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总结当代西方国际法的基础上，认为当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国际法调整国家间关系的这个本质仍然没有变。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三大主题是国际维和与武装冲突、发展与环境、民主与人权。显然，在民主与人权的理解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围绕着这三大主题的，则是国际合作、对话与改革三大主旋律。此外，在研究当代西方国际法时，应当重视欧洲大陆的国际法与美英国际法思想间的微妙差异。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维和与武装冲突；发展与环境；民主与人权；国际合作；对话与改革

引 言 　

应当说，国际法并非 “西方”的专利。中华法系在古代早已形成独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仅以和平与战争的实践为例，从“以和为贵”、“先礼后兵”可以看出，中华法系的国际法思想始终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狭义的战争法即“战中之法”居于次要地位，战争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而已。即使战争不能避免，仍然要受到习惯法的约束。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勿杀无辜”的实践看来，中华古代的和平与战争思想与当代的国际战争法规则是何等相似。然而，在世界近代史中，璀璨的中华文明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炮舰的蹂躏[１]。西方文明从此主导世界，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成了“主流”的价值观。国际法也就成了“西方”的国际法。在西方法律价值观主导的秩序中，其他法系、包括中华法系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自决权”的觉醒，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独立。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经历了“东西”冲突及“南北”矛盾的整合之后，世界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当代国际法也不再聆听一个声音、遵循一种模式。就连西方的国际法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代国际法已经不完全是西方的天下。历史不容逆转，时代迈着自身的步伐前进。当代的国际关系已今非夕比，全球化趋势已成定局。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构造自身的全方位国际关系，寻找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必要了解当代西方国际法的走向。　

一、国际法的起源、本质及与国内法的关系 　

西方学者看来，当代国际法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 “万民法”[２]，它是“市民法”[３]的对应物。市民法调整的是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则调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万民法是从罗马的外国人法中发展而来的，其内容则十分广泛，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法、海商法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到公元15、16世纪的西班牙鼎盛时期，人们开始采用“民族间的法”[４]的称呼，德国至今保留了这一提法[５]。到公元17、18世纪的法国时代，欧洲才始采用“国家间的法”[６]这一称谓。到20世纪，人们才正式采用“国际公法”[７]术语。 　

上述概念的演变表明，随着国家地位的固化，国家最终取代了民族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角。国际法秩序中的构造性原则即主权原则也是将国家作为社会和法制单元，或者说国家可以建立秩序[８]，而不是将人民、民族、国际组织、超级组织或者个人作为连接点的。非国家性质的国际法主体、尤其是联合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组织虽然具有特殊意义，但它们仍然是以承认国家主权为前提的；这些组织尚不能代替国家的存在。因此，“国际法”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法。与国内法不同，国家不但是国际法的制定者，也是国际法的实践者，换句话说，国家既是国际法的裁判，又是国际游戏的表演者，这是因为国际法缺少国内法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尤其是缺少权威的争端解决体制以及强力作后盾。尽管当代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个人的国际法地位提高，但是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的本质仍然没有变。为此，我们不能将联合国理解为国家的“家长”，联合国也非“世界国”或者“理想国”，因为即使联合国宪章也是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主权平等依然是国际法的出发点和归属。正因为如此，国际法规范的形成必须以国家间的“合意”[９]为基础，国际习惯法也只能通过共同的国家实践形成。借用先哲孔子的话，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明确了国际法的本质，就不难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由国家主权原则所决定，“国际法”秩序不能“自动地”在国家内部适用。在当代，已经罕有学者坚持“一元论”[１０]了。“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秩序是统一的，国际法因此当然地在国内具有效力。但是，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践中能够贯彻一元论。“一元论”的思想基础大约来自于古代的神学以及后来的自然法思想。神学与自然法认为，法是某种超然的存在，是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的法则，因此，神的“法”或者自然的“法”当然是统一的，不容凡人分割[１１]。相比之下，“二元论”[１２]更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多数西方学者也持“二元论”观点[１３]。“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系统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国际法规范要在国内发生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或者“指令”。“转化说”[１４]就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它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个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转化以后的国内法规范与原国际法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但是分别属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彼此的效力范围仍然是清楚的。 　

