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属性的问题上，当前学界大致形成了民族团结、国族建构、共同体建设三种话语趋向。“民族团结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具有延续性与拓展性的民族团结策略，“国族建构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的国族建构手段，“共同体建设话语”则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具有超越性与本质性的共同体建设方案。尽管三种话语趋向之间并无根本性冲突，但彼此之间还是体现了颇为不同的学科传统和逻辑取向，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推进的侧重点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对这三种理论话语趋向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国族建构 共同体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问题上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毫无疑问也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由初步探索阶段迈向深入推进阶段。
在当前如火如荼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中，迫切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的精准把握绝非易事，它需要在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历史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等问题综合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多维度审慎客观的研判。当前学界对这一本质性问题的直接探究并不多，但依然可以看到若隐若现地呈现几种有所区分的理论认识趋向，可大致概括为“民族团结话语”“国族建构话语”“共同体建设话语”。简而言之，“民族团结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具有延续性与拓展性的民族团结策略，“国族建构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的国族建构手段，“共同体建设话语”则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具有超越性与本质性的共同体建设方案。尽管三种话语趋向之间并无根本性冲突，但彼此之间还是体现了颇为不同的学科传统和逻辑取向，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推进的侧重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这三种理论话语趋向视作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属性的一种思路，尝试以学理、逻辑、现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以增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话语
毫无疑问，民族团结话语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流话语体系。“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特色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的核心要义”。坚持民族团结，既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国家成功经验的总结。民族团结的主流话语体系地位一方面普遍体现在国家的法律政策文本之中。例如，1949年作为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与表述。另一方面，民族团结的主流话语体系地位集中体现在国家的民族事务实践之中。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民族团结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示范单位等重要事项及其专有词汇的使用，清晰展现了我国民族工作围绕着维护民族团结这一中心任务而开展的事实。此外，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表述中——如我国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三个原则（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四个特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两个共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民族团结无一例外都是其关切重点。概而言之，民族团结“既确定了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又奠定了我国民族政策体系的主要脉络，还塑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总结提炼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论断，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纵观这一时段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定位日益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4年被提出以后，就因其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性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中心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定位发生了多次演进：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时属于“局部性民族工作策略”，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时演进为“全局性民族工作方针”，到2017年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纲领”，到2019年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到2021年被进一步确认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段讲话直观而又明晰地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理念的提出与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形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其二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目标持续得到重点强调。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为题，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进行了专题报道。这篇一万四千余字的长篇综述报道，一方面集中展示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民族团结方面形成的丰硕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团结进步的整体架构下推进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团结方面有很多经典论述。例如，“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族干部群众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⑤其中“眼睛”“生命”“生命线”“石榴籽”这些生动形象的提法尤为引人注目，起到了良好的政策宣传效果，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在各民族群众中入脑入心。有学者指出，“习近平对民族团结进步论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通俗的比喻阐释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性，用形象的比拟描述各族人民团结一体的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而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诸多论述在结构上大致表现为民族团结进步主流话语体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相互交织。基于这一视角，以民族团结话语来解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视作根本性的民族团结策略就顺理成章了。以民族团结话语来认识或解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这种理论话语构建方式清晰展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尽管民族团结话语在本质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大局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民族团结进步大局；另一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其次，这种理论话语构建方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美嵌入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之中。