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内媒体上陆续开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话语构建”。如果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今年刚好是40年；如果从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算起，那么改革元年也可以说是1979年；如果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算起，那么起点早在1976年。应该说，“改革时代”的起源是一个历史关头，没有哪个单一事件可以作为它的单一起点，它带有多点、多头、多重的特点，是某种更为深层、持久的历史运动的契机，是一个历史转折的萌动时刻。
今天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人已不知华国锋是谁，但华国锋主政时，为推进“四个现代化”，采取过一些按当时眼光看尺度不小的开放措施，比如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成就、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自由度的推崇和借鉴；又比如大举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所谓“洋跃进”。当时制定了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口号是“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与此同时，许多中外文学、艺术、学术名著大量系统重印，经典电影解禁，文艺演出和广播电视节目日渐开放，大学恢复招生，学习气氛日渐浓厚。所以1976–1979年这三年时间可以视作一连串准备活动或预热活动，构成完整的“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的潜伏期或“前史”。一方面，这个前史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新时期”，所以邓小平以副总理职务行党政军最高权力在国内外都被视为名正言顺；另一方面，这个过渡期也同毛泽东时代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来了。而早在7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退出了冷战体系，同美国取得战略缓和，甚至进行一些方面的战略合作，也同美苏超级大国之外的西方阵营，即所谓“第二世界”（西欧、日本）建立了比较正常的经济技术交往。在更为关键的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1949–1976）奠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建立在国家主权和工业化基础上的完整国民经济布局的基础，为后3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里的竞争和发展准备了物质和制度基础。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人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这个基础的重要性。
在起点问题之外，这“40年”的大叙事框架在学理层面也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我对1979年以来“改革时代”三个十年间的文化思想发展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前两个十年的研究早已成书，目前正在完成有关“第三个十年”的专著。我的感觉是，这三个十年构成了一个历史写作（historiography）意义上的单位或整体，甚至可以说，经过这三个十年，当代文化思想史意义上的“新时期”或“改革时代”业已终结。后面的历史时间和历史经验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显示出与头30年不同的构造、问题和外观特征。所以，如果一定要以“40 年”为单位谈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共和国历史，或许以“30+10”的方式谈较为容易把握。
这三个十年也不都能以数字意义上的十年为单位，比如 “第一个十年”若从1976年算起，就长达13年，如果从1978–1979年算起则正好是十年；“第二个十年”从“80 年代”的终结开始算，以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收尾，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时间长度为12年，其中包括从1990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间为期三年的过渡期。若从过渡期完成的1992年算起，则大致是一个完整的十年周期。“第三个十年”从“入世”开始，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论家看到，这个事件其实比美国遭遇“9·11”恐怖主义袭击后投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更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这个十年跨度，若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为终点，就是9年，若以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则为期11年。
我觉得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后，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开，出现了3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和气象，严格来讲应该同前面的三个十年做一个区分。这种变化预示着一种深刻的转向还是一种新的综合，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哲学和思想所做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总结和分析业已发生的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历史阶段“终结”了，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完整地把握它。而当一个时代正在展开的时候，人们在历史运动当中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是一个感觉、行动和信念的问题，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认识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在“回顾”的姿态下应该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三个十年”的范围里。2012年以来的六年，虽然时间也不算短了，但似乎仍属于正在展开的“当下瞬间”，所以尚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
当回顾和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把它作为一个整体阶段来看时，我觉得最关键的总体性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一是这个整体阶段同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性质的关系；二是它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其制度、行为、价值秩序的关系。在界定和调整这两个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中国历史行动的主体并不是存在于真空或一张白板上，而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既为集体性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也带来了种种限制，决定其实践、理论和想象的边界。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里看，这三个十年作为一个“范式”可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与此相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正在展开的时代或许可称之为“后邓小平时代”。必须看到，我们谈论“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内部的分期和复杂性。
