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层面来看，“中”的本义是指书籍、文字，“中国”之义是指有文字的国家。文字与书籍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华夏先民取“中国”为名，正是意在向周边族群展现自身的文明优势，从而实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内涵，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的锁钥。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实践就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只有确立中华文明的分析视角，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理和实质内涵，对于破解“西方文明中心论”、建构“另类现代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明与现代化
在目前可考的中国古文献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在《周易》中，“文明”共出现六次，均与“离”紧密相关，象征着“火”和“光”，最初含义是文章灿明、文德光明。在西方语境中，“文明”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启蒙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涵指向。已有学者考证，在西方，“文明”的本义就是“国家”，从词源学上看，“civiliz（s）ation”（文明）与“state”（国家）本义相同，两者的基础都落在公民身上，“文明”的相关派生词也大都指向“公民、公民权利、城邦、国家”。后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促进了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地理大发现、殖民掠夺形成了紧密联系的世界体系，“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的认知框架也基本形成，“文明”逐渐成为一个与蒙昧和野蛮相对立、以人的个性伸张为核心的现代概念。可见，“文明”是一定时期受特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人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价值认同。
与“文明”概念的演变相似，“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在英文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从“现代”（modern）衍生出来的。根据韦氏辞典的解释，“modern”是形容词，产生于1585年，一个层面是表示性质，即现代的、新近的、时髦的；另一层面是表示时间，指大约1500年以来的历史时段。“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诞生于18世纪中叶，最初是用来描述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社会的新气象，并没有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真正的现代化理论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西方没落到“美国世纪”的历史转折而兴起的。据罗荣渠考证，“现代化理论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甚至可说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现代化”一词在中国的使用是在20世纪初期，一开始是与“西化”“欧化”等概念相混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思想界对“西化”“欧化”的幻想逐渐破产，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在随后的东西文化观论战中，“现代化”一词开始出现。1933年，中国思想界就“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已用“现代化”代替“西化”的概念。要理解“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必须从“现代”与“化”两个方面入手。“现代”一词兼有时空坐标和价值维度两层意涵。前者是指与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相对的、以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社会；后者是指在以新代旧的过程中实现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蔽以及包含新质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社会的开创。“化”则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时演进过程。由此可得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形态向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进而形成新质文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作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本质上就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体系进行深刻解构进而实现重构的过程。从普遍性的维度来看，现代化是对文明进步的实践表达，不同文明虽然表现各异，但都要经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的工业化、经济交往的商业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思想观念的理性化等现代形态。从特殊性的维度来看，现代化凝结着特定文明的理念表达，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差异背后实质上是不同文明形态的区别，特定的文明孕育特定的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和社会结构，共同推动现代化向着符合自身文明意蕴的路向发展演进。
现代化作为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与特定社会的文明状况紧密相关，蕴含着深厚的文明底蕴。大多数学者将现代化直接理解为以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这是非常片面的。诚然，从西方社会产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是西方的专利，现代化就可以与西方文明“捆绑销售”。西方现代化仅是世界现代化中的一隅，西方文明也只是世界文明中的一域，西方文明直接助推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成，但并不能囊括世界现代化的全部。
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可追溯到“两希”文化，其自然科学、民主政治源自古希腊传统，宗教精神则肇始于古希伯来传统。其中，古希腊文化对西方现代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古希腊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海外移民和海洋贸易迅速兴盛，形成了众多城邦。城邦共同体的建立引发了政治改革，产生了西方原初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古希腊人实现了臣民向公民的身份转变。航海贸易和商业交换加速了古希腊与不同文明间的思想交流，能够吸收多元文明的优秀成果，加之民主政治的开明氛围，促成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后来，古希伯来文化勃兴，基督教神权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中世纪黑暗延续了近千年。直至文艺复兴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西方社会又逐渐回归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的文明路向。文艺复兴后，西方传统中对外部世界不断探究的强烈理智活动使自然科学大放异彩，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也使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前者所引发的工业革命推动西方社会进入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后者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西方率先打破了封建专制的囚笼。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性交汇开辟了现代世界的新前景，生成了由启蒙理性和资本逻辑共同导演的西方现代性方案。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方案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崭新进程，取得了对农耕文明的绝对胜利，引领西方国家走上“历史正确的一边”或“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但这一飞跃的背后也隐含着各种深层矛盾的叠加，社会撕裂、精神荒芜、殖民扩张等问题不断显现。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的普遍异化到20世纪帝国主义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戮，再到21世纪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文明开启的现代化正在“不再回顾”与“害怕回顾”之中“涌向干涸尽头”。而在西方现代性内在隐忧不断深化的同时，中华文明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价值。
二、中华文明构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基因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内蕴丰富的现代化因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彰显其当代价值，构筑起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基因。
（一）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熔铸精神灵魂
近代以来，千年国度失去了古老辉煌，百年屈辱成为民族之殇。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使中国人民意识到，只有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之路，才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是华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独特文化系统，为中华民族培育了精神根脉、涵养了文化心灵。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种文明传统绵延至今的文明，这绝非历史的偏爱，而是因为中华民族所呈现的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文化，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文化，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文化，一言以蔽之，是“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的文化。因此，中华民族绝非黑格尔所声称的，“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不仅能够推动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更能于人的精神生活有深刻洞见；不仅合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更能避免西方文明导致的现代之殇。