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条正确道路的有机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回应性与理论创新性极为引人注目，但政策延续性依然是准确把握其性质的基础和起点所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以民族团结话语来解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理论关联，彰显了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性质。更进一步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关联起来，客观上也具有消除理论误区、平息政策论争、指明实践方向的现实功用。正是基于以上缘由，大量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倾向于以民族团结理论话语来解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有学者将其视作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境界，还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第五个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话语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紧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其核心观点可简要概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有延续性与拓展性的民族团结策略”。这里的延续性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传统民族团结话语之间的对接延续，这里的拓展性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传统民族团结话语的创新拓展。从当前民族团结话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读来看，在延续性层面已经比较成熟，然而在拓展性层面则尚有欠缺。在某种意义上，延续性支撑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话语的合理性；拓展性则决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话语的生命力。毕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原创性论断，能否有效挖掘其创新性是评判一种理论话语体系价值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话语时必须时刻警惕两种情形，一是在理论上不足以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性，二是在实践上沿袭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政策延续性、现实回应性与理论创新性三大基本特征。④民族团结话语集中凸显了政策延续性，但似乎并不足以全方位地挖掘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回应性和理论创新性。这一方面要求我们继续丰富和完善民族团结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则昭示有必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补充。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族建构话语
在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学术探讨中，民族国家与国族建构扫盲陌生的术语。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领域，这些术语通常以反思与启示的形象出现。由于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等术语与西方历史与政治的深度勾连，它们也时常遭受能否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如何与既有理论话语体系对接等方面的质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不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中国的国族？中国是否需要进行国族建构？这些老生常谈的论争却关涉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与方向。在2014年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一些学者尝试从国族建构的角度对其理论意涵和实践意义进行解读，彰显了这一视角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构建潜力。所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族建构话语，其主旨概而言之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国族建构的性质。为了清晰理解国族建构话语的理论逻辑与应用前提，我们可以尝试将其核心思想转化成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第一，民族国家建设既包括国家建设还包括国族建构；第二，中国是民族国家，而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的国族；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的国族建构手段。
（一）民族国家建设包括国家建设与国族建构
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设既包括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也包括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这是国族建构话语的理论前提。民族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强调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相互重叠，民族为国家提供政治合法性，国家成为民族的政治屋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结构与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与领土的，一种是历史与文化的”。尽管民族国家是民族原则与国家原则紧密结合的产物，但两者之间的区分依然十分明晰。恰如有学者所言：“‘民族’与‘国家’有不同的渊源，其行动旨趣也大相径庭。前者是‘共同体’谱系的一个分支，为个体成员提供情感归属；后者出自‘统治体’一脉，核心构造是一套具有暴力色彩的政权组织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民族国家建设就必须包含国家建设与国族建构两个环节，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无法替代。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指出，“虽然民族缔造(nation building) 是一个与国家建构时常互换使用的术语，但民族缔造的重点和中心点却与之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国内外很多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在对国家建设与国族建构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具体意涵进行了尝试性探讨。例如，蒂利（Charles Tilly）根据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经验指出，“国家建设”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构建”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王希认为，“国家建设”指的是构建保证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过程，具体包括保证领土的安全和主权的统一完整、在统治范围内建立有效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建立有效的资源的汲取和分配机制、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权利和福利等；“民族建设”指的是国家的公民群体的构建和更新过程，具体包括建立公民身份、建设和普及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公民认同感等。曹正汉认为，国家建设的实质是国家组织或国家政权建设，而国族建构的实质则是国民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建设。
国家建设与国族建构两者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两者各有侧重，但又相互支撑。“‘国家构建’为‘民族构建’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和活动的领土场所；‘民族构建’为国家的运转提供了有效的合法性证明和全面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两者互动紧密，但又不可替代。例如，饶志华等指出，国族建构与国家建设两者在客体、评价标准、目标、内容、主要行为承担者、历时性和起始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了国族建构非比寻常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建构其民族性, 对国家内部不同的人口集团进行整合, 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种族联系的人口中创造出政治的和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出把不同的民族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文化, 创造出对国家高度认同的政治文化, 创造出一种与国家休戚相关的共同心理”。国家建设有可能在短时段能就能完成，但国族建构却是长时段的，甚至可能伴随着民族国家存续的始终。
