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催生独具特色的金砖合作。自成立之日起，金砖国家积极倡导和践行符合时代潮流的金砖精神，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的“金砖+”合作模式，构建“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务实合作格局，不断取得丰硕合作成果。在“全球南方”迈向全方位崛起的新时代，金砖国家开启了成员更多、领域更广、影响更大的“大金砖合作”新征程。展望未来，“大金砖合作”的时代价值不断凸显，金砖合作机制在增强“全球南方”话语权、提升“全球南方”影响力和推动“全球南方”机制化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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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金砖合作机制的成立与发展，既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结果，也是推进“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的动力。2024年10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喀山举行。这是金砖国家面向“全球南方”新一轮扩员后的首次峰会，标志着金砖国家正式步入“大金砖合作”的新时代。作为“全球南方”代表，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后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将在更大范围汇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强大力量。

“全球南方”经济崛起与金砖合作缘起

从历史进程来看，“全球南方”的崛起始于走向民族独立道路的政治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摆脱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些国家总体上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为此，“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目标，并迈向经济崛起的新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南方”概念也逐渐被侧重经济内涵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概念所取代。冷战结束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这为金砖合作机制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代表

“全球南方”经济发展在21世纪驶入快车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1年按市场汇率换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7.2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1.3%，比1991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总量的42.1%，比1991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同期，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按市场汇率换算的GDP约为2.71万亿美元，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总量的37.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四国GDP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总量的40.6%；到2010年，四国按市场汇率换算的GDP就超过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总量的一半，为50.2%。由此可见，金砖四国是“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代表。

正因如此，时任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注意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巨大的投资潜力，于2001年提出“金砖四国”（BRICs）概念。其后，高盛集团设立金砖四国基金以吸引投资者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并共同把握“全球南方”经济崛起带来的投资机遇。金砖国家由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此时的“金砖四国”只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其含义也主要局限在投资领域。

二、金砖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产物

得益于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全球南方”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影响力日益上升。与此同时，既有国际体系对“全球南方”的约束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全球南方”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作用、无法享有与自身贡献相匹配的权利。尽管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全球南方”的份额和投票权不但没有得到与自身经济规模相匹配的提升，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有所扩大，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西方大国主导建立了既有国际体系，并将其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中，少数发达国家还时常肆意破坏国际规则以遏制“全球南方”的发展，损害“全球南方”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深化彼此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断凸显。为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拥有重要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大国走到一起，共同开启金砖合作进程，并推动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升级。2006年9月，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并由此建立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升级为最高层次的峰会机制。2011年南非首次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实现首次扩员。金砖四国也由此正式成为金砖国家（BRICS）。

总之，从金砖合作缘起来看，“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金砖合作机制形成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为金砖合作机制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金砖合作机制离不开“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金砖合作机制肩负为“全球南方”发展注入动力的历史使命。尽管金砖合作机制的创始成员都是“全球南方”大国，但从金砖合作发展进程来看，金砖合作机制并非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南方”大国俱乐部，而是由大国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共谋发展。

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新型合作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难以转化为共同行动，提升群体话语权和维护自身利益也面临很多制度性障碍。作为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新型合作机制，金砖合作机制既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平台，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渠道。同时，金砖合作机制摒弃冷战思维，拒绝零和博弈，践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合作理念，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的合作模式，并采取有显著实效的合作行动。

一、金砖精神顺应历史发展大势

在合作进程中，金砖国家倡导并践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明确提出“发扬金砖国家独特的合作伙伴精神”，并深刻阐释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