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文化基因熔铸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和精髓，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治理规则和主体意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一体之仁”的自然理念，既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又构建起“天、地、人”三才兼容的发展模式，强化了现代性的人文之思；“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政治立场，既支持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动机，又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和衡量标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处世原则，既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开放立场，又坚守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能有效避免现代化模式的泛西方化倾向等。可见，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绵延的思想基础，更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依归。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西方的单向度模式，实现“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展现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嵌入了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提供了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
（二）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特定社会成员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一致认同，也是推动共同体发展的重要纽带。古代中国是植根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宗法伦理社会，民族复杂但同化相融、历经沧桑但迄今犹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共识，形成了以家国情怀为核心、具有高度认同感与强大凝聚力的文明体系。
其中，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在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它倡导以身为原点，推扩至家、国、天下。孔子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都是对家国情怀的具体阐释。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紧密相关。家国同构“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政治社会结构，同样还是指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后者就包括所谓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等在内的所谓家国情怀”。纵观中国历史，每逢外族入侵、以夷变夏之时，家国情怀就从文明存亡绝续的立场出发，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当列强环伺、亡国灭种之际，家国情怀就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呼吁“打倒列强，振兴中华”。虽然所指对象不同，但其凝聚价值共识、强化民族认同的精神一以贯之，同时也显现出中国人从传统的家国观念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历史转变。
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的“身—家—国—天下”观念发生较大变化，逐渐转向“个人—国家”的架构。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上升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因素，但是传统的家国情怀仍在深层次上发挥着精神感召作用。家国情怀作为对生命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不仅重视“修身为本”“推己及人”，更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在此背景下，如果没有全民族的价值共识，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进程的纵深发展。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须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理路，培育以个人为原点、以家庭为基础、以集体利益为取向、以民族复兴为理想的家国情怀，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最终汇聚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磅礴力量。
（三）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化历史担当
习近平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在五千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文明强化共同体意识，构建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纽带，奠定了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但不可避免地被传统所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母体，如今的现代只是未来的传统。割裂传统的现代化必然因为丧失自身文化根基而造成“文化溶血”现象。只有真正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担当起实现现代化的使命，才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上彰显自身文明的历史担当。
中华文明不仅维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更促进了世界文明的更新与完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中华文明既是过往的历史，也是当下的现实；既内含民族的特殊性，也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不仅要为民族复兴提供内在动力，而且“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面临深层危机，“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种种异化，已使不少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在喟叹西方没落的同时，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目光转向中国，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烛照西方社会。无论是罗素关于中华文明中拥有“通往幸福之路的生活方式”的论断，还是汤因比关于“将来统一世界”的民族“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的言说，无不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中华文明的深切认同。中华文明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为世界提供了解决现代社会弊病的独特智慧与价值理念，成为世界文明坐标系中的中国符号。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里的复兴并不是民族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促进自身的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对别国现代化的肤浅翻版，而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担当，用崭新的思想资源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从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因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基因，已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大放异彩，也为现代性重构提供了宝贵资源。但在近代，长期稳定性所造成的固化心态也使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异质文明的冲击挑战时一度屈辱蒙尘，以致“现代化=西方化”的固有思维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激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使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迸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夯实了社会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时期，开拓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完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中国式探索，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文明诞生于主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经济之中，其社会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鸦片战争后，西洋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从最初与西方的直接军事冲突逐渐演化为国内政治格局、经济基础、精神文化、社会结构的全面解组，从器物技术、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层层变革，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系统遭到全方位冲击。