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湘秀才到制宪专家，从“筹安君子”到帝制罪魁，从学佛居士到中共党员……晚清到民国，杨度系万千风云于一身，诚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奇人。
杨度这个“典型的湖南人”（梁启超评价），在袁世凯眼中是“旷代逸才”。21岁时，杨度师从王闿运，醉心帝王术，曾踌躇满志地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真不知帝王师之梦想是成就了他，还是害了他。本想成为帝王之师，却成为行宪专家；本想推行宪制理想，不料成为袁世凯帝制的罪魁祸首；本想忠诚于君主立宪，无奈一心向佛；本想在佛学中度过余生，结果皈依共产主义，成了秘密的中共党员……
从晚清到民国，杨度系万千风云与时代风潮于一身，他周旋于各种政治要人之间，不断地变脸，诚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奇人。
【制宪专家，推动清末立宪运动】
杨度是湘军后代，其祖父杨礼堂在三河之战中阵亡，大伯杨瑞生死里逃生，后获得军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巧合的是，进入民国后，袁世凯复辟，杨度也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杨度十岁丧父，寡母对他寄予很大期望，希望他能光宗耀祖。有大伯的资助，杨度接受了教育，后入王闿运门下，深受王闿运旧学的影响。
1903年，留日归来的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因精通教育，杨度初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为精通经济的梁士诒。对杨度而言，这次高中科举的“榜眼”后，便可踏上仕途，一展抱负。但正当杨度沉浸在一帆风顺的喜悦之时，突然风向变了。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合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向西太后告发：第一名梁士诒是广东人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与康有为相同（康有为字祖诒）。梁头康尾，这还了得！戊戌变法中的康梁，始终是西太后的一块心病。于是她下令彻查此次经济特科的应试者。这不测的风云，把杨度卷了进去，本来通向光明的仕途，一下子变成了绝路。于是，杨度二次东渡日本。
晚清的关键人物，此刻大多汇集在东瀛。1903年10月，在飒飒秋风中，杨度在横滨邂逅梁启超。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两人同逃亡在海外，惺惺相惜。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湖湘人的慷慨激昂、英雄气概尽在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1905年夏天，孙中山约请杨度在东京永乐园餐叙，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革命还是保皇？两人就这一问题辩论了三天三夜，最终，杨度还是不赞成孙的革命主张。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后来的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杨却表示愿各行其事：“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911年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成为潮流。1924年，“洪宪祸首”杨度沉寂多年后，履行在东京时所许诺言，在上海向孙中山提出要求，请求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条件，先要杨度对筹安会一事公开向国人道歉，但杨度拒绝，入党之事最终不了了之。孙中山仍认为“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是因为，杨度帮助过孙中山，在各派军阀之间四处奔走，呼吁和平统一，迎接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杨度挽孙文：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从挽联沉痛的笔调，可见二人之交情。1907年10月，因伯父病逝，杨度回到国内。这次归来，正赶上清末的立宪运动，杨度成了朝野眼中的专家，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次年春，正是杨度春风得意之时，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
袁世凯非常欣赏杨度的才干和学问，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此时，朝廷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宪法讲座。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正是杨度的政治理想。酝酿两年多的内阁名单随后出炉，“皇族内阁”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漠视民意，杨度的政治理想终成泡影，而他本人也受到了公众的质疑。
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在“皇族内阁”中，杨度担任统计局局长一职，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相救。袁世凯罢官，离京返乡，旧识中只有严修、杨度至车站送行。
【“筹安君子”，助袁复辟东奔西走】
1911年12月，南北议和。袁世凯派出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杨度为参赞。革命军一方派伍廷芳为总代表，汪兆铭为参赞。由于杨度属于君主立宪派，又代表袁世凯的利益，杨度的家乡湖南通电，斥责杨度为“奸细”，要各地缉拿，就地正法。
杨度为袁世凯鞍前马后奔走，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杨却没有得到重用。按袁世凯的意思，杨度一方面可分化各党派竞争政权；另一方面，又可监视意图复辟的清室“宗社党”在青岛的活动。正是没有官位，杨度可以开展各种有利于袁世凯的工作，他经常以经商为名，到青岛打探消息。
