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政党是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同时成型的，体系化力量和机制既推动所有民族、国家建立了政党，又造就处在不同位置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的政党形态和制度的巨大差异，由此形成政党的类型之分：主要分布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分布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处在两者缝隙的超凡魅力型政党。欧美各国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依赖帝国主义获取之“横财”进行内部分利，因而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其世界作用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则具有理论、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在革命和发展时期不懈地进行进步主义的政治创造，从而创造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类型学；人类文明新形态；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代表性−分利型政党

作者：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目次

一、西方政党类型学之批判性检视

二、世界政治体系框架下的新的政党类型学

三、两类政党的性质与功能分野：创造新文明与 维护旧文明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这一创举的世界意义：“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绝非自发秩序，而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努力创造出来。那么，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创造文明新形态之明确意志和强大能力？决议相关表述透出的世界意识提醒我们，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何以其他政党没有这种意志和能力？尤其是西方各类政党，形成最早，长期以自由、民主典范自居，西方主流政党学理论也将其形态和制度视为现代的、成熟的，它们何以欠缺这种意志和能力？事实上，不要说创造文明新形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衰败，欧美各种政党普遍束手无策，原因何在？

这些事实要求我们批判地反思西方主流政党理论，以更可信的新理论取而代之。而问题的发现和新理论的提出均有赖于新视野、新方法，这就是蕴含在马列主义理论中的历史−世界二维视野和方法，研究任何国家的现代政治都要将其置于动态演变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考察其应然的政治逻辑。笔者已以此方法分析现代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演进之政治逻辑，并把欧美主流政党概括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把列宁创建并由中国共产党发育成熟的先锋队政党从学术上界定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以历史−世界二维视野，尝试提出一个新的政党类型学，据以内在地揭示中国共产党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志和能力。首先检视西式主流政党类型学之偏失，然后构建出新的世界政党三分法框架：19世纪中后期形成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进入20世纪后形成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和半殖民地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处在两者缝隙的超凡魅力型政党。分类意味着比较，基于分类所凸显的政党价值与行动逻辑，我们可以内在地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志和能力。

一、西方政党类型学之批判性检视

分类是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且分类基于价值，为不同对象分配不同的正当性。因而，分类就是权力。西方政党理论凭借其类型学赋予西式政党形态和制度以正当地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众多非西式政党则被贴上各种另类标签，被置于“转型”的政治被动地位。但今天，中西政党绩效的鲜明对比已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的政党类型学的事实条件，现在需要的是理论创造的自觉。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平视”西方既有的政党类型学理论，稽考其利弊得失。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机制，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组织，即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功能，政党领导、组织、管理政治体的功能；制度，包括政党间关系、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既有政党类型学考察这三个维度的事实（当然各有侧重），辨其同异，构建了形形色色的分类体系。政治是历史的，现代政治是世界性的，政党是现代政治现象，因而研究政党，需要同时有世界意识、历史意识。以此为尺度，我们可以对西方学者构建的政党分类体系进行归类。

第一类，既无历史意识亦无世界意识，最为典型的是政党数目论，即按照合法参与竞争性政治过程的政党的数目，划分政党制度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这一分类学最为简明，在政治生活和大众舆论场域中最为流行，民主化研究一般都以政党数目论判定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萨托利的理论看起来很精致，实际上只是一个复杂的政党数目论。

第二类，有历史意识但缺乏世界意识，这是西方政党类型学的主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考察。在政党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只能基于对政党演变历史的考察建立包括政党分类在内的政党理论，此时其分析其考察对象仅存在于欧美，当然不需要世界意识。比如韦伯在考察过政党在英国兴起、演变的历史，辨识出依次出现的三类政党：贵族政党、名门望族政党和群众性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西方学者开始构建系统的政党理论，仍普遍忽视非西方世界的政党。迪韦尔热按政党形成途径区分出内生性政党和外生性政党；按照组织划分政党类型，区分出“核心型党”（the caucus parties） 、“干部党”（the cadre parties） 、“大众党”（the mass parties） 、“信徒党”（the devotee Parties）等。这些类型之间有先后关系，但局限于西欧、最多加上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卡茨、梅尔在经典的《变化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民主模式：卡特尔党的出现》一文中构建了现代政党演变的四阶段、四类型学说：第一阶段是“精英党”（elite party），从19 世纪初期延续到 20 世纪初期；1880年前后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这是典型的大众政党，延续到 1960 年；第三阶段始于1945年，出现“全方位党”（catch -all party）；第四阶段始于70年代，出现了“卡特尔党”（cartel party）。2006年出版的《政党手册》（中译为《政党研究指南》）汇集了欧美政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其中安德烈·克罗威尔撰写的《政党的模式》基本沿用这一分类法，只是更为复杂而已，并特别强调各类型之间的“转型”。这个历史性分类体系的前半段大体上是成立的，后半段则忽视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政党，这一政党演化模式完全是地方性知识，甚至未能覆盖美国政党。