我自己阅读和分析改革30年文化思想历程的具体方法，是以“十年”为一个单位，在此范围里做多学科、跨媒介的断代研究，通过对精心筛选出来的文本案例或思想论争的细读，力求找出其中关于整个时代的总体性问题，包括审美风格、思想难题和政治理想里面的矛盾及其“对立统一”。在语言、艺术作品和思想话语论争的微观分析层面上，我把我的方法称为“批判的政治阐释学”，即从文本的形式、概念、风格、叙述手法出发，通过持续深入的语义分析和结构分析，达到对特定历史时代的内部意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深度解释。不过从历史的维度看，这种阐释性、批判性的断代史写作，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某种“当代生活的考古学”色彩。用更传统一点的讲法，我的研究也可算是变动中的当代中国文化—治精神状况的“意识的经验学、意识的形态学、意识的现象学”建构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胎记，包含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阐释理论的大规模吸收，也反映了我本人90年代留学期间所受的专业训练，但归根结底，这种方法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生活自身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这里所谓的“意识”或“精神”虽然带有强烈的黑格尔气息，但仍然植根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共同经历和具体经验，包含了过去30年里我们对文化自觉、政治自觉的追求，包含了我们为理解中国的深刻的历史变动而做的知识上的努力，也包含了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我想强调的是，尽管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但它的问题指向始终是集体性的，换句话说，这个“意识”或“精神”的主语从来都是“中国”；不管它如何不时地陷入专业化术语的泥淖，它的内容始终同当代中国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创造领域里的集体性经验息息相通。
下面具体谈谈这几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1976–1979；1979–1989）与“现代主义”
所谓“80年代”这个十年的关键在于，很多大方向，乃至总的方向，是这个时候确定的。从1976年到1979年这个“三年调整期”一般被忽略，但是其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文艺、文化思想等方面看，8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议题不尽相同，但在后来出现的80年代知识分子“自我经典化”过程中，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个前半期的讨论和研究相对薄弱。比如我自己的知识准备、学术训练乃至早年的思想兴奋点和审美趣味，都使得我更关注那些当时看来比较精致、比较经得起形势分析的所谓现代派或实验主义作品，但这种作品成气候基本上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了。“朦胧诗”当然更早一点，但“现代派”引起国内外关注，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场，在专业性、社会性讨论中压倒比较僵化陈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应该说是80年中期的事，因为它需要知识上和体制上的积累和准备。但在今天看来，把80年代文艺、文化和思想研究局限在种种“新潮”范围里是一种思想和历史上的局限。这也是我对自己的80年代精神史研究感到不足或遗憾的地方。或许这个遗憾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更年轻一代（比如我们的学生们）学术上的成长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获得比较系统的弥补。比如纽约大学东亚系谢俊就研究80年代前期，他现在已回清华任教，可以期待他博士论文作为专著出版后对80年代研究领域的精英主义、“世界主义”和唯美主义偏颇作出一定程度的矫正。
尽管内部分期上有这样的复杂性，但80年代总体上还是有一种鲜明的气质和方向上的一致性。我这里想强调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原动力”为它提供的一种强大的价值定向性和社会共识，不妨称为“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文革后”效应。当“文革”随毛泽东的去世而终结，中国人一步步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发现了记忆或想象中的20世纪50年代这个“黄金时代”；发现了按部就班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常态，特别是其中关于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常规通道，比如通过高考上大学；知道我们错过了“绿色革命”，错过了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的起飞期；看到了日本“新干线”、看到了休斯敦宇航中心；意识到自己在人均收入上几乎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这种从迷梦中醒来时所感到的“觉今是而昨非”的紧迫感，构成了又一次“时间开始了”（胡风语）般的历史断裂和历史重启。围绕“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乃至整个“思想解放”运动，都在为摆脱“文革”、摆脱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意识形态阴影做舆论和思想准备。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革”都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零点”。一方面，以此为基础的价值定向和社会共识（特别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共识）， 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观念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后文革意识”也因自身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的局限性和简单化倾向，为整个“改革40年”进程带来种种思想上的迷茫和行动上的困扰。
这些迷茫和困扰随着时间的展开逐步变得清晰化，但在“第一个十年”期间，总体的氛围是乐观进取、生机勃勃。所罗门瓶盖打开后，里边种种可能性都会被释放出来，但在刚刚打开的时候，人们直接感到的是压力的释放所带来的个人和社会能量的爆发。所以，今天人们说起80年代来，更多地带有一种怀旧感。
但如果排除感伤主义的成分，我们今天在回顾80年代时可以看到，那种所谓“民间的”“个人的”“西化的”“世界主义的”“向前看”或“未来指向的”新世界想象，无一没有党的政策和国家体制在后面推动。所以从单纯的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最主要的特色恐怕应该是“官民合一”、上下一体，换句话说，是在由“后文革意识”从负面界定的改革共识统摄下的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及精英与大众的高度整合。从“朦胧诗”到交谊舞，从“包产到户”到现代美术展览，从个体户到大规模译介西方学术经典，都有“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和赞助。国家的目标和普通人的追求高度一致，所以改革共识绝对不是空话。体制内部的开放和活力形成对全社会积极因素的吸纳能力，是弥漫在80年空气中的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这也说明为什么1989的政治风波以后，所谓 “党内改革派”和“民间外围力量”一旦同国家体制脱钩，就立刻坠入普遍的失落、郁闷、绝望境地，很多人去了海外或几年后“下海”经商，文化知识界各种“80 年代精英”圈子一时作鸟兽散，总体上没有能够把“第一个十年”在知识、文化、思想观念和人员组织上的积累和影响成建制地移交给下一个时代。
这就需要连带谈到一个问题。在今天的怀旧式回忆中，80年代似乎是一个百无禁忌、非常自由的时代。但事实上，按今天的标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都管得很严。一方面，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人员、思想、组织和做法都在。另一方面，在党、国家和社会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的过程中，来自“左”的和“右”的挑战都直接而尖锐，政策上的应对也都带有立规矩、建“先例”的意识，通过比较明确和严厉的措施为改革开放的主航道做出标记。纵观整个80年代，我们看到叫停“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运行始终没有放松。在经济上虽然倡导改革开放，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的并存，市场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仍然生活在由国家支配的社会空间里。80年代精神气质其实恰恰离不开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组织等关键领域的具体的在场和作为，因为是后者为这种精神气质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资源上的支持、精神上的鼓励乃至物质上的奖赏。举个例子，80年代大学生具有“精神追求”和“精神自由”，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时候年轻人思想更开放、更富有探索精神和进取心，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大学教育免费、毕业时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应该说，“第一个十年”的精神自由和积极进取是真实的，但这是同国家主导的历史走向和观念框架高度一致的，是那种全社会范围里的共识与合力的一部分。
