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侦探小说:现代性的表意面孔
在侦探小说鼻祖爱伦?坡发表于1841年的《莫格街凶杀案》中，尽管还弥漫着浓浓的 哥特式恐怖，其侦探和助手角色的设置以及逻辑推演的方式，却己为侦探小说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当时不被社会欣赏的爱伦?坡坚信自己创立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 形式。果然，不到三十年，侦探文学己在英美国家蔚然成风，从大侦探福尔摩斯诞生的19 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被称为侦探小说的“古典时代”又称“黄金时代”柯南道尔、 切斯特顿、范达因、安东尼?伯特莱，约翰?狄克森?卡尔、艾勒里?奎因……这个时代“出 产”的英美侦探小说家几乎在“元叙事”的层面上穷尽了侦探小说所有“逻辑”和“人性”的 想象，留给后人的只有“变奏”的可能。一方面，侦探小说在文学领域拥有最大规模的读者， 另一方面，却仅被人当成消遣读物看待，忽略了这一文类与现代性深刻而内在的联系。
侦探小说成为“现代性”最初的文学表征，并非空穴来风;而“谋杀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印量在西方世界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也并不仅仅是出版宣传的噱头。按照约翰?凯里的说法[1]，19世纪末侦探小说在英国风行、继而“传染”美国并非偶然 一一70年代开始推行的初等教育普及制度导致了新阅读大众的产生，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渴望娱乐活动。这要求作家要创立独树一帜的风格，抓住大众想象力最深处的恐怖和欲望并转化为文学实践。加之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启蒙主义理念和制度一一科学、 民主和自由等诸多条件具备，侦探小说就这样诞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读者的教育水平和阅读需要”实际上反映了彼时科学话语尚不稳定的处境一一科学如何抓住大众心理并为社会服务？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特别是主人公一一私家侦探，就是现代启蒙理性的自传，其职业、外貌、癖好、性格和出身，回答了作为新生事物的科学话语在与宗教神学争论的过程中，如何证明自己在工商业主导的世界中的统领地位。
1.向过去致敬:现代知识的诡辩术
通常对侦探小说的定义是以犯罪案件为中心，以错综复杂的犯罪手法和勘察取证为 主体，直至揭开真相的小说文本。就此，一些论者将侦探小说的核心机制描述为“法”与 “理”的冲突。事实上，侦探小说自始至终并不必然与“犯罪”发生关系，它真正的核心在于 “解谜”。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又称“古典解谜时代”。而谜团，正是现代性的“初始情境”。
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断裂性的经验，它面向“过去”时的表情首先体现为一种惊诧。波德莱尔在《论现代生活的英雄》[2]—文中，认为现代生活的崇高和史诗性，并不逊于已经消 逝远去的古希腊伟大传统，所以现代人自有其美。现代性在其理论原点上的乌托邦，是一 种关于现在时的神话，其合法地位的建立，不仅仅要将过去整理为一种知识，也要将现在建构为一种美学，使个人主义的行动和其环境都具有诗性特征。波德莱尔著名的“恶之花”正可以为侦探小说界的先锋作家G ? K ?切斯特顿提出的侦探小说美学作一注解。 既是作家又是哲学家的切斯特顿专门撰文《为侦探小说辩护》（1897年)，将侦探和这一文类提升到哲学高度，以现代人的精神、用古典主义的眼光图解新时代的罪恶与反叛。
……关于警察行动的传奇，在某种意义上却提醒人们时刻记住这个事实:文明本 身就是最耸人听闻的叛变，最富传奇色彩的造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副武装 的营地里，正在跟一个混乱世界作战，而罪犯们则是混乱的子女，他们不过是我们内 部的叛徒。侦探单枪匹马出现在警察传奇里……正是这位社会正义的代表才是原始 的、诗意般的人物，而破门贼和拦路匪不过是些平静的、古老的、宇宙间的保守分子 ……警察队伍的传奇故事就是人类全部的传奇故事。它是建立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 的：即道德是最黑暗和最大胆的密谋。它提醒我们，我们受统治和保护的那整个不声 不响、不为人所注意的警力部署不过是成功的游侠骑士而已。[3]
所谓“为侦探小说辩护”实质上就是在为“现代生活”辩护：
