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社会结构中群体地位和群体权利差异普遍存在的基本认识，社会支配论提出了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假设。这一假设包括关系不对称和程度不对称两个部分。前者是指支配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而从属族群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相互独立乃至相互冲突；后者是指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从属族群。尽管存在理论解释上的竞争和实证结论上的抵触，但包括一些大型国际调查数据在内的实证研究部分证明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正视这一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现实因素和理论脉络，对于理解国家认同困境的形成和推动多族群国家建设有着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现实启示，是将民族平等作为化解多族群国家认同困境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族群不对称；社会支配论；民族平等

项目基金：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J7JZD043）、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增进少数民族五个认同的社会融合路径研究”（项目编号:TJSR16-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350。

在民族主义依然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族群结构却日趋复杂的时代，多族群国家认同当仁不让地成为学界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话语重复、观念陈旧的隐忧。理论研究尚未能解答一些根本性问题，政策研究也难以回应实践中的重重挑战。例如，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到底如何？多族群国家认同的有效构建路径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分歧多于共识。

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的理论渊源，它从群体地位与群体权利的不平等出发提出了族群不对称假设，明确指出多族群国家认同在族群之间可能呈现分化状态。这一理论视角从基本观点到解释路径都体现出极大的创新性，对于多族群国家认同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理论背景、解释框架、实证检验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其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

一、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的提出

对于多族群国家建设而言，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强化所有族群的国家认同,进而巩固国家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引人关注，一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二是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就两种认同之间是冲突对立还是共生共存而争论不休；在政治实践中，政治家们时常忧虑少数族群较低的国家认同危及到国家统一稳定。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尝试对此做出解答，一些国家政策也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

威尔·金里卡（Will Kimlick）曾指出，多族群国家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国家表达主流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并试图同化其他民族群体或至少将他们归到私人领域”；第二种选择是“国家对所有内部民族的认同给予平等的公开承认和容纳”；第三种选择是“国家试图建构并推进一种新的超越现有民族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前两种现实选择分别对应于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和多元主义（ethnic Pluralism）的理论视角，而第三种现实选择则在一定意义上与熔炉主义（melting-pot）有类似之处。

同化主义倾向于否认族群认同的存在价值，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视作零和关系；认为经由文化适应等同化过程，少数族群成员与所属群体的联系与日俱减，而国家认同则不断地形成与发展，最终使得各个族群都保持水平一致、程度较高的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只要尊重和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和价值，就能实现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统一，并可能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通过尊重和承认少数族群的文化价值，可以使得各个族群都具有同等程度的国家认同程度。熔炉主义对现存的族群认同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并尝试将其熔合到国家忠诚之中；但认为当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当处于毋容置疑的统治地位，在吸纳各族群认同的基础上熔合而成的新认同，最终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心理皈依。

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上，三种理论视角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判断。同化主义认为两者之间是冲突对立的关系，必须通过同化来消除族群认同的影响，以实现国家认同的主导性；多元主义认为，两者之间体现出共生共存的关系，保护和承认族群认同可以强化国家认同；熔炉主义则认为两者不存在明确的线性关系，与同化主义相比，其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对少数族群认同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国家认同程度上，三种理论视角均认为不会出现族群分化。同化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同化于主体族群来实现各族群的匀质化，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可以通过承认保护尊重各个族群认同来换取一致性，熔炉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吸纳并融而为一的方式实现无差别化。

针对上述三种传统主流理论的观点，社会支配论提出了族群不对称假设，对多族群国家认同的两大核心问题做出了创造性乃至是颠覆性的回答。基于群体之间存在普遍性支配关系的认识，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支配族群与从属族群在国家认同上可能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可以归结成两个方面：关系不对称，是指支配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而从属族群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相互独立乃至相互冲突；程度不对称，是指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从属族群。概括而言，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上，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存在不对称关系，因支配族群与从属族群而不同；在国家认同程度上，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其在族群间不是匀质的而是分化的。作为一种颇具新意的视角，族群不对称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推动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两种认同之间关系的新类型；在实践上，它对多民族国家建设，尤其是国家认同建构过程有着极富启发性的政策意义。