开放包容既源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源于金砖合作机制连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文明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开放带来进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各自优势互补和凝聚全球发展动能。作为开放包容的金砖合作机制，不针对任何国家，不搞排他性的政治经济集团，并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金砖合作和共享金砖机遇提供便利。各成员秉持求同存异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是金砖合作的内在要求，也是金砖合作机制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合作共赢源于“全球南方”国家追求自身发展的共同愿望。合作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虽然金砖成员之间存在各种差异和分歧，甚至在部分问题上还存在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金砖成员坚持求同存异，通过合作来谋求发展。与一家独大、赢者通吃不同，共赢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公平共享合作成果，不仅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成员，也让合作成果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进而惠及其他国家。因此，合作共赢是金砖合作的目标，也是金砖合作的动力之源。

二、“金砖+”推动“全球南方”共享发展机遇

在金砖合作机制发展进程中，“金砖+”合作开创了国际机制发展的新模式。早在2013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后，金砖五国领导人同15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主题为“释放非洲潜力：金砖国家和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对话会，共同探讨金砖成员与非洲国家开放合作的新机遇，将金砖合作的积极效应辐射到更多的非洲国家。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金砖五国领导人同拉美国家领导人举行对话会；201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期间，金砖五国领导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欧亚经济联盟及受邀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对话会；201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后，金砖五国领导人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举行对话会。这些对话大大拓展了金砖国家的合作空间，有力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协调和机遇共享。

2017年，中国在担任金砖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期间，正式提出并发展“金砖+”模式，丰富了金砖合作的时代内涵，推动金砖国家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向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拓展。在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期间，中方紧扣金砖国家及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求，主持召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时指出，拓展“金砖+”合作，共同深化互利伙伴关系、挖掘发展新动能、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以“金砖+”合作为契机，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打造深化南南合作的平台。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金砖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对话与合作进程。“金砖+”模式凸显金砖合作机制的共享性，使金砖合作机制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凝聚合力、注入活力和创造动力的效应，也为金砖国家面向“全球南方”稳步扩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行动导向彰显金砖合作的务实性

尽管金砖合作机制总体上是一种非正式的对话机制，但这一机制并非毫无实效的“清谈馆”。相反，金砖合作机制始终坚持行动导向，并以高效的务实合作行动收获丰硕的合作成果，给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目前，金砖合作机制已构建“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合作格局，充分展现了金砖合作的务实性。

在政治安全方面，金砖国家积极回应“全球南方”的政治诉求，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努力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努力推动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乌克兰危机延宕、中东又起战火的背景下，金砖成员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推动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并为缓和局势与促进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在反恐、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金砖国家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金砖国家制定《金砖国家反恐战略》和《金砖国家反恐行动计划》，成立反恐工作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活动，通过《反恐工作组立场文件》。随着各领域合作的持续深化，金砖合作的政治效应不断凸显。

在经贸财金方面，金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为加强彼此的经贸联系，金砖国家制定了《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行动纲领》《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等政策文件。在过去10年中，金砖成员之间的货物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而同期全球货物贸易额平均每年仅增长3%。在开发性金融和危机救助方面，金砖国家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满足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投融资需求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力支持。自2015年开业以来，新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稳步提升，成员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新兴力量。根据新开发银行项目库资料，截至2024年7月，新开发银行项目投资额达382.2亿美元。这些项目涵盖交通、能源、水资源管理等多个领域，有力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外，由于资产负债表与财务状况良好，新开发银行获得惠誉和标准普尔的AA+国际信用等级与日本信用评级机构的AAA国际信用等级。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各成员还就新开发银行进一步扩员达成共识。在货币互换、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改革等方面，金砖国家同样取得丰硕成果。

在人文交流方面，金砖国家建立涵盖议会、青年、文化、体育、旅游、妇女、媒体等十余个领域的高级别会晤，制定《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行动计划（2022—2026年）》，明确构建包容互鉴文化伙伴关系的方向和举措。随着人文交流领域务实合作的不断推进，金砖国家日益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大金砖合作”与“全球南方”发展前景

“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除了在经济领域外，近年来“全球南方”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诉求和影响迅速上升，文化自信和战略自主也不断增强，这为金砖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推动金砖国家开启成员更多、领域更广、影响更大的“大金砖合作”新征程，金砖合作机制在促进“全球南方”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提升。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这既为金砖合作机制拓展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南方”迈向机制化贡献了智慧。

