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伟大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发展史、乃至全球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发展绩效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不仅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在改革开放业已推进到四十年的特定时刻，人们需要回望“来时的路”，即清晰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相对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般性和异质性？深入思考并精确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重要价值。在理论维度，人们需要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首先需要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在实践维度，人们需要在理解“来时之路”的基础上更好地选择“未来的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既需要关注此前发展的路径依赖，也需要依据时空变动而对此前发展方式进行动态调整。

一 中国经济绩效的特征事实及其理论追问

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发展初始条件、目标、方式、动力、绩效等内容的系统概念，由此，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展开。考虑到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目标通常会内生出相应的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而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则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因此，经济绩效可以在“结果”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改进方向。从绩效角度看，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集中呈现出两个特征事实：一是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根据CEIC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978—2016年中国GDP从3678.7亿元增至74.4万亿元，人均GDP则从385元增至53980元，考察期内，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8.60%。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16年中国的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分别达到了3229.7和2240.2。此外，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显示：按照名义汇率计算，1978—2016年中国人均GDP从156.4美元提升至8123.4美元，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也从1.48%急速增至14.1%。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出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中国经济史乃至全球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并在人均GDP意义上体现出向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二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失衡。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问题却持续存在，甚至伴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累积、加剧和放大。例如：1978—2015年中国前10%收入最高的人群的收入总额占全部总收入从27%上升到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总额占全部总收入则从27%下降到15%，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渐趋拉大并接近美国。此外，投资、消费、净出口在需求意义上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中轴则经历了1978—1992年的30%、1993—2002年的35%、2003—2008年的35%和2009—2016年的45%，这从侧面反映出在需求结构意义上，中国经济对投资依赖程度在渐趋增强，而对居民消费倚重程度在相对下降。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这种事实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并内生出后续的发展战略调整趋向。立足于经济领域的上述特征事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体现出中国依据实践的动态演变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矛盾特征的认识。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或者说经济总量得到了极为显著的提升，同时经济结构问题、或者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对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在日趋增强。由此延伸开来，人们必须在经济维度思考并回应这些追问：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此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如何被显著提升的？换言之，中国是依靠什么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又是如何衍生出来的？换言之，中国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派生出多个维度的结构失衡？从经济理论和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在何种意义上是有自身特色的？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或者“异质性”，部分研究文献曾给予了关注和回应。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研究课题组从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式、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的协同配套、改革的推动力量等9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高帆强调，区别于其他国家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分别推进的情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跨国比较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王诚、李鑫则认为，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最为重要的方面，这也导致中国经济理论在分析思路、政策方案和价值理念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特征。与这种理解类似，刘文革、孙瑾也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规定，两者相结合则体现了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杨春学则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围绕这种结合所进行的理论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导致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具有自身“特色”。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问题作了探索和分析，然而这些文献还存在需要补充、完善和改进的空间，例如，已有文献还难以精确地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何同时出现了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失衡这“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在制度层面的特征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色”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动态演化的等等。就此而言，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异质性的分析，不仅体现出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回应，而且体现出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回应。

二 中国经济的转型背景以及发展的一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是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理解这种转折的发生逻辑有两个基本的切入点。

一个切入点是中国经济自身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快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实施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旨的赶超战略。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当时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充裕的禀赋条件存在冲突，作为解决这种冲突的主要方式，中国在经济体系中就内生出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缺少自主权的微观经济机制。追求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随即成为此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特征。就制度的实施绩效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在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利弊参半的结果”。上述制度安排导致中国在初始条件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且独立的工业体系，并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实现了国民经济秩序的恢复，以“两弹一星”作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工业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在市场机制严重缺位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推动经济发展，必然伴生着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微观主体缺乏经济活力，其最终结果是将国民经济带入“普遍贫困”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明显的例证是：1956—1977年中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从601元下降至576元，同期人均粮食产量则从306.8公斤下降至297.7公斤。在独立的工业体系形成之后，这种极度严峻的经济格局倒逼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由此派生的经济制度选择。