二、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理论解释

社会支配论是一种试图将微观的个体心理、中观的社会情境和宏观的社会结构综合起来，以揭示群体压迫、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等级的形成与维持机制的理论体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姆·斯达纽斯（Jim Sidanius）作为社会支配理论的主要开创者，将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政治心理、群际关系、性别及族群问题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并进行了系列实证检验，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族群不对称假设是社会支配论在多族群国家语境下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因此，对这一假设的理解首先必须回到社会支配论自身的理论脉络之中。

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范式，社会支配论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等级模型。社会等级的构建通常基于年龄（如成人对儿童的支配）、性别（如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等常规性因素，而在那些产生了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的社会中，则主要基于社会性建构起来的专断系统（arbitrary-set），如族群、种族、阶级、种姓、宗教等各种社会群体区分。与传统精英理论不同，社会支配论认为社会等级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作性博弈，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共同维持了基于群体的等级稳定性。在此过程中，共识性意识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支配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合法性神话（legitimizing myths）为基于群体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由此衍生的意识形态不对称假设（ideological asymmetry hypothesis）认为，对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二者而言，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与其积极的群体认同之间的相容性呈现分化：支配群体对内群体的心理依恋与他们对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的认可正相关，即越认可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对所属群体的心理依恋就越大；从属群体对内群体的心理依恋与他们对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的认可负相关，即越认可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就越不认同自身所属群体。概而言之，等级强化意识形态具有增强支配群体内群体认同、降低从属群体内群体认同的基本性质，因而起着支撑现有社会等级系统的功能。

尽管国家认同在一般意义上不具有任何社会等级的含义，但对于专断型等级社会而言，认同国家也意味着认可国家的等级性精神。从为社会赋予合法性这个意义来说，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等皆可以被视作是等级强化意识形态。依据社会支配论的逻辑，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在地位和权力上形成一种层级结构，可以大致区分为支配族群和从属族群两大类。对于支配族群成员而言，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内群体认同之间并不冲突；而对从属族群成员而言，认同内群体与接受社会中的支配规范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可以推导出关系不对称假设，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是正向关系，而从属族群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相互冲突。对社会地位层级结构中的不同群体而言，等级强化意识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支配者而言，习得这些意识形态能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从属者而言，这些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妨碍了他们形成积极的群体认同，也妨碍了他们按照对自己的内群体最有利的方式采取行动。并非“所有族群都可以同时强烈地依恋他们自己的族群，并依恋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相反，对从属者而言，为了形成积极的群体认同，他们可能需要否认社会中的支配意识形态，甚至否认整个社会”。由此可以推出程度不对称假设，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从属族群。

社会支配论提出了国家认同上的族群分化与不对称现象，并从共识性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系统维持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这一解释路径极具特色与新意，但囿于理论体系自身的宏观性与抽象性，也存在对中间环节和作用机制交代不够明晰的问题。随着学界对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现象研究的日渐系统深入，我们大致可以从相关成果中提炼出以下若干种补充性的解释框架。

第一，国家认同与主体族群认同之间存在混淆效应。由于群体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家认同与主体族群认同之间的界限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抹去。主体族群将国家认同等同于族群认同从而表现出国家认同高涨，少数族群将国家认同视作主体族群认同从而导致国家认同下降。威尔·金里卡发现，这种认同混淆效应在英国认同与英格兰认同之间、在苏联认同与俄罗斯认同之间、在西班牙认同与卡斯蒂利亚认同之间、在加拿大认同与英语民族认同之间是普遍存在的。“占人口多数的英格兰人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在他们民族的‘英格兰’认同和他们超民族的‘英国’认同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只是把前者的特征投射到后者上，因而要求国家对后者的推进包含着对前者的推进；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天主教等少数民族的许多成员却认为，国家所推进的‘英国性’(Britishness)，仅仅是国家推进‘英格兰性’(Englishness)的一个幌子” 。美国的大量研究也证明了类似情况的存在。由于“美国人=白人”（American=White）效应的存在，白人因两种认同的重叠而更加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而少数种族则被认为比白人更少具有美国性。“少数族裔通常将自己视作双重特性——具有独特种族或族群身份的美国人；而白人则通常仅仅将自己视作美国人，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是融合的”。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两种认同的界限分明，主体族群的国家认同中存在族群认同的叠加和混杂成分，并非纯粹是对国家情感和依恋感的真实体现。

