读者“剩余快感”。古典侦探小说与硬汉侦探小说分别通过“将罪恶锚定在罪犯一人身上”与“回避代表‘死亡驱力’的蛇蝎美人”而回避实在界。齐泽克坚持对侦探小说中的实在界进行“去蔽”：他指出古典侦探小说所揭示的“真相”在欲望层面的虚假性，并从硬汉侦探小说中的蛇蝎美人形象中发现伦理的维度与行动的潜力。
关键词：齐泽克 侦探小说 剩余快感 实在界 死亡驱力
作者吴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0）。
侦探小说正在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学术界的侦探小说研究者已经留意到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的混杂性和流动性，也关注到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接受，以及中国作家原创的侦探小说，但总体上没有超出历史主义的视角与语境化的方法。相比之下，国外的侦探小说研究在方法上则更为多元。2020年出版的《劳特里奇犯罪小说指南》（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 ）在“方法”（Approaches）部分介绍了改编、图像犯罪小说、世界文学、翻译、性别、种族、精神分析等当今犯罪小说研究的主要理论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当代“文化理论界的猫王”“学术摇滚明星”的齐泽克目前已成为国外侦探小说研究的重要参考人物。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主要的理论资源，齐泽克并没有简单地揭示侦探故事背后的精神分析内涵，而是将侦探小说视作精神分析理论的“现象学”，认为侦探小说的元素与精神分析概念存在对应关系。借助侦探小说，齐泽克展现了文学作为一种“与分析或哲学话语同等甚至有时更胜一筹的知识形式”。本文从侦探小说的“实在界”（the Real）之维把握齐泽克的侦探小说研究，为中国的侦探小说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启发。
一、变态者侦探小说指南：从侦探小说的实在界维度谈起
在探讨齐泽克对侦探小说的具体研究思路之前，我们面临如下问题：为什么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这一阅读偏好的欲望层面的驱动力是什么？通常的观点似乎是：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中获得了“解谜”的乐趣。但笔者认为，齐泽克对侦探小说的热情，和他喜爱惊悚电影、黑色电影（film noir）、恐怖小说、悬疑小说的理由是共通的：这些通俗文化产品能最大程度地“刺激”读者的神经，它们带来的不是优美、和谐的“愉悦感”，而是创伤性的享乐（jouissance）。也正是因为这一实在界的维度，齐泽克才选择透过通俗文化来看拉康的“实在界”等精神分析概念 。
事实上，齐泽克并非第一个注意到侦探小说的创伤性维度的人。针对侦探故事中常见的元素——尸体，W. H. 奥登写道，受害者的尸体“必须令人震惊，不仅因为它是一具尸体，而且因为即使是一具尸体，它也令人震惊地不合时宜，就像一只狗在客厅地毯上弄得一团糟一样”。作为实在界的尸体与谋杀是创伤性的，无法融入符号现实，“从这个爆发性时刻开始，即使最庸常的生活事件，似乎也充满了威胁性的力量；随着‘正常’因果链的中止，日常现实变成了噩梦。”大卫·特洛特（David Trotter）认为侦探小说中的“混乱无法被解构”，他反对将侦探小说带来的震撼性完全归因为解释学的，认为侦探面临的谜团引发的不仅仅是解释，还有恶心（nausea），而读者（甚至有一瞬间，侦探）必须感到震惊。
齐泽克则更为细致地区分古典侦探（classical detective）和硬汉侦探（hard-boiled detective）面临的两种不同内涵的创伤性享乐，并借由他们的行为展示“回避欲望之实在界”的两种方式。借助福尔摩斯的探案经历，齐泽克指出，“在古典侦探叙事中，客户在故事开始时向侦探讲述的故事具有迷人、离奇和梦幻一般的品质。古典侦探叙事的最大魅力即在于此”，这些场景释放了强大的力比多能量，而“侦探的‘合理解释’的主要功能，就是使我们免于遭遇由这些场景展示出来的我们欲望之实在界（the real of our desire）”。在逻辑推理的古典侦探小说的结尾，当侦探确认真凶、重新建构了事件的真正过程，将一连串的事件整合进符号世界、将它们用一个线性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故事世界的秩序和一致性被恢复，小说得以产生一种缓和的效果。通过解释，侦探将创伤性的犯罪现场合理化。一方面，我们代入了凶手的视角，得知了作案的动机、方法；另一方面，故事世界不再是一场噩梦，真理、正义被恢复，日常现实的秩序得以重建，我们实现了与大他者的和解，无需再面对欲望之实在界的深渊。