回顾“80年代”中国文化意识的集体历程和历史遗产，非常核心的问题是重新认识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全社会的共识与合力的基础。邓小平担任领导核心时代的基本路线，现在看来其实是所谓的“两手硬”：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要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硬，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无论从历史经验看还是从政治学逻辑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在党和国家控制、保护、引导下的改革与开放，其目的是强化而不是弱化党和国家对整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组织、管理能力。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途中，党和国家不会也不应该退场，而是应该继续作为这一过程的真正主导力量和精神能动性源泉，发挥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作用。 在今天以怀旧的方式去谈80年代有多么自由和开放的人，谈的其实是一种想象性的一般的自由和开放，而不是“第一个十年”里那种特殊的个人能量和集体能量的有组织的定向迸发。从这个初始的坐标看，每当我们寻求“改革开放”的再出发，我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邓，而不是回到毛。几年前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曾谈到邓小平如何作为毛泽东之后第一位真正的“主权者”，又一次明确了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外之法”，在修正和搁置毛泽东时代具有宪法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的同时，使得毛泽东的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改革开放40年”历史阶段的政治哲学内核。
在过去三四十年过程中，这个内核时而显白时而隐晦，但它的明确无误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80年代”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特征。比如它的精神气质在外观上是“向前看”“向外看”的，但在当代中国更为深刻的自我认同的寻找和建构意义上，“第一个十年”又何尝不同样是一个“向后看”“向内看”的时代：看毛泽东的中国、看五四以来的启蒙和新文化、看整个追求“富强”的近代史、看作为“现代性”对立面的“传统”，以此为参照系探索和思考自己的下一步和未来。
“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第一个十年，为一种补偿式的追赶心态和学习心态所界定，因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积极、乐观、肯定的精神气质；从今天看也不无肤浅、简单化、片面的遗憾。放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看，这也是冷战的最后十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整个西方世界以含情脉脉的眼光看着中国，张开双臂欢迎她加入“国际社会”、加入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当时中国的经济体量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技术落后，GDP排在意大利、加拿大之后，人均收入更是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除了苏联“霸权主义”的进攻性政策对中国形成了局部的、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威胁和压力，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可以说风平浪静，有利于国门的逐步打开。
应该说，“80年代”如今留给人们的记忆主要是这个十年在“思想解放”上带来的新气象，特别是在文艺、文化和思想领域各种“新潮”“实验”和“论争”。至于这些新潮、实验和论争本身留下什么样的艺术经验和学术思想遗产，反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我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1997年英文版，2014年中文版）里把这个当代文化史上的阶段放在“现代主义”的总标题下分析，并不是因为80年代的文学、艺术、电影和学术思想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取得了何等成就和地位，而是试图借助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这个分析框架对一个历史转折时代作一番总体性的描述和分析。也就是说，8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品，包括以北岛、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以余华、格非等人为先锋的“实验小说”，以陈凯歌等人为代表的“第五代”“新电影”和以甘阳、刘小枫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青年哲学阐释学流派，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涵盖这十年间的文艺文化思想主潮、或代表着这十年间的最高成就而被选为细读和理论性分析的对象。实际上，在不同的领域里，我们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外”：比如文学领域里王安忆、莫言和“寻根派”作家的创作（他们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都不亚于甚至大大超过了“朦胧诗”和“先锋小说”）以及思想领域里的李泽厚等。集中选择80年代后期带有鲜明“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品作为改革时代中国“精神现象学”经验材料和自我意识表述样本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这些作品同整个时代的历史经验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可以借助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使用的简单明了的表述来说明“现代主义”历史范式的基本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现代化指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变化，那么现代性指的是与这种物理上的变化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经验，包括法律制度、社会组织和行为规范；而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则是基于这种物质环境变化和社会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文化愿景”、精神面貌和风格创意。
显然，“后毛泽东时代”第一个十年期间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经验都带有强烈的追赶型现代化特征，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气质、哲学思考和审美想象更是进一步复制了这种现代化努力带有的紧迫感和兴奋感，将之内在化并转化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时空压缩和时空跳跃。无论出于突破墨守成规的文艺思想体制的需要，还是受到20世纪世界文艺特别是西方文艺主潮的影响（它本身构成了文艺和文化领域内的“补课”和“追赶”心态），80年代文艺的特殊的时代意味和趣味指向无疑都具有某种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实验主义特征，其审美、形式创新、概念方法论构造等文艺和哲学“内部关系”建构的外部参照，无疑是业已经典化的20世纪欧美现代派作品和哲学流派，这也是它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和思想史其他阶段的区别特征；否则人们可以争辩，即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也可以说属于广义的“现代派作品”。作为当代文化史阶段的“80年代”在其“文化愿景”和风格追求上具有西化和现代派特征，刻意追求同“世界文学”“现代电影”和“现代性思想”经典表述体系接轨—特别是海德格尔、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思想具有批判性和颠覆性的理论体系。就80年代文艺思想观念和自我观念的内部风景看，最具刺激和吸引力的概念则是个人天才、自律性、形式创新、审美强度、哲学概念的深度或“存在底蕴”之类的未经批判的假设性范畴。以这样的作品文本或意识形态构造作为 意识的形态学、经验学、胚胎学研究基本材料，目的自然不是办一个黑格尔所谓的“哲学史上的谬误陈列馆”，而是试图在历史经验的二次性形式创造和概念建构中，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生产性和幻想性同时做出批判性的分析，也就是说，既把它作为正面的、创造性的、将自我对象化的、客观的知识来分析研究，也把它作为某种时代性执迷的征候，当作自我神话和意识形态偏见来分析，从而把历史叙事“介入”的切入点和批判的距离感都明确化、具体化。
