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认同意识,因此从心理学社会认同视角对其探析有助于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以内外群体划分为基点,强调培育一种涵盖所有次群体的上位认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相互群际差异模型则认为认同威胁是造成群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主张在尊重次群体认同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其与上位认同的嵌套关系,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探讨富有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认同;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相互群际差异模型;
作者简介：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编号：18BMZ007）的成果；
从2014年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的“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一以贯之的表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到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和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舞台中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已经成为官方与学界的共识。而其核心地位的获得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这一提法深化了对中华民族结构关系的认识，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二是这一提法揭示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性。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过CNKI篇名检索可以发现，题目中含有“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的文章数量逐年增长，近两年来更是快速攀升，2015年12篇，2016年28篇，2017年63篇，2018年170篇，2019年截至目前已达236篇。总体上可以判断，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股学术研究热潮，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研究将会呈现出持续乃至进一步扩展的态势。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涵与构建路径等问题尚处于学术讨论之中，但学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就是认同问题”这一本质论断上有着较高的共识。哈正利等直接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心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层面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郎维伟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核心内容，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和统领性要素”。一些学者还自发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概念，并将其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乃至替代术语来使用。然而与这种学术共识极不相称的是，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有真正以认同视角去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关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研究传统中，往往注重从认同客体的角度展开分析，而忽视了认同在本质上是心理现象这一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研究，不仅要紧紧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身特性，也要紧紧把握心理认同现象的客观规律。系统运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认同领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型来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尝试引入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与相互群际差异模型这两个与社会认同关联紧密的心理学模型，试图对为何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问题作一简要解析。
一、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支撑
尽管在新时代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基本确立，但中国的民族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固有的或新生的挑战。对于当前中国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成因、应对措施，学界以多维度的理论视角作了探讨。有人从政治设计层面解释，认为中国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导向危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主张以文化化的方式来应对与次国家民族相关的各类问题；有人从政策导向的层面解释，认为应该淡化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与身份认同，倡导向促进全国各民族交融一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转型；有人从外部力量干预的角度解释，认为民族宗教领域是西方敌对势力实施渗透破坏的主要突破口，受西方国家怂恿的三股势力严重威胁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大局；有人从经济发展与民族分层的角度解释，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来消弭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有人从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论述，认为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手中可掌控资源的减少影响了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力度和效果；有人从社会交往与民族意识生成的角度解释，认为各民族民众在从“背靠背”走向“面对面”的过程中伴随的文化震撼会刺激民族意识的上升，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能有效化解其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冲击；有人从民族身份工具化的角度解释，认为民族身份除了与传统的政策优惠相关联以外，还被引入多民族社会的利益分配与利益竞争中，频繁调用民族身份客观上强化了民族区隔。
综观上述理论视角不难看出，民族意识在这些论述中扮演着关键性要素的角色，或者是直接原因，或者是中介因素。从逻辑上来说，民族意识的强化既可能是当前民族关系波动的原因，也可能是民族关系波动的结果。这就说明当前中国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意识问题有关。如何合理有效地调节民族意识已经成为事关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大局的重要议题。社会现实也可以印证这一判断，日常生活里和网络世界中民族意识的普遍高涨与“两种民族主义”的滋生，已经引发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社会存在的自我反映，因而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然而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民族意识如果超越了一定的界限，就有可能对整体社会的均衡和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有学者曾就此指出，中国各族民众内心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必然会削弱和淡化其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正是由于在理论上认识到民族意识调节在中国民族工作中的关键性地位，也正是在现实中认识到当前中国民族关系面临着民族意识高涨带来的挑战，我党才逐步提出并完善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事实上，我国宪法里已经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表述，学界也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总结，但这些总体性的认知并没有办法专门为民族意识调控提供一套恰当切实的理论话语和实践方案。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正是意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兼具理论创新性与现实指导性。