而硬汉侦探小说的实在界之维则体现在以欺骗性与腐败性为特征的“黑色世界”（the noir universe）以及代表了“死亡驱力”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齐泽克指出，不同于古典侦探，硬汉侦探丧失了使他能够分析假象并驱散其魔力的距离，他被卷入一个“以一种根本的分裂、一种结构性的失衡为特征”的黑色世界，面临一种“威胁到主体之自我身份的‘记忆丧失’：总有一个不确定性的边缘紧随黑色主体的存在论状态——他‘真的是他自己’吗？他不是一个通过他而行动的外部力量的无意识工具吗？” 齐泽克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正是侦探本人——而不是吓人的‘疑犯群体’成员——经历了某种‘现实的丧失’。”以《大钟》（ The Big Clock ，1947）、《电话惊魂》（ Sorry, Wrong Number ，1948）、《窗》（ The Window ，1949）、《阿卡丁先生》（ Mr.Arkadin ，1955）这四部“象征秩序的中立性被玷污”的作品为例，齐泽克指出，这些故事世界的共性在于，“主体间的‘公共空间’已经失去了它的清白：叙事化，对象征秩序，对大他者的融入，打开了一个致命的威胁，根本没有实现任何的和解”，因而威胁到侦探（及读者）的现实感。除了黑色世界之外，硬汉侦探小说的实在界之维还体现在“不放弃自己的欲望”的蛇蝎美人身上，齐泽克认为她“代表着——当它的真实性质（即死亡驱力）暴露无遗时——咬住青山不放松的伦理态度”。硬汉侦探通过拒绝蛇蝎美人而回避了这一激进的伦理姿态。
也就是说，侦探小说既要触碰实在界，又要迅速逃离、回避实在界，回到稳定的现实。笔者认为，这正是侦探小说具备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沉浸在故事世界中的读者暂时脱离无聊、压抑的日常生活，进入离奇、刺激、被禁止的享乐情境，经历“现实的丧失”，但最终总能与这一“僭越性”的欲望之实在界拉开距离，回到安全的现实。正如马修·弗里斯费德（Matthew Flisfeder）指出的那样，“快感的悖论在于它的一致性来自于对它的禁令；这种禁令唤起了作为‘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的快乐。”读者从侦探小说中获得的享乐就建立在日常道德对创伤性享乐的禁止之上。而侦探小说一方面上演欲望中被禁止的场景，另一方面却把罪恶锁定在凶手一人身上，使读者能够毫无愧疚地“享受自己的症状”：“我们的杀人欲望还未清醒，就已被否定，重新陷入无意识状态。小说一闪而过地提醒我们，我们是能够杀人的人，但随后又让我们忘记了这一事实。”从“对禁令的依赖”这个层面上来讲，侦探小说的读者是“变态”的。侦探小说被诟病为“庸俗读物”，也正是因为它满足于为读者提供“剩余快感”，不能将实在界坚持到底。
然而，齐泽克远非一个享受自己的症状、沉浸于“剩余快感”的“变态”读者。针对侦探小说，他既将其视为理解实在界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其“不诚实”的特质——对实在界的回避。齐泽克不认同古典侦探对欲望真相的遮掩，也不认同硬汉侦探对死亡驱力的背叛。他深度挖掘硬汉侦探小说中蛇蝎美人的伦理价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齐泽克与白痴般的“剩余快感”划清了界限，并通过侦探小说倡导一种绝不妥协的激进伦理态度，强调行动的颠覆性潜力。齐泽克的解读凸显了侦探小说的潜在激进之维，使其超越了庸俗娱乐的文学形式。本文分别以“症状”（symptom）与“症候”（sinthome）两个概念为线索介入齐泽克对古典侦探小说和硬汉侦探小说的研究，并关注齐泽克对蛇蝎美人这一形象的“升华”。
二、古典侦探小说：以症状为中心