侦探小说首先的根本价值在于这一点:它是通俗文学中最早和惟一的形式，它能表现现代生活中的某种诗意。[4]
值得注意的是，与波氏一样，切斯特顿为现代生活和它的新文学唱赞歌的方式，都是引用代表传统的古典文本，而切斯特顿更加上乡村、大自然等意象，来说明侦探小说中的 “现代生活”像传统一样神秘、古老而永恒。现代性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向过去的时代致意。 事实上，作为一种新的时空体验，不管它的概念如何复杂，现代性的诸多表情——先锋、颓 废、媚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内含着处理过去、面向未来的意向；它们的自信与失 败，都包含着向“前现代”的各个时期致敬的渴望。
这种引用“过去”的心理特征，首先表现在侦探这一人物形象上: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为“黄金时代”的侦探们定下了基调：漫画式的标志性形象、遗世独立、富于艺术气 质，有各种怪癖。这意味着所谓科学、自由和平等是中性的、“无动机”的，却永远富于激情、 崇尚精确和冒险，这正是马克思?韦伯式的“资本主义清教精神”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期 的清心寡欲和野心勃勃。与此同时，侦探的身份，却不是贵族的后裔、神父、维多利亚时代 的老古董就是富于品味的欧洲人，如鹰钩鼻的福尔摩斯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大侦探 波洛都有不凡的品味，切斯特顿笔下的布郎神父则是百科全书式的诗人和哲学家，约翰? 狄克森?卡尔描写的菲尔爵士、范达因的菲利普等都是贵族后裔；同样，在“黄金时代”小 说的犯罪手法中，也隐藏着强烈的怀旧感，不仅体现在老派英国绅士淑女们对维多利亚时 代的怀恋和对现代公寓设备的不信任之中，也体现在罪犯优雅的犯罪手法中：毒药和匕首比手枪更安静。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对古典的怀恋和对现代的热爱与嘲讽是 循环往复的:在《伯特伦旅馆》[5](1937年)中，古典是现代罪恶的布景，其中的旧日风情是一 种戏仿和讽刺，而《白马酒店》[6](1932年)中，各种新式机器在厨房中发出怪物般的声音一一 现代化令人难以适应，这故事里发生的罪恶却依旧洋溢着莎士比亚时代的“古典激情”。
“漫画贵族”式的现代侦探、优雅的杀人手法，以一种对古典时代既揶揄又怀恋的双重态度，来表达现代知识确定自我时的谨慎心情。现代性，意味着作为系统的知识概念的诞 生，如同巴别塔，知识系统一经产生就分裂为各个专家的文明。私家侦探职业的出现，既 是财产私有制也是知识专业化的产物。就此而言，小说中神奇侦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同时象征了知识系统和它的分化：一方面，他不拘一格、融实证和推演于一炉的行动和思维 模式，暗示着古典时代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他赋予现代知识一个想象性的整体形式。福尔摩斯是“现代知识的诡辩术”他的技巧体现了技术一工具，道德一实践的 一体性，他拉小提琴和搞化学实验的“怪癖”与科幻小说的主人公们一样，提示着科学家 与中世纪巫师的亲缘关系，他将已经分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重新熔铸在神学的背景中一一他有能力同时解释一个古代铭文和一个化学公式，他反对婚姻，却可以为陷入情网的华生描述一个恋爱女子的全部身心特征。
2.现在时的神话和美学:新的都市游侠
然而，在切斯特顿的“辩护辞”中，引用“过去”来为自己“贴金”的方式只是第一步，切 斯特顿真正要说明的是“这种对伦敦诗意的体会，可不是一件小事。严格地讲，城市比乡村更富于诗意，因为大自然是一团不自觉力量的混乱状态，而城市则是一团自觉力量的混乱状态。”[6]
言下之意，现代城市生活是启蒙理性的实践产物，而现代侦探更加诗意之处，就在于以科学、理性的精神，来破解城市之谜。就此而言，切斯特顿的“宣言”实际上完整地提出 了现代性一侦探小说的表意逻辑:谜题与日常。
福尔摩斯“既古典又现代”的设定，集中体现在他广为人知的“魔法”之中:在初次见面 的陌生人尚未开口前，他已能从其全部形象细节推断出对方的职业、经历甚至困扰。
福尔摩斯的断案方法，体现的正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重视当下性：通过对现在时的 判断，推及历史和未来，将过去的死亡情境和未来的危机情境统统转变为一种思维游戏。 这正是进化论式的、抑古扬今的逻辑。