第三类，有世界意识但缺乏历史意识。这种类型学一般出现在研究现代化的著述中。在后发国家的革命与现代化过程中，政党是最重要的组织领导者，而其形态和制度极大地不同于西方，研究者不加以研究。纽曼的视野从西欧扩展到中欧、东欧，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逻辑对政党有不同要求，据此区分了“个体代表的政党与整合的政党”（party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party of integration）。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政党学偏见，比较公正地评价列宁式先锋队政党和苏联、中国的政党制度。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指出，在新兴国家“政党被看作是独立变量”，“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许多特征与西方国家的特征完全不同”。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区分为代表党与团结党。但他们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与西方政党并置，构建出新的世界性政党类型学，仍相信非西方政党要转型为西式政党。

第四类，具有历史−世界二维视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冈瑟和戴蒙德构建的类型学，他们对于西方政党学的缺陷有清醒认识：“所有现存的政党类型学都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从西欧政党研究中得出的。相对而言，这些研究没能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取重要而又有别以往的政党特征。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党，的确存在不同的特点。”他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政党，构建了由5大类15个子类构成的政党类型体系，涵盖非西方政党，并揭示了其间的演进关系。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世界体系的支配性质，因而对非西方政党仍有严重偏见。

由此可见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共同缺陷：受西方中心主义束缚，主要关注西方事实，视西方政党模式为唯一正当。因此，它们都只是地方性知识。然而，这一政党学范式对当代中国的政党理论和实践产生过很大影响。

当代中国的政党学研究有两个学术传统与范式，第一个是国际共运史和党史党建研究传统。国际共运史的主体是政党，相关研究当然以之为主要对象，只不过集中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范式一度严重衰落。第二个是同时开始形成的政治学中的政党研究范式，但主要是通过移植欧美理论构造起来的。几十年来，这两个范式各行其是；换一个角度说，政党学理论研究与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事实是脱节的，以至于出现严重偏颇：政治学、政党学教科书普遍援引政党数目论作为基本理论，全然不顾其与中国事实间存在根本的价值、政治冲突。这种理论甚至对政治实践产生过很大影响，党政分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转型政治学”的重要命题就是其产物。

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这种学术实践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学理上为中国共产党“正名”？在政党类型学中如何为其定位？显然很难将其装进既有政党类型体系之中。于是有学者沿用列宁概念，称之为先锋队政党或先锋型政党；杨光斌较早使用“使命型政党”概念，使用者越来越多，并试图进行政党类型学分析。

不过，现有研究大体仍局限于以中国事实解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被特殊化对待，而未构建出普遍的政党类型学，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并置，给出统一的理论解释。换言之，既有研究初步证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当性，尚未证成其世界正当性，也就无法很好地在比较视野中解释何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造成这种欠缺的原因在于，现有理论仍不够普遍。提升理论普遍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提升考察的层次，扩展考察的视野。本文拟引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都生成于这一体系之中；运用体系方法，可以统一逻辑解释两者之意识形态和组织差异，进而解释两者所发挥的不同世界历史作用。

二、世界政治体系框架下的新的政党类型学

我们引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构建政党类型学的理由是：现代政党是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几乎同时成型的，即19世纪中后期；据此完全可以推定，在这两个重大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恩格斯、列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列宁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当英国率先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即大规模展开全球性现代帝国主义征服−包括中国。随后西欧其他国家竞相瓜分世界，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所有民族、国家都被陆续纳入西欧（1900年以后再加上美国）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研究的1500年到19世纪中期的大西洋世界体系基本上是经济性的，列宁却明确要求我们认清“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个新体系是政治性的。

