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继续作者近几年来的理论思考和对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前沿的追踪，试图在纷纭繁复的理论争鸣和思潮迭起中发现其最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思潮并预测其未来的走向。作者认为，伊格尔顿的新著《理论之后》的出版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倒是预示着当代西方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点尤其为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去世所证实。“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仍有着清晰的发展走向，但理论本身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侧重形式的文学理论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衰落的状态，文学理论已经与文化理论融为一体，用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在这样一个民族和语言疆界模糊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已经具备了与国际理论前沿直接对话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条件。以语言来替代国别撰写新的文学史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 后殖民理论 流散写作 全球化与文化 生态批评 图像批评

早在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际，我就曾作过这样的预测，即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揉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1]事实证明，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以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理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面对“理论死亡”的噪音越来越大，理论本身还能产生何种功能？本文将继续笔者过去的研究，旨在讨论后殖民主义在西方的第二波浪潮兴起后理论批评的发展走向以及另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经过一度时期的式微之后再度崛起：三位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全球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得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被发掘出来。随着全球性移民潮的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2] 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2003年和2004年间，西方的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发生了三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其一是久病不愈的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给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再度兴盛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以沉重的打击；第二是曾以《文学理论导论》一书蜚声欧美两大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为已经有之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再者就是当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去世。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去世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呢？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3] 平心而论，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4] 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5] 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理论的衰弱使之陷入一种自我演绎乃至“自恋”的怪圈。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不禁问道，难道理论真的“死亡”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今理论的走向如何？理论究竟还能产生何种功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伊格尔顿这位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确实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此在理论界引起的争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确实，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之核心观念的解构主义已经不可改变地成为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和总结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之走向作出描述，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它所产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战权威”的结果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文学和文化理论将产生何种功能？对于这几点，虽然西方学者已经试图进行种种预测，[6]但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理应作出我们自己的反应，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在这种跨文化的争鸣中发出中国理论家的独特声音。我想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这方面考虑的一个初步尝试。

后殖民理论与少数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在当代后殖民理论大潮中，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的影响力始终是最大的，他的著述被人们讨论和引证的频率也始终居高不下，这与他生前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这位后殖民理论大师于2003年的去世已经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纪念这位身居帝国的中心但却不时地发出异样声音的第三世界批评家。确实，赛义德是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地带以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身份发出自己的独特言论的，因此也自然会同时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和非议。尽管人们不免会对赛义德本人的双重身份提出种种质疑，但他仍然在不止一个场合为自己所拥有的独特身份进行辩解。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位有着深切流亡体会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自己民族的痛苦记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收入他的最后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s and Other Essays, 2000）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由此可见，赛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的经历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受到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出丰富的写作和批评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并且越来越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的学者所重视。

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通常被当作其名声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由于她的双重边缘身份所致：既是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又有着鲜明的第三世界背景。在世纪之交，斯皮瓦克的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90年代末出版的新著《后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通过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的简略评介，我们大概不难把握斯皮瓦克本人以及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新进展。[8]

在斯皮瓦克迄今已经出版的整本著述中，《后殖民理性批判》可以说是她的第一部有着一定体系性和完整理论思想的专著。这本书除了序言和一篇题为《解构的开始生效》(The Setting to Work of Deconstruction)的附录外，整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题为“哲学”，第二章题为“文学”，第三章题为“历史”，第四章题为“文化”，这种分类大概使人不难看出斯皮瓦克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宏伟理论抱负。其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当推第一和第四部分，这正好也反映了她本人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内的深刻造诣。按照她本人的说法，“我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实践——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来追踪本土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但是随着她的论述的展开，“某种后殖民主体反过来却一直在重新揭示殖民的主体，并且在挪用信息提供者的观点。”[9] 显然，斯皮瓦克这部著作的问世使她的批评理论达到了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颠峰，她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将为今后的理论争鸣和批评实践提供丰富的资源。

尽管后殖民理论曾在北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界名声很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少数人的话语，这一点霍米·巴巴(Homi K.Bhabha, 1949- )尤为清楚。与他的另两位后殖民理论同行相比，巴巴的著述并不算多，但他在理论上的独特建树却是无人可以否认的：首先，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揉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其次，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具体策略；此外，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再者，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进一步推进的作用。据说人们期待已久的巴巴的专著《全球性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和另一本专题讲演集将于近年分别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预见，随着他的这两本书的出版，已经日渐冷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将再度“热”起来，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几年来，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又发生了新的转向：从居于第一世界内部后殖民论辩性逐步转向关注真正的后殖民地人们的反殖反霸斗争，并对他过去的那种具有戏拟特征的后现代风格有所超越。根据他近几年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系列演讲，他目前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少数族裔”或“少数族群体”所面临的困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问题，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便越来越显示出新的活力。巴巴提出的“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策略，被认为是一种过程，也即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10]但是这种过程针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将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流散写作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规模的移民致使流散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并日益成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流散写作伴随着流散现象的出现而来，因此对流散写作的研究也成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课题。流散现象的出现及流散写作的兴盛导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和语言的裂变：一个流散作家具有多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已不足为奇，英语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最近数十年来的华人大规模移民也致使汉语逐步演变成一门其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仅次于英语的世界性语言。

应该指出的是，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文学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我们今天在阅读那些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难读到其中隐匿着的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