（二）中国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的国族，这是国族建构话语的现实基础
国族建构的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息息相关，一定意义上前者是后者的衍生品。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本质上到底是从属于民族国家的一种非典型形态，抑或是独立于民族国家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一问题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具有“元问题”的意味，因为它不仅是理解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诸多论争的源头与起点，也影响着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判断中国是不是民族国家无外乎两条路径，一条是外在形式，一条是内在本质。
所谓民族国家的外在形式，就是经典理论所强调的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一致性。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族边界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边界而非文化意义上的族群边界。“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五十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享有主权的民族只能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对应于领土型中国且负载国家主权的现代性民族/国族只有一个，就是‘多元一体’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其次，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一致性并不会天然生成，而是通过国家整合领土内所有民众——恰恰就是国族建构——的过程来实现的。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指出，19世纪法国通过国族建构政策非常成功地将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如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奥克西坦尼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等整合到国民序列之中；意大利的国族建构过程同样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才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而是国家创造了民族”。
所谓民族国家的内在本质，就是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国族实现了对国家的认同，赋予了民族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人们经常从民族国家所谓一族一国的理念与现实世界中国家的民族结构不相契合的角度去否认民族国家理念的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民族国家唯美的政治理想常常遭遇‘历史是否合法’‘现实是否可能’‘理论是否普世’的多重叩问”。但从一个国家应该拥有一个与其国民边界相一致的民族共同体，国家的主权属于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认同于这个国家并赋予这个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角度而言，民族国家理念无疑是具有正当性的。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民族国家的并非其外在形式，而是其内在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惟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民族国家被人们普遍地当成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统治单位，也被广泛接受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绝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是，或者都宣称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能提供一种同时实现文化团结和政治统一的前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但由于我们误读了民族国家概念的本质，机械地将这种文化族群上的多样性用来否认自己在国族上的一致性，极大地影响到“丰厚遗产”和“巨大优势”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上功能的发挥。通过表象性的民族构成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现实与民族国家概念对立起来，国族建构也丧失了其合理性依据。承认中国是民族国家、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更不会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形成冲突，相反却能使我们摆脱很多理论上的桎梏与实践上的局限，更好地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开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在新时代民族理论研究领域“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的集中体现。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国族建构手段，这是国族建构话语的核心观点
“国家共同体的稳健取决于一国有没有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基于领土空间尺度的聚合性民族/国族建构”，这句话相当深刻地阐明了国家共同体建设与国族建构的理论关联。之所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国族建构手段，有以下三方面的支撑。
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族建构的主旨相契合。国族建构意欲何为？芬纳（Samuel E. Finer）就认为，所谓国族建构就是所有国民组成一个自我认同的国民共同体；在这个国民共同体中，每一位国民都感觉到他们须共担责任，同时也共享国家收益。杨雪冬认为，国族建构就是国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国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张力等指出，国族建构就是通过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手段使政治共同体成为文化共同体——一个有着共同记忆和共同追求、荣辱与共的联合体。曹正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族建构的本质是国民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建设。综上可见，国族建构旨在塑造与维护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形象，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之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族建构的内容相契合。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国族建构的中心与重点是一系列主观性要素的生长、培育与传递，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象征符号、神话、记忆、传统、仪式、价值观以及和权力相连的一些态度、理解和情感等。从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诸多阐述——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等，都具有非常明确的国族建构色彩。
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族建构的功能相契合。国族建构旨在形塑全体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在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之后，学界很快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就是认同问题”这一本质论断上达成共识。哈正利等直接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历史与实践中所取得的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郎维伟等认为，五个认同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和统领性要素”。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⑤也就是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提升全国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尽显其国族建构的定位。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以国家建设来组织国家政权、以国族建构来实现国民团结”是常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来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问题，以民族团结来解决国家内部的国民凝聚问题。可以说，这种多民族国家建设策略一方面尊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是否还需要推进国族建设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中国是不是民族国家，二是民族团结是否可以完全替代国族建构。