第二，国家形成发展过程对族群地位产生形塑效应。自18世纪民族国家时代到来开始，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现象就开始显现，它可以从国家的前现代起源以及文化性政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得到解释。就前现代起源而言，国家可能有其族裔本源。很多国家是围绕着核心族群（ethnic core group）建立起来的，他们通常也是国家的主体族群。在社会支配论看来，多族群国家的形成通常是这些核心族群征服其他族群的结果。因此，核心族群或征服族群会将自己视作这个国家及其资源和象征物的优先拥有者，是国家的真正主人（the real owners of the country）。从国家建设过程的历史分析来看，大多时候都是围绕着核心族群进行。一般而言，主体族群相对少数族群具有优势，掌控着国家及其机构、语言等。“核心族群具有政治集权的传统，在提供一套共享的语言、价值和传统的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国家机构如警察、军队、法院和学校等得以建立”。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主体族群倾向于形成一种对国家的归属感和权利感，并作用于少数族群或移民群体。由此，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得到了强化或固化。

第三，国家认同契合某些族群的文化价值。盖尔纳（Gellner）强调为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国家与国族之间必须有强烈的一致性。作为后果，民族国家可能被来自文化和语言居于主导地位的主体族群的精英所把控。在一个社会中，某些文化特征会被逐步视作预期或默认价值。出现频率更高或高地位群体的文化特性，容易被推广为社会整体的文化规范。一旦某个群体体现了这种规范，它就被视作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群体。以美国为例，白人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和价值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认同的心理表征相重合。与之相对，地位较低的少数种族就被视作更少符合国家认同的原型和典范。由于国家认同与本族群文化价值契合度的差异，主体族群成员比少数族群成员更可能将自己视作是整个上位群体（国家）价值与规范的代表。对于主体族群而言，认同自己的族群与认同整个上位群体是重合或者是正相关的；而对于少数族群而言，认同于上位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牺牲对自己群体的认同为代价。一些历史证据显示，族群认同以某种方式横贯国家认同，主体族群成员对多族群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亲近感要强于少数族群。

第四，国家认同对少数族群具有排他性。从认同是一种身份的角度来说，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一种被动的排斥。在社会支配论看来，多族群国家中的支配族群倾向于认为对国家及其资源和象征物具有优先享有权，而从属族群则不得不承受被国家认同或国民身份所排斥的后果。例如，研究发现，“美国人=白人”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已经成为美国各种族的共识。一方面，它促使白人群体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叠；另一方面，它对于少数种族而言却具有极强的排斥作用，使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严重区隔开来。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当种族身份被强调的时候，奥巴马不仅比两位白人总统候选人内隐地视作更少具有美国性，甚至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都因其白人种族身份而被认为比奥巴马更具有美国性。与之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两个著名女演员——一个是亚裔美国女明星刘玉玲（Lucy Liu），一个是英国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的内隐态度测量显示，亚裔美国人相对于欧洲白种人而言被视作更少具有美国性。“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定义微妙地暗示了国家认同的边界。在显性层面，多种美国认同的定义共存，包容平等的理念体现在其中。在隐性层面，却呈现的是一个更加排斥的景象。在当代美国，相对于欧洲裔美国人而言，少数族裔被悄悄地排斥在国家认同之外。……白人认同与美国认同之间的稳定联系继续在宽泛的意识形态系统内运行，这种意识形态正是维持族群不对称关系的机制之一。美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被排斥在这个民族国家之外”。?⑤

第五，国家认同对于不同族群而言其意义可能是相反的。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叠加，多族群国家中不同族群对国家认同的意涵等问题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学者经常使用爱国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核心指标，来探讨其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以美国为例，白人中的爱国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群体压迫、反对族际通婚等紧密相连，而对于少数种族尤其是非洲裔而言，他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则必然与这些倾向截然对立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对国家认同中的程度不对称和关系不对称问题形成更加深刻且清醒的认识。

第六，国家历史的社会表征与从属族群存在区隔。重大历史事件是国家认同的有机构成部分，它通过提供认同符号资源的方式，规范性地将特定族群与国家认同关联起来。历史可以被视作关于内群体形成的故事，它提供关于群体形成历程的集体叙述，并赋予其意义。由于可以掌控媒体、学校和政府之类的机构，主体族群对历史事件的版本通常与国家叙述和国家符号相一致，因此他们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通常是一致的。但对于少数族群而言，则亟需在历史事件的国家阐述与自我阐述之间寻求妥协与平衡。此时，他们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产生张力乃至形成冲突。