二元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强行法”[１５]的国内效力的认识上。有学者认为，国内法的效力级别低于强行法[１６]。笔者认为，对这个命题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对于什么是强行法，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相应地，强行法究竟包括哪些国际法规范至今是一个谜。如果说国家主权平等属于国际强行法（这大约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等于说，没有任何的国际“强行法”能够违背国家主权。即使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宣布某个国家的法律因为违背强行法而无效，也只能意味着该国的国内法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在该国内部，该法律仍然是有效的，除非国家共同体剥夺了该国的立法权与司法管辖权，倘若这样，不就正好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强行法原则吗？因此，“强行法”不是否定二元论的依据，不能笼统地认为强行法的效力级别高于国内法。 　

其次，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对“国内法”也要作进一步的划分。在国内法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不仅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而且也规定了其自身与国际法的关系[１７]。因此西方学者在考察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首先是研究国际法与宪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国内法中，任何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均不得高于宪法的效力。换句话说，即使国际强行法也不得对抗宪法[１８]。这与宪法本身是否与强行法的内容要求相吻合则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国家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是国家也不可能置国际共同利益于不顾，因此立法者在确立宪法的内容时，客观上必须考虑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就是对国家的客观“强制”或者说宪法的客观成分。但是这种客观强制并不是否认宪法权威的依据，原因在于一旦宪法内容确立下来，即使其个别规范违背国际法，在立法者没有修改该规范之前，它在国内就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则不影响其国内效力。例如，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就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的要求来完善国内的立法。但是现行的法律在修改之前，它在中国境内仍然有效的法，人民法院也不得以国内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相抵触为由拒绝适用国内法[１９]。当然，中国为此违背自己的国际条约义务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不能过高地估计一元论或者二元论在实践中的意义，国家在对待国际法规范时，并没有固守某个理论，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２０]。 　

二、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主题与旋律 　

当代国际法调整的内容几乎渗透到一切法律领域，但只要仔细观察，便不难找到西方国际法的主题：即和平与战争、发展与环境、民主与人权三大主题。围绕着这三大主题的，则是合作、对话与改革三大主旋律。下面分别介绍。 　

古往今来，和平乃人类第一要义。国家要谋求长治久安，稳定乃国家的首要职能。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对当今的“地球村”而言，没有比和平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了。在人类饱受战争之苦以后，联合国诞生了。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确保国际安全为最高目标，宪章明确地禁止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２１]。国际法对武力的限制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国际法中有一些规范完全禁止或者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允许使用军事武力。习惯上人们称之为战争之法[２２]，而正确的称呼应当是反战争法[２３]。这是因为，本法律领域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赋予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而是限制战争。只有当反战争法的规则无法阻止武装冲突的时候，战争法的第二个层次，即战中之法[２４]才发挥作用，或者说：在武装冲突已经不能避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带来的恶果，将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 　

而在当代国际法形成之前，盛行的是从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发展而来、尤其是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战争法[２５]学说。在格劳秀斯看来，只要有正当的依据，为了正当的目的，采用正当的手段，战争就是合法的。不过，坚持该学说的理论家们也十分清楚，如何才算正当是很难界定的。因此，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国际法便不能再接受这种思想。不过，这一时期的国际法理论仍然摆脱不了过去那种呆板的战争法理论的束缚。人们虽然不再承认战争权，但是仍然认为战争不受禁止。到了19世纪，战中之法[２６]学说虽然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以战争权为标志的国际战争法仍然是实践的法则。 　

为了捍卫和平，联合国安理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从不具备约束力的停火建议、和平解决武装冲突的推荐一直到以军事措施强制撤军[２７]。尽管允许国家行使自卫权[２８]，但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将重点放在联合国自己采取军事行动的职权上。安理会的这种集体安全机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然而，即使有了联合国与安理会，世界仍然不太平。“冷战”时期，和平是以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之间的核威慑为制衡的“冷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欧与东欧的巨变，世界上仅存一个超级大国。面队这种形势，尤其是“九一一”之后的国际形势，其他的大国或者集团正在重新审视世界和平格局，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与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之间关系，这不能不引起注意。 　

如果说和平与战争是第一大主题，那么发展与环境则是当代国际法之第二大主题。殖民国家独立后，在为法律面前主权平等而欢呼时，却又面临另外一个现实：国家在经济实力面前又是如此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也就顺理成章。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鲜明地提出了生存权与发展权。由于自然资源有限、人口的爆增以及工业化过程的加速，工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环境与资源困扰着经济的发展。虽然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２９]战略，以期待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国际法手段[３０]，全球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抑制，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其中的原因，除了工业国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环境义务之外，也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矛盾有关。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观还仅仅是人们的政治设想而已。 　