“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故事归根结蒂讲的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何等程度上达到了国际标准的现代文艺和现代思想标杆，而是他们在向往、追求和实验性建构一个哪怕是想象中的现代派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寻找到、组织起、表述出什么样的社会能量、文化资源和历史想象力–创造性。但如果这种能量、资源和想象力–创造性是中国现代主义的真正内容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它的历史实质乃至革命性的造型能力相当程度上来自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验，而“改革开放”不过为这种深层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自我表达创造了外部条件，为它浓缩、压抑的经验记忆和政治能量提供了滞后性表达的可能性。共和国早期（“十七年”）的教育和文化特权、“文革”时期的激情、混乱和幻灭、“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知识上的空白和经验领域的扩展和多样化、所谓“红卫兵心态”所暗示的反权威、天不怕地不怕、追求为最高的真理和信仰所指引的行动，都在这种延期爆发中得到了形式上、审美上、叙事组织和概念建构上的补偿和升华。上述经验造成了巨大的知识饥渴，知识空白，生命时间损失感；蹉跎的岁月，虚掷的十年，幻灭，怀疑，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可是一旦80年代可以为这个真空找到一个形式的时候，这个形式好像自动把那一段时间缺失的、或者是被个人意识屏蔽的历史经验又重新吸收了进来。
历史地看，支撑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美学成就的心理能量、政治激情、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一个迟到的表达回归。这是一场典型的借尸还魂：这个尸是西方现代派的尸，讲得文雅点是一件外衣；从审美的“感性外观”或哲学概念的理论建构看，80年代的作品多是一些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比如“黄土地”“红高粱”），并没有太多的创造性。这是一种双重的摹仿，在空间维度上，具体讲在形式创新和审美游戏上，它摹仿了一个更“现代”更“世界”的艺术建制和哲学建制，但在自身“政治无意识”的表达和叙述上，也就是说，在时间维度上，80年代文艺和文化思想讨论却在象征和“自律性”层面摹仿了新中国前30年历史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创造性和内在韵律。通过把政治元素变成艺术符号，通过政治行动中积蓄和扭曲的集体经验“解码”到审美和哲学领域，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通过种种高度个人化的虚无、怀疑、批判、颠覆、断裂、跳跃、狂欢的形象，成功地把当代中国集体经验里蕴含的乌托邦渴望和“不破不立”、创造历史的主体意识传递到现代主义的“普遍性高级文化”的符号 编码体系中去，从而也在意识形态层面配合完成了现代化国家和全社会的期待和目标。所以即便80年代文化人在各自的领域和话语场里都追求个人风格、不惜标新立异，刻意同国家建制下的文化生产标准保持距离，但他们一旦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形式自律性”，在这种来之不易的“自律”和“自由”范围里，谈的仍然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等集体性话题，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个人探索的主体性等同于集体行动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最为集中地体现了80年代精神世界的矛盾统一体，是当代中国现实的一种曲折的、高度浓缩的、大体符合“现代艺术”和“现代哲学”技术工艺标准的编码和再现。综上所述，在文艺、文化和思想领域，我仍旧坚持把“改革开放40年”的第一个十年称为“现代主义的十年”，尽管在史学材料编纂的意义上，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写法。
第二个十年（1989–1992; 1992–2001）与“后社会主义”
“90年代”以同上一个十年的突然断裂为起点，随即“国际大环境”发生戏剧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西方“不战而胜”赢得冷战，宣布“历史的终结”。在思想文化上，这个十年是一个低迷期和盘整期，中国社会从上一个十年的激动和1989年的大震荡中逐步恢复，同时在变化中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道路，思考一系列为“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派”所遮蔽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革命/告别革命（“重回19世纪”的问题）；现代/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和超越的问题）；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文化认同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对立不再是思考普遍性问题的决定性，甚至唯一的框架）。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标志着“90 年代”的开始，伴随着经济领域恢复活力，文化思想界也渐渐复苏。但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习惯性地把1992年以后经济领域里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称为“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毋庸置疑，这个过程并非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国内市场自然而然的占领，而是由国家主导的体制性变革的结果。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本身是国家干预调控培育的产物，同政府有着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乃至从属关系，其“自由”是不折不扣的“被保护的自由”。一旦这个市场因素和私有制因素获得合法性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它们就作为一种半自律的力量，一种“间接权力”（霍布斯—施米特）在国家和国家笼罩的社会空间内部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冲击。自由交换和自发性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是“内置”于整个社会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或市场因素也一般性地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但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则对既有的社会肌理和国民经济建制形成一种席卷性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文化部门，就是作为价值导向和追求目标的市场化、商品化、大众化。比如北京大学拆了南墙改为商店。在全国范围的经商热潮下，80年代大批集中在文教部门、科研部门、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分流”到市场经济领域（所谓“下海”）或出国。留在学院和文化部门的人，则面对收入低、条件差、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被边缘化等问题，士气低落。直到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江泽民讲话提出“985 计划”，国家才开始对教育和文化事业予以扶持。