三、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的实证检验

相对于之前的主流理论而言，社会支配论从基本观点到解释路径上都有着极大的创新。为了检验族群不对称假设是否成立，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现实，斯达纽斯及其研究团队相继进行了系列实证研究。在1997年发表的研究中，斯达纽斯等人使用三个样本来检验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假设。整体而言，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学生样本完全支持这一假设。支配族群成员（美国的白人、以色列的犹太人）比从属族群成员（美国的非洲裔、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国家认同上的平均得分更高；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上，支配群体成员比从属群体成员有着更加显著的正向关系。对于全美随机样本而言，以爱国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测量指标时，白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非洲裔、亚裔和拉美裔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都为负值。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研究数据更加支持社会支配理论，而不是熔炉主义理论或多元文化主义理论。

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中，斯达纽斯等人使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学生样本、1997-1998年洛杉矶县社会调查样本、1992年和1996年美国选举研究样本以及1996年综合社会调查样本等5个数据，研究结果基本契合族群不对称假设。大部分的样本都显示出国家认同的族际分化，白人的国家认同平均值要高于其他族群；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来看，白人群体显示出正向关系，而其他少数族群都显示出负向关系。

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中，斯达纽斯等人使用1995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数据，对23个调查国中符合数据要求条件的11个国家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统计显示，所有国家中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都高于从属族群。以满分为4分表示完全认同国家的话，前者的平均值为3.28，后者的平均值为3.00，两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上，9个国家或地区的支配族群中全部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8个国家的正相关关系都是极其显著的；对于少数族群而言，2个国家是正相关、2个国家是负相关、3个国家无显著相关关系，还有2个国家少数族群调查对象数量太少没有进行计算。整体而言，支配族群和从属族群在两种认同上的不对称效应稳定且明显。

在2010年发表的后续研究中，研究团队以2003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为主进行分析，同时为了满足统计条件的需要而增补了1995年相关调查的部分资料。在参与计算的33个国家或地区中，整体上呈现出支配族群比从属族群国家认同程度高的局面。其中，17个国家的均值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平均而言，支配族群成员在国家认同上的得分要比从属族群成员高出6%。以族群认同作自变量、国家认同为因变量来检验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发现：对于支配族群而言，族群认同越高，其国家认同意识就越强；对于从属族群而言，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要么不存在关系，要么正向关系相对不明显。国际对比研究的整体结论是，尽管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相当的差异，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仍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

随着社会支配论的影响不断扩大，西方学界逐步将其视作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对族群不对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队伍之中。例如，道利（K.M.Dowley）和西尔韦（B.D.Silver）等人利用多种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统计检验。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中，白人、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国家认同上的平均值分别为30.7、29.4、29.9，在控制人口变量之后前两者之间的差距依然达到了显著水平；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和教育水平之后，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呈现负相关，其中非洲裔的负向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中，拉美裔与非洲裔的国家认同程度依然低于白人群体，其中拉美裔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且在控制人口变量之后依然保持显著。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和教育水平之后，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为弥补调查问卷式定量分析的缺陷，还有学者使用诸如混合研究法、质性研究方法来进行假设检定。例如，罗德里格斯（L.Rodriguez）等人采用混合研究法（mixed-methods study）来探究美国国家认同的意义以及其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先用4个定性的开放式问题来评估国家认同的主观意义，再使用量表来对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量。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族群比白人更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并且少数族群认为，不管是否具有美国国籍，他们也都更少被视作美国人。拉美裔和非洲裔在描述美国认同时，要比白人呈现出更多的负面内容，同时还有一部分受访者完全排斥美国认同。就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而言，白人群体显现出正向关系，而拉美裔和非洲裔则呈现出负向关系。少数族群相信，要认同美国人身份，必然要以牺牲与家庭和共同体的联系为代价。