自此以来，每个国家的政治都是世界性的，世界是体系化的，体系是动态演进的。可以用三个基本命题刻画体系化时代的世界政治基本形态：第一，各国有不同的体系之“位”，约有三类：中心地带是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等东欧民族、国家位于半中心−半边缘地带；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位于边缘地带。“位”构成各国政治之最大结构性约束，框定其政治变迁之基本方向。第二，不同国家处在工业化不同阶段即“时”，后发者谋求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塑造各国政治组织形态与机制。第三，发源于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形态以各种体制机制世界化，催生世界政治之“理一分殊”。具体到政党，体系化力量和机制首先推动所有民族、国家建立政党，并成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机制，用以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然而，每个国家的体系之位、工业化之时不同，国家根本问题不同，要求政党发挥不同功能：功能型塑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与制度，体系之内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类型的政党。

具体地说，在世界体系的两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形成了现代政党的两大基本类型−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与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其实，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论著已经构建了一个政党类型学框架：其所批判的“尾巴主义”政党大体上就是已在西欧形成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他所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先进性−领导型政党。我们的分类体系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形成于西欧的特定政治环境中。中世纪欧洲的权力是高度分散的，弱小的君权不能不容许贵族以代表方式分享权力；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为对抗罗马教会和世俗贵族，君权又不能不依靠第三等级，乃通过议会等方式吸纳其参与政治，推动了代表制的发展。不过，较早系统论述代表理论、且建立相应制度的却是共和制的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论述了通过多元代表制控制党争危害的命题，实为多元竞争性政党制度提供了依据：“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但是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

因此，联邦党人提出的代表制是多元代表制，预设社会中存在多元的意见和利益，各自选举代表，进入政治过程，相互博弈，达成均势，即可保证政治的理性和稳定。沿着这一观念，李普塞特以“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解释多元政党制度的起源；达尔发展出多元政体或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以竞争性政党为核心。在这种代表制政治中，政党的首要功能是代表特定群体利益，要求保障进而增进之。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分利集团或分利联盟，西方民主国家都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分利集团。

但奥尔森没有仔细追究，分什么利？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对内部的生产剩余进行再分配，19世纪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就是要求分资本家之利。这种分利是零和性的，引发激烈阶级斗争，多元竞争性政党政治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展开。但西欧列强还有另一种利可分，即征服、殖民美洲之“横财”；美国则有夺取印第安人、奴役黑人之横财，这是其两党制正常运转的前提。完成工业化之后欧美帝国主义可以从全世界范围内获取更多横财，输入内部进行分配。这些横财未必数量十分巨大，但足以成为避免内部冲突的 “边际性利益”。这样，内部的分利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多党竞争的分利型政治也就可以正常运转。恩格斯、列宁对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点：帝国主义横财的输入，让西方各国统治集团可以收买工人阶级；各国社会民主党因此“修正主义化”，放弃了革命目标，转而认同政治建制，以合法方式参与竞争性多党政治过程。帕尼比昂科构建的简化的政党组织演化模型−从大众官僚型政党转变为职业选举型政党−大体反映了这个转型过程。西方政党学将其视为典型的现代大众型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虽然丧失了有形的殖民地，但仍在资本、技术、产业等方面享有世界垄断权，借以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进行内部分配，从而可以维持其政党模式。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把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党命名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representative-distributional party）。世界体系的政治逻辑决定了非中心地带难以出现这种分利型政党，即便勉强出现也无法正常运转，因为这里无利可分。生活在俄国的列宁超越了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先锋队政党，这就形成了现代政党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先进性−领导型政党。

从政治上看，俄国是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从经济上看，俄国处在依附状态，工业化水平较低。但成立前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此缺乏清醒认识，盲目照搬西欧社会民主党合法化斗争路线。列宁则基于对俄国世界之位的认识断定：在俄国，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合法斗争方式改善境遇，必须进行革命。但工人阶级缺乏相应政治意识，这就需要建立职业革命家领导的先锋队政党，向工人灌输政治意识，领导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进行革命。先锋队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既先进于普通工人，更先进于其他群众，我们称之为先进性政党。也因此，党的功能不是简单地代表工人阶级，而是领导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仿照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成立伊始就自我定位“先锋军”。现行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段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为先进性代表，并行使领导权。