90年代，市场化在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带来震荡（比如数千万人规模的“下岗潮”、一些工业部门奉行中外合资、“市场换技术”带来相当数量老企业的消失），但零余的80年代文化思想界总体来说对这个变化已经没有了回应能力。总的来讲，这十年间是一个不断应付来自市场、来自世界一波接一波的震惊和挫折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在退却和“抵抗”中试图为自己筑起一道又一道防线和壁垒，基本姿态是守势，是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领域。从发生在上海、具有一定全国性影响的“人文精神讨论”，到北京一些“民间学术”同人团体和刊物的出现，到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和电影导演转向“讲人生故事”，到批评界在“后现代”标签下对“民族”“国家”“大众”“消费”“日常生活”叙事和影像制造的肯定，无不带有这种重新寻找社会存在的确定性、寻找话语表述的稳定模式、从而为个人和集体划定新的社会立足点和思想立足点的色彩。
谈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邓小平曾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国际大环境”指苏联的终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冷战结束，中国成为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和中国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伴随而来的是由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不同而发生的常态化的意识冲突。90年代，一方面中国寻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经济上向世界市场并轨；另一方面则不断有挑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件发生。从1991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高精尖武器的展示，到1993年中国申请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被西方国家集体阻击、1996年台海危机（其间美国曾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接近台海）、1998年北约通过军事干预肢解前南斯拉夫期间“意外”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对是否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等，这些事件都是这种外部环境的标志，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伴随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和矛盾。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尽管1989年风波后的严格 控制在具体或象征意义上并没有完全解除，但历史形势的巨变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仍旧为这个十年带来了持续的争论和活力。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保守”争论、文化理论领域里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争论，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争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争论，最终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构成了这个十年基本的回忆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大多跨越狭义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分野，而是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方向的共同认识或迷茫。比如在同样信奉现代化理论和“启蒙”立场的人中间，对“现代性”和“后代性”的不同看法可以导致尖锐的对立和争论：认为中国现代化和启蒙进程仍任重而道远的人，对“后现代”概念嗤之 以鼻；但认为“现代性”概念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经验和道路的单一化、线性化、西方中心论的处理，是一件观念的紧身衣的人，则试图通过对“后现代”概念的讨论，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寻找更为多元、开放的理论参照系和价值前景。又比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却有相似性，即认为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两者相对于“新权威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戒心和知识上的蔑视。单纯就学术性和理论性而言，这些争论本身未必令人满意，但它们仍旧构成了一份当代中国思想生活的社会学资料。令人玩味的是，在所有这些争论中，国家或“官方”基本持中立态度，并未过多介入。这同国家对经济领域里多元生产方式并存的现实保持超然、非政治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相似性。换句话说，一个逐步走向“全民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已无需对“自然生成”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裂和矛盾做出政治性干预和回应，而只需在“治理”和“仲裁权”的意义上保留权威性。这也同邓小平著名的“不争论”原则保持了某种一致性。
对90年代或“第二个十年”的基本分析，必须包括对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界如何回应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及其意识形态攻势做出某种批判的、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描述。与这种排他性、自我肯定的“普遍性”相伴而来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如何处理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差异化和分裂倾向，如何在退守进种种“特殊性”范畴的同时，参与“普遍性”议题的建构，从而为自身历史正当性建立完整叙述，作出正面辩护。所以我以《全球化与文化政治》作为我研究“第二个十年”的专著的书名。此处的“文化政治”同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里面进一步展开的文化政治概念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在政治哲学和文明论层面上讨论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而前者则是具体特指面对冷战后“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这两个挑战，中国社会仓促间所做的一系列思想和认识上的调整。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是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中文版出版时用“全球化”替下了容易引起误解和不必要争议的“postsocialism”一词，但后者这个只能被硬译为“后社会主义”的词的意思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中国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经过“文革”的极点转入“改革开放”阶段后，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现代性”（它本身是“现代性”的更高阶段）条件下，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继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版本。在这本书的导论中我写道：
中国现代性并没有消失在后现代性之中，而是与后者交织在一起—无论人们怎样用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消费社会时代还是全球化如此种种多变的名号来称呼这种“后现代性”。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即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它也并没有消失在全球资本主义所定的新的普遍性之中。相反，中国社会主义嵌入在后者里面，通过自己与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繁复的协商，决定了自身的半自主性。它将后者看作自己的自然环境，但是并不视其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构造。（《全球化与文化政治》，2014年中文版，第15页）