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一书中，齐泽克指出了侦探小说和精神分析在结构上的对应关系。齐泽克认为，侦探破案的过程可以和精神分析的过程类比：侦探透过罪犯精心布置过的犯罪现场的“悖论性元素”发现罪犯企图欺骗警方的欲望，而精神分析师则透过被分析者的症状发现症状背后的无意识真相，即被分析者的欲望之实在界。笔者认为，二者所做的都是一种“症状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即根据表面的症状去阐释更深层次的欲望的真相。
借助弗洛伊德的《释梦》，齐泽克展示了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构成（formations of the unconscious）的阐释（比如对梦的阐释）的逻辑。齐泽克指出，作为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梦—内容”（dream content）是荒诞的“梦—思”（dream thought）经过“梦—作”（dream work）的“二度修正”（secondary revision）后而成的内容。因此，想要抵达“梦—思”就必须对“梦—内容”进行还原，而不能探寻梦的符号意义，“无论是整个梦的‘符号意义’，还是其构成部分的‘符号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关注点不应当是“房子意味着什么？船在屋顶是什么意思？那个奔跑的人象征着什么？”等问题。
那么，如何接近梦的真相？齐泽克认为，出于先验的结构必要性，“二度修正”从来不会大获全胜，因此释梦的突破点在于找到那个“既是匮乏又是多余”的元素：“初看上去，这样的元素与外显的想像性场景的有机整体完美地搭配在一起，但它在这个整体中真正占据的位置，却是想像性场景必定‘压抑’、排斥、挤出的某个元素的位置。只有‘压抑’、排斥、挤出这个元素，想像性的场景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不过，一旦这个元素‘就位’，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多余’的，就是令人尴尬的过剩”。释梦的关键就在于：从这一点位开始对外显的梦—内容的意义整体的虚假表象予以“非自然化”处理。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个之于梦既匮乏又多余的元素？笔者认为，这个之于梦既匮乏又多余的元素就是精神分析意义的“症状”——“在症状中，主体以一种经过加密的、未经识别的信息的形式，收到了其欲望的真相。”以电影《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2023）为例，基里安·墨菲（Cillian Murphy）饰演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原子弹成功投放广岛、长崎后的庆祝会上讲话时突然产生了幻觉，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而观众的脸也渐渐变得扭曲、风化——正如被原子弹袭击后那样。恍惚间，奥本海默以为自己脚下踩着的是已经化为焦炭的尸体，直到走出人群才逐渐清醒。奥本海默的症状——幻想中生灵涂炭的场景，反映了奥本海默本人对原子弹的矛盾欲望，因而在结构上是必要的，然而这一症状无疑与歌舞升平的庆祝场景格格不入，是“令人尴尬的过剩”，奥本海默只有压抑他的症状才能不破坏庆功会统一的欢乐氛围。我们也只有从这一症状入手，才能得知奥本海默本人欲望的真相。
以症状为中心，齐泽克将古典侦探小说中侦探“破案”逻辑与精神分析的逻辑情况进行类比并得出二者的相似性。正如我们不应当寻找梦的“符号意义”那样，侦探破案同样不应当对表面印象可能的隐含意义进行缜密的考察。以柯南·道尔的《红发会》（ The Red-Headed League ）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ABC谋杀案》（ The ABC Murders ）为例，齐泽克指出，如果沉溺于“专门挑选红发人，这种病态的举动意味着什么？”“那个字母表模型的意义何在？”