华裔中的流散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指一些生活在海外的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及其作品，例如早先的汤婷婷、黄哲伦、赵健秀和谭恩美等，以及最近的哈金等，他/她们的创作实践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对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挑战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文学率先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此我们切不可轻视。若将他们的创作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语境之下，我们则自然而然地想到把他们叫做华裔“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这些作家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外或流离失所，他们往往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自己的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并且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使我们感到欣喜的现象是，这些华裔流散作家的写作已经同时引起海外汉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重视，并被认为对重新书写文学史和重构文学经典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面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越界”行为，我们对国别文学史的书写是不是也受到了某种挑战？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流散现象的出现已经导致了语言疆界的模糊，这种语言疆界之拓展已经给文学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带来了新的可能。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以及比较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尝试依然没有减少，我在此仅想提出，语言疆界的拓展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新的契机：从简单地对过去的文学史的批判性否定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建构，也即以语言的疆界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来建构文学的历史。[11]在这方面，保尔·杰(Paul Jay)在讨论英语文学疆界的拓展及其后果时有一段话颇为富有启发意义：

有了这种意识，在不将其置于特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英美文学便越来越难了，在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历史中研究这种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了。同时，英美两国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的明显扩张也表明，这一文学变得越来越依赖语言来界定，而非国家或民族来界定，因为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作家都用这种语言来写作。从这一观点来看，英语的全球化并非是人文学科内的激进分子旨在取代经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张或政治议程。英语文学确实是跨国家和跨民族的……[12]

毫无疑问，流散现象实际上早已对英语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产生了影响，这一新的以语言来划分文学疆界的趋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撰史领域内就已出现，而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崛起则对此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同样，汉语作为一种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语言，我们是否也可以以（汉语）语言来重新书写中华文学的历史呢？对此我将另文专述。

全球化与文化的理论建构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13]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也方兴未艾，[14]几乎当今所有最有理论敏感性的人文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虽然全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内，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不少人看来，实际上预示着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化。这点尤其体现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推广和美国英语及代表美国文化的麦当劳和可可可乐在全世界的普及。但我始终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以及对文化生产和文学批评的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因而从事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细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据此我们才有可能结合当代的具体实践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运动到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并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讨论全球化问题也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因此当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重读《共产党宣言》时，便不难发现，早在1848年，当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并且在描述了资本的扩张之后给文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时颇有远见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

虽然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这段文字，但我们此时再加以细读便不难看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确实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 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当然，对于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英语的普及、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将在后面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予以阐述。

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化的生存价值和命运前途，我们就应该以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作为出发点。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将作何解释呢？我认为，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辨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渗透到宗主国并对之进行解构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有过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在我看来，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趋向。

如前所述，即使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就主张从五个方面，或者说五种形式的影响，来讨论全球化现象：（1）纯技术方面；（2）全球化的政治后果；（3）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全球化的经济；（5）社会层面的全球化。[16]这自然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有所启发。鉴于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因而我在此提出的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当然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我认为，既然全球化所涉及的方面早已超过了经济和金融领域，那么我们也应该更加开阔视野，从下面七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观照全球化这一现象。

(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这就是我本人在前人和当代国际同行的研究基础上，并结合中国语境下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试图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的进一步理论建构。[17]我认为，只有从上述七个方面来整体把握全球化现象，我们才能完整地准确地从各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并且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现状出发，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讨论中，发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有力的声音。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温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时考虑到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并存：应用于文学批评，既然文学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应当将各民族的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其固有的文学形式和审美风尚，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带有普遍性，对不同的民族文学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又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它们分别是由不同的语言作为其载体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考虑其民族文学的固有特征和特定的时代精神。即使同样是用英文创作的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更不用说那些用带有明显的地方土语和语法规则创作的后殖民地“英语”文学了。随着华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和汉语的日渐普及，国际华文文学研究也将成为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生态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回避的问题甚至危机。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就是地球上的资源被过分利用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对之尤为敏感。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界的生态批评便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的一个反拨。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环境的污染、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事人文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对此，生态批评家均试图面对并予以回答。

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正如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定义的，“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我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18]等等。诚然，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如在华玆华斯和陶渊明的自然诗中，自然被人顶礼膜拜，生活在其中的人甚至试图与之相认同，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而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的改造自然、重整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如在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面对自然的无情和巨大力量，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即使奋力拼搏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就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老的主题。崛起于50、60年代美国社会的“垮掉的一代”诗人盖瑞·史耐德（Gary Snyder, 1930- ）始终自觉地从中国古代自然诗人和生态思想那里汲取丰富的资源，将其应用于想象性文学创作中，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诗坛独树一帜。[19]而在其后崛起的生态批评家则试图面对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现实率先在文学批评界作出回应。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的现实生活总是离不开自然环境，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应该说，生态批评家并不反对美化自然，但他们更倾向于前者。从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视角来看，文学应当讴歌前者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对大自然的美化，鞭笞任意改造大自然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批评家也更应当如此。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并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作为代价。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自然毕竟是人类的附庸，因此它理所应当地服务于人类，并为人类所用。殊不知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最终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文学家既然要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那就更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反思当下生存的危机。生态批评的应运而生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有力回应。尽管我们还不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德里达与生态批评的关系，但我们完全可以从生态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窥见解构的碎片。确实，生态批评家从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他们在建构一种环境伦理学方面与晚期德里达的著述不谋而合。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批评家理应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一向被传统的批评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学再放回到大自然的整体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长期以来，人类在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做出了不少破坏自然环境的错事。我们应当从自身的环境伦理学角度来作一些反思。无庸讳言，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使得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同样也催化并膨胀了人类试图战天斗地的野心，促使人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逐步形成和膨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内频频发生的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水和干旱，这些无不在暗示，地球所能承受的被改造性已经达到了极限，它正在向人类进行报复，毫不留情地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近年来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非典的冲击便为人类生命的延续罩上了可怕的阴影，而最近出现在亚太地区的印度洋海啸更是向人类敲起了警钟：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将后患无穷！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生态批评家率先作出自己的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生态批评在当代理论界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挑战。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在于解构，而是在解构的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环境伦理学。我认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当然，生态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崛起于北美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它既从解构理论那里借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种反拨，虽然目前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但仅仅在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尚处于方兴未艾的境地，可以预见，它在今后的年月里肯定会有着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