据此，在学术上，我们可以把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统一界定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advancing-leading party）。先进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先进性，即掌握先进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要的是党的领袖对其进行本土化，以之分析国情、时局，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治路线、方针；第二，政治先进性，即高水平的组织性、纪律性，从而具有高水平的政治行动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坚定追求工业化这个目标，这一点对于俄国、中国至关重要。第三，道德先进性，党员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献身精神等。此类政党以其先进性自我构建领导权，它是本源性的创生性权力，可以创设出各种具体权力，用以追求党所确定的政治、道德目标。因此，这种政党具有高水平政治自主性和强大政治组织能力，可以满足俄国、东欧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国家发展的政治需要，满足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民族、国家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而实现国家发展的政治需要，因而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地，构成现代政党的一个基本类型。

至此，我们在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两个地带辨识出现代政党的两种基本类型：一个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另一个是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这个命名已经隐含了对其组织、功能甚至政党制度的界定，比如，前者必然形成多元竞争性政党制度，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以分利为主要功能；后者倾向于形成一党制，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以组织、动员革命或国家发展为主要功能。

在这两大类型之下还可按照历史次序、结构性特征等划分出子类型。在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大类中，西欧式政党与美国式政党有明显区别；西欧政党也有历史演变，形成不同子类型，卡茨、梅尔的类型学对此有很好的概括。第三世界也有这类政党，但不合本土政治逻辑，因而通常无法正常运作。在先进性−领导型政党类型之下至少可以划分出四个子类型：第一个是19世纪后期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当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之时，带有一定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性质，进入20世纪修正主义化之后则转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第二个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第三个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共产党，以反帝为首要政治任务，民族主义是其意识形态的底色，因此，中国文化对其价值、组织、行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第四个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这类政党在二战之后数量极多，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也属于这一子类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属于这一类。

不过，现代世界历史上还有一些政党，无法划入以上两大基本类型之中，但大体亦可划归一类，第三类或“剩余性类型”，即“超凡魅力型政党”（chrisma party），这里借用了韦伯的概念。前两类政党均以现代意识形态和理性化政治组织技术构建并运转，这一类政党则主要依靠种种超凡魅力来建立和维系，组织化程度通常较低，且生灭不定。其子类型比较庞杂：第一，宗教性政党、种族主义政党、部族性政党等，其联结纽带是超理性的信念、情感等因素；第二，个人魅力型政党，如普京为执政而组建的统一俄罗斯党，特朗普事实上也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个人魅力型政党；第三，运动型政党，由社会政治运动发展而来；第四，公司党，由因财富而有超凡魅力的企业家组织。当代媒体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个体迅速创造超凡魅力，组建和领导政党，但其组织化程度通常较低，具有“利基党”性质。

总之，我认为，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决定了现代政党有两大基本类型−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先进性−领导型政府，外加两大基本类型缝隙中的超凡魅力型政党，共同构成现代政党的三大类型。这一类型学框架涵盖了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主要政党，其最大优势在于公正对待世界上所有政党而无所偏私，矫正西方政党学的西方中心主义之偏，把非西方世界形成的政党与西式政党并列考察，并给出统一的理论解释：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与先进性−领导型政党是在同一世界政治体系中、依循同一政治逻辑形成的，但不同的体系之位、工业化塑造了不同的组织、功能和制度，因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更进一步，通过内、外两维比较还可以确定，先进性−领导型政党拥有更高的道德、政治、历史的正当性，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凭借独特的先进性和强大的领导力，自觉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两类政党的性质与功能分野：创造新文明与维护旧文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断，隐含一个比较性论断：西方主流政党是保守地维护文明旧形态的−这里的新旧都是就现代文明而言。运用我们以上构建的政党类型学，从两大基本类型政党的性质与功能分野的视角，我们可以对此做出内在的解释。

19世纪末以来的欧美发达国家主流政党是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不论其为左翼、右翼。对其功能，西方政党学有大量研究，简单的概括是表达、理解、交流；更为复杂的概括是：候选人提名，选举动员，竞选议题构造，在政治过程中充当特定社会群体的代表，利益整合，形成和支持政府，作为公民参与渠道。简单地说，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尾巴主义”，满足于把局部的利益诉求带入政治过程，寻求利益分配与再分配，其宏观结果是维护既有社会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这些政党在精神上、政治上是保守的。