然而，无论是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没能触及旧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更谈不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人民进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主体地位，也促进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促成了由工业基础薄弱向工业基础显著加强的重大转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技术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并且全方位融入生产生活、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与交往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现代化史，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史，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变革重塑，使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时代荣光。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丰富了时代内涵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如果不伴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自我更新，就必将尘封于历史。中华文明不是静态的存在物，而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动态系统。经过商周、秦汉、唐宋等历史时期的繁荣发展，中华文明也随之充实完善。直到清朝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的加剧，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才显得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鉴往知来的历史视野和交融整合的辩证眼光，为中华文明的迭代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当中华文明以古老的姿态与现代西方文明相遇时，许多仁人志士力求在西学东渐中找寻现代化的可行方案。但是，无论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文化调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唯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也开辟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崭新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文明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体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明遗产新脉系，强调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待历史遗产，又要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促进不同流派交流碰撞，明确了一元指导与多元共生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坚持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准确把握历史脉搏，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精神价值，提炼富有时代气息的文明元素，走出了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引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吸收外来文明有益成果的文化综合发展之路，充分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活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激活了创新因子
中华文明以儒家为治国之本，兼采法、道治国之术，几千年来，因循沿袭，形成了历久不变的社会结构和较为强烈的崇古心理，“以致一切今人所有，无非古人之遗，一切后人所作，不外前人之余”。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文明虽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相形见绌，但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如何激活这些文化基因，将传统导向的民族心理转变为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现代心态，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迫切任务。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古今”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外”即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古”“中”如果不融合“今”“外”，中华文明的发展就会失去创新动力；“今”“外”如果不立足“古”“中”，新文明的创建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试图以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来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但没能妥善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成分，又要去除其中的惰性因子；既要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汲取外来进步文化元素。这就破除了对待“古今中外”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开辟了创建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全新道路。同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确立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以革命文化为底色、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三位一体新架构，三大文化相融相通、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明的核心内容。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现代导向，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因子，使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并不是追求华夏中心论的文明优越性，也不是臆造一个所谓完美的价值体系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是创造一套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新理念，建构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文明新形态。
四、中华现代文明开启人类文明发展新范式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形成的中华现代文明，因其独特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性元素，既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塑造了精神标识，更为“新轴心时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典型范式。所谓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更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崭新形态。当前正处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现代文明的宝贵经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探索切实可行的发展新范式。
（一）以现代化模式的主体性重塑为价值立场
现代化是在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形成的，表现为生产方式、制度体系、思维模式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新旧更替，是全球化浪潮背景下世界各国实现社会转型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现代化虽然滥觞于西方，但西方现代化并不具有普适意义，如果以所谓“文明优越”自居，向其他国家强制推行西方模式，建立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依附、从属关系，只能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僵滞甚至倒退。
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实现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知识思想的指数级增长，使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知识思想的精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确立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合理性，人的现实生活为物质欲望的无限扩张所奴役，“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应然状态变成了“物于物而不能物物”的使然状态，“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相互交织，人们逐渐失去主体性地位，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同时，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主要是在近代启蒙理性的引领下形成的，虽然在冲破封建禁锢、促进思想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蕴含着自然科学技术工具作用放大、经济至上理念盛行等内在隐患。随着工具理性无限膨胀并取代价值本位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西方社会逐渐陷入分裂的境地，人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