生态批评理论也和所有的西方理论一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其“旅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生态批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出现了一些令人可喜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几乎同时在几个层面从事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和生态研究实践：一方面，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鲁枢元、曾繁仁等）根据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旦介绍到国外或通过英语这一国际性的学术语言的媒介表达出来，定能对突破生态批评界目前实际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之局限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北美生态批评理论的启迪下，（青年学者王诺、赵白生、宋丽丽等）不断地向国内理论界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具有理论的规范性和学术性，并逐步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如韦清琦等，则有意识地在一个跨越中西方文化的广阔语境下，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书写。对此，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如果说，确实如有些人所断言的，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患了“失语症”的话，那么至少在生态批评这一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充分发掘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学批评资源，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而对西方的生态批评学者头脑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美国生态批评的代表性人物劳伦斯·布依尔也有同感，而且更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艺术和文化钟肯定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它保证了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是具有十足潜力的….我另外还想说的是中国对现代化的独特经验也将使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这一领域里作出卓越的贡献。”[20]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尽管文化研究的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21] 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仍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十分模糊，因而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甚至错误地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天然就是对立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研究的末日。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我这里所提到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22] 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语种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按其字面意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本章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并不是指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

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达到向广大劳动大众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23] 以说，今天的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也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这种情形在当代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和著述生涯中都可见出。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美国文学史家爱莫瑞·艾略特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一个现象：在当今时代，美学这个词已逐步被人们遗忘了。aesthetic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审美”，照他看来，“审美”这个词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它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批评话语中见到，因此应该呼吁“审美”重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批评中。他的呼吁一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考虑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另一方面则为审美的指向日常生活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认为它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并不苟同，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显然更为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专注第二个方向也许是最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它既可以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赋予我们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而第一个方向则应成为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非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对此我们无须说三道四。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女性同性恋批评和研究

既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性别政治和身份问题，我们自然不可回避这两个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现象。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际之间交流的减少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淡漠，不少女性，尤其是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背景的知识女性越来越陷入某种“自恋”的情境中，她们出入于女性自己的俱乐部和沙龙，很少与男性交往，因而久而久之甚至淡漠了传统的“异性恋”，因而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现象便凸现了出来，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文化界的关注。[24] 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讨论女性同性恋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女性同性恋批评和研究。

众所周知，50、60年代在一些欧美国家曾经兴起过性开放的浪潮，大批青年男女试图尝试着婚前无拘无束的性生活，致使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之后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女性怀孕后人工流产的限制，这种性开放的浪潮逐渐有所降温。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则是三种倾向：其一是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的逐渐淡薄，青年人虽然对结婚和生儿育女持审慎的态度，但对婚前的同居生活则更加习以为常，这一点和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其二则是呼唤一种新的和谐的家庭和婚姻观，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的继承；其三则是在经历了性开放浪潮的冲击之后，一些知识女性也模仿早已在男性中流行的同性恋倾向，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久而久之便发展为对异性恋的厌恶和拒斥和对同性朋友/伙伴的依恋。人们对这些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女性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不解，甚至认为她们十分“怪异”。[25]起源于70年代、兴盛于80、90年代的所谓“女性同性恋研究”（lesbian studies）以及兴起于90年代的“怪异研究”(queer studies)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目前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已经被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范畴下，并逐步成为其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学科领域。

在西方的语境下，早期的女性同性恋现象及其批评(lesbian criticism)的出现与先前已经风行的男性同性恋(gay)现象及其批评(gay criticism)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与早先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某种内在的继承和反拨关系。作为女权主义批评的一个分支，“女性同性恋批评尤其起源于有着女性同性恋倾向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和运动，因为它本身就是由妇女解放和男性同性恋解放运动发展而来的”。[26] 一些知识女性，主要是白人知识女性，既不满于妇女本身的异性恋，也不满于男性同性恋者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性行为，因而她们自发成立起自己的新组织，并称其为“激进女性同性恋者”(radicalesbians)或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种类似“女性同性恋解放”(lesbian liberation)的运动。她们认为女性同性恋主义使妇女摆脱了父权制的束缚和压迫，可以成为所有妇女效仿的榜样，因此女性同性恋主义是解决女权主义的没完没了的抱怨之最佳方式。[27] 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女性则公然号召妇女与男性“分居”，同时也与异性恋妇女“分离”，她们认为这不仅仅是性行为上的分离，而且更是政见上与前者的分道扬镳。当然不可否认的事，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本身也曾结过婚并有子女，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子女的成年而逐渐淡漠了对异性伴侣的依恋，作为某种补偿，她们便自然而然地把过多的感情投入到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女性朋友/伴侣上。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区别看待。毫无疑问，上述这些早期的极端行为为女性同性恋批评及其研究在80年代的逐步成型、90年代的蔚为大观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当代女性同性恋文学理论正是从这种女性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语境中发展而来的。