另一个切入点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及国际经验。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企业、居民、地区、国家均面临着资源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内在冲突，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随即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正是人们为了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而提炼概括出的两种典型方式。计划经济的要旨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计划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则是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依据各类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在短期内，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政府设定的某种战略目标，例如，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时，计划经济可以通过指令快速地形成国家的整体资源动员能力，但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现却难以令人满意。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要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具备多重苛刻的条件，例如，政府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充分的信息，它能准确地掌握各个微观主体的供求信息并能依据这些信息安排经济活动，能在精确辨识微观主体经济贡献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持久充分的激励，也能有效地解决政府组成部门之间的偏差并使指令性计划得以完全执行等等。但在经济实践中，政府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通常是困难的。相反地，市场经济将“价格”视为反映各类资源相对稀缺度的指标，企业和居民依据价格信号通过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境流动来优化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单一经济决策主体也转变为企业和居民的多个经济决策主体，每个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下，会自发地形成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创新的内在激励。据此，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更有利于在长时期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秩序扩展、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国际经验也显示：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解决特定国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它相对于计划经济却更能促进特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这从20世纪后半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转轨，以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朝鲜—韩国等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绩效比较中可以得到印证，现阶段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体制中也选择或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是中国经济实践面临的严峻挑战，还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及国际经验，都暗示着中国需要变革此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变革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引入和扩展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种转型的内在逻辑异常清晰：在资源稀缺的情形下，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置条件是增强资源依据价格信号在国内外的流动性，资源的国内流动需要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资源的国际流动则需要提高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如果将对外开放视为面向国际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高，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引入和扩大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换言之，只要将此前的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为价格信号有效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和居民分散化决策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拥有自我选择权的微观经济机制，中国才有可能探寻到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生产物，而依据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中国与其他经济发展的普遍特性。正是依据这种逻辑，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转折点，中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在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层面集中体现出市场化转型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渐次增强。从实践的角度看，与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的演变相契合，中国先后推进了从农村经营方式到城市企业经营体制、从民营企业增量调整到国有企业存量改革、从各类企业变革到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从产品市场价格放开到要素市场化提高、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逐渐并轨的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依托从沿海到内地、从商品到要素、从试点到推广的策略，中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在渐次提高，直至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实现了从有限开放格局向全面开放格局的深刻转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国际惯例，在资源优化配置的意义上，计划经济国家只有依靠市场化转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就具有与其他经济体高度类似的特征。这种一般性特征集中表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运行体制上集中体现为市场化转型，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中央政府逐步放松对企业、居民甚至地方政府的管制来激活市场活力，在此基础上，商品和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家流动性显著增强，价格也逐渐取代指令性计划而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度、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核心变量。从时序意义上看，根据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1980—2015年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从3.64分提高至6.40分。在该报告中，经济自由度指数又可细分为5个子系统：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获得和使用稳健的货币，国际贸易自由度，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这些子系统在整体上也呈现出市场化转型和自由度提高的基本态势，例如，1980—2015年政府规模分解指数从2.63分提高到5.08分，获得和使用稳健的货币分解指数从6.18分提高至8.28分，国际贸易自由度分解指数从2.72分提高至6.63分，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也从3.04分提高至6.37分。如果说经济自由度体现了国内的市场化转型，那么主动参与全球化程度则体现了对外的市场化转型。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2006年中国的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4.1%提高至63.97%，2006年之后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但2016年该比例仍达到了32.91%。此外，1992—2016年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也从6.44%提高至24.97%。概括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自由度提高和融入全球化程度提高均意味着中国发生了市场化取向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是极其一致的。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异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引入市场机制层面体现出一般性，然而，导源于特定的禀赋条件、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在目标、策略、方式以及绩效等方面均不完全等同于其他国家，相反却表现出与本土化实践相契合的“异质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命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有别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规模绝世罕见的国家，中国不仅需要解决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问题，同时也需要处理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府以及中国与域外的经济协同问题。三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即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可持续性，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同时能够促使不同社会群体的福利水平得到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大国、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分别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追求。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也意味着中国是在更为严苛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更为高远的发展目标，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追求也就“三位一体”地内在规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具体制度安排。

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主要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等完成了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秩序重建，但对资源配置效率和长期发展绩效的追求却促使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层面逐步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即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直接等同于纯粹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而是在功能意义上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由于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均视为实行经济运行的工具，而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基准，这样中国就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引入、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来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在价值或功能意义上更好地回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区别于其他经济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首先，中国在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时是有策略的，即先通过经济增速的提高、经济总量的扩大来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基础，采用非均衡发展方式从计划经济的普遍贫困走向经济增长、进而走向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其次，中国在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也是有策略的，即采用从农村到城镇、从试点到推广、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方式，这种渐进方式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部门和群体在市场化转型中的差别化特征。最后，中国在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中还关注到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结构特征，即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一个内部高度均齐、同质化的概念。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制度安排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内生变量，而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制度安排随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特色”或“异质性”的集中体现。