对于第一个问题，前文已经分析指出，民族结构多元复杂的国家同样可以是民族国家。对于第二个问题，民族团结话语更多的注意力在于解决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国族建构话语则致力于解决民族国家中的国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就在于它尝试去彻底解决国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族建构话语的意义何在？概括而言有三大功能。一是国族建构话语对民族团结话语形成了有效补充。“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族聚合体，也是全体国民构成的国民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议程，仅从加强民族团结的路径来推进是不够的，还须从增强国民意识的路径来推进”。从这个角度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族建构话语是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内在要求，可以为传统民族团结话语提供进一步的支撑与补充作用。二是国族建构话语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回应性。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之下，对内要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外要迎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绝不能只是一个松散的民族联合体，而必须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共同体。以国族建构的高度去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种时代性的要求，旨在将中华民族锻造成为一个凝聚力很强、包容性很强、战斗力很强的命运共同体。三是国族建构话语可以有效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国族建构话语将新时代民族工作与国族建构关联起来，与国家建设协同起来。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处理民族事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这些举措都可以有效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国族建构话语有助于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意义，有助于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工作。然而从国族建构角度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面临不少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合法性。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是否属于民族国家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激烈的争论，从目前来看尚未看到平息的趋势。不彻底平息这场争论并得出中国是民族国家的结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族建构话语就没有理论合法性可言。其次是政治合法性。能否将国族建构话语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有机衔接，直接决定着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再次是话语合法性。民族团结是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流话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上，如何处理民族团结话语与国族建构话语的关系，使得两者相互支撑而不出现冲突，决定了国族建构是否能够取得话语合法性。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建设话语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表述中，“共同体”具有中心词与元概念的属性，决定了复合而成的最终概念之意涵所在，但现实中真正从共同体的理路展开深入研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事实上，无论是忽视共同体的独特意涵还是对共同体意涵的简单化理解，显然都不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整意涵的全面把握。在2020年12月全国政协民宗委主题协商座谈会上，汪洋同志提出要持续加强理论和政策研究，把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一系列薄弱环节搞清楚。从共同体的视域出发深入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正是当前相关领域的理论薄弱环节之一。
如果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拆解开来，民族团结话语更侧重于关注“意识”，视其为民族团结意识的构建；国族建构话语更侧重于关注“中华民族”，视其为国家民族的构建；共同体建设话语则侧重于关注“共同体”，尝试从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话语和国族建构话语相比，共同体建设话语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共同体建设话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说民族团结话语植根于民族学学科，国族建构话语主要关联于政治学学科，那么共同体建设话语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亟待包括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创理论话语体系。第二，共同体建设话语是一个初创的体系。民族团结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流话语体系，国族建构话语有深厚的学理基础与全球实践作支撑，而共同体建设话语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着重强调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息息相关。自2014年党中央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不过才七八年的光景，是一个前景光明但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的话语体系。第三，共同体建设话语是一个基础的体系。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可以为民族团结、国族建构等具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柔性支撑。例如，共同体具备“彰显集体价值、塑造群体团结、获取安全感、提供意义感”四大基本功能。一旦吸纳了共同体建设话语，民族团结话语和国族建构话语就可以将这些极富价值的基本功能为己所用。
从共同体建设的视角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必要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关联起来。“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一些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合并简称为“两个共同体意识”，也体现了对两者理念一致性的认知。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国内政治场合对其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全人类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事实上，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指引着中国对世界格局的理解和全球治理的参与，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则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观，决定着中国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念认识与路径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与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很强的启示与对照意义。
共同体建设话语的核心观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国民凝聚力保证。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建设话语大致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从不同领域来论证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性质。比较常见的是通过学理分析和事实支撑的方式来论证中华民族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心理共同体等。该类型研究还延伸到如何从实践上去推进这些共同体的建设，例如，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可以与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关联起来；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可以与政治共同体建设关联起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等可以与文化共同体建设关联起来；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可以与社会共同体关联起来；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可以与历史共同体建设关联起来等等。