女性同性恋批评的发展同时也有着一定的机构性支持。例如早期的“女性分离主义”学派(feminist-separatist school)从一开始就注重建构自己的文化，她们通过创办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自己同仁的作品来扩大影响，后来她们甚至在有着数万名会员和广泛影响的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年会上组织专题研讨会，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女性加入其中。当然，女性同性恋运动一出现就遭到了相当的反对，主要是来自女性内部的反对，一些传统的女性甚至认为这些“无性的”女人本身“有毛病”或“反常”，如同“魔鬼一般”，实际上是生理上可悲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对之持理解的态度。比较持中的观点以利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为代表，她在《超越男人的爱》(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1979)一书中号召妇女建立起一种类似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于美、英、法作家的作品中的“浪漫的友谊”，但她并没有对有性的和无性的亲密关系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实际上也是当代女性同性恋没有朝着畸形方向发展的一个健康的先声。

尽管迄今女性同性恋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大多为白人知识女性，而且阅读和研究的对象大多为经典的女性作品，但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女性也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和研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述为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论文《走向一种黑人女权主义批评》(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1977)，其中花了不少篇幅从女性同性恋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苏拉》。在这之后研究非裔美国同性恋女性主义的著述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显然与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混杂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有关。而相比之下，在欧洲的批评界和学术界女性同性恋批评的声音就要小得多。如果说“古典的”女性同性恋理论还有着不少令人可以分享的概念的话，那么经过解构主义训练、崛起于80年代的新一代批评家则把这些东西抛在了脑后，再加之有色人种妇女的参与以及男性同性恋理论的吸引，女性同性恋理论愈益显得驳杂，它与其说与异性妇女围绕性别的轴心有着关联倒不如说更与男性同性恋理论相关联。这些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批评家将一切“统一的”、“本真的”、“本质的”东西统统予以解构，从而使得“lesbian”这一术语成了父权话语体系内的分裂的空间或主体的表征。这些观点大多体现在卡拉·杰(Karla Jay)和琼娜·格拉斯哥(Joanne Glasgow)合编的论文集《女性同性恋文本和语境：激进的修正》(Lesbian Texts and Contexts: Radical Revisions, 1990)中的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中。显然，进入90年代以来直到本世纪初叶，女性同性恋理论依然方兴未艾，批评家们围绕自我的本质、社群问题、性别和性等问题而展开异常活跃的讨论，此外，学界也越来越尊重传统的女性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的不少观念。这一切均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稳步拓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性别研究和性别政治成了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甚至包括男性同性恋研究在内的这方面的研究机构也在一些大学建立了起来。但相比之下，对女性同性恋的研究更加引人瞩目。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传统的观念中对女性的婚育和“母性”有着某种期待，但更可能得倒是与90年代崛起的“怪异理论”或“怪异研究”不无关系。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怪异研究及理论思考

尽管人们难以接受女性同性恋现象，甚至对研究这种现象的女性学者也抱有一些偏见，但对其反抗男权话语的激进批判精神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怪异及其怪异理论，人们则有着某种天然的敌意，这主要是出于对怪异现象本身的误解所导致。实际上，怪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发展演变而来的，或者说是这二者平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必然产物。由于男性同性恋者的不懈努力，男性同性恋运动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合法化，因而对男性同性恋的研究也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女性同性恋行为，不少人，尤其是女性内部的一些坚持传统者，则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由于被认为“怪异者”的人都是女性，而且大多是由女性同性恋发展而来，与前两种同性恋既有着一定的联系又不无差别，因此研究者往往对之的研究也自然会将其与前二者相关联。

“怪异”（queer）根据其英文发音又可译为“酷儿”或“奎尔”，意为“不同于正常人”（non-normative）的人，而用于性别特征的描述而言则显然有别于“单一性别者”。也即如果作为一个男人的话，他也许身上更带有女性特征，而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别于一般的女性，他/她也许不满足甚至讨厌异性恋，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恋情，等等。因而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人与正常的有着鲜明性别特征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属于“怪异的”一族。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怪异”，人们至今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1991年，当女权主义理论家特里莎·德·劳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她试图赋予其一种反对男性的偏见的责任，在她看来，这种偏见就隐藏在被归划了的并且似乎具有性别感的术语“女性同性恋和男性同性恋”（lesbian and gay）之中，而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也就混淆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28] 这一点一般被认为是“怪异”的一个显著特征。[29] 正如怪异研究者安娜玛丽·雅戈斯( Annamarie Jagose)所不无遗憾地总结的，“显然，迄今仍没有一般可为人们接受的关于怪异的定义，而且，确实对这一术语的许多理解都是彼此矛盾的，根本无济于事。但是怪异这个术语被认为是对人们所习惯于理解的身份、社群以及政治的最为混乱的曲折变异恰在于，它使得性、性别和性欲这三者的正常的统一变得具有或然性了，因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对所有那些不同版本的身份、社群和政治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尽管这些不同的版本被认为是从各自的统一体那里演变而来的。” [30] 这实际上也就道出了怪异这一产生于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现象所具有的各种后现代和解构特征：在怪异那里，一切“整一的”、“确定的”、“本真的”东西都变得模棱两可甚至支离破碎了,因此怪异在这里所显示出的解构力量便十分明显了。