一、“大金砖合作”增强“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

长期以来，由于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彼此分歧较多以及大国干扰和破坏，“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得不到有效提升。同时，很多国际机制和规则的滞后也严重限制“全球南方”的话语权。这一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决策权分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IMF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GDP占全球份额的59.3%，约为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的1.5倍。但截至2024年10月，发达经济体在IMF的份额占比达61.5%，投票权占比为59.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票权占比仅为40.8%；美国的投票权占比为16.5%，垄断了IMF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近年来，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已成为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重要议题，但进展依然缓慢。“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谋求国际话语权成为新形势下“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不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在国际社会中敢于表达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主张、采取独立自主的行动，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主性。同时，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申请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并借助金砖合作机制平台凝聚和放大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大金砖合作”契合“全球南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强烈诉求，并为“全球南方”增强国际话语权提供有力支撑。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完成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就构建更加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推动全球和地区稳定与安全、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等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在国际社会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

二、“大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

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各成员将在更大市场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相比金砖五国，新一轮扩员后的金砖国家货物贸易占全球的份额提高至25%。从低端原材料到中高端制造业，金砖国家可以通过进一步融合来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入的金砖成员在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具有明显的禀赋优势，金砖国家产能合作和工业生产将因此拥有更加丰富的原材料，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经贸合作，促进成员之间资源共享和经济共荣。

在全球创新方面，新加入成员也在不同领域拥有各自的优势，有助于提升金砖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并进一步巩固和拓展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报告显示，在纳入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的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名列第11位，居“全球南方”国家首位；在新加入成员中，阿联酋在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居第32位。以科技进步和合作为依托，金砖国家可以调动更多要素和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在全球治理方面，“大金砖合作”为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搭建了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的桥梁。在成立之初，金砖合作机制就不局限于成员之间的合作，而是将促进南南合作和完善全球治理作为机制发展的使命。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上，金砖国家对巴西在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发起G20全球治理改革行动倡议表示认可和支持。作为“全球南方”成员，巴西发起的这一倡议将融入“全球南方”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利益和诉求，以“公正金砖”带动“公正治理”。

新一轮扩员为金砖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机会，有助于各成员企业拓展市场，提高市场份额。依托“大金砖合作”，“全球南方”能够更好地塑造全球经济议程和发展方向，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发展。

三、“大金砖合作”推进“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化

机制创新是金砖合作的根基和特色。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逐步建立了一种协同制度体系，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深度融合，既发挥了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优势和正式制度的执行力优势，也兼顾了首脑峰会的高层性和功能部门合作的支撑性，从而为各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金砖合作机制还通过差异化参与使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成为金砖合作的推动者。一方面，金砖合作机制成员与新开发银行成员的差异化维持了金砖合作机制发展的稳定性。这种差异化在吸纳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与合作的同时，也避免了短期内因过大规模扩员带来的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每届“金砖+”对话参与国的差异化体现了金砖合作机制发展的渐进性。这种差异化在吸纳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对话协调的同时，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成员规模的发展壮大储备了吸纳对象。在新一轮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曾参与过“金砖+”对话会。

在金砖喀山峰会后，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框架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了“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等形式加入金砖合作进程的新格局。尤其是将伙伴国纳入金砖合作机制框架体系，赋予其正式成员的部分权利和义务，兼顾扩大合作规模与保持决策效率，并寻求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除了正式成员外，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参与金砖合作，使金砖合作机制更好发挥“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主要渠道的功能。在此意义上，“大金砖合作”意味着“全球南方”从较为松散的国际力量朝着以金砖合作机制为主体的机制化方向发展，也意味着金砖事业是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立项号：2023YZD025）、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立项号：DF2023YS42）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立项号：2022GZZH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原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11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