从逻辑上说，经济制度是特定国家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实现某种或某组经济发展目标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长期实行纯粹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初始条件下，如何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为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总量维度的坚实基础。这种约束条件与目标诉求之间的组合，必然衍生出独特的政府间和市场间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均服从于或服务于这样的目标：即在确保整体社会秩序平稳的前提下推动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从政府间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地理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是通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分工和协作实现的，这导致中国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博弈和互动，这意味着政府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政府间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研究文献也关注到地方政府面临的财税制度、目标函数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XU Chenggang 则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间的制度安排定义为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RDA），并指出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权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中，以及经济与行政权在地方层面的高度放权。从制度比较的角度看，如表1所示，从全国决策机构、决策过程、地方官员激励、地区竞争和地方实验等视角来看，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均区别于苏联体制和联邦体制，例如，从地区竞争角度看，中国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主要是不同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而竞争则影响地方政府在纵向行政层级的升迁，然而在强调中央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不重要的，甚至也缺乏竞争展开的社会条件，而在强调地区之间自治的联邦体制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是围绕财政而竞争，且竞争影响地方官员的连任或再选。显然，中国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区别于苏联体制和联邦体制，由此，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就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决策方式和行为逻辑，这种行为逻辑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环境而对经济发展绩效产生影响。

除了政府间的独特制度安排之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济体制转型中还形成了独特的市场间结构安排，事实上，政府间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提供了政府影响经济的可能，它必须通过市场间的结构安排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巫永平在解释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经济起飞时，依据产业结构提出了二元市场结构以及上游市场、下游市场的概念。如果借用这种概念来理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并与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相对应，则可以提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上游管控型的市场扩展格局，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的基本内涵是：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齐头并进地、以同样的速度或方式推进市场化，在下游市场（通常与消费产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配置相关）快速市场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对上游市场（特别是与金融、土地、能源等核心性生产要素相关）仍具有较为显著的介入程度。从制度比较视角看，如表2所示，与计划经济以及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在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工具、上游企业特征、上游企业目标、下游企业作用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例如，就资源配置主体而言，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主体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通常是中央政府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则是各级政府（包括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内）、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就上游企业特征而言，如果说国有企业是政府影响或介入经济的组织载体的话，那么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占据着企业数量的主体部分，且分布于从要素供给到商品供给的产业链各个环节；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则国有企业数量没有或者极少，在产业链各环节并不占据数量及功能的优势；然而，在中国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格局中，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少，但通常分布于核心要素、上游产业或基础设施等领域，因此，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往往起着主导、调控或执行政府发展战略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维度逐步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它们分别在政府间和市场间体现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异质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种异质性均导源于发展中大国这个约束条件与追求高速增长这个当期目标之间的权衡。正是因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就需要保持社会基础和体制转型的平稳性，因此，确保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统辖权，以及实现对上游市场的相对管控就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要快速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赋予地方政府以自主权并推动不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同时广泛地推进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是重要的。更值得强调的是，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分别刻画了中国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结构特征，但从功能角度看，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相互支撑的“镜像互补”关系。例如，在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放权以及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一个支撑条件是地方政府事实上仍可能对金融、土地和能源等核心要素的配置施加影响。反过来说，在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中，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转型以中央政府的决断和制度制定为保障，且市场化进程也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经济互动状况的影响。上述分析意味着，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两者之间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制度选择中的重要特色。

就制度实施而言，特定的经济制度总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的相互组合，首先带来了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因这种增长而得到了深刻改变，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就是明显例证。这里的核心机制是：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均是在市场化转型中发生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各类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跨国界再配置提供了有利条件，且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拥有了不断扩大的经济自主权，这导致其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开展经济决策，即微观经济主体为经济增长形成了广泛和持久的“自我激励”。此外，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具有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为增长而竞赛”则导致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视为其行为决策的关键目标。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也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即地方政府部分地可以通过影响核心生产要素配置，提高本地区在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在行政锦标赛中占据优势，地方政府强调招商引资、强调固定资本投资等均是上述逻辑的衍生产物。

另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的相互结合，也诱发或者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这里的核心机制是：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会带来结构性问题，例如，市场经济强调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依据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并获得相应回报，但企业和居民存在着禀赋条件差异，这必然会导致其在经济收入或财富分配方面出现落差。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市场化转型也不是在所有领域均齐化进行的，渐进式、非均衡的改革策略本身也会带来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除此而外，地方分权化威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且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也提供了竞赛的基本要件，这不仅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竞赛方式通常聚焦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种类有限的特定产业，而且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其他维度（例如，能源利用率、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等）被相对忽略。其结果是投入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等失衡问题不断累积且渐趋加剧。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和结构失衡均是特定经济制度的实施结果，它们是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种制度运行的“一枚硬币两个方面”，因此必须而且可以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得到阐释。