“后社会主义”不是不要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状态本身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后者结构性矛盾中寻求变革和较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的实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带有深刻的复杂性和模棱两可的色彩，因为中国经济事实上是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化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竞争和增长的，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内部构成来讲也是一个混合经济，包括所有制、雇佣关系和劳动组织方面不同的、甚至意识形态上对立的体制的多元并存。这种混合的、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验，具有明确的理念和意志，即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在这个社会劳动组织系统最终释 放出更为强大的、具有创造性和人类的全面解放意义的生产力和价值之前，它事实上只能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和文化实体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文化意识形态格局之中，同其他并存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优势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系统处在“和而不同”或“和平竞赛”的关系之中。在80年或“第一个十年”期间，这个复杂的处境和站位并不需要中国人过于费神，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普遍性叙事框架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奇特地找到了重合点或共识。换句话说，在这个初始阶段，“改革开放”的意义是两个普遍性意义框架共同给定的；“落后就要挨打”和“告别革命”不言自明又无需言明地合二为一。
纵观整个90年代或“第二个十年”，“中国往何处去”和“世界往何处去”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迫使中国国家政策和主导意识形态必须将这种差异和矛盾内化、吸收在自身的矛盾统一体中。这种统一性不但是针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结构性紧张，而且也针对外部环境。后面一种针对性在整个“90年代”过程中表现为对外保持低调，在国际政治上奉行“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政策，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图通过中国经济同世界市场的接轨，对内保持增长，对外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赢得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在全球性“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时候，中国国有经济制的基本框架和自主性大体上得以保全，避免了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震荡与毁灭。在此经济基础之上，民营和私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在一个大体上相当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上为中国发展模式带来了不同的期待和想象。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以王绍光为代表的“国家能力”论述；以崔之元为代表的“以俄为鉴”的“理论创新+第二次思想解放”论述；和以费孝通—甘阳为代表的“乡土中国”论述奠定了90年代中国“新左派”知识阵营的基本轮廓。这个思想界旗帜或标签下各种思想观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拒绝唯西方马首是瞻，通过经验研究和理论辨析打开新的思路和眼界；特别是通过西方思想内部种种批判性的自我分析，来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理论创新寻找新的平台。与90年代知识思想论争场域里的其他立场、话语、流派相比，“新左派”无论从知识兴趣和学术视野上看，还是从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理论创新冲动上看，都是同80年代文化热期间的“批判的阐释学”传统最为接近的一派，也同90年代凸显出来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形成某种或隐或现的呼应之势。
与“新左派”针锋相对的则是所谓“自由主义”立场。这个流派的主体构成包括所谓“党内改革派”及其周边“知识精英”、认同西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制度接轨论者（即后来所谓的“带路党”“推墙党”）以及照搬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观点的中国版“震荡疗法”鼓吹者。应该说，虽然主观上讲中国“自由主义者”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西方主流自由主义价值和理论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但在实际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光谱和理论视野比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要窄得多，其主要兴趣在于通过简单的“好与坏”“善与恶”“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禁锢”的对比，将一个理想化的西方现实作为一个抽象的范本， 急切地希望移植和照搬。所以在社会变革的政治学理论意义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温和渐进派而是急进革命派；不是宽容的平等的辩论方而是以绝对普世真理自居的传教士。作为政府和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自由主义言论自有其博得人们同情或起码是谅解的地方，但在知识上、学理上常年在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低水准上徘徊，在政策和政治领域更是难以获得任何具体实际的效能，基本上只能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存在，标识出当代中国社会内部的认同的分裂。
90年代文艺文化思想领域的成就总体上比较浅显粗糙，表现出剧烈转型期的茫然和匆忙。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亮点”是民族主义、大众消费趣味、日常生活在表象层面的浮现，通过形象、故事、评论和争议构成“第二个十年”的一道风景线。对此，80年代遗留下来的文化精英从“左边”和“右边”都表示出极度的不满和不屑，但知识精英的否定态度丝毫也没有能够压制或左右这个趋势的蓬勃发展。事实上，民族国家、消费大众、私人生活恰恰是作为有关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历史规律、以“升华”和“创造”为核心的精英主义高级文化和推崇集体性、公共性和服务奉献精神的社会主义生活哲学的替代品而出现在当代历史舞台上的。在文艺生产领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比较成功的、赢得国际国内广泛赞誉的作品，大多能成功地调和矛盾、搭配这些不同的社会基本要素。比如余华的《活着》、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当然，80代他们就都已崭露头角了。
90年代是一个艰难的转折期和爬坡期，能够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平稳走出来相当不容易。面对如此紧张的局面，仍能够在文艺思想、文化政策上保持相当程度的开放、宽容和灵活性，在今天看来更是了不起。“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文化思想生活，虽然不如上一个十年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历经时代的巨变劫后余生，仍能够缓过气来、大体上自然地回应和反映社会历史变化，并随着中国经济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发展和发育，随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逐步形成了自己内部的积累、脉络和走向。
第三个十年（2001–2012）与“中国道路”