了解真相后，是解决问题。福尔摩斯的推断过程是“静”的一一只发生在头脑中，而解 决问题却往往需要进行“动作冒险”而同在“黄金解谜”时代，福尔摩斯的破案过程也与 二十年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侦探波洛不同，后者更加“单纯”地用“灰色脑细胞”思考， 这体现了法制体系的成熟一一只需要解谜，剩下的留给警察。而在福尔摩斯的时代，法制与科学的关系还在博弈之中。于是，这位19世纪的侦探不卑不亢地与权贵合作，不时在 法律的边缘搞些小动作。他表现得与大众一一如女房东和来自下层社会的委托人们一一 息息相关却又格格不入。他在贝克街的旧公寓中“大隐隐于市”用鹰眼穿透伦敦的浓雾，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在“雾气”中正发着什么一一这正是切斯特顿所谓的“现代的诗意”。
继柯南道尔之后，“黄金时代”涌现的作家无不纷纷打造都市中的“侦探美学”一一奥 希兹女男爵的“坐在角落里的老人”欧内特?布拉玛的盲侦探卡拉多斯、切斯特顿的布郎 神父、奥斯汀?弗里曼的“微物侦探”桑戴克、福翠尔的“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这些 侦探破解新兴的工业城市之谜，在下水道中也能看出美感一一科学将自身内化为一种美学体验，并以诗学的视角打量“都市”这一现代性图景，而这种现代美学正是建立在对古典主义的赞美基础上的。
二、现代性的逻辑：日常与传奇的辩证法
与科幻的未来维度相比，侦探小说对“谜题”的关注，更加清晰地体现出与古典联通和 重视当下的特征，它为现代性所发明的“日常生活”概念提供了标准的形象。
与科学一样，‘日常生活”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现代性自身的产物。资本主义工业时代 的劳动时间带来的“日常”在被常识化的同时也被问题化:一方面，现代生活的机械特性造 就了单调、无聊和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从各种角度去观察事物的技术手段，彻底 改变了的人类感知模式，如阿加莎笔下电冰箱、电烤炉、冲水马桶之类的“怪物”正是“日常生活”忍受传统消灭、接纳新生事物的过程之写照。这一过程被侦探小说象征化了：在创造日常的同时，将它设置为一个谜题：
一个海上旅行团、一座村庄、一栋公寓、一个退休军人俱乐部，一个孤岛上的别墅……相对封闭的空间，关系有些紧张的中年夫妇、朴实无华却又爱管闲事的乡村老太、脾气暴 躁的老将军、反叛期的年轻绅士和活泼却又穷困的女家庭教师……就在这群普通的登场 人物中间，谋杀发生了。一个留着讲究的小胡子、有着鸡蛋脑袋的外国侦探波洛登场，明里与这些善良百姓友好相处，听取他们的牢骚和废话，暗里却在用“灰色脑细胞”重建因果拼图，直到最后一块碎片归位:”凶手就在你们之中。”这是典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情节模式，也是黄金时期推理小说的语法。今天在中国风行的日本侦探动漫“柯南”和“金田 一”仍以此为圭臬。它将谋杀和优雅、无聊和精致、碎片与整体、日常与恐怖结合起来，意 图证明这些两极概念的一体性，而这种“对立统一”正是现代性自身的特征。
1.越华丽，越简单: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
领教过福尔摩斯的“魔法”后的委托人总是说:我以为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但经你一说，原来不过如此。所谓“看你一眼就知道你的一切”不过是某种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应用罢了。然而，这“魔法”出手时的震惊效果却不容忽视。张爱玲的名言一一在日常中发现传奇，正是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至理名言，只是加了后缀一一“传奇其实是日常的”。城 市侦探在传统乡村中的对应功能正是巫女神婆——他们相同的功能在于换位思考，既不 合法却又受人敬畏，解决生活中各种难题。不同的是，巫以梦魇帮人们摆脱梦魇，以谜题和神谕来兑换神谕，而侦探将神秘主义兑换为逻辑和实证主义一一现代社会的新武器。其全部秘诀在于“程序”：“日常与谜题”辩证法的第一步，是先将“现实”建构为传奇。
福尔摩斯吸食可卡因的不良嗜好，并不仅仅是作者用来标新立异的噱头。这位侦探是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厌烦，由于缺乏刺激而吸毒。然而，带给福尔摩斯新鲜感的那些“案 件”本身，并不来自外星球或古代世界，而同样是这无聊的日常。一则报纸接缝中的寻人启事或街头匆匆走过的行人，在福尔摩斯眼里，可以成为比可卡因更为刺激的要素。侦探的任务是重建因果关系，首先“看山不是山”，扰乱日常的平静水面。而在“真相大白”的过程中，最终的步骤又是逆向的两项：