从当代美国怪异研究的主要学者的思想倾向来看，她们大都受到拉康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前者赋予她们对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机制的解构，而后者则赋予她们以消解所谓“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身份认同”(identity)的力量。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十多年来文化研究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课题。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女性与男性天生就有着某种区别，因而要通过争得男人所拥有的权利来抹平这种差别。但女性同性恋者或怪异者则在承认男女性别差异的同时试图发现一个介于这二者的“中间地带”。比如说，传统的女权主义者仍相信异性恋，并不抛弃生儿育女的“女性的责任”，而怪异女性则试图用“性别”（gender）这一更多地带有生物色彩的中性术语来取代“性”(sex)这一更带有对异性的欲望色彩的术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的身份也发生了裂变，也即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具有可讨论性：从某种单一的身份逐步发展为多重身份。这一点对怪异理论也有着影响，因此怪异女性也试图对身份认同这个被认为是确定的概念进行解构，也即对身份的本真性这一人为的观念进行解构。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是天生固定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身份即使天生形成的，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建构的范畴。对于怪异者而言，即使生来是一个女性，也可以通过后来的建构使其与异性恋相对抗，因而成为一个更具有男子气质的人。对男性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须满足于异性恋的，有的男人即使结了婚，有了孩子，照样可以通过后来的同性恋实践使自己摆脱传统男人的异性恋和对女性的性欲要求。因此怪异与其说是诉求身份不如说更注重对身份的批判。[31]

美国怪异研究的主要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反身份的本真性恰恰是怪异所具有的潜在的民主化的力量：“正如身份认同这些术语经常为人们所使用一样，同时也正如‘外在性’经常为人们所使用一样，这些相同的概念必定会屈从于对这些专一地操作它们自己的生产的行为的批判：对何人而言外在性是一种历史上所拥有的和可提供的选择？…谁是由这一术语的何种用法所代表的，而又是谁被排斥在外？究竟对谁而言这一术语体现了种族的、族裔的或宗教的依附以及性的政治之间的一种不可能的冲突呢？”[32] 这些看来都是当代怪异理论家和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目前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已经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性别研究和身份政治，而处于这二者之焦点的怪异无疑是他/她们最为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怪异现象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出于对怪异理论的科学性的怀疑以及其研究方法的主观性的怀疑，一些学者还试图从遗传基因的角度甚至人的大脑的结构等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于是“怪异学”(queer science)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一本以《怪异学》为名的学术专著中，作者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两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一个男人变成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的？以及谁又在乎这些呢？[33] 由于这样的探讨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我将另文予以评介。我这里只想指出，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大大加速，一些大城市已经率先进入了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繁重的工作和学术研究压力以及自身的超前意识致使一些知识女性对异性恋冷漠甚至厌恶，因而女性同性恋的征兆也开始出现在一些知识女性中。因此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2003年，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一向把自己看作是“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将自己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1]。该书的出版虽没有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那样在理论界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但至少已经被不少人认为是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当然，在斯皮瓦克之前公开鼓吹“比较文学消亡论”者并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斯皮瓦克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家的广泛影响。好在在此之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冷却”甚至“萎缩”：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它已经无法验明自己的身份了，只能依附于这些理论的演绎和推论；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更是使这门日益不景气的学科淹没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一些原先的比较文学学者纷纷离开这一领域，致力于传媒研究或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而另一些试图坚守这一阵地的学者们则面对其无可挽回的衰落之情境发出几声哀叹。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难道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很快消亡吗？答案自然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首先可以从斯皮瓦克的挚友朱迪斯·巴特勒为她的辩护中见出这本书的几分真谛：“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要在其内部进行革新，从而使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经过一番调整后重新走向新生。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更是一部“再生之书”。应该指出，只有像巴特勒这样的熟谙解构策略技巧的女性学者才能如此清晰地窥见斯皮瓦克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总之，在巴特勒看来，斯皮瓦克的这本书非但没有宣称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反而在为一种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并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果不其然，就在斯皮瓦克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她就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终于承担了重整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的重任。当笔者于今年4月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和斯皮瓦克见面交谈时，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我虽然不是一位擅长行政工作的人，但我们这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我期待着你今年秋天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演讲。”