第三个十年可以说是前两个十年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所谓“更高”，首先是指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从2001年“入关”起，中国经济接连追上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而且在几年后（2014年左右），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之后经济体量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这十年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2001年起将要精力转向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2008年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巨大震荡，客观上给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内政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折腾”等政策在客观上也与这一轮爆发式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相适应。在经济飞速成长和大环境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借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外界因素的刺激，中国人的集体自信得到了空前的恢复，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乃至“中国梦”这样的议题表明，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已经开始在“文明”的层面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认识自己同普遍性概念的关系、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经过20年的努力，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产品大举进入世界市场，首先表现是低端产品，此后迅速在产业链、价值链往上攀升。很快人们就发现，进入世界竞争体系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廉价商品，更是覆盖整个产业链的中国制造业和组织这个世界上最庞大工业生产体系的政府，最终是作为当代中国人终极形象的劳动者大军。所以我研究 “第三个十年”的方法论，是从摹仿、表现、再现、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的范畴出发，去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文化思想领域对“行动中的人”的系统摹仿和再现。摹仿（mimesis）是“摹仿行动中的人”，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对艺术和艺术所表现的现实之间关系的基本定义。这种方法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方法的运用。
所谓“行动中的人”就是人的历史性实践，包括生产实践和政治实践，它们一同构成了当代中国这出戏剧的最基本的“动作”和“情节”。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后，我们回溯性地看到，正是中国人的集体劳动塑造了并正在塑造着当代中国的历史世界和生活场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心理动机、语言表述、情绪律动、想象方式总体上是这种生产活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表象”和“再现”。这一观察视角和分析对象的调整，也是对前两个十年间文艺文化思想活动呈现给研究者的方法论问题的一个修正。“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生产，除了对当时政策和社会情绪的直接回应（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或简单的“政治波普”样式的材料拼贴（在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圈子一度盛行）外，在自觉追求“艺术规律”“学术规律”“理论创新”方面，总体上带有某种幻想和“超前” 特点。所谓“幻想”指的是在某种现代化未来学想象暗示下对所谓世界性、普遍性的主观投射、认同和自居；同时，这种幻想风格也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过去（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造成的历史虚无和价值真空之中，表现为对某种绝对人性和个性的孤立而盲目的膜拜，以及对任何“新事物、新观点”的无批判无分析的接受和赞赏。在这样的价值空洞和意识形态幼稚病基础上能搭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和思想作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谓 “超前”，指的是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包括其可能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以“觉醒的个人”和“创造性天才”的身份在某种“更先进”“更高级”、更为一个想象的西方所接受的文化体制和审美—哲学脉络中去炮制“中国故事”“中国影像”，营造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形式自足体。不能不说，这是整个“中国现代主义”和“自律性”风格的一个软肋，使之始终难以摆脱形式主义、抽象晦涩、主观性和高蹈特征。这种倾向在主流现代化、发展主义论述里的表现，就是想当然地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宗教狂热般的态度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而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无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理基础、政治正当性以及政府和社会政策在生产领域和民生领域的重要性。
如果说前20年中国经济的绝对落后和相对落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地把自己的头脑嫁接在一个想象性的“世界文明主流”上去思考，那么在“第三个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史诗般的增长”曾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想活力的真正的源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新的生产能力、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自主创新能力。而这一切在整体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也为在知识、思想、艺术、审美层面上感受、观照、分析和表述中国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实质和历史内容。它让我们看到，真正改变中国的既是组织在中国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的普通劳动者，也是作为这个系统能动因素之一的那个“看得见的手”，中国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的管理者。他们一同构成了那个集体性的“行动中的人”，他们的动机和动作构成了“中国故事”的最基本的情节。这个情节在前20年处在隐晦边缘的状态，但在第三个十年则作为故事的核心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所以毫不奇怪，在“第三个十年”中，长篇小说、多集电视剧和大型表演（比如各文化古都和旅游胜地打造的“印象”系列）成为文艺创作中最为抢眼的样式。80年代曾经有人呼唤“史诗”，评论界指责文艺创作“对不起我们的大时代”，但史诗千呼万唤也没有出来。到了“第三个十年”没有人再谈这个问题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在房产、股市，但真正的关于“改革开放时代”及其前史的大叙事出现了。 我目前正在完稿的对于这“第三个十年”的研究集中处理这种长篇巨制。2018年春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表象”讨论班，课上集中讨论了《兄弟》（余华）、《生死疲劳》（莫言）、《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天香》（王安忆）等长篇小说；讨论了西川的汪洋恣肆不拘一格的诗歌创作；也对《大工匠》《士兵突击》《潜伏》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9年六十周年国庆阅兵式的影像资料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这几部小说在时空跨度上都很大，比如《兄弟》上下部写了40年的历史，分别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0年；《生死疲劳》写了从195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整整50年中间的五道轮回；《天香》写晚明上海地区的三代女性把闺阁变成绣坊，在负起大家族经济责任的同时，完成了从“女红”到“商品”到“艺术品”的三级跳；《一句顶一万句》则由“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勾连起了晚清—民国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世界。