威尔·金里卡在分析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时曾指出这样一种现象：即使在那些试图对所有内部民族的认同给予公开平等承认的国家，也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策略作为对这种策略的补充，即努力构建并推进一种新的超越现有民族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因为推行多元民族认同的核心在于确认业已存在的各民族认同，但推行多元民族认同不足以成为一种处理多元认同之间关系的方法。“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金里卡的分析无疑从认同政治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必要的论证，但其内部推理逻辑尚需进一步澄清或补充，即为什么次国家民族意识过强会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为什么培育一种涵盖多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巩固民族团结？对这些内在机理的阐明需要回到认同现象本身，而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恰好为此提供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路径。
所谓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体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并感知到这种群体成员身份带给自己的情感与价值体验”。通常认为，社会认同由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个基本心理历程组成。在社会分类阶段，个体将人们区分成内群体与外群体，并建立起自己与所属群体的关联。在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中，扮演基础性角色的正是“内群体”与“外群体”这两个概念。通俗而言，内群体就是个体认为自己所从属的那个群体，外群体就是个体认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我们知道，社会认同的背后是群体成员身份，而每个个体都是多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些群体成员身份之间甚至会存在涵盖性的关系。所以社会认同是多层次的，“内群体”与“外群体”是在一定社会分类下的相对概念。也就是说，个体突显何种社会认同、如何进行内外群体的划分，受具体时空情境的影响，具有可变动性与可选择性。在随后的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这两个心理进程中，以内外群体划分所形成的边界为线，在增强自尊与降低主观不确定性双重心理动机的作用下，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歧视的客观社会心理效应逐渐呈现。从内外群体区分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认同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认异的过程。“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冲突和敌意。”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群体认同对群际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呢？在将社会认同理论与群际接触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格特纳等人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该模型认为，促进群际关系的最好方式是鼓励次群体成员（如族裔成员）将自己归到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如国家公民）中，即将群体成员身份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这样一来，对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也能够延伸至先前的外群体成员，从而减少群体之间的偏见和歧视。通过重新作社会分类，将一个人从原本的外群体成员划成内群体成员，将会产生更为积极的评价、感知到更多的共同的信念、增强对其积极信息的记忆效果、影响对行为和结果的归因、减少负性结果中的对其责备等正向效果，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彼此已经建立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根据这一模型，改善群际关系无需刻意打破群体边界，更有效且无形的方式是尽可能地突显一种具有包容性、统摄性的上位认同。强化业已存在的上位认同或引入共同命运、终极目标等能够强化上位群体实体存在性的特定因素，是实现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有效路径。国内外一系列实证研究较为一致地证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在群际关系改善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效力。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中不难看出，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在内在逻辑上是极为契合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上的依托。首先，从必要性上来分析。中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大局具有稳固的支撑，但随着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随着国内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民族工作中负面的干扰因素不断增多，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有些民族的民族意识出现上升趋势。一些原本民族意识比较强烈的民族，其民族意识的排他性有所增强；而一些以前民族意识不太强烈的民族，其民族意识也呈现出有所增强的势头。如果放任民族意识肆意增长，沿着民族边界划分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界限就将更为分明与固化，这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将是极其危险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突破口进行民族意识的整体调控是极为必要的。其次，从可行性上来分析。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标志和产物，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社会认同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民族意识的调控既不可能通过压制民族意识自身来达成，也难以直接通过消除民族边界来实现。依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突显民族意识的上位群体意识可以消解民族意识过于强烈对民族关系的冲击。中华民族是一个涵盖全体中国人的概念，相对于56个民族而言是一个上位群体；共同体除了大家具有共同的群体归属之外，还具有利益相关、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层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对于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而言，正是一种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依托的上位共同体认同意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无疑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具有基石功用。
二、相互群际差异模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启示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理论支撑的构建，一个是实践路径的探索。很多学者都在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王延中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自觉，大力推动“五个认同”教育，切实改革民族工作方式方法，适时完善民族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沈桂萍认为，要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依法处理民族事务、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这六个方面入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法治基础和舆论基础。严庆认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关注短板，提升政治认同，规范民族理论传播，坚持正确道路，发挥好制度功效等［朱碧波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化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深各民族的相互依存，促进各民族的社会融合，进一步加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多维纽带。综合分析这些代表性论述不难看出，这些实践路径的探讨普遍具有宏观性、整体性的特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着力点。本文不致力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路径探讨，而是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认同意识的判断，尝试从心理学关于社会认同的相关理论出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寻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实践方向。