那些刚刚被视为传奇的要素，重新被打回“日常”而形形色色的委托人一一来自印度、 中国、埃及的富于“东方神秘色彩”的女郎、美国西部冒险的牛仔、在战争中有着不可告人过去的士兵，都将在“现在”一一本国的日常生活中，在本阶层的人群中，被侦探抽丝剥茧， 原形毕露。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殖民背景和两次大战，是支撑侦探小说谜团的重要资源: 它有效地使人物的前史变得模糊不清。然而，无论过去的“魑魅魍魉”如何，构成中心叙事 的谋杀一定是“此在”的，发生在可触可感的日常生活中心。到了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本 格推理，这种逻辑被推演到极致:谜团越是华丽，解答就越是“现实”。
而那些在顺叙中像“点缀”一样的“日常”描述，则要在侦探破案后的“事件回溯”中再次成 为“传奇”所有当事人一一嫌疑犯聚在一起，将在头脑中再次回忆那些支离破碎、不具意义、 不引人注目的交谈、举动、神情，其实具有高度的形式理性、精确性和可核查性，它们被拼成一 个完整的动机一实施一调查一破案的图画。于是，人们惊叹日常中隐藏的人性恐怖和不可解 一一那或许就是“人生”自身的恐怖。这，就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主声部一一交替展现“日 常”和“人生”的概念，将日常与人性的深度和距离弥合，从而引发悲剧式的净化与恐惧。
为日常生活建魅和解魅都是现代性的行为。谜题原本由信息不对等产生，而解谜过程却使人们发现，一切答案早已呈现在眼前。“日常与传奇的辩证法”造就了黄金时期“绝对公平”的叙事原则:作者不得向读者隐瞒信息，读者与侦探都在限制叙述之中，处于同一 个起跑线上。这在美国作家、侦探小说的“黄金三巨头”之一艾勒里?奎因那里，甚至形成了一个著名套路:在小说揭破真相的前一章，发出“向读者挑战”的宣言：以上，一切线索都己经提示完毕，接下来是解谜阶段一一亲爱的读者，您与侦探谁能先到达终点？
2.帝国的自信与世界主义图景
显然，这种日常与传奇的辩证法体现了启蒙理性强烈的自信心：不管有多少种读解， 有问题就有答案。尽管解谜和推理的元素遍布一切文学类型，而对结局的要求，是侦探小说与其它文学题材最大的不同。因为，侦探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一种特定意识形态、 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那就是中产阶级及其所要求的稳定的市民社会。对现代生活各领域的管理，确立了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系统：它为人物建立起一套身份档案，也为 各种事物建立“边界”。由此才会产生福尔摩斯的“第一眼的魔法”那些打字员，没落贵族， 富人的家教和女伴，从东方回来的军人，都有明晰的“职业特点”。在乡村亦然一一老处女 马普尔小姐脑内装着她的整个社区，她的断案方法表面上是农耕社会循环时间的残留，其 实却是现代的一一一眼就可以分辨出富于各种现代特征的“他者”一一正是资本主义法制 和可量化的现代时间造就了罪与罚的新较量。
相信“身”能反映“心”，相信个人拥有的东西、留下的痕迹，比他本人现身说法更能说明问题一一侦探小说是福柯式微观权力的通俗演绎版：所有人都处于社会权力系统的控 制之下，无法逃脱现代工具理性的掌控。理性主义的乌托邦是成为现代世界的上帝。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规定，完美的罪犯和完美的侦探必须是一对一的较量，如犯罪天才莫里亚蒂教授与侦探福尔摩斯的较量，法国作家勒布朗笔下亦正亦邪的怪盗亚森?罗萍与福 尔摩斯斗智，都在“智力”的层面上强调绝对公平。这同样是启蒙理性的内在法则，在它面前，道德价值只能屈居第二。
这种现代性的自信，不仅体现对在“日常生活”的建构之中，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对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想象性建构。侦探小说认为，上帝死后，整体性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具有了逻辑严密性。侦探小说家发明了一系列联通个人与集体想象方式的途径，他们遵循切斯特顿的名言:隐藏尸体，要在战争中；隐藏树叶，就在森林里。
与19世纪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和20世纪的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一样，古典主义时代的侦探小说摘取世界各地的文化景观，加以净化与神话化。就其娱乐功能和视觉效果而言， 世博会和迪斯尼是一种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表征一一省却了旅行的麻烦，而那些“安乐椅侦探”也免除了读者思考的麻烦，他们把现实中烦琐而枯燥的调查过程整理成技巧性的 叙事，所谓与读者的“公平竞争”更像是一种广告语一一鲜有读者真去分析附在小说扉页上的房屋平面图，它的存在只是理性主义的自我炫耀。比起科幻小说的“时空无限”，侦探 小说似乎受到核心案件的束缚，但它却将案件本身也建构为一种“景观”。就社会学意义 而言，谋杀案的侦破，通过使个人行为社会化，成为诠释和证明社会整体力量的最佳方式。 这种整体的自信达到的最高表现就是“帝国”。正是由于侦探小说“仅供娱乐”的自我定位， 这一文类最先把关于“世界帝国”的狂想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舞台背景后，作为叙事的核力来推进，可以说，侦探小说是资本主义的“帝国”梦想最华丽的文学表征。
