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坚决主张大学去行政化的。因为行政化跟大学异质相克，对大学核心价值和安身立命之本起着破坏和颠覆作用。大学一旦行政化，就不成其为大学。从历史上看，大学是作为师生自治社团而出现的。这种师生自治，跟大学承担的知识探索、传承、更新使命，在功能和性质上高度耦合，是大学要坚守的核心价值之一。尽管现代大学组织结构、人员构成趋于复杂，大学的权力结构也趋多元，但师生始终是大学的主体，在学术这个核心事务上把关的只能是以学术为业的教师群体。学校自然有行政事务，不过，相对于师生群体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是辅助性、服务性的。这一点不可移易。而这也曾经是中国大学的传统。中国大学起步晚，到现在也不过百来年历史。却一开始就建立起了国立、私立、教会学校等多种办学体制并存的多元格局。不同体制的大学，基本上都共守着大学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原则——独立、自治、学术自由，逐步形成相应传统。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学在战乱、流亡、迁徙中创造伟业，其风范和成就世所瞩目，堪称世界高等教育史的奇迹。

可惜，多元办学格局经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而毁于一旦；同步的是对大学的意识形态阵地和政治工具定位，为此采取的措施是把大学纳入党政系统麾下，按行政级别划分，进入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这个过程意味着斩断和颠覆几十年的大学传统，埋下了行政化及孪生现象官本位的根子。但传统本身有很强的韧性和辐射性，不仅存留在那一代知识人内心深处，也影响了当时许多非知识界人士。大学传统的残留影响对行政化是一种无形抗衡力量，再则，那个时期行政权在整个社会尚不呈强势，官本位也是存而不彰，大学内部，行政、后勤部门基本上恪守本分，属服务性、辅助性。尽管针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不断对大学造成伤害，但大学的形还在，只要未处在自上而下折腾运动期间，大学总的说来还是读书人的天地而非官府衙门。

恢复高考后，知识荒漠后的知识饥渴，使教师群体研究探索和传播知识的功能重新获得尊重。学校仍在政府管理体系之内，但在那个渴求知识的年代，对大学的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的定位淡化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比较收敛，不像90年代以后频繁干预和插手大学事务。大学内部，教师的主体地位无可置疑，当时氛围下，不可能出现行政后勤僭越本分，弃辅助性、服务性而跃升学校主宰力量的反常现象。大学师生充分利用了当时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为回归学术为中心的传统，重塑独立、自主、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作了很大努力。其间虽有过几次对学术探索的政治运动式打压，那段时间仍然说得上是5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最健康也最有希望的时期。然而，好不容易回归正常的发展过程被打断了。

二

后来发生的大学品质急速蜕变，商业化浪潮对大学肌体的侵蚀固然不可忽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商业化侵蚀这一世界各国大学都要面对的挑战，而是90年代以来对大学严格的政治控制以及整个国家行政权恶性膨胀在大学的投射。在加强控制大学、整个社会行政权独大的双重背景下，原来就存在的跟大学良性发展相悖的那些问题——向大学任命、空降校长，教育部垂直管理大学等——诸种问题交叉影响，发酵、膨胀，背离学府本质的行政化悄然而至，作为一个难堪的事实摆在全社会面前。

以政治控制为至上目标的大学管理体制导致诸多关系的颠倒。应发挥服务、协调功能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支配所有学校，大学被当成教育部下属。教育部大小指令不断，连春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拜什么也在指令范围的教育部，其控制欲令全社会印象深刻。在这种不聪明的显性控制之外，资源分配上作文章是隐蔽却更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它诱使大学不择手段挤“工程”、施展学术外功夫争夺硕、博授予权。几年前北方某大学为争取来年拿下几个研究生点，暑假期间校院两级官员分别几路，全国各地一一“拜访”、“意思意思”来年要投票的那部分专家，而投票专家名单，是事前通过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到手的。跑西南这支人马到成都后，我跟他们有过两天近距离接触。接触中，都是很好的人，想设点的学科，实力也不差。但体制逼良为娼，已成潜规则情况下，他们不“跑点”，别的学校要跑。而失去机会，意味着经费短缺，学校发展受挫。

学校内部关系上，行政部门自我授权、恶性扩张，由此导致的大学内部关系颠倒，是灾难性变异。这种变异下，本该服务和辅助教学的校内行政部门僭越职权支配教学、统治教师。而且，机构重叠、队伍庞大的校内行政政出多门、不断制造无谓“工作”。行政瞎指挥给教学秩序带来的干扰，各大学都无法摆脱。承受损失的，是师生，特别是付高昂学费来求学的学生。学生要承受的损失不仅来自这种瞎指挥对教学的干扰。90年代以来无视教育应有的中立性，大学课程设置上，毫无学术含量的宣传性内容占据大量课时，无论对学生求知还是形成质疑、提问、探究能力都有害无益。但定位越来越趋于政府官员的大学首脑，对这种反教育的课程设置，既缺少勇气也缺少动力去抵制，平心而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想抵制也抵制不了，能不唯上级马首是瞻，对来自党政部门的“指示”闻风而动，而是消极应付，就不错了。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2000年之后开始实行并逐步推开的聘任制，竟也是我国大学朝行政化蜕变的一个环节。聘任制在国外大学，既用于遴选校长，也是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但一经引进就彻底变异。校长不经教授群体遴选而直接由官方任命，每届任期四年。而校内各级行政官员三年一聘，教师由学校一年一聘。这种以校级官员任命制为前提的校内聘任制决定性地扩展了校方权力，强化了教师与校方之间关系的不对等。而整个校内格局，也是进一步弱化了教师地位而强化了行政主导地位。教师，作为大学知识探索、更新、传递功能活的载体，成了最缺乏安全感的群体。这样现状，催生了堪与“中国第一考”（竞考公务员）比肩的中国大学奇观：众多教授弃学术而去竞聘处长甚至科长位置。

三

现在大学行政化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可是无论如何，行政化是控制型教育体制下权力恶性扩张催生的怪胎。大学要想步入正轨健康发展，去行政化衙门化不可回避。然而，正如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去行政化也一样。不良体制的触角既深且多，渗透到社会每一角落，牵一发而动全身。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这看似最容易的一步操作起来却很难。朱清时校长亲身经历了“没有行政级别寸步难行”的尴尬。但“寸步难行”，不是因为去行政化，而是因为近二十多年整个社会的极端官本位和等级化，整个官僚体系价值单一到了极端懒惰和愚蠢的地步，似乎不看行政级别就没法衡量、判断、处理、交流。其他几位校长提到的那些很实际的问题也证明了：固化的官本位体制不仅影响了、而且实实在在支配了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和实际操作。这种现状下，任何回避根本问题的单一解决手段都难以奏效。而要触及根本，这需要在全社会凝聚共识，努力推动。

大学自身也并非没有可作为之处。中国本来就有教授治校的传统资源，大学可以不假外求，回归正途。而这种大学内部的回归性变革，恐怕要靠教师来推动。比如，可以创制遴选校长的程序，通过合理程序在校长的遴选、去留上起决定性作用；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至于大学核心事务，应尽快剥离行政的控制和干预，回到以学术为业的教师群体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