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常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表述，一个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表述。在2014年中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论述之后，学界围绕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此过程中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论点：第一种可称为“深化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坚持与深化；第二种可称为“侧重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应侧重和加强“一体”的构建；第三种可称为“超越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确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试图“明确中华民族整体性、一致性”，“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抛开这些具体的观点分歧来审视这场讨论的动因，不难发现很多人都存在疑问，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是否会取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否意味着只谈一体而不谈多元了？尽管从理论上可以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紧密关联——前者是后者存续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结构性基础；尽管从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在表述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怀疑论在视角与认识上的偏颇，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关系就成为了重中之重。在如何处理上位认同与次级群体认同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互群际差异模型可以提供一些极为独到的理论启示。
如果说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核心概念是“内外群体”，那么相互群际差异模型的核心概念就是“认同威胁”。社会认同和群际接触的相关研究证明，在群际互动的过程中，维持群体独特性的需求对于群际关系的和谐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当这种群体独特性被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力量所破坏时，认同威胁就产生了。此时，感受到认同威胁的群体会以偏见、歧视、排斥乃至攻击性行动来重新确认其群体独特性。认同威胁会强化次群体认同并激发群体冲突，很多群际冲突的发生事实上正是特定群体认同受到威胁的结果。相互群际差异模型指出，由于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一个多群体社会中要求人们放弃先前被高度珍视的社会分类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作对群体认同的威胁，可能催生防御性反应并导致群际冲突。相互群际差异模型尽管强调维持次群体认同并使对群体独特性的威胁最小化，但它并不否认需要处理次群体认同与上位群体认同的关系。其基本主张是，群际关系和谐的最佳路径是维持而不是削弱次群体认同，同时应努力促进次群体认同与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形成嵌套关系。一些围绕该模型进行的经验研究甚至证明，承认次群体认同具有群际团结的功效，并间接强化对国家整体的认同。综上所述，这一模型所提供的理论洞见可以通俗地概括为三点：次群体认同具有基础性地位；压制次群体认同会危及上位认同；将次群体认同嵌入上位认同是更有效的做法。
再回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本身。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的上位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对于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而言是上位认同意识。相互群际差异模型最大的启示莫过于，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造成上位群体意识与下位群体意识的紧张冲突关系，要努力将次国家民族意识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从实践的角度来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之间嵌套关系的构建，这无疑是一个挑战，除了要应对不同层次认同意识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之外，还需要摒弃传统的理论路径依赖。因为传统思路更多地强调认同整合，而认同整合的过程难免会存在从强力打破到重新融合的倾向。
通过相互群际差异模型来看，认同嵌套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尊重、包容、互嵌的过程。只有承认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只有承认各个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的平等价值，只有承认各个民族民族意识的正当性，才能在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包容性的共识，并最终使得全国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民族，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构建次国家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套关系的过程中，并非只是每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独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两互动，还同时伴随着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彼此互动。也就是说，这种嵌套关系不仅是单个民族嵌入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之间还有一种相互嵌入的关系，各个民族在这种相互嵌入的基础上再嵌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整体的框架之中。只有各个次国家民族意识之中都包含着对他者的尊重、包容、互嵌，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而有序的认同嵌套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结构性支持。
通过构建认同嵌套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存在很多挑战，但并非是毫无基础的。近年来在我国民族事务工作中强调较多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都蕴含着构建嵌套关系的因子在内。在推进这些实务性工作之时，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明确的理念，即避免造成不同层次民族意识的冲突，努力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次国家民族意识的涵盖性嵌套关系。
三、简要的小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因此从心理学社会认同的视角去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意识的关系。文章作了一种尝试，并未全面运用社会认同相关理论，而只是引入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与相互群际差异模型这两个涉及认同关系处理的心理学模型。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民族意识会催生内外群体的划分及民族边界的突显。民族意识如果超越了一定限度，就会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造成负面冲击。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基于这一认识，强调应在内部结构复杂的群体中培育一种涵盖所有次群体在内的上位认同，从而在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而相互群际差异模型则从认同威胁的角度指出，民族意识具有维持民族群体独特性的基础功能，试图压制民族意识的努力不仅会恶化族际关系，还会引发对上位认同的排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实践中，应该在尊重次国家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努力将其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与相互群际差异模型都设定了多群体共同生活的现实场景，并且都是社会认同理论与群际接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二者在初始设定和立场取向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貌似冲突，如前者偏向于上位认同而后者偏向于次群体认同，但事实上二者从不同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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