要冲破资本现代性的束缚，必须充分挖掘中华文明的人文资源，予以创造性转化，以实现现代化模式的人本化重塑。在中华文明的视野中，人是处于特定时空中的人，是具体能动的而非抽象机械的，孔子称此为“义”，孟子称此为“时”，离开具体时空环境的人是不存在的。孔孟的这一思想虽然还显得较为朴素，但已经带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标识。两千年后，该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更加精确的阐发，马克思在批判扬弃以往文明传统既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得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将中华文明的人本传统升华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当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科学导向，从“现实的人”出发，努力探索人的现代化的可行方案。一要促进人的本位回归。梁漱溟曾指出，中国古人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中西文化的最大不同就是理性（情理）与理智（物理）的区别。西方文明以物理为出发点，注重抽象与逻辑，又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使得“人为物累”“心为形役”。中华文明则以情理为出发点，注重生命与情感，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中华现代文明既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又重视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能够使人的存在最大程度上合乎生命本质，使人的真实生命达成“中和”的境界。二要坚持价值理性至上。虽然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工具理性的主宰与价值理性的缺失。而中华民族历来秉持“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文明理念，“正德、利用、厚生”作为灵魂、手段、目的，统归于“惟和”这一基调，构成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文化根基。缺失“利用”“厚生”的“正德”，势必空寂偏枯；偏离“正德”“厚生”的“利用”，便会沦为孟子所说的“物交物”的无休止的角逐与内卷。三者既要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要互相兼顾、以和为贵。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导向，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公平正义，从而创造了社会各方面高度“惟和”的成功典范。人类文明的未来建构也应在追求物质利益正当化、合法化的同时，大力提升民众的人文境界，补齐精神短板，努力实现高楼大厦与精神大厦同样巍然耸立的新蓝图。
（二）以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化建构为样态格局
生命共同体是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重要基点，具体呈现为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共同体、以实现共存互生为目标的人与社会共同体、以实现人类生命安和为旨归的人与自身生命体。当前，全球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遭受重大威胁，人类生命价值日渐式微。这一时代境遇下，推进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化建构，已成为人类文明生存延续与创新发展的重要追寻。
西方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征程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风险和危机，以致罗素发出“欧洲人没有走上幸福之路”的担忧，梁启超也在欧游后留下了“西洋文明已经破产”的心影。在经济至上主义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界从合理索取演化为肆意掠夺，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变成了中心与服从甚至主人与仆役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虽然打破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却又导致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人作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从真实的生命个体沦为虚假的异己存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在三者的作用下，整个生命共同体最终蜕变为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给人类文明发展造成了深重灾难。
与西方不同，中华文明正是发现了以人类为核心的整个宇宙生命的价值，才有了超强的内聚力，能够在“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而在马克思那里，更是设计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蓝图，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更具长远意义的目标规划。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中推进生命共同体的当代建构，一要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逻辑理路，突出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在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自身是和谐的，所谓“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三者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和谐均适的存在状态。当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要从客观的现实情境出发，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社会、自身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秉持修身、仁民、爱物的理念，准确把握整体性原则，牢固树立和谐化、一体化的正确导向，坚决抵制冲突化、碎片化思维的侵蚀。二要打破古今、中外两极对立的认识误区，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全方位建构。古今、中外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认知思维，对生命共同体的形塑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既存在死守传统的复古主义倾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人心淳朴、社会和谐是最适合生命共同体存在的基本样态，也存在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思潮，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的征服自然、个性自由和社会民主才是生命共同体的应有样态。然而，这两种方案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的确立而显得捉襟见肘，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当前，生命共同体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方位做好各样态的分析整理工作，消除其中封建落后的传统思维，剥离资本主义的制度枷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开辟人心和善、自然和美、社会和谐的崭新前景。
（三）以文明形态的互融式推进为秩序导向
文明秩序是一定时期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集中反映，在历史时域上表现为人类文明形态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性演进，在场域环境上表现为不同文明形态的矛盾碰撞、交流互鉴、融合新生的空间性生成。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文明中心论”弊端丛生，泛西方化浪潮也渐显颓势，各类文明间的矛盾冲突交织叠加，世界范围内的风险挑战日趋严峻。建构文明新秩序，塑造世界文明新版图，已成为破解文明困境的当务之急。
现代文明肇端于西方社会，曾在打破封建壁垒、开启世界历史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国家在依靠殖民掠夺取得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支配性统治的基础上生成的秩序规范，一开始就带有对抗冲突、“以力假仁”的基因，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加持下，形成了文明等级论、线性历史观、历史终结论等一系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充当资本主义建构世界霸权的理论工具，迫使一切民族推行他们所谓的文明，最终“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下，世界被划分为“启蒙—蒙昧”“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两大彼此对立的阵营，“国强必霸”的逻辑定式成为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并影响至今。
与西方思维不同，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并“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以其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品质为世界文明的互动交流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类文明的主流形态就是各类文明主体间的互联互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正是在多种文明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文明秩序实现了更新与迭代。当前，新文明秩序的建构，一要增强辐射效应，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文明生成理念，具体表现为，在国内层面，从自身推扩到家族、社会、国家，夯实文明根基，达成文明共识，形成文明建构的同心圆效应；在国际层面，不断创造条件，循序渐进地打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睦邻友好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国际交往关系以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共生共融关系，促进新文明秩序的国际认同。二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多维度的文明发展空间。系统思维是对认识对象的内在结构、功能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的思维方法，是建构新文明秩序的重要指南。列宁指出，要将现代文明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文明并不是单一的发展单元，而是多重因素并存的复合体。只有立足当代中国实践，汲取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借鉴他国有益经验，才能形成对文明形态的系统性认识，推进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现代化重塑，促成“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的文明境界。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