如果说和平与战争、发展与环境属于一切国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西方国家似乎对民主与人权更感兴趣。不可否认，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民主观与人权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主与人权，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与人权。而民主与人权的前提与条件更加不能忽视。种“瓜”不一定得“瓜”，究其原因，乃气候不同也。民主也并非消除贫困的灵丹，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西方知名学者经过详细的考察和理论认证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之所以不能算是成功，主要是因为上述国家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民主道路，使得国家秩序处于“休克”状态，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一枝独秀，则要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家们实行了渐进的经济与民主改革战略，因此，尽管中国某些制度的运作不是很良好，但是总的来说却保持了制度的延续性和经济的高增长[ 3 １ ]。 何况即使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并非唯一。至于人权，西方国家比较强调民主与人权的政治含义，即新闻与言论自由，三权分离、普选制等，而发展中国家首先将人权理解为生存权与发展权，这种差异同样是由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此外，民主与人权的实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种“豆”得“豆”也必须遵守种地的规矩，而不能拔苗助长。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某些国家以“国际人道主义”、“人权”为理由“干预”别国事务。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援助也附加所谓“良好治理”[３２]条件。对此，即使西方学者对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践也持保留意见，毕竟，国家主权平等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准绳。 　

有了当代国际法的主题，就可以感受到国际法的主旋律。如果说在以前，国际法的主旋律就是“和平”与“共存”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国际法的主旋律就是合作、对话与改革。由于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不但南南合作没有过时，南北合作更有必要。而由于强权政治的存在以及发展与环境观、民主与人权观的差异，对话机制也就不可缺少。对话的目的在于消除误会，扩大同识，从而为合作创造条件。大量的国际组织以及地区组织的诞生则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论坛。但是，合作也是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对话也只能是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此外，国际法也感受到了改革的脚步。无论是联合国的机构改革[３３]，还是各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其内容无不是围绕以上主题进行的。 　

以上对三大主题与三大旋律的划分，仅仅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国际法的走向。它们绝不是国际法的全部，例如国际法中的语言权[３４]与文化权[３５]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三、欧洲法、欧陆国际法与美英国际法 　

尽管“西方”国际法有其共同特征，但是仍然有必要考察以下欧陆国际法与美英国际法的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对法律而言则不同，“西方国家”大约是指那些发达的具有共同的法律价值观的国家。因此，西方国家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例如在我们眼中，澳大利亚基本上也是“西方国家”。日本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却是“西方俱乐部”（如八国首脑会议）的成员。不过，西方国家中，仍然以西欧大陆国家（欧共体/欧盟）与北美国家为重。 　

西欧大陆与北美以及英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对民主与人权的理解上，而且还体现在共同的安全体制（如“北约”）当中。因此，任何低估西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观的看法都未免失之偏颇。但如忽视二者的区别也过于简单化了。 　

要说欧陆法系的国际法，就不得不从欧洲法谈起，这不仅是因为“欧洲公法”对当代国际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３６]，而是因为当代欧洲法的走向将影响到未来国际法的格局。狭义的欧洲法其实就是欧共体法，而“欧盟法”似乎有取代“欧共体法”的趋势。欧共体/欧盟的成立大大促进了欧洲的统一，这种统一还在继续。尽管欧共体/欧盟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国际组织，然而欧共体/欧盟所实现的国家联合与统一是任何国际组织无法比拟的。欧共体/欧盟不但实现了三个共同体，即经济共同体、钢煤共同体与原子能共同体，也不仅有了欧洲统一的货币，而且欧盟成员国在外交与安全、治安与司法协作方面有着共同的对外政策。这三个共同体与两大共同的对外政策就构成了欧共体/欧盟的“五大支柱”[３７]。不仅如此，欧共体/欧盟还享有自身的立法权，共同体/欧盟制定的“条例”在成员国有着直接的效力，即是说不经过成员国立法机构的转化即可直接适用。因此，欧共体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国际组织”。欧洲法也因此独立成一个单独的法律学科，成为成员国内的法律系学生的必修课。 　