第二个是结合共同体的构成要素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问题。共同体概念内在蕴含着伦理、道德、价值、规则、情感、认同、秩序、安全、归属等诸多要素，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而言都有着很强的支撑意义。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文献中，涉及共同体构成要素的相关表述大致有“共同地域、共享价值、共有文化、共同信仰、共同道德、共同信念、共同理解、共同情感、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公共利益、共同的善、共有认同、共同归属、共同身份”等。一方面，这些构成要素直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另一方面，诸多构成要素可以提炼升华为共享价值、共通情感、共同利益、共有身份等几个核心联结纽带，这也说明价值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身份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亟待关注的重要维度。
第三个是结合共同体的内在意涵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共同体与共同性有着深刻的关联，后者是前者存续的前提与基础，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注重从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来开展工作。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性问题，这其实也是共同体建设普遍面临的问题。又如，在共同体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方面的张力：一是归属与自由两种价值何者优先，二是集体与个体两种主体何者优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再如，共同体概念内在蕴含着诸多的积极情感和道义正当性，共同体理念具有促成集体优先、群体团结的实践导向，那么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该如何充分运用？此外，共同体理论还提出，共同体建设需要注重对个体安全感和意义感的满足，这同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需要积极回应的问题。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主题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其实会议精神很多内容都与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关联紧密。
对于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话语体系构建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建设话语最具创新性，最有利于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最有利于发掘更有超越性与本质性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思路。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高度重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一方面提出“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求“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就是共同体建设话语的典型体现。随着“四个共同”“九个坚持”“四个与共”“十二个必须”等政策理论表述的陆续提出，共同体建设话语的内涵正在不断丰富，体系正在不断明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正在积极为共同体建设话语添砖加瓦。例如，民族学回答“为什么是”的问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历史学回答“从哪里来”的问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历史依据；政治学回答“为什么要”的问题，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价值；心理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廓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与本质；社会学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从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层面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共同体建设话语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它当前还只是呈现为一个松散的研究方向，在理论性与系统性方面有待加强，在学科支撑与理论基础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小结与思考
自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理论界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积极的学术探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这些成果大致呈现出“民族团结策略”“国族建构手段”“共同体建设方案”三种话语趋向。一方面，三种理论话语趋向彼此之间并无根本性冲突，共同丰富和完善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三种理论话语趋向之间还是体现出不同的认识角度和阐述重点，也各自存在着自身优势与不足。
首先，民族团结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民族团结策略，既着力强调其与中国共产党既有民族理论之间的延续性，也承认其拓展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方向与思路。这种话语倾向的优势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无缝衔接，其不足是可能导致理论阐释与实践推进上的路径依赖，难以全面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次，国族建构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国族建构手段，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破了“重国家建设、轻国族建构”的多民族国家建设路径。这种话语倾向的优势是有效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及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其不足主要体现为难以回避学界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不是民族国家的长久争论，同时还面临着与主流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
再次，共同体建设话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命运共同体建设方案，认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超越现有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多民族国家国民凝聚问题。这种话语倾向作为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最有利于全方位发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性，其不足则在于这种话语在理论基础和学科支撑上相对薄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在其被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背景之下，更需要学界以开放的心态去进行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三种话语倾向还需要更多的磨砺与积累才能形成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我们需要找准理论薄弱环节开展研究，针对实践急需问题开展研究，致力于构建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凝聚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视野，积极与社会科学相关主流理论进行借鉴对话，致力于形成一套开放有效的理论话语体系。
话语不仅是信息、观念、意识形态得以表达和传播的载体，还是改造和建构世界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国族建构、共同体建设等话语趋向的交融互动，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内涵，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程。以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十二个必须”为例，都与本文所论及的三种话语趋向之间存在特定的对应关系。而在民族工作实践方面，不少地区正在积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模范区的创建工作，也体现了相关话语体系的指引性与感召力。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作者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地址：贵阳市，邮编55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