辛亥革命后的青岛，成了清朝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共谋清室复辟大计，与张勋以及遍布各地的“宗社党”成员遥相呼应。1913年，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赴青岛调查遗老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情况后，向日本军部报告说：“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有恭亲王、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外，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目前在青岛大兴建筑，前清大官、宗室为购买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除了宗方小太郎提到的外，尚有前清直隶总督陈燮龙、前弼德院副院长邹嘉束、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及大臣载沣、那桐等人。青岛聚集的前清官员最多，官阶亦最高，是前清遗老最为集中的地区。
杨度在青岛秘密收集情报，监视“宗社党”以及逊清遗老的动向，向袁世凯直接汇报，可谓袁氏的耳目与心腹。此时的杨度既是活动在青岛的间谍，也是活动在北京的纵横家。杨度利用掌握的人脉，把各种关系和势力聚集到北京：将梁启超和卸任的云南都督蔡锷拉到袁世凯的身边和眼皮底下；推荐自己的好友、王闿运门下的同窗夏寿田（充内史，掌机要）、孙毓筠（后为约法会议议长）、胡瑛（后参加筹安会）、施愚（任法制局局长）、顾鳌（约法会议议员）、薛大可（约法会议议员）等为袁世凯所用；推荐湖湘名士、自己的老师王闿运担任国史馆馆长。据当时名记者黄远庸的观察，袁世凯称杨度为“游击队”。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赐匾题字，称之为“旷代逸才”。此时，在大总统位置上已经高枕无忧的袁世凯，梦想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而杨度则梦想成为帝王之师。1915年8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为名，推动帝制。这六人被后人讥讽为“愁暗六君子”。“筹安会”是杨度运作君主立宪制的总机关，加入者最初百余人，不到一个月时间，增至两千多人。到当年的十月中旬，仅北京城就有五千人。加入筹安会的人，当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国体问题，也不是杨度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而是见风使舵、追名逐利之徒太多了--想着将来谋得一官半职而已。
“筹安会”大张旗鼓地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和“民意”，复辟之事已箭在弦上。当然，反对帝制的声音也四处响起。湖南籍的旧同盟会会员贺振雄在“筹安会”成立数天后，就向肃政厅上呈文，批评杨度等人是“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恳请肃政厅长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贺振雄的呈文写得理直气壮，但在被杨度收买后，贺振雄就三缄其口了。有意思的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弟弟李诲，是湖南的议员，向检察厅上文指控杨度等“叛逆昭彰，动摇国本，恳准按法惩”。总检察长罗文干将原呈文转司法总长章宗祥，被章压下，罗文干只好辞职出京。好友梁启超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为袁世凯复辟当“走狗”，尽管内心认为很“正确”，态度也很强悍，但面临的有可能是众叛亲离。估计连杨度也不甚明白的是，他的老师王闿运，一见形势不妙，便于1915年10月辞职，带着他的仆人兼女友周妈返回湖南老家。杨度的两个好朋友也加入了反袁行列，不过一个用枪，一个用笔：蔡锷从北京悄悄溜走，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而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袁世凯20万元的收买，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发表于上海的《大中华》。这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雄文，被各大报转载，风行一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杨度接到了梁启超的绝交信。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死去。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作挽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转向佛学，救人救己寻求解脱】
袁世凯一命呜呼，追究复辟帝制的罪魁祸首便落到了“筹安会”的头上。“筹安会”推动复辟帝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接下来惩治帝制祸首，成了闹剧的连续剧。袁克定替雷震春、张振芳求情；冯国璋替段芝贵开脱；李经羲为严复、刘师培说项，理由很充足--两人是学者，为国惜才；有人向段祺瑞通融，胡瑛、李燮和是老革命党人，通缉名单中不必列上国民党方面的人。1916年7月14日，大总统黎元洪颁发《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身列榜首。是年，袁世凯、王闿运、黄兴、蔡锷，都去世了。杨度感到生命中袭来的一股股寒意。他挽师王闿运：“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黄克强：“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挽蔡松坡：“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其实，他每一次挽师友，都带有惋惜自己的情感和成分。
帝制失败，世情翻覆，人情冷暖，师友凋零，这一切对杨度都是沉重的打击。身处瀚海之波，杨度举目彷徨，虽经历如此变故，仍不改其政治主张，并表示愿负改制之责：“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对于国体问题，杨度表示不推卸责任给他人，也不会出走海外逃避责任，“愿赴法庭躬受审判”。后来张勋复辟时，杨度没再趟这个浑水。
