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在世界范围的大疫之年逐步走向终末时，我终于得以进入久违的北大校园去看望乐黛云老师。

仲冬近午的阳光令人恍然感觉如同早春，麻雀们在冰封的湖面上跳跃，柳树上竟然还挂着些许残叶。乐老师家门前的坡道扶手上，那只半黄半黑脸的玳瑁猫正在晒太阳。穿过蕙兰绽放的玄关，看到亲爱的乐老师被阳光包裹在沙发里。老师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那么温暖！这份温暖，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在我彷徨的时候牵引我，在我无助的时候支撑我，在我寂灭的时候复苏我。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就随父亲去过乐老师家。现在回想起来，周围的物象已经模糊，只有乐老师的笑容清晰如昨，如同虚化效果的照片。那时候，幼小懵懂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位亲切温暖的阿姨会成为我学业的老师、人生的导师，会如此深刻地嵌入我的事业和生活轨迹，嵌入我的青春和爱情之中。

说来也巧，我从出生到童年再至少年的整个阶段，都是在燕南园58号度过的，而这里，正是著名哲学家、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夫妇和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的居所。大约在1966年年底，父亲得到中文系领导通知说，可以分配一间家属住房。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父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和母亲在北大的第一个住所竟然在有着“北京大学园中园”之称的燕南园里。虽然只是燕南园58号中的一小间，仅14平米，而且不能做饭，也没有卫生间，但父母依然大喜过望。后来才知道，乐老师和汤先生都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被赶到中关园的平房去了，58号则相继分给了同属中文系的四家人，而我在父母搬入后一年来到了这个世界。

真正走近乐老师，是在1990年。1989年年底，我幸运地以中文系文学专业总成绩排名前三，获得了研究生推荐资格。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中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是1985年教育部直接发文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培养比较文学高级学术研究人才的实体性学术机构，创始所长正是乐老师。于是，我去找乐老师表达了心中的愿望。乐老师依然带着温暖的笑容，一如我儿时的记忆，但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心里一沉：“现在比较文学的其他专业方向都有正式参加考试的学生报考了，只有中日方向缺人，如果你想学比较文学的话，就做这个方向吧。条件是必须通过研究生一外日语考试，同时必须学习日本文学、文化、历史的相关课程。”而我在本科阶段，对日本相关知识的接触为零！作为通识课的外国文学以欧美文学为主，极少涉及的亚洲文学是印度文学，作为国别文学的专门课程只有俄苏文学，语言方面更是连日语五十音图都不认识。这样的零基础使我完全没有信心选择中日比较文学作为今后的学习方向。我头脑发懵，对乐老师说：“让我想一想，三天内给您答复。”

经过一番挣扎式的纠结，第三天，我又去找乐老师，说我还是不想放弃比较文学。乐老师似乎在等待我的这个回答，她拿出两本书，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周阅小友，欢迎加入比较文学的队伍。”这一行字，带着它特有的温度，决定了我未来的道路。

于是，我成为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就在我去找乐老师表达求学愿望的时候，严绍璗先生刚刚被乐老师从中文系的古文献专业“挖”到比较文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位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方向招收硕士的导师，后来也是国内第一位在这一方向招收博士的导师。

在比较所读研的三年，充满了艰苦、辛酸和快乐、幸福，而每一种滋味的背后，都有乐老师的温暖。

最艰苦的是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学史。新学期开始前的暑假，我临时抱佛脚，找了一位老师学习五十音图和最简单的日常语汇。开学第一次上研究生一外日语课，拿到的教材是油印的日本文学名著原作，通篇几乎每一个单词都是生词。第一次旁听日本文学课，一进教室，里面的12个学生齐刷刷地像看动物园的猴子一样盯着我，让生性内向的我恨不得掉头逃走。那时候北大还没有日语系，只有东语系的日语专业，学生人数也很少，而且不曾有过外来的旁听者，因此我这个陌生的闯入者很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关注。几分钟后，我遭到了更大的打击：老师一进门全程讲日语，我一句也听不懂。过了两周，打击接踵而至：我被告知外系学生不可以随意旁听。不得已，我只好又去找乐老师。很快，我重获旁听资格，并且还可以参加考试拿学分！据说乐老师找到相关负责人，说跨系听课应该鼓励，如果日语专业的课不让中文系的学生听，那么以后中文系的课也对日语专业关闭。乐老师的干练和魄力感染和鼓励了我，无形中缓解了我去往东语系的焦虑。当我感觉学习日语的信心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时，又是乐老师一句简单却温暖的话语支撑了我——乐老师说她是到了大学才正式开始学英语和俄语的。