不过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传记小说或家族史—地方志小说，而是通过语言、风格、结构对当代现实进行摹仿，表现出当代中国独有的动感、创造力和历史可能性。这几位作家虽然背景和风格卓然独立，但都在颇具个性的艺术手法之外，带有强烈的写实和“叙事”倾向和高度的摹仿性。比如《兄弟》里李光头对等价交换及其真实性的摹仿和作者对李光头经验风格和语言风格的摹仿；比如《生死疲劳》里人的意识对动物意识状态的摹仿；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人物对话的“绕”和“码放”对解体过程中的礼俗社会内在的“理”的情感结构和逻辑结构的摹仿；比如《天香》里人物刺绣编织活动对作家本人写作劳动的摹仿。这些小说同它们时代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但丁、塞万提斯、果戈理这样的经典作家同他们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们像是在当代中国人面前举起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外在行为和内在行为的戏剧化、喜剧化的对象化形态。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人和动物关系的混合式寓言表现手法。这50年来的集体经验和个人经历对任何“再现”的企图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是对形式手法技巧的挑战，也是对情感方式、伦理道德、政治判断和历史判断的挑战。显然，在理性、“智慧”和“技艺”层面，当代中国人的准备尚不能说充分，在种种历史问题和价值问题上仍存在深刻的争议的裂隙。于是主人公轮回托生的动物形态，就成为一种特殊有效的感知方式和表现方式。中国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变化太快太剧烈，令人震惊不断、应接不暇、难以消化。“作为一头猪我是清醒的，作为一个人我是糊涂的”；或“作为狗我风情万种，作为人我冷酷无情”的意识的双重性、暧昧型和游移不定，就成为一种寓言性地把握现实、结构行动、表达情感和记录经验的有效方式。它使得作家能够更为自由地去摹仿人在历史中的行动、把实践安置在意识和语言的世界，尽管这要求在意识和语言的形态和结构内部进某种颠覆和再创造。在这样的叙事框架里，历史经验和历史实践的“动作”保留了其生动性和意义的复杂性，从而在语言的艺术作品里复制了历史经验的震惊力量。这种力量决定了作品的史诗性和喜剧 性（黑格尔意义上的喜剧），具有文学语言本身那种解放，那种自如，让语言回到自身世界、找到受众语言人、模仿受众语言人他们的语言、用这样一种共享的语言去像一面镜子一样模仿我们自己的动作，让中国人在文学作品里面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
从文学这个特殊门类我们看到“第三个十年”带来了一种叙事艺术的回归，回归到观照自己。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常的文艺生产一般就是自身集体行动和集体经验的观照。但80年代是拿外部镜子照自己，所以往往自惭形秽。90年代则是拿着一面四分五裂的镜子看自己，难于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到“第三个十年”，这个形象终于出现了。这个形象包括长篇小说中的讽喻形象和寓言形象；流行电视剧里的即时形象或幻想形象；也包括在汶川抗震救灾、奥运会开幕式、六十周年国庆阅兵式、世界博览会开幕式等事件里折射出来的国家形象和集体形象。从这些形象里，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了自己作为实践者的行动、成就和可能性。所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乃至“中国梦”这样的话语出现在这个十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随着这种“中国实践”“中国形象”“中国故事”的出现，知识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者群体中间出现了阐发这种实践、形象、故事中的意义，介入世界性的意义争夺和价值建构的要求和期待。这对于“第三个十年”学术思想的走向，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四个十年”与“新时代”
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换届算，“第四个十年” 始于2012年，迄今只有六年。这六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宣传各个部门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给人感觉是一个新时代、新局面的开始。但在文艺文化思想生产领域，大体上我们看到的仍是上一个十年的延续和发展，比如“中国道路”“中国梦”话题的深入讨论，比如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的认识，比如“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中的回归。随着中国知识界开始在“文明”层面上介入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随着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的当代传统不断向历史纵深开拓，随着中国人平均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我们可以期待有更吸引人、更鼓舞人心的作品出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大学如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中国过去40年做深入、细致、长期的经验研究，应该是中国学术成长的路径。这一切都有待中国学界迈出具体、坚实的步伐。
“第四个十年”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中国文化更为自觉地成为当代中国集体实践和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有效的互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具体内涵，是由经济范畴、政治范畴、文化范畴共同构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统一体的形成。这个统一体的形成必然是一个同各种各样分裂和肢解这种统一体的力量作斗争的过程，其中包括将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文化与经济分割开来的倾向和企图，也包括在各个范畴内部的分割分裂，比如政治范畴内的所谓 “三权分立”，或 经济范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文化领域里的种种形式主义“自律性”“原子式个人”“普世价值” 和唯美倾向。所有这一切都对今后中国文化思想和文艺创作构成了观念上的禁锢、诱惑和挑战。
假定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够继续保持20年到30年，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但将“生产”出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也将生产出全新的生活世界和全新的中国人。在消灭“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包括消灭“农民工”这样的半无产阶级）的意义上，中国正在向一个充分“无产阶级化”的“新人”的国家转变；但这是一个充分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生产组织管理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无产阶级”，也将是一个在文化艺术和思想上富于创造性、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同时带来一种新的价值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主权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文化正当性的辩护将逐步让位于对人类发展的积极实验和正面价值论述；换句话说，中国文艺界、知识界和学术界应该逐步适应和引导一场由“弱势”“守势”向均势乃至强势的过渡。但即便这个时刻早于我们的预期到来，相信中国生活世界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文明得以保持的习俗、审美和道德规范能够有助于为当今世界带来一种更为平等、宽容、合作共赢的格局。而这一切都要始于足下，通过中国劳动者的生产效能和精神面貌，通过中国人在改造现实和改造自我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形象、故事、意义和价值而获得客观世界中的接受与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