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破灭了，杨度心灰意冷，转向佛学，一心向佛。同时从齐白石学画，参悟水墨人生。这显然是政治失意之时的精神寄托。清末，杨度在日本时大力推崇“金铁主义”、军国、实业、教育等，期望以此救国；此时却遁入佛学，救人救己，唯有无我主义。
杨度曾在青岛凭海临风，还在庐山观月望瀑布，不知他是否想起月霞说法这段往事。
当年“筹安会”刚成立，孙毓筠请来月霞、闲谛讲《楞严经》。月霞升坛讲“俗念”一章。他说：“万事皆起于欲，万事亦败于欲。至人无欲，能通佛路。达人去欲，乃获厚福。常人多欲，一切事业，纵因欲兴，亦因欲败，事成知足而能去欲者鲜矣……旷观世界历史人物，作小官者，欲为大官；作大官者，欲为宰相；得作宰相，欲为皇帝；既作皇帝，又欲长生不老，求仙寻佛，以符其万万岁之尊号，皆‘欲念’二字误之也云云。”
月霞大师没想到其座下的听众正是一帮“欲为大官”、“欲为宰相”、“欲为皇帝”的名利之徒。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或说者有意，借口说法，讽刺当今。月霞这番讲话，大有用意，无异于“守着秃子骂和尚”。“筹安会”诸位会员及热衷帝制者，都挨了骂。他们越听越坐不住，段芝贵商讨派军警将月霞抓到军政执法处。孙毓筠闻讯，连夜送月霞到丰台，上车奔赴天津。
当年的这段闹剧，杨度如果在清净无人时，忽然想起，如醍醐灌顶般顿悟，就会少了尘世的功名利禄之心。但书生杨度向佛，和军阀段祺瑞、程德全、靳云鹏、孙传芳礼佛、念佛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六根不清净，未能忘情人间世，借此等待东山再起。
【特殊党员，潜伏上海为中共提供情报】
1918年3月15日，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张勋复辟祸首，一律特赦。自此以后，杨度不问政治久矣。从1925年至1927年，杨度先后在安徽督办姜登选幕中任秘书长、山东军阀张宗昌幕中任总参。
1927年4月，杨度在北京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控制北京政府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此时正下令搜查苏联使馆以及华俄道胜银行，要逮捕中共党员李大钊。杨度事先得到消息，曾告知北京市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要他赶快通过内线转告李大钊。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到李大钊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士钊火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另找安全地方。可惜李大钊没把这个重要情报放在眼里，认为身处东交民巷的苏联兵营是安全的，结果第二天清晨，李大钊一家四口被捕。
得到消息，杨度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并托章士钊前往营救。遗憾的是，杨度的努力都化作流水。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杨度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贿赂买通审案官员。杨度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八方张罗，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李大钊被绞杀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28年，杨度到上海，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名誉顾问（有文章说是“挂名秘书”），住在法租界，房子由杜月笙提供，杜还慷慨地每月给杨度发放生活费500元。身处青帮的杨度，偶尔为杜月笙写几篇吹捧文章或几幅书法，他自嘲曰，我是“清客”，非“青帮”。就在这个时期，杨度成了中共秘密战线上的特殊党员。
主持中共特科的伍豪（周恩来）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授意陈赓与杨度联络。后来杨度与潘汉年见面，两人相谈甚欢。潘正在筹办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请杨度题写报头，杨度毫不犹豫一挥而就。周恩来了解到杨度想加入中共的想法后，鼓励他留在杜月笙身边，收集汪兆铭、胡汉民的政治动态。
经过一年的考察，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杨潜伏上海，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提供情报，还以卖字画等方式筹集资金，捐助革命事业。
1931年6月，杨度的母亲在长沙去世，他并未前去奔丧，而是在浦东忙于筹备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礼。杨度嘱咐儿子公庶电请妹夫王季果（王闿运之子）、妹妹杨庄代为料理后事。母亲去世的精神打击，筹备杜月笙家祠的劳累，身心俱疲的杨度大病一场。
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法租界寓所去世。杨才华横溢，多次为亲友写挽联，他临终前也写了一幅对联送给自己：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也许，在孙中山之后，他把医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共身上。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
从湖湘秀才到宪制专家，从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到帝制罪魁祸首，从学佛居士到中共党员，杨度的一生映射出晚清民国乱世乱相。杨度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历史人物，可谓从传统的科举仕人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典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襟怀无限，书生报国，而一旦成为政客，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