实验法，尤其是内隐态度测量（Implicit Attitude Test）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相关研究的效度。德沃斯（Devos Thierry）等人使用了内隐态度测试，从潜意识的层面来探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参与者被出示一些关于美国或外国旗帜、货币、纪念碑等标志物的照片，这些照片与不同族裔背景存在关联。研究者以测量反应时间的方式，来探究美国国家认同与不同种族（白人、非洲裔、亚裔）认同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支持了族群不对称假设：相对于亚裔群体和非洲裔群体而言，美国国家认同与白人群体之间的关联要更加强烈和迅速。研究结论显示，在有意识层面所有族群都被认为是属于美国人，但在潜意识层面特定族群如白人比其他族群更加被视作是美国人。这种现象被称为“美国人=白人”效应。上述实证研究使用了大量样本数据对族群不对称假设进行检定，尤其是一些大型的成熟的国际调查数据是极具支撑力的，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假设的解释能力。而类似于内隐态度测量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则进一步印证了族群不对称假设，因为相对于外显态度而言，在内隐态度层面中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现象更加显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与族群不对称假设相抵触的研究结论的存在。即使是秉持社会支配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完全或绝对支持任何一种理论立场。采用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时，经常会出现一些不支持族群不对称假设的案例。在相关理论的解释与运用过程中，必须正视以下情况的客观存在。

1.研究结论在不同国家或族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研究者发现群体支配理论适用于解释以色列公民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非洲裔美国人与欧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但却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其他族群高度混杂的国家，如古巴和多米尼加等。一项对51个多族群国家的跨国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状况在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既受群体特性的影响，也受国家特征的影响。

2.一些研究直接支持了多元文化主义而非是社会支配论的观点。加尔萨（De la Garza）等人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爱国主义与族群意识的研究整体上支持多元主义理论，被视作是论证族群认同促进国家认同的经典研究。数据分析显示，墨西哥裔美国人并不比欧洲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更少，他们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是正向而非负向的关系。作者据此得出结论，对族群的承诺并非是使得美国分裂的一种手段；相反，美国少数族裔通过族群性来创造诸如群体团结和政治组织这样的资源，来帮助他们充分地参与美国社会。

3.族群不对称的程度并没有想象中大，而且在很多时候缺乏实在意义。实证研究显示，尽管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存在水平上的差异，但大都保持着比较高的层次。主体族群和少数族群中的大多数人都对国家表示出认同感，这个事实经常被引人注目的暴力事件所遮掩。希特林（J.Citrin）等人认为，在所有族群国家认同程度整体较高的情况下，族群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或不具有重要性的。霍（Y.Huo）的研究也显示，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上，族群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差距微小且不具有显著性。

4.国家认同的不同测量指标会影响到族群不对称效应的检验结果。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国家认同常用的两种测量指标，也体现了国家认同的两个理论维度。斯达纽斯等人的研究发现，族群认同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呈现出不对称效应，对于支配族群而言是正相关，对于受支配族群而言则是负相关；而族群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在所有族群之中都是正向的。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具有彰显族群不对称效应的作用，而民族主义具有消弭族群不对称效应的特征。

5.族群不对称假设在更精细的层面得不到实证支撑。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权力和地位的差异是族群不对称效应形成的关键因素。根据社会等级序列，非洲裔美国人在事实上比亚裔美国人处于更加被排斥和剥夺的地位。但是一些内隐态度研究显示，亚裔在国家身份认同上遭受的排斥却更加深刻和明显，这一结论与族群不对称假设完全相悖。

四、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理论评析及实践启示

社会支配论提出了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假设，并将其归因于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权利与地位差异。尽管面临竞争性解释和经验性案例的挑战，也无法否认它的理论的开创性以及现实启示性。族群不对称假设突破了传统理论视角的思维局限，创新性地阐释了多族群国家认同中的族际分化和不对称现象，极大地推动了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复杂性的探讨，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理论层面之外，这一假设更重要的贡献体现在对于多族群国家认同建设实践的现实启示上。一方面，它提醒我们应从社会结构的层次去评估和反思当前的国家认同建设路径；另一方面，它提示我们必须将民族平等视作多族群国家认同建设的根本路径。

（一）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理论贡献

其一，族群不对称假设为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形态。作为多族群国家认同研究中的“元问题”，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当前国内学界中逐步形成了冲突对立论与和谐共生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族群不对称假设由关系不对称和程度不对称两部分组成，两者中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假设在本质上也是关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一个深度探讨。族群不对称假设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跳出了冲突论与共生论二元对立的基本格局，否定了整体性判定两种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思路，为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确立了新的分化式关系形态。

