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曾分别向自己的两位导师孙玉石先生和钱理群先生请教过一个问题：如果从作家论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上哪位作家还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记得孙老师的答案是老舍，而钱老师选择的是郭沫若。
钱理群老师之所以选择郭沫若，看重的是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典型性、复杂性和无可替代性。这种典型性、复杂性和无可替代性差不多在郭沫若生命历程中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有鲜明的体现。所以当刘奎设计博士论文的选题，试图研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的时候，我欣然表示赞同，并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刘奎或许可以挖出一个高含金量的富矿。这种预感终于在他的博士论文《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中得到证实。
四十年代的郭沫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体现在，相对于“五四”时期浪漫的文学青年，“抗战时期的郭沫若集诗人、学者、剧作家、革命者、政客乃至传统的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他所理想的人格状态。这种现象本身就对我们的新文学史观提出了挑战，这除了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写作要求我们有更为开放的文学史观外，还在于他的历史剧、历史研究所展开的，新旧之间在抗战语境中的新的对话”。而刘奎需要处理的独属于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更核心问题则在于，“郭沫若如何以这种身份机制应对抗战与建国的时代问题，对于我们面对当代问题有何历史经验”。
正是基于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问题意识，刘奎试图将作家论与文学社会学结合起来，并为他自己的研究设计了一个“主体—表达—时代”的综合维度，进而考察战时郭沫若的各种身份和表达，与时代问题之间是如何彼此展开、相互作用的。而刘奎透视历史中的人物的一个贯穿性的视角，是集中分析郭沫若的“人格形态”，从而直面而不是选择规避郭沫若研究史中的重大议题。刘奎的基本判断是，虽然郭沫若抗战时期各种角色都尽其所能，“但从主体性的视角，他此时的人格形态，依旧受到浪漫美学主体的制约，是一个诗人革命家。诗人革命家不仅为他多元的人格提供了整体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问题和方法”。
所谓的“问题与方法”，在刘奎的研究视野中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郭沫若以诗人革命家的身份介入了抗战时期的革命与建国想象；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机制”，郭沫若的人格形态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因应与回溯了中国文化与政治传统。首先，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深刻介入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和历史进程的“诗人革命家”而言，其核心关怀与诉求无疑是自身的文学表达与抗战建国的关系，“战争浪漫主义一度让他对战争充满了乌托邦幻想，但他最终将浪漫转化为了民众动员的力量、革命主体再生产的条件，从而使浪漫主义从文学的消费转向了社会领域的创造动能”。而更为重要的是，“浪漫”在郭沫若身上不仅仅呈现为诗人情怀，也决定了郭沫若以情感动员为基本方式的政治表达路径，刘奎着重分析的郭沫若“由情以达意”的动员方法、演说的表达方式、“情感教育剧”的美学形式，以及对苏联的乌托邦想象等均可归入此一路径。其次，刘奎也花了大量精力探讨郭沫若诗人革命家的身份机制在战时所得到的传统的支援：“虽然是激进的新文化代表，但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并与革命耆旧、文人名士多有唱和，这不仅是源于‘旧形式的诱惑’，也是基于文化救赎、社会交际的需要。但其独特处在于，他在分享‘南渡’等旧体诗词传统以因应民族危机时，其革命家的历史视野则让他从美学救赎转向了历史救赎。”
也正是通过“历史救赎”的观察角度，刘奎把郭沫若与传统的关联性进一步推溯到“士大夫文化”流脉。在刘奎看来，兼及“政、学、道”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不仅为郭沫若的诗人革命家的人格形态提供了依托，更为其功业或革命理想的实现指示了途径，尽管其在应对政党政治的现实格局的过程中不无曲折。譬如他效法廖平“托古改制”的方式，将孔子思想阐释为儒家人道主义，即可视为郭沫若为革命重塑道统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却遭到了政党政治的非难；再譬如，虽然现实的革命政权也亟须确立新的道统，中共还通过“寿郭”活动将郭沫若确立为鲁迅的接班人，但郭沫若“崇儒贬墨”的文化思路，最终还是导致了左翼知识分子及党内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不满；同时，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又因有“为匪张目”之嫌，而受到国民党的批判。刘奎的这一部分研究充分揭示了郭沫若历史想象和历史研究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也揭示了郭沫若与政党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政党政治由此构成了影响郭沫若战时文化政治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政党堪称是现代的君主，郭沫若要实现革命理想，也需借助于政党