等问题，就会落入陷阱；“唯一的正确步骤，是把意义之域悬置起来（意义显然是由骗人的第一印象强加于我们的），专心于细节（强加于我们的意义领域中包含许多内含物，细节就是从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雇用这个人来做这份毫无意义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与他的红头发毫无关系？不论这个被害者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谁从他的死亡中获得了好处？”这些细节，正如症状一样，暴露了凶手的阐述立场（position of enunciation）——我在骗你；也是在这一层面，侦探读懂了凶手的信息的真实意味。由此可见，“侦探的区域(domain)，还有精神分析师的区域，是彻头彻尾的意义区域，而非‘事实’区域”，侦探与分析师需要做的是：根据线索、症状这些“事实”层面之物，去阐释它们背后欲望的真相。这种阐释在欲望与意义的层面而非事实的层面进行。
尽管古典侦探小说的破案与精神分析在运行机制上存在对应关系，但齐泽克也敏锐地发现，不同于精神分析，古典侦探小说虽然揭示了事实层面的真相，但却回避了欲望的无意识层面的真相，因而是“不诚实”的。古典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将罪责定位在凶手一人，因而消解了“内在”的真相——在欲望的无意识层面我们都是凶手、任何人都可能在现实层面谋杀，并以这种方式回避了实在界。齐泽克指出，“就我们欲望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 of our desire）而论，我们个个都是凶手，只是真正的凶手实现了我们这个群体的欲望而已（我们这个群体也是由尸体构成的）。凶手被挑选出来，是要确保我们的清白。侦探的‘答案’的根本性的不真实（fundamental untruth），侦探的‘答案’的存在主义的虚假性（the existential falsity），就在这里：侦探利用了实际真相（事实的准确性）和涉及我们欲望的‘内在’真相的差异。他代表着事实的准确性，因而无视‘内在’的力比多真相，这使我们摆脱了全部罪恶感。”可见，侦探破案的结果与精神分析的结果存在明显区别。侦探触及了我们的欲望之实在界，但却并不承认它，结果就是，我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且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在对“症状”的享受中获得了“剩余快感”。而精神分析不仅触及欲望之实在界，而且消解了被分析者的症状、剥夺了他的快感——主体失去了面对创伤性的真相的保护壳，面临主体性的零度时刻，就像得知真相的俄狄浦斯，“他的生命存在立即‘丧失了立足之地’。他发现自己身处不堪忍受的空白之中。”
三、硬汉侦探小说：以症候为中心
如果说齐泽克对古典侦探小说的论述围绕着对症状的阐释与欲望的真相展开，那么齐泽克对硬汉侦探小说的研究的重点则是症候的不可阐释性以及与死亡驱力的遭遇。在后一种情况中，侦探不再被类比为“理应知道的主体”——精神分析师，而是陷入了一个以欺骗性与腐败性为特征的“黑色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真相的地位下降，硬汉遭遇了阐释的障碍：症候。硬汉侦探通过回避“不放弃自己的欲望”的蛇蝎美人而回避症候之实在界。
齐泽克指出，硬汉侦探和古典侦探处在不同的主体性位置：正如精神分析师处在一个外在性位置，古典侦探同样并不“介入”：他自始至终都置身于事外，与案件保持距离；而“硬汉侦探从一开始就‘卷入’其间，一开始就陷身于力比多循环：正是这种卷入，构成了他的主体位置”。齐泽克通过两种侦探各自对待酬金的态度，来揭示他们不同的主体性位置：破案之后，为了“免于弄乱（符号性）债务和（符号性）偿还的力比多循环”，古典侦探会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接受报酬，认为那是对他的服务的回报；而硬汉侦探破案是因为他对某人做过承诺，要完成一个伦理使命，因此他通常视金钱如粪土。
笔者认为，正因为古典侦探与硬汉侦探处在的不同位置，他们面对的实在界具有不同的内涵。古典侦探就像精神分析师，处理的细节是“症状”层面的，面临的实在界是罪犯的欲望之实在界，其“真相”可以通过阐释而抵达。而硬汉侦探面对的充满腐败、抗拒阐释的黑色世界，则处于症候这一实在界维度。