其二，族群不对称假设推进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复杂性的相关研究。相对于国内学者偏向于从冲突论或共生论的视角去理解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西方学者逐步倾向于认定两种认同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诸多其它因素影响的复杂性关系。“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互动关系的可能因素是整体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例如，一些前沿研究都将群体地位差异与群体歧视知觉视作影响两种认同之间关系的重要外在因素。族群不对称假设事实上是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两者关系的探讨中引入了族群地位差异这个变量，以类似于应用统计学上的详析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对两种认同关系以及影响因素的深入理解。围绕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相关研究证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独立的系统，族群社会地位的层级结构就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三，多族群国家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应该时刻警醒族群不对称效应的存在。在多族群国家中，以族群为边界的不对称现象不仅在国家认同中出现，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社会领域之中。例如，在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群体不平等依旧会被带入到群际接触过程之中，造成主体族群和少数族群在接触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居于劣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相比，群际接触对处于较高地位的多数群体的外群体态度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影响”。这提醒我们，在多族群国家的理论构建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普遍性论断的概括时应该警惕族群不对称效应的存在。

（二）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现实启示

其一，多族群国家认同的困境不能片面归咎于少数族群。在多族群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政府报告，大多皆以少数族群为重点分析对象，或明或暗地将其视作国家认同的挑战主体。“国家认同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多民族国家内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民族群体或族裔群体是否认同国家的问题”。在多族群国家认同问题上，少数族群经常成为被责难的对象。“20世纪后半期最令人困惑的趋势之一就是政府正不断被其社会结构下的少数民族——即族群民族主义——烦扰、哄骗与挑战。”“将多数群体的民族认同强加给少数民族一直被认为是政治稳定所必需的，或者被认为是少数民族不忠诚而构成了一种安全威胁”。基于同样的缘由，在分析前苏联解体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人们总是将矛头指向加盟共和国具有离心倾向的地方民族主义，而忽视了俄罗斯大民族主义同样是联盟崩溃的推动力量之一。社会支配论提出族群不对称假设，从两个方面进行再思考。一是将国家认同的族群分化归结于社会结构层面，将少数族群从与多族群国家存在天然紧张关系的理论预设中解放出来；二是将国家认同的族群分化归结于社会不平等因素，从而实现了少数族群在道义上从弱势到强势的转化。

其二，应从宏观社会结构层次去反思国家认同建构的实践路径。关于国家认同建设，当前学界主流的政策建议较多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公民身份的彰显，一个是强调族群认同的消解。事实上，前者是一种个体层次的国家认同建构路径，倡导对个体进行公民教育的方式，以公民身份取代族裔身份；后者是一种群体层次的国家认同建构路径，立足于群体身份竞争的视角，主张族群认同让位于国家认同。而族群不对称假设则将国家认同中的族际分化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关联起来，属于一种社会结构层次的分析视角。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现实价值正在于将国家认同分析的焦点从少数族群转移到整个社会，从而实现了分析视角从个体或群体层次到社会结构层次的转移。在社会支配理论看来，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是一种正常而非反常的社会现象，是特定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应该从社会结构的层次去理解多族群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困境，也应该立足于社会结构改革优化的角度去设计多族群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

其三，多族群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族群平等。社会支配论将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归结于社会结构，其最终根源还在于这种社会结构中蕴含着群体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在一个法律和社会权利本质上由特定族群成员决定且在法律和事实上排斥其他族群成员的时候，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就会形成不对称的相互作用”。与其说多族群国家必然存在国家认同危机，不如说多族群国家中的族群不平等导致了国家认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不平等是多族群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所在，而实现族群平等就是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问题的解毒剂。事实上，社会支配论在消除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效应上持悲观态度。这一理论认为，同化主义试图建立的同质化社会，多元主义试图建立的多元化社会，事实却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以群体层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他们看来，真正意义上通过革新社会结构来实现族群平等是极其困难的。

中国长期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三大基本原则，民族平等在我国民族政策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地位。这既是由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不仅主张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而且主张各民族在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经济、文化、语言等）的完全平等”。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将民族平等的理念和政策落到实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现象，促进中国多族群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