三、启蒙理性:可量与不可量的悖论
按照詹姆逊的理论，“阴谋表意系统”应该揭发世界系统本身的秘密，而不是某个特别 的政治秘密。
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实用性地嵌入各种各样更大的机制结构和框架之中，然而它们又属于某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能存在私有的东西，更不要说隐私了。[8]
然而，私家侦探最突出的是他的“个人性”这里涉及到现代性的另一个特征：自反性。 侦探小说的“粉丝”中有句名言：这种文类的悖论在于，一个人能够聪明到不可能犯罪，却 又笨到只能以杀人来解决问题。这句判断的不可靠性在于它提出聪明和笨的“价值量度” 问题：理性是否是有量度的？可量化和换算成数据的知识话语如何与人性、罪恶、道德通 约？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原点”问题：启蒙理性自身具有的颠覆性意义，塑造了 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叙事魅力:从人物、情节、核心诡计到结局，将一切要素放在“可量”与 不可量的天平上来困扰读者。
从人物设置来说，福尔摩斯与华生的搭配，旨不在“聪明侦探笨助手”华生的医生职 业和副手地位，展示了量化的科学话语无法解决日常生活的非理性层面。然而，角色同样是双向的：福尔摩斯的逻辑无法代替华生的“现实生活经验”。一个后来被广为模仿的意 味深长的情节是：当华生试图用福尔摩斯的逻辑方法去思考时，他一定会犯错误，而当华 生不经意地在“日常”的秩序中聊天看报，却给了侦探以最关键的启发。侦探与助手的设 置构成了现代理性令人迷惑的矩阵一一对于将“日常”划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 既认同又质疑。
从动机上来说，实证的动机是谋取私有财产和保持社会地位。乔治?奥威尔著名的随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9]，精准地概括了彼时侦探小说的标准杀人案：凶手必须是一个专业阶级的小人物，住在郊区的半独立房子里以避免邻居怀疑，陷入感情纠纷，长期内心 挣扎，大胆审慎地犯下罪案。这是有“深度”的案子，它带给公众更高的满足度。
正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欣欣向荣，造就了这标准化的“英国式谋杀”然而，这些“可 量”的情形背后，是所谓“深不可测”的人性。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引用卢梭的话，来说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这个词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的巨变：“没有人赌咒发誓来冒犯神灵，反之是巧言花语来亵渎神明。没有人夸耀自己所长，反之是贬损他人的长处。没有人直来直去，打倒敌人，反之是百般算计，把他杀死。民族的仇恨飘逝远去，可是爱国的热诚同样飘逝不见。诡辩代替愚昧。这就是我们的风俗获得的纯洁性。我们就是这样变成了 正人君子。这当中文字、科学和艺术委实是功不可没。”[10]
在这段引文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明的定义乃是“欺骗与诡诈” ，一种隐藏在“人性” 面具下的彬彬有礼的恶意，这正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中“犯罪”的特点。
如果说福尔摩斯以其特立独行将“人性”与“工具理性”调合起来，使知识具有了人情味的面孔，那么阿加莎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发掘出卢梭式的现代“文明犯罪”伪装、表演是现代性礼仪化的罪恶，也是阿加莎小说最常用的犯罪手段一一利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性 和人们的“心理盲区”戴上“面具”改变自己的“身份”。