保守本身无可指责，问题在于其用以进行分配从而维护秩序之利益是横财。恩格斯、列宁早就指出，西欧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右翼政党更是如此。欧美代表性−分利型政党是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秩序或本国世界垄断权之坚定维护者，它们都清楚，这是可供分配的横财之源泉。帝国主义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诉诸武力和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西方各国政党无不主张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各国政党无不主张采取军事围堵、经济封锁措施；近年来，美国两党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科技封锁。第二种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诱导非西方国家全盘西化，全面开放，以扩张市场规模，维护、扩大世界支配权、垄断权，把后发国家锁入欠发展状态，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欠发展理论等对此有大量研究。

因此，代表性−分利型政党的世界作用是反动的。欧美右翼与所谓左翼政党在国内政策上有分歧，前者偏于自由、秩序，后者偏于平等、福利，但其对外的帝国主义取向却是一致而连贯的。比如针对中国，右翼政党诉诸实力，左翼政党则运用价值观武器；两者殊途而同归，目的都是阻挠中国的自主发展，维护自身的世界垄断权，从而维持其所谓自由、民主、福利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承认欧美资产阶级在早期现代是进步的，尤其是其创造出工业化大生产体系−哪怕是通过十分残酷的方式，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突破。然而，这种生产力首先被用于征服、瓜分世界。在此过程中，欧美国家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自由主义成为观念主流，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兴起，进行多元竞争，形成西式民主政治。这些被西方政治学视为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唯一文明的政治形态。然而，它是以压迫、剥削外部世界为前提的，其所谓的现代、文明以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停滞、倒退为代价，其中各类政党几乎都致力于阻挠后者的独立、自主和发展。列宁曾针对欧美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而反抗的事实断言欧洲是落后的，亚洲是先进的。西方政治理论仅仅考察西方内部，无法看到其所谓现代政治之落后、反动。

列宁又断定，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说，欧美主导的人类现代文明旧秩序已处在衰败阶段。在西方政党类型学中，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被看作典型的大众型政党，最初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即便在“修正主义化”即认同政治建制之后，仍有部分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纲领，最终逐渐建立起福利国家制度。但这就触碰到了其政治天花板，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福利制度基本建成之时，此类政党走向衰败。政治完全分利化，政党退化为全方位党或卡特尔党，丧失了引领社会前行的政治意识，也丧失了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于是，国家政治也在整体上丧失了创造性，逐渐转向文化政治，进一步退化为身份政治。政党的普遍衰败带来国家衰败；面对国家衰败，衰败的政党又无从做出有效回应，党争反而极化−这就是欧美各国今日所面临之最大政治困境。

形成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之典范，反而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先进性−领导型政府的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其理论、政治、道德的先进性。苏联共产党的命运清楚说明了先进性对于其决定性意义：苏联党曾积极支持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尤其是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构建了广泛的世界领导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国内形成官僚特权阶层，逐渐丧失政治、道德先进性；对外，则不平等地支配东欧，阻挠中国自主发展。党自身衰朽之后，稍有外力冲击即告崩溃。

比较而言，在世界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中，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意识最为自觉、坚定。这与长期的武装革命经历有关，也可部分归功于儒家德性政治传统的影响，毛泽东的“老三篇”确立了党员道德标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供了保持个人道德先进性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其党员有严格的先进性要求，并要求其在私人、公共生活中都必须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此，党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要求党员终身学习，并周期性发动大规模整风运动，以恢复和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也一直努力保持在理论与政治上领先于时代、领先于世界。党的领袖的作用首先就是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实践的认识论”，与时俱进，洞察变动不已的世界大局，提出时代性理论，制定革命或发展战略，也引领世界发展方向。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做出的和平与发展战略判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最为先进的。

先进性是时间−进程性概念，追求和保持先进性的自觉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追求进步的精神与政治动力。因此，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安于现状，从来不是维护既定秩序的政党，而积极地改变现状，始终具有自觉而坚定的“发展意志”（will to develop）。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让其具有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发展的强大能力。这样，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持续进行政治创造，寻求党、人民、国家的全面进步。

首先，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领导、组织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当然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并非独一无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都独立建国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造性表现在，领导进行全面而彻底的社会革命，消灭剥削阶级，实现普遍平等，这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陷入“强社会、弱国家”困境中而无从发展。