症候和症状有什么区别？齐泽克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康理论中，症状被拉康“设想为‘主体放弃自己欲望的方式’，设想为某种妥协性的构成”，“这种妥协性构成（compromise formation）证明，主体没有坚守自己的欲望”，因此精神分析的目标即在于通过阐释消解症状、发现欲望的真相以实现纯粹的欲望。古典侦探以线索为突破口寻找真相，正如精神分析师通过阐释症状发现欲望的真相。晚期的拉康提出了症候的维度。作为主体的“病态异常”与“快感之核”，症候不能像症状那样被阐释，“它是一个最低限度上浓缩了主体的独一无二的享乐模式的形象或者点”。精神分析的目标便不再是摆脱症状，而是认同症候、与之共存。如果说症状处在欲望的层面并引发对意义的阐释，那么症候则处于死亡驱力、无意义的享乐的层面，是对阐释的阻碍、对意义的抵抗。在硬汉侦探小说中，黑色世界之于侦探就处于症候的维度：它无法被洞穿，背后也没有意义与真相，它只会令硬汉侦探迷失、困惑、受挫。正如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s）所评价的那样，“在症候中，最关键的也许是阐释者自己的享受。它促使他在意义的产生和混乱、意义和过度、连贯性的承诺和粗暴、愚蠢的无意义中同时找到和迷失自己，解释者像猪一样在泥里打滚。”在这种情况下，侦探与他所要侦查的对象之间的主客关系被颠倒，侦探本人被动地成为黑色世界游戏的一环。他无法如同古典侦探那般冷静、理智，而是震惊、愤怒、沮丧、深感创伤的。
那么，硬汉侦探的性对象——蛇蝎美人（femme fatale），究竟处于症状还是症候的维度呢？简言之，当她魅力四射、让硬汉侦探魂牵梦萦时，她是他的症状——体现了他不纯粹的欲望；然而，当蛇蝎美人崩溃、不再有魅力时，她不再代表快感，而是创伤性的，体现了纯粹的死亡驱力之实在界，此刻的她暴露了症候的维度。
当蛇蝎美人因其魅力而在硬汉侦探的幻想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她就是硬汉侦探的症状。尽管硬汉小说和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看似毁灭了男人们的生活，同时是自己贪图享乐的受害者，然而她不仅对硬汉侦探的男性的父权身份不构成威胁，而且还支撑了他想象性的、自恋式的一致性。根据症状的定义——“一个加了密的信息”“女人是男人的症状”意味着“女人—症状”“显现为男人之堕落的化身，证明了男人‘在他的欲望上让步’的事实”。硬汉侦探对充满魅力的蛇蝎美人的迷恋意味着他止步于蛇蝎美人给自己带来的快感，未能穿越这一幻象。也就是说，他在欲望上让步、背叛了死亡驱力。
不过，当蛇蝎美人精神崩溃、丧失了迷人的魅力，不再带来快感、而是坚持自身的“非存在”（nonexistence）时，她就不再作为硬汉侦探的症状而存在，而是成为死亡驱力的化身，处在了“症候”的威胁性维度。齐泽克如此描述这一时刻：“蛇蝎美人最终崩溃了——她现在成了‘没有实质的实体’（entity without substance），显现为一系列的相互矛盾的面具，从而缺乏连贯一致的伦理态度；在这个时刻，我们再也感受不到她迷人的魅力，只是感到倒胃和恶心；在这个时刻，我们除了‘空无的影子’（shadows of what is not）一无所获，而在以前，我们在这里看到某种清晰、明确的形式，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这是一个乾坤逆转的时刻，也是硬汉侦探大获全胜的时刻。”蛇蝎美人一旦变得歇斯底里、暴露女性“美丽”面具背后的空无与匮乏，就不再是侦探幻想框架之内的迷人客体，也不能再凭借自己的魅力让男人心甘情愿地为之卖命。
然而，也正是这一时刻，蛇蝎美人真正的威胁才凸显。齐泽克认为，这一完全接受死亡驱力的纯粹主体，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纯粹’的、非病态的、完全接纳她的命运的主体的个案”。齐泽克指出，一旦女性坚持自身空无与匮乏，将对男性身份造成严重威胁，此时留给男性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她拒之门外，回避死亡驱力之实在界，重获他的想象性的、自恋式的一致性；要么认同作为症候的女性，以自杀的姿势屈从于自己的命运。
笔者认为，代表死亡驱力的蛇蝎美人之所以之于侦探的主体性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她占据着一个已经符号性死亡的“活死人”的创伤性位置，认同这一空无的位置需要放弃自己的符号性立场，“暴力地逾越符号秩序的极限，英雄般地直面实在界原质的危险彼岸”。这意味着穿越幻象、拥抱空无，也就是进行一种精神上的自杀。在蛇蝎美人身上，齐泽克看见了一种绝不妥协的激进伦理态度与“行动”的自杀性维度。硬汉侦探在对蛇蝎美人的回避中与这种激进的伦理态度一刀两断，并逃避了“自杀性”的行动。