说明了欧洲法的特征之后，就不难发现欧陆国际法与美英国际法的微妙区别。法律的背后就是利益或者说价值，国际法也不例外。由于欧共体/欧盟以追求欧洲的统一（共同市场）为目标，因此，欧陆国家的国际法及其实践必然要服从欧洲利益。这就表明，它与美英的国际法难免出现某些不协调，有时甚至会出现摩擦。这不仅体现在欧盟与美国不时出现的贸易纠纷（例如企业合并纠纷、香蕉纠纷、技术标准纠纷、近来的钢铁大战等），而且也表现在不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不仅如此，西欧大陆的传统与北美的文化并非完全能够融合，法国的“文化保卫战”就很能说明问题[３８]。德国某前总统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中一语道破天机：每当出现国际冲突时，总是“美国出兵，欧洲收场”[３９]。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二者的所谓“集体自卫”义务仍然在发挥作用，另方面则正好说明了二者对国际争端的解决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过去数十年美国介入的武装冲突基本上都是在自家的“后院”以外进行的，而很多的冲突源正好位于欧洲的腹地或者邻近地区，因此，即使有“集体自卫”义务在先，欧洲在自家门口岂能毫无顾忌？！再者，欧洲同样是民主国家，它又岂能简单地与某些霸权主义同流？！欧盟最近通过了建立自身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计划，欧洲还打算邀请中国参与这一计划，因为欧洲认为，过分依赖别国的卫星通讯系统不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争对德国民间人士准备游行抗议某国家总统的到访，德国外交部长最近说，“在国际政治中，我们不是需要更少的美国，而是需要更多的欧洲”[４０]。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欧陆国家的心声。 　

如果在研究当代国际法中忽视美国的作用，那同样是不切实际的。美国乃世界超级军事大国和傲视群雄的超级经济大国。对于美国的作用，笔者认为同样应当公正地、一分为二地看待。至于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由于国内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而英国就比较特殊了。虽然英国位于西欧，而且英国还是欧共体/欧盟的成员国，但是英国与美国维持着特殊的关系，这是公开的秘密。笔者认为，随着欧洲的进一步统一，英国将面临两难的决策。 　

正如夸大欧陆国家与美英的国际法实践的共性失之偏颇一样，夸大二者的差异性同样是不恰当的。上面的结论只是为了叙述的方面，至于具体情况，仍然要具体分析。现在就预测二者将来关系的变化还为时尚早。此外，欧洲统一进程也面临一些难题，这里不再赘述。无论如何，在国际法研究中注意二者的新发展是有益的。 　

结语：寻找共识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法系中，以欧陆为代表的成文法系与美英为代表的判例法系对世界法律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到了国际法规范的制定上。在国际法规范的形成过程中，不仅要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甚至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法律概念。其结果就是某些国际法制度或者概念其实就是各法系，尤其是欧陆成文法系与美英判例法系的妥协物[４１]。这充分表明当代国际法寻找共同识的必要性。 　

既然是“西方的”国际法，我们对当代西方国际法的某些观点不能苟同。正如国家主权原则所昭示的那样，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义务遵守本国的法律。笔者只是盼望，通过对西方国际法的认识做到知己知彼，以使得我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处于主动的地位。“求同存异”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 　

作者简介：吴 越，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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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侵略战争所遗留下来问题，例如文物的返还问题至今是国际法研究的对象。对那些具有维持对民族认同感作用的文物归属而言，国家的国内法面临两个特殊问题：一是文物归属国家的标准；二是对非法或者合法出口的国家文物的返还请求权问题。而如何将某个文物置于国内的文化秩序之下则有不同的方法。首先可以以文物的制造地国家为准，即制造地国家享有文物主权。此外，也可以考虑以文化产品的著作权人的国籍为准。最后，如果某个文物对维持民族认同感具有特殊意义，有关国家也可以主张权利，而不考虑该文物的制造地或者著作权人的国籍。由于标准与方法的不同，所以在规定文化资源的国家归属上可能存在冲突。遗憾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反对，对文物的返还至今尚未形成有效的国际公约。

[２] [拉] ius gentium。关于西方国际法的起源详细论述，可以参见笔者翻译的Wolfgang Graf Witzthum（Hsrg.），V?lkerrecht，2. Aufl.， Walter de Gruyter Verlag， 2001， 即[德]魏智通（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第5段以下。关于本文脚注方括号中所使用语言简称："拉"代表拉丁文，"英"代表英文，"法"代表法文，"德"代表德文。下同。

[３] [拉] ius civile，直译："民法"。

[４] [拉]ius inter gentes，[英] law of nations， [法]droit des gens。

[５] [德]V?lkerrecht。

[６] [德]Zwischenstaatenrecht。

[７] [英]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法]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８]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2条1项和第4条1款。