我这里为什么要引证这个事件来作为本文的开始呢？实际上，我是想说明，我们已经谈论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终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了暂时的结论：作为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有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即将诞生。这种征兆具体体现在诸方面。首先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即我们所热衷于讨论的其学科定位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对“身份”或“认同”（identity）的双重含义作出界定：它既指一种天然生成的固定特征（natural-born identity），同时也包括后天人为建构的多重特征(constructed identities)。具体到指一个人的身份：他可以是祖籍在中国的江西，但经过多年飘泊之后，他先后跟随父母去台湾受基础教育，最后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加入了美国籍。因此他本来固定的身份便发生了裂变，由原先的单一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的状况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而越来越趋明显。以此来描述比较文学这门定位不确定、其疆界不断拓展、其内容不断更新的开放的学科的身份，我们仍然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源地欧洲诸国，尤其是在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往往都和总体文学（即我们国内所称的文艺学）系科相关联，因为这些系科的课程设置大都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和国别的界限，有时甚至跨越了文化传统的界限，因而才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之境地。在英国，比较文学虽然不算发达，但在有些学校也有着类似的系所，如在沃里克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校，这些系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另一种或另几种语言和文化相关联，在伦敦大学，比较文学与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该校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几位主要教授几乎都从事的是非英语文学研究。而在沃里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则与翻译学科相关联，共同处于一个研究中心之下，所涉及的国别、民族文学和文化有中国的、印度的、东欧的、加勒比地区的和非洲的文学和文化。这当然主要是曾任该校副校长的苏珊·巴斯奈特的直接干预的结果。众所周知，巴斯奈特也曾经是一位“比较文学消亡论”的鼓吹者，但与斯皮瓦克所不一样的是，她也未直截了当地宣布这门学科的死亡，而是试图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下，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比较文学都摆脱不了翻译，当然她所说的翻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字翻译”之局限，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翻译的高度。在她看来，既然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文学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因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协调实际上就充当了一种文化上的“翻译”或“再现”。近几年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巴斯奈特又将这种文化翻译拓展到了整个传播媒介，她目前主持的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全球传媒研究”（Global Media Studies），在这之下翻译研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巴斯奈特在消解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同时，又以翻译这一手段对之进行了重新建构。而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斯皮瓦克，其勃勃雄心则远远大于此，因而在圈内产生的影响也就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定位。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比较文学率先作为一门学科在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院设立，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大都出自外文系（台湾）或英文系（香港），其中绝大多数教师都在英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些专职或兼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理论的严格训练，并有着广博的多语种文学的知识。而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学系所的教师和研究生，虽然也不乏外语好的，但主攻的仍是传统的中国文学。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一门从国外“引进”的学科，直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跨越了国别、语言、学科以及文化传统的界限。因此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首先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否则你是上不了课堂的，即使侥幸上了课堂也会被选课的中外学生轰下讲台。当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有例外：有些学校的比较文学系与英文系合为一体，如在几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但在更多的学校则单独设系或建立一个跨越系科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最近几年，由于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领地的“侵犯”，不少原先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时也从事包括传媒和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些学校，如杜克大学，从事多语种文学教学的系科干脆叫做文学系。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有众多的文学和文化学者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则是加入比较文学学会的学者并不多，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界内部仍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他们仍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应具备的语言技能和多语种文学和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大师级的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学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以及斯皮瓦克本人等，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其著述大都涉猎多门学科：詹姆逊的行文风格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受到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而他本人则长期在耶鲁大学担任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米勒曾经是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对法国思想大师的理解基于他对原文的细读，最近几年来，由于他频繁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国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宣称，如果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至于后殖民理论大师斯皮瓦克则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多种语言文化之优势，除了她十分精通的英法两种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掌握的语言外，光是她的祖国印度的几种语言的优势就使她完全有资格从事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因而与这几位大师相比，不少本人想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国别文学研究者不禁望而却步，迟迟不敢进入这一神圣的殿堂。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实际上包括了英语文学以外的其他语种的文学，因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也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素质：至少掌握（除英语之外的）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和外国文学知识。否则的话还谈什么比较文学呢？即使是在一些英美大学，外国文学课的讲授往往是通过英文翻译的，但阅读英文文本或用英文写作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比较的因素。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英语(English)现在早已经超越了专为英美等国人民所使用的一种国别语言，而成了各国人民用以进行交流的“国际性的”语言，不同的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而改用英语进行交流。当然这一方面加速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这门语言自身霸权的消解和裂变：由原先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变成了带有地方土语和不标准发音及语法规则的当地“英语”(englishes)，或者干脆充当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话”之角色。因此不同的教授用带有不同音调和乡音的“英语”讲授文学课，实际上也在进行一种基于文化翻译的比较。

其次，就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经过多年来的历史演变和沧桑，比较文学终于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内和世界文学一道赢得了一个二级学科的地位，对于这种学科分类，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都有着不少争议。其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是早已存在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两位作者在描绘了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和渗透后稍微涉及了一点点文化知识的生产：“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30)当然这里所提及的世界文学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所有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但其要旨在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是不可抗拒的，因而由此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世界文学，主要是受到歌德当年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种构想，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未来文学发展的前景，而绝非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写作的文学，更是与当今有人鼓吹的“趋同性的”文化全球化相去甚远。可以说，马恩这里提出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它要求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一种世界的眼光，只有把自己的国别和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才能对特定的国别/民族文学提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过去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在于，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只有那些尽可产生于特定民族土壤的东西才能在一个世界性和全球性的语境下显示出其独特性；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交流手段不畅通的话，世界都无法了解你，怎么能发现你的独特之处呢？因此，我认为，即使是那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东西也应该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语境下来估价才能确定其独特的新颖之处。而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就是要把本民族的东西放在世界的大平台上来检验、来估价，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我们的不少学者在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只是依靠阅读译本，引进一些十分肤浅的“比较”方法，拿两个作家或两部作品放在一起，通过牵强的比附得出一些用另一些方法也能得出的肤浅结论，这怎们能不败坏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良好声誉呢？即使是在大学的中文系讲授世界文学课，也至少应该具有自己在某一国别文学研究中的较高造诣和较为全面的知识，通过用原文直接阅读那种文学的文本给学生带来一些新鲜的知识，此外也通过阅读原文撰写的理论著作和期刊论文，向学生通报学术界对某一专题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因此，我认为，从事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并非是要排除国别文学研究，倒是恰恰相反，只有具有某一国别文学研究的广博知识和深厚造诣的人才有资格进行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因此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文学阶段，也即评价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成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斯皮瓦克所说的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牵强比附式的“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死亡，而一种新的融入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成分的比较文学学科就在这其中获得再生。