四、从蛇蝎美人到安提戈涅：死亡驱力的伦理与行动之维
在齐泽克的解读下，硬汉侦探小说中的蛇蝎美人与“死亡驱力”“行动”概念发生了关联，并成为激进的伦理人物。可以说，尽管硬汉侦探回避了蛇蝎美人，并因此回避了死亡驱力之实在界，重新得到了大他者的肯定，小说得到了一个看似相对圆满的结局，但齐泽克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返回崩溃的蛇蝎美人“非人”形象，并从中看见行动的潜力。
从硬汉侦探与蛇蝎美人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和驱力的区别：“如果欲望是对失去的物体的追求，那么驱力就是对失去本身的疯狂坚持。”欲望并不渴望被完全满足，它总是对欲望的欲望，是一种转喻性的转换与撤退。正如齐泽克所承认那样：理想的爱情—客体处于死亡的边缘地带、死亡成为其致命之美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硬汉侦探爱的其实并不是蛇蝎美人，而是“得不到”的感觉与追逐的过程本身带来的快感。不同于硬汉侦探，代表死亡驱力的蛇蝎美人则疯狂坚持“失去”本身，坚持自己的空无与匮乏。
以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改编的《卡门》（Carmen）为例，齐泽克强调作为“主体”的蛇蝎美人的死亡驱力的维度及其蕴含的伦理态度。在改编过的《卡门》中，在有关“残忍纸牌”的咏叹调出现之前，卡门是男人们追逐的对象，她生活在一种认为自己是“幕后操纵者”的幻觉之下，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男人的症状，她迷人的力量取决于她在男人们的幻想中扮演的角色。然而，总是预言死亡即将降临的纸牌让卡门意识到她是命运的牺牲品，卡门毫无保留地认可了日益逼近的末日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她最终意识到，在各种力比多力量的较量中，她只是一个被动的元素。齐泽克指出，正因为此时的卡门把自己体验为一个客体、一个无助的牺牲品，她才成为了“主体”。
尽管初看上去，卡门的毁灭是放荡的结果，但齐泽克将这个版本的卡门归为“与安提戈涅一脉相承的伦理性人物”；他认为二者享有共同的伦理态度——“对死亡驱力毫无保留的接受”和“对彻底自我毁灭的奋力争取，对拉康所谓‘第二次死亡’的奋力争取”。在索福克勒斯笔下，安提戈涅因为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坚持要将反叛城邦的兄长波吕尼刻斯安葬，而被处死。在齐泽克自己的作品《安提戈涅》中，齐泽克揭示了安提戈涅 “崇高”之外的一面。齐泽克指出安提戈涅这一形象的“阴暗回声”表明的，是“古希腊宇宙的隐晦而隐蔽的反面”，因为安提戈涅的违抗行为“表达了一种轻率的过度坚持，这种立场干扰了城市的‘美丽秩序’；她的无条件道德违反了城邦的和谐，如此‘超过了人之界限’”。相比于安提戈涅的亲切的、人性的姐妹伊斯墨涅，安提戈涅的“不近人情”显得怪异可怖、没有人性。齐泽克用“非存在”（nonexistence）这一空白来界定主体，在主体的点位上，“我们进入‘非人’之维，‘人性’开始分崩离析”。我们可以发现，安提戈涅和作为主体的蛇蝎美人的共性在于：她们沦为了尽管肉身存活、但已经社会性死亡的“活死人”，占据着一个古怪的、无人理解的位置。硬汉侦探小说结尾蛇蝎美人所处的位置，正如爱美、但却被毁容的美女所处的位置，她失去了父权社会中她最珍视的东西，成了可悲的歇斯底里的怪物。当她因美貌而拥有的一切又因美貌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时，她一下子无法再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无法获得任何符号性认同，沦为一个没有位置的“过度因素”——这就是“活死人”的时刻，也是成为“主体”的时刻。