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是跟师兄师姐们一起邮寄当时国内唯一的比较文学刊物《比较文学通讯》。我们在半张A4纸大小的牛皮信封上，一个一个地手写地址，然后把刊物对折放入信封，再用玻璃罐装的浆糊封好，一道道手工工序仿佛是五线谱，我们的谈笑则像音符一样把线条变成了乐章。“工作”结束之后，常常会有一场简单的小小聚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是来自乐老师的“现实主义”的温暖。

三年中最辛酸也最幸福的，是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爱情。在比较所的新生见面会上，看到史成芳的名字，原以为是位女同学，跟“本尊”对上号才发现名字的所有者竟然一脸络腮胡子。他身材瘦高，清瘦寡言，满头卷发，出生于南方一个偏僻的乡村，身上散发着土地和大山的气息，也许正是这种气息吸引了我，使我们渐渐走近。但是，我们的爱情刻骨铭心、排山倒海，却并不顺利。在孤立无援、彷徨无助中，我给远在香港的乐老师写了一封不知能否送达的信。没想到，竟然真的收到了贴着英国女王邮票的回信。看着那熟悉的字迹，我压抑的委屈喷涌而出，泪眼模糊中那一句“你的路是自己走的”，如同暗夜的篝火，温暖地映照出希望。

从相识到永别，我和成芳一起走过了8年，8年间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乐老师的温暖。1993年硕士毕业时，我暂时放弃了继续读博的计划，决定先工作以支持成芳读博。当时，乐老师的博导资格已经获批但尚未正式公布，因此，成芳先报考了中文系谢冕教授的博士，入学之后转入乐老师门下，成为乐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四年之后，成芳成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第一位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是中国第一位自己培养的比较文学博士。

这四年，是天堂与炼狱的叠合。我与成芳一起体会了琴瑟和鸣、家徒四壁、清辉晨耀、晴天霹雳的大起大落，而成芳则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和无穷无尽的病痛折磨。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他选择了研究“时间”，“事实上，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困难，需要阅读大量中外资料并深入思考的题目”，“……面对着无数不可逆转，谈话间便永远逝去的无人了解的瞬间，他是如何用笔墨与命运抗争的啊！”令人欣慰的是，成芳的博士论文《诗学中的时间概念》得到了乐老师的充分认可，被认为是她“指导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成芳连续两年获得“澳门文化奖”资助（其中一次为首届），论文完成当年获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2001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荣获2002年国家图书奖。成芳在博士论文答辩时的一句感言，最能代表每一项荣誉背后乐老师所给予的力量。答辩那天，他得到医院的特殊照顾，早早完成当天的输液，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北大。在宣布答辩投票结果后，他哽咽着说：“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但是老师可以选择。”对他来说，最正确的选择是跟随了乐老师。乐老师为了减少成芳论文答辩的体力消耗，从文艺理论教研室的答辩会上“抢”来了北师大童庆炳教授；又为了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亲自给北大校长写信，申请延长成芳的公费医疗期限；还曾经计划为我们募捐……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在最痛苦的日子里，乐老师的温暖都是强效的镇痛剂。

汤先生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乐老师，照例说到了成芳，乐老师拉住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你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直击我心！乐老师，您的这份理解是大千世界最温暖的慰藉！

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不止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叹：我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是教师职业，没有之一！这虽然有同为教师的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更有乐老师热情的感召。在我迄今为止28年的教学生涯中，每每想到乐老师，就会获得以宽容、热情和关爱去拥抱每一位学生的能量。

当年，我沐浴着乐老师温暖的微笑走进了比较文学的殿堂；如今，乐老师即将从“80后”步入“90后”，但每次见到乐老师，那少女般轻轻颔首的微笑，始终温暖如初！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3期封面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