语像时代的来临和文学批评的图像转折

随着全球化时代精英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的视觉审美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由专注文字文本的阅读逐渐转向专注视觉文本的观赏和阅读，在这方面，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的后现代美学在文学艺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像时代的来临。[34]何谓“语像时代”？它和文字时代有何本质的不同？这方面，美国的图像研究专家米切尔有着精辟的解释：

对于任何怀疑图像理论之需要的人，我只想提请他们思考一下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文化的时代，一个景象的社会，一个外观和影像的世界。我们被图画所包围；我们有诸多关于图像的理论，但这似乎对我们没什么用处。[35]

当然，米切尔提出这一问题时正是1994年，文字文本的力量还很强，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一个全新的语像时代即将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到来，但此时此刻，当这一时代已逼进我们时，我们首先便会想到近几年在西方和中国兴起的摄影文学文体（photographical genre）：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越多种艺术界限、多种学科甚至跨越时空界限的综合艺术。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勃兴实际上预示着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摄影文学文体。由于这种文体同时兼有图像和文字表达的特征，我在本文中将其称为“语像写作”(iconographical writing)，以区别于传统的摄影文学写作，因为在后者的以文字表达为中心的文本中，图像仅作为附加的插图形式，而在语像写作中，图像则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文本的主导地位和意义的中心。毫无疑问，语像写作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其无可置疑的先锋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常常表现为怀旧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一种返回原始的倾向。将这种二重性用于解释语像写作的特征倒是比较恰当的。不少人认为，以图像为主要媒介的语像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学艺术，也即综合了高科技的照相技术---尤其是后现代时代的数码相机的日趋数字化潮流---和人类固有本真的审美理想，以真实、审美地记录自然的照相术和有着多重意义张力的文字之魅力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第二自然”。这也就类似所谓的“照相现实主义”(photographical realism)对自然本真状态的崇拜和对原始图像的复归。因此作为一种越界的文体的语像写作就有着不同于其他写作文体的三大特点：依赖图像，崇尚技术和诉诸解释。

首先，依赖图像无疑是有史以来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早在文字尚未形成之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对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描绘和对艺术品的审美式的欣赏常常就依赖于用图像来表达和对图像的理解。如果说西方以罗马字母组合的语言基本上是形意分割的话，那么建立在象形文字之基础上的汉语至今仍有着某种以形猜意的特点。只是越到后来，随着人们文字表达能力的增强，对图像的依赖就逐渐退到了其次的地位。但是以图像来展示自然和人物描写的艺术仍在不断地发展，并逐步独立于文字媒介而演化为各种绘画流派的诞生，结果，它终于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和语言的艺术相辅相成。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书法可以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展现书写者的做人准则以及在彼时彼地的心境。而照相术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光学技术的发展：它一方面自然真实地展现人物和自然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它又不可能不用一种审美的并带有取舍的眼光来实现这种艺术的再现。

语像写作的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它崇尚现代科学技术，因为这一新的文体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恰在于，它的文字部分只能起到画龙点睛的辅助作用，或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性说明，并不能取代文学作品对自然的细腻描绘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它的图像部分则理所当然地要由摄像机和摄像者来完成，也就是说取决于摄像机的质量、照相者的技术水平和他取景时所带有的审美理想。当然，照相复制技术是现代主义时代的产物。但后现代时代的数字化趋向和光学的飞速发展则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对景物的直接的真切的观赏，因为反映在图像中的景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并非纯粹客观的自然主义记录，而是人们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自然进而最终创造出的一个“第二自然”：它源于自然但又高于自然，它既蕴涵着人类对自然美景的向往，同时又体现了人类试图美化自然追求尽善尽美的本能的欲望。

语像写作的第三个特点在于诉诸解释，这具体体现在这种文本的图像往往是高度浓缩的，一幅静态的画面实际上蕴涵着几十幅甚至上百幅动态画面的意韵，而充当注脚的文字性说明也不可能一览无余地对之作详细的描述，它的画龙点睛效果只能起到一种导读的作用，对深层意义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读者-观赏者的能动性解读。因此读者-观赏者必须具备较高的读图能力和审美感受力：读者-观赏者期待视野中的积淀越深厚，他/她就越能够对图像作出到位的解释。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语像写作决不意味着文字写作的倒退，更不意味着人类的欣赏习惯又倒退到了原始的状态，而恰恰意味着人类审美感受力的提升：他/她不仅处于一种被动的观赏者的位置，而更是处于一种能动的解释者和第二创造者的位置。这样看来，语像写作的越界特征同时也要求它的欣赏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和多门艺术的鉴赏力。可以说，没有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的摄影师是很难建构一个千姿百态的语像世界的，这些图片在他的手里只能是一堆原始的粗俗的材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语像写作的崛起并非意味着文字写作的终结，而是对后者的审美意义的高度凝练和提升，但应该指出的是，即使语像写作到了其发达的阶段，它仍不能取代后者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语像写作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产物，它的崛起也和网络写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工业社会的信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在一个硕大无垠的网络世界，人们完全可以在虚拟的赛伯空间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丰富的文字表现力，编织出一个又一个能够打动人的故事。当然，网络文学中精芜并存，其中大部分作品作为一次性消费的“快餐文化”很快将被历史淘汰而成为文化垃圾，但我们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少数精品也完全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被人们发现其价值，最终也将跻身经典的行列。此外，网络文学也可以借助于网络的无限空间和飞速普及之优势使得一大批备受冷落的精英文学艺术作品走向大众，从而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看来，网络写作实际上也有着“越过边界-填平鸿沟”的作用。那么以图像为主要表现媒介的语像写作又是如何“越过边界-填平鸿沟”的呢？我认为我们在从事语像批评时，应首先找出语像写作的另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语像写作的主要表达媒介是影像而非文字，这样便赋予这些有着众多色彩的画面以生动的故事性或叙事性，同时也给读者-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实际上也填平了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的天然鸿沟，使得每一位有着艺术修养的读者也参与到文学欣赏和批评活动中来，而意义的最后完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读者的这种能动性参与。