四 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和异质性的引申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引入市场机制、推进市场化转型的一般特征，但也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等具有异质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带来了相应的绩效，例如，总量持续高速增长但结构问题渐趋加剧。从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命题出发，中国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需要更好地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还应基于本土化发展实践对经济理论创新作出贡献。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不仅应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征事实，而且应该用来引申对中国经济后续发展和经济理论创新的诸多含义。

从经济发展实践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计划经济等体制安排，结果是形成了较为系统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完成了经济秩序的重建，但同时也带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低效率以及社会成员的普遍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借助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推动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显著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同时也伴生或加剧了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现阶段中国经济领域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总量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更高使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经济发展理解为包含但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系统概念，需要将经济结构问题的化解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概括地说，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首先需要解决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由于经济绩效总是特定制度安排实施的产物，因此，中国要解决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就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制度进行完善和调整，这种调整不是说此前的制度选择是“错的”，而是说这些制度不能有效地适应新格局下约束条件与发展目标的转变。具体地说，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坚持中央政府对经济工作的统辖权、同时调动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活力都至关重要。由此出发，后续中国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应在保持整体框架思路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其操作方案，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应契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为此，中国应尽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和绩效评价方式，将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类公共产品工具、收入分配调整等引入到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之中，同时通过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不同政府层级财政收支相对均衡的格局，促使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为创新而竞赛”“为民生而竞赛”。

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制度安排，中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市场化转型中强调政府对市场作用的调控是重要的，但其可以通过调控方式的多元化和组合化而实现，政府直接控制上游市场不是调控的唯一方式，且在实践中政府对上游市场的直接管控也产生了多重负面结果，例如，金融、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且要素市场扭曲或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均产生了显著负面效应。从企业的角度看，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容易针对不同企业形成差别化的营商环境，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往往在要素获取和行业进入中面临不利格局。为此，中国后续的经济发展应着力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市场和一般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进迅速，现阶段中国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集中表现在核心要素市场，应将金融、土地、能源等核心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放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位置。通过“做对价格”来提高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的协同程度，进而激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依据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展开经济决策。考虑到核心要素配置通常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紧密相连，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必定与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现阶段中国应通过发展多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来激活国有企业活力，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强大支撑。除此而外，政府在从直接管控上游市场中逐渐退出的同时，应该依靠加强产权保护、引导基础创新、完善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分配等方式丰富经济调控方式，增强经济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执行力，依靠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动态调整和良性互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经济理论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强调经典理论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在引入和改造中形成了指导经济实践的思想依据和工作方案，进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化和西方经济理论本土化的基础上丰富已有经济理论。从经济学说演进的角度看，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征，政治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转型在增强学说“科学性”的同时削弱了这些特征，现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别从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维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说演进视角体现出对这种态势的回应。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具有与其他经济体相类似的特征之外，在社会基础、约束条件、目标选择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等层面存在着异质性特征。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约束条件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区别于地理和人口规模较小、或内部均质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区别于以短期高速增长为取向的经济体，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的组合导致中国是在更为严苛的条件下实现更为高远的目标。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沿着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市场关系变迁这个主线展开的，但这种展开导致了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结构性变化，即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两者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存在显著差异，由此也就导致出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多面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具有自身特征，系统总结这些异质性特征并将其上升至理论高度有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极为丰富的经验素材和实践基础。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出发，人们在形成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该廓清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形成范式、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理论研究目标，其理论来源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为指引、但包含其他经济学流派和观点、立足和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融合性理论学说。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制度安排上不仅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割裂，而且突破了政府—市场二分法的惯常思维和分析范式，即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将政府和市场的内部结构问题引进来，在剖析政府内部运行、市场内部运行以及政府—市场交互作用的基础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从板块结合角度理解政府—市场关系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是很不充分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就是明显例证。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导源于经典理论和本土化实践的结合，经济理论是动态演变的，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具有变迁性质，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出现转化，经济发展也将解决结构问题放在关键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践仍会派生出新的制度安排。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保持逻辑连贯性的同时也应具有动态调整特征，依据过往经验机械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恰当的。概括起来，开放性、结构性和动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备的重要理论品质。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和异质性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丰富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理论，而且突破了单纯按照苏联体制、或者“华盛顿共识”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传统认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实践探寻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路线提供了生动范本。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