其次，领导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内生性工业化。当然，这也不是中国首创，斯大林最早创造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但是，苏联的经济体系始终比较扭曲，最终无法支持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造性则体现在从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最终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融为一体，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保持高度自主性。

最后，积极地塑造道德的社会秩序。党是先进的，党领导国家，党员来自群众之中，全社会形成追求先进性的道德气氛。中国共产党追求理想社会，因而十分重视国民教化，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群众积极向上，塑造和维护道德的私人、公共生活秩序，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代议制政府》中，密尔曾提出如下命题：“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密尔曾认为，代议制政府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事实上，西方代表性−分利型政党陷入分利政治中，放弃道德教化，以自由之名放纵人民，人民的美德和知识实际上是持续退化的。中国共产党反而实现了密尔的理想，引领人民共同追求知识和美德的进步。这同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创造性。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先进性代表。西式代表是再现性代表，把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再现于政治过程中，进行分利性博弈；中国共产党却代表人民积极向上、持续发展的意志，并领导人民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就呈现为一个持续进步的历史进程。

宏观地比较中西一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代表性−分利型政党支配下，欧美历史进程基本是“自为的”，没有理想，没有方向；只有分利，没有政治；国家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分利联合体；结果就是，文明日益退化，国家没有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程实现了历史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有长远理想，那就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普遍自由发展−使命型政党的命名体现了这一点，但未能体现出其组织和行动能力。长远目标确定了历史前行方向，中国共产党运用其能动的实践的认识论，划分阶段，分析时局，确定历史任务，制定发展规划，带领人民、国家前行。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犯过很多错误，但同样是历史意识让其具有反思能力、自我革命精神，能够及时总结成败得失，获取、完善政治知识−前后三份历史决议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政治理性。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的创造性实践中，逐渐探索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又逐渐探索到国家自主发展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持续进步，最终形成现代文明新形态。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同样呈现出明显的进步性。首先就革命而言，中国自身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本身是进步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对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起了引领、示范作用。殖民帝国主义体系最终瓦解，这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一场革命，恢复了世界的正义。其次就发展而言，欧美是通过殖民美洲、通过帝国主义实现工业化的，这是零和性的，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中国的发展则是内生型的，具有包容性、互惠性，对世界带来了巨大正外部性。中国的发展也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诸多领域的垄断，给第三世界国家以更多选择权。西方在自己工业化之后，通过帝国主义构建垄断权，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进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总之，我们的政党类型学在比较的视野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根本属性：先进性与领导力。先进性意识驱动中国共产党瞄准进步目标，积极进行政治创造，因此，中国没有重复苏联的老路，也没有重复欧美的老路，更没有跌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遭罹的陷阱，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四、结语

现代政党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几乎同步形成，同一体系化逻辑在体系不同地带塑造出完全不同的政党。据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类型学，划分现代世界政党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主要分布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不同群体进行分利政治；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形成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广泛分布于半殖民地、殖民地，中国共产党最为典型；在两者缝隙还有众多超凡魅力型政党。这一政党类型学公平对待世界体系不同地带的各类政党，在学术上是比较科学的。

这一政党类型学内在地揭示了西式政党的保守性和反动性，从而解释了其政治极化、国家衰败之政党根源。它也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世界正当性，由其两个内在属性−先进性与领导力，有效地解释其何以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志和能力：理论、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驱动中国共产党追求进步、进行政治创造：进行政治革命，也进行社会革命，又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建立社会主义，兼容市场机制，实现开放，但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推翻帝国主义，反抗霸权，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进步主义的政治创造性，逐渐积累，创造出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

两相比较，世界政党发展的大方向昭然若揭：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处境、世界位置与中国是比较接近的，也曾有过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但在所谓民主化第三波中陆续转向西式政党模式，却并未实现国家发展。怎么走出困境？恐怕有赖于其政党的政治觉醒，出现先进性−领导型政党。甚至可以大胆预测，西方发达国家的横财输入将日益枯竭，不得不转向内生性发展，这就要依靠先进性−领导型政党的领导、组织。当然，他们未必能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程度，但这是其演进的方向。因此，以中国共产党为典范，认真研究各类先进性−领导型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功能、制度是有重大世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