对于侦探小说迷来说，动机、手法、破案过程中，数学和戏剧的因素是否能达到完美平 衡，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和“品级”。阿加莎的《啤酒谋杀案》[11](1943年)和《人性记录》[12](1933 年)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完美范本。前者的核心场景极富戏剧性:罪犯在被害人一一画家为 她所绘制的最后一张肖像中向外凝视，她的眼睛看着她的爱人即将死去。二十年后，调查 画家死因的波洛看到了这幅画，与这双意味深长的双眼对了个正着。这个具有超现实主 义意味的强烈凝视，表达的是“人性”的过满，溢出了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边缘，而这溢出 的部分具有决定作用：理性主义不可称量的内在疯狂。人性不仅没有自外于科学技术，科 学技术本身是人性的外化和特定的产物。按照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来解释“量化”与可 量化的理性悖论，自爱伦?坡起，侦探小说的魅力和隐含的生长条件恰恰在于召唤“内在 的他者”之魔：侦探小说由启蒙主义的内部生长出来，是理性的吸血鬼。在美国小说家范 达因所制定的侦探小说规条中，凶手不应是外来者。而阿加莎以凶手视角叙述的《罗杰疑 案》[13](1926年)所挑战的，正是全知叙述者本人的中性立场。现代社会对理想罪犯的定位， 也是对自身的定位:他表演，但只是表演了他自己。
现代理性的罪恶既是共时的一一“太阳下无新事”从该隐杀害亚伯就开始了，又获得了它新的形态。阿加莎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世纪，在西方世界经久不衰，因为她试图证明： 经过两次大战，惊人的并不是科技与战争激发了多少新的谋杀方法，而是人们的价值观 一一构成“人性”边界的东西并未动摇。变中的不变一一这是“新古典”的意义。阿加莎另 一篇小说的题目概括了依然笼罩在“原罪”之下的现代生活一一“杀人不难”。
现代性自诞生起就生产了自身的危机感。黄金时期侦探小说对神秘主义的“收”和 “放”对日常生活的发明和诠释，不仅表明它需要向封建时代的幽灵证明自己，而且展现了启蒙理性“内部的他者”逻辑。恰恰是这种内在悖论，成为维持“现代性”之稳定性不可或缺的那块拼图。
注释：
1.参见约翰·凯里：《艺术有什么用？》第47页，刘洪涛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2.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301页，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4.G · K ·切斯特顿：《切斯特顿散文选》第162—163页，沙铭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5.参见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伯特伦旅馆》，晓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
6.参见阿加莎·克里斯蒂：《白马酒店》，林树明、卢玫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G · K ·切斯特顿：《切斯特顿散文选》第162—163页，沙铭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8.参见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三卷:文化研宄和政治意识》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月第一版。
9.参见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10.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第4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11参见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啤酒谋杀案》，李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2参见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人性记录》，王敬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
13参见[英]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罗杰疑案》，张江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本文原刊于《长江学术》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