[９] [拉] consensus。

[１０] [英]monism， [德]monistische Lehre。一元论的先驱人物是凯尔森（Kelsen）， Das Problem der Souver?nit?t und die Theorie des V?lkerrechts（《主权问题与国际法理论》）， 1920；以及维多斯（Verdross）， Die Einheit des Weltbildes auf Grundlage der V?lkerrechtsverfassung（《在国际组织法基础上的世界统一性》），1923。参见库尼西（Kunig），国际法与国家法，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2章第31段（前引1）。

[１１]自然法或者神授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奎那（Aquin）、维多斯（ Verdross ）、格劳秀斯（ Grotius）、苏阿瑞兹（ Suárez ）等。自然法观点认为，法的效力基础就是公理（ Axiom），而公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是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理性（natürliche Vernunft）的体现。另一位西班牙哲学家苏阿瑞兹则认为，国际法就是界于自然法与世俗法之间的法。而格劳秀斯则认为，符合人类理性对共同社会的关心才是（自然）法的渊源。在现代法学中，自然法思想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此外，法律实证主义（Rechtspositivismus）、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也渐渐地疏远"自然"秩序。参见，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1章，第63段以下。

[１２] [英] dualism， [德] dualistische Lehre。

[１３] 二元论的先驱人物是特里佩尔（Triepel）。他早在1899年所著的《国际法与国家法》 （V?lkerrecht und Landesrecht， ）中就提出了二元论观点。此外，我国某些学者提出了所谓"自然调整论"。依据这一观点，国际法与国内法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律体系，并认为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可以相互渗透、互相补充，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曹建明、周洪军、王虎化主编：《国际公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2页）。总的来说，这种意义上的"自然调整论"其实质仍然不过是"二元论"的演变而已。

[１４] [英] transformation theory。参见，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2章第65段。

[１５] [拉] ius cogens。关于国际强行法的效力，比较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53， 64条，这两个条款已经成为当今的国际习惯法。参见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1章第153段。

[１６]如车丕照，法律全球化，一元体系还是多元体系。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重新思考。载〈清华法律评论〉，第4辑，2002年，第46页。

[１７]例如德国基本法第25条1款承认"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法国现行宪法的前言（1958年）承认国际法的一般规则（通过对1946年宪法前言的援引）。见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2章第51段。

[１８]例如，任何国际法的地位均低于美国宪法，即国际法不得违背美国的宪法。参见库尼西（Kunig），国际法与国家法，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2章第52段。

[１９]错误的观点认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可直接适用，参见孙南申，论WTO规则对我国经济法制的影响，载：人民司法，2000年4期；另外比较：徐青，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载：法学，2001年1期。正确的观点是：贺小勇，论WTO协定与国内法的法律关系问题，载：政法论丛，2001年2期；宫万炎，论中国入世的法律安排，载：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11期；何秋婷，中国入世后的主要法律问题。研讨会综述，载：法律适用，2001年4期。不过，所有的作者都指出了按照WTO规则来完善我国的国内立法的必要性，这无疑是中肯的。

[２０] 库尼西（Kunig），国际法与国家法，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2章第35段。

[２１] 联合国宪章第2条4项。

[２２] [拉] ius ad bellum。

[２３] [拉]ius contra bellum。

[２４] [拉]ius in bello。比较：Schindler， Abgrenzungsfragen zwischen ius ad bellum und ius in bello ， FS Haug， 1986， 251 ff.

[２５] [拉]bellum iustum。

参见，波特（Bothe），国际维和与反战争法，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8章第10段。

[２６] 参见，波特（Bothe），国际维和与反战争法，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8章第56段。

[２７] 联合国宪章第24条。

[２８] 联合国宪章第51条。

[２９] [英]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原则首先体现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宣言第四原则之中：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all constitut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from it"。比较 Report of the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Doc A/CONF./151/26/rev. 1， Bd I。

[３０] 1992年的里约宣言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最大弱点就是得不到国内转化。国际法院副主席 Weeramantry在 Gabcikovo-Nagymaros案 (载International Law Magazine 37 [1998] 204)中投了特别反对票，他认为"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us a par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by reason not only of its inescapable logical necessity， but also by reason of its wide and general acceptance by the global community."不过其余法官均不认为可持续原则已经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