其次，语像写作的精美画面显然依赖于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和数字化程度，它使得艺术对自然的模仿仿佛又回到了人类的原初阶段：这些画面既更加贴近自然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艺术家带有审美意识进行精心加工的结果，这样便越过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使得描写自然、模仿自然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又成了艺术家的神圣职责。艺术又返回了它的模仿本质。

再者，诚如上述接受美学的诸种特征，语像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缩小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读者同时与作者-摄影师以及语像文本在同一个平台进行交流和对话，读者的期待视野越是广阔，他/她所能发掘出的文本意义就越是丰富。由此可见，语像写作丝毫没有贬低读者的作用，相反地正是弘扬了读者的能动和阐释作用，文本意义的最终完成主要依赖于读者以及读者与作者和文本的交流和对话。正是这种多元的交流和对话造成了文本意义的多元解释。

语像写作的崛起客观上也为语像批评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也即如米切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化理论中的一种“媒介理论”转向，[36]它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无疑将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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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我曾撰写《“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一文，发表于《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后收入《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2》，第30－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后理论时代”这个命名得益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关于该书的评论，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之功能？》，载《文景》2005年第3期。

[3] Cf.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1.

[4] Ibid., p7.

[5] Ibid., p222.

[6]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举行的2003年编委研讨会，其主要理论性的陈述刊于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Winter 2004).

[7] 这方面的最近反响尤其可见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2(Winter 2005), 专题论文：Edward Said: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edited by Homi Bhabha and W.J.T.Mitchell.

[8] 在中文语境中对这本书的评介，参阅拙作，《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4－72页。

[9] Cf. Gayatri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reface”, pix.

[10] 巴巴演讲的中译文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11] 关于流散写作对国家疆界和语言疆界的突破以及对文学史写作的冲击，参阅拙作《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疆界的模糊与文学史的重写》，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2] Cf. Paul Jay, “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PMLA, Vol. 115, No.1(January 2001, p33.

[13] Cf. Roland Robertson & Kathleen White eds. Globalization: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s. 1- 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部2,559页、收入125篇重要英文论文的六卷本专题研究文集中，仅有两篇出自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学者之手。

[14]关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讨论，尤其可参阅葛涛的综述性文章：《旅行中的理论: “文化全球化”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接受与变形》，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16] 参阅詹姆逊：《论全球化文化》，收入拙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21页。

[17]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8] Cf.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 m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xix.

[19] 关于史耐德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详尽论述，参阅钟玲的专著《美国现代诗人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 参见劳伦斯·布依尔和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第69页。关于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新进展则可参照《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刊登的曾繁仁等人关于生态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文章。

[21] 这方面的英文著述虽然不多，但可以参阅下列两种：Wang Ning,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Toward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uropean Review 11. 2(May 2003): 183-191. Tao Dongfeng and Jin Yuanpu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5.

[2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于2003年2月去伯明翰大学访问时，应邀出席了该校文学院院长爱丽斯·休斯教授的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我提出要参观蜚声海内外的该校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休斯教授却出人意料地告诉我，该中心已经撤消了，其理由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非英语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校方决定整合全校人文学科的力量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并把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学界的学术交流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认为这无疑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日益国际性/全球性的一个重要转机。

[23] 利维斯的这种精英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例如《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教育和大学：略论“英文学派”》（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1943），《伟大的传统：乔治·爱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1948）等。

[24]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目前中国的知识女性中也有所体现。但有人认为，女性的自我封闭和自我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高智商的成功知识女性很少受到同龄的男性的欣赏，或很难与不如自己的男性相处并组建家庭，因而甚至有的青年知识女性在征婚广告中居然不敢公开自己的（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

[25] 例如在中国，就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女博士当成“另类”人来看待，致使这些知识女性在繁忙的学业之余不禁感到由衷的苦恼。

[26] Bonnie Zimmerman, “Lesbian”,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Michael Grodon and Martin Kreiswir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29.

[27] Ibid.

[28] Teresa de Lauretis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Differe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 2, ppivi-vii.

[29]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6.

[30] Ibid., p99.

[31] Ibid., p131.

[32]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r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9.

[33] Simon Le Vay. Queer Science.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p1.

[34] 关于语像批评的理论性阐述，参阅拙作《文学形式的转向：语象批评的来临》，载《山花》，2004年第4期。

[35] Cf. W.J.T.Mitchell, Picture The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Introduction”, p5-6.

[36] 关于媒介理论及其功能，参阅W.J.T.Mitchell, “Medium Theory: Preface to the 2003 Critical Inquiry Symposium,”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Winter 2004), p32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