从字面看，成为“活死人”、被死亡驱力所支配的“主体性匮乏”的时刻看起来是极其悲惨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而齐泽克之所以强调这一“主体性的零度时刻”的伦理意义，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行动的自杀性维度以及解放的维度。齐泽克引用拉康“唯一的行动不是失败，严格意义上的唯一的行动是自杀”，认为安提戈涅绝不妥协、公然反抗的行动具有自杀性的维度，是行动的完美例证。可以说，没有精神上的自杀，就不会有精神上的新生，就不会有突破既定框架的真正行动。一方面，驱力是破坏性的，它破坏了主体所有的符号性认同，把它抛入一种空无之中；另一方面，驱力也是解放性的，只有以这一空无为背景主体才能真正颠覆自我，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做到“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主体所处的空无是一种意味着自由的空无，让它从原本的身份桎梏中获得解脱，面向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以蛇蝎美人为例，当她不再是备受男人追捧的宠儿，处于“活死人”境地的她才能真正地在精神上“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再被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束缚，不再需要男人的迷恋作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她可以绝对地依靠自己，做任何“不可能”的事情，而非大他者期待她做的事情。只有在这一“主体性空无”的时刻，她所做出的才是真正的行动，而非父权框架之内的“伪行动”（pseudo-activity）。也只有在这一时刻，蛇蝎美人才真正成为硬汉侦探的威胁。
除了之于主体本身的意义，这一行动的维度之于现实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在“实际后果”层面改变现实，而且在于重新定义“什么是疯狂的、道德的、甚至是真实的”的标准，改变可能性本身的领域。也就是说，行动会暴露现实本身在本体论上并不完整、现实的内在分裂，正如齐泽克所说，“一个行为扰乱了它所介入的象征领域，它的介入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恰恰是从这种固有的不可能性、绊脚石的角度出发，这是其隐藏的、被否认的结构原则。”这一由行动打开的本体论裂口就是“政治的零水平，政治可能性的前政治‘先验’条件”，它意味着事物颠覆自身、事件发生的潜能。强调行动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潜力，就是强调打破封闭性、同一性的幻想，呼唤世界的自我否定与更新，将这一本体论裂口“去蔽”，实现它的颠覆性潜力。
齐泽克对行动的理论化让我们看到现实是不完整的、内在不一致的，并提醒我们通过行动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让本体论裂口的潜力迸发。尽管硬汉侦探小说中的蛇蝎美人并没有直接爆发出行动，但齐泽克仍然从她的“非人”过度中发现了死亡驱力的伦理与行动之维。专注于蛇蝎美人这一“在小说之中却超出小说之物”，齐泽克让硬汉侦探小说试图压抑之物重返读者的视线，凸显了硬汉侦探小说的潜在激进之维。
结语
如果说齐泽克所做的是“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那么本文所做的就是“透过侦探小说看齐泽克”。无论是古典侦探小说还是硬汉侦探小说，既要触及实在界，又要回避实在界，并在这一来一回中给读者带来剩余快感。齐泽克不仅通过侦探小说这一文类来理解精神分析的原理与实在界概念，而且从“实在界”这一概念审视侦探小说自身，发现侦探小说对实在界的遮蔽与缝合。通过对侦探小说中实在界的“去蔽”，齐泽克发现了一种决不妥协的激进伦理态度，以及行动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潜力。一方面，齐泽克颠覆了通常的对侦探小说的“变态”享乐态度，以理论的力量将侦探小说自身激进化、深刻化，使其超越提供剩余快感的“庸俗读物”；另一方面，齐泽克将侦探小说当成理论的方法，展现了文学作为一种区别于哲学的思考方式“可以如何帮助我们设想和思考伦理、政治和美学的更多解放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