[３１] 例如Herr/Hübner (主编)，Der lange Marsch in die Marktwirtschaft. Entwicklungen und Erfahrungen in der VR China und Osteuropa， Berlin， 1999. [３２][英]good governance。西方学者认为，所谓"良好治理"已经成了当今的国际经济法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不但对与贫穷作斗争而言具有意义，而且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政策的实践中也已经显示出其作用。按照英语的字面意思，它是指"政府的优良领导"。所以良好治理就是指确立与实施国家职权并在实际上长期地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说这样的理解不免落于俗套，但是从过去十多年的实践来看，也正是政府的发展模式的失灵才使得人们呼唤良好的治理。长期以来，良好治理仅局限在个别项目（指世界银行的项目）或者个别领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政策）。现在，良好治理则从个别项目和个别领域中走出来，将目标对准了有效的发展与合作政策的一般必要条件。因此，评价政策是否成功不再是看政策带来的短期效益，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尤其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为了促进良好治理经常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其项目获得成效。同样，其他一些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的发展政策也效仿世界银行的做法。因此，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规定了支持发展项目的条件，同时也从国际法上论证了这种条件的合法性。虽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章程都禁止干涉接受项目的国家的内政，并且规定项目必须"要提高生产能力、生活水平以及工作条件"（世界银行章程第1条3项）并促进"货币稳定"以及维持"有秩序的货币兑换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章程第1条3项），但是二者仍然坚持良好治理标准：经验表明，实施其章程所规定的项目不仅能够促进良好治理，同时也要求良好的治理。参见多尔查（Dolzer），国际法中的经济与文化，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6章第39段。

[３３]联合国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精简机构、改革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扩大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改革安理会中的一票否决制度进行的。精简联合国机构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尽管1985起联合国发起了新一轮精简机构的运动，但是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此外，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至今也没有结果。参见，克莱恩（Eckart Klein），国际与跨国组织，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4章。

[３４]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27条规定，伦理、宗教以及语言上的少数民族有使用母语的权利。在欧盟内部，成员国的11种国语被承认为欧盟的官方语言。因此，欧盟的国民在与欧盟的机构打交道时有权选择所使用的语言并有权要求用这种语言进行答复。在欧盟正式的部长会议、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会议中，要进行11种官方语言的同声传译。

[３５]国际法上的文化权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大致包括武装冲突中的文物保护以及文物的返还以及和平时期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文物的善意取得等问题。

[３６] 最迟到威斯特发伦和平会议(1648)才形成的欧洲公法（[拉]ius publicum Europaeum， [法]droit public de l’Europe， [德]europ?isches ?ffentliches Recht）则说明那时的国际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其基础就是各民族大家庭的、基督教的、欧洲式的联合。欧洲内部的纠纷解决规则为这种与文化相联系的法律秩序的奠定了基础。它同样包括了15世纪的、欧洲现代国家的武力化和欧洲向海外扩张的成分。当时的文明民族（[法]nations civilisées，见1815年反对黑奴交易宣言）或者文化人民（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3项）以及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标准都来自于欧洲。那时的社会进步、文化和国际法上的行为能力都是欧洲式的。这种歧视海外人民与社会的立场，即将文明法只赋予欧洲人的做法并不是为了维护民族间的对等，而是为了维持欧洲的殖民统治。在19世纪，随着欧洲科学技术的传播，欧洲和北美的国家模式（民族主权、三权分离、个人权利与自由保障）风靡了大半个世界（转引自魏智通，国际法，第1章第10段）。当然，当代的国际法则融入了多极因素，因此不能再认为是纯粹"欧洲式"的国际法了。

[３７] 参见克莱恩（Klein），国际与跨国组织，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4章第246段以下。

[３８]在90年代，争对英语不断侵入，法国强调法国文化是维持民族认同感的组成部分，法国的国际关系也因此也要符合维持法国文化的要求。法国人虽然英文水平都不错，但是经常拒绝将英文。参见，多尔查（Dolzer），国际法中的经济与文化，载：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6章第124段。

[３９] 德国前总统魏策克尔（Richard von Weiz?cker）2002年5月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讲话原文是："Die Amerikaner schicken Sodalten， die Europ?ier machen sauber."

[４０]德国现任外长费谢尔（JoschkaFischer）2002年6月争对明间人士准备抗议美国现任总统的单边主义政策时答记者问的原文是："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brauchen wir nicht wenig America ， sondern mehr Europa."

[４１]读过国际公约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公约的文字晦涩难懂。这并非是起草人的刁难，而是利益调和与法律概念妥协的必然。而欧洲大陆法系的国际法学家们从大陆法系的角度来诠释国际法概念，显然有助于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西方国际法。

原载 [德] 魏智通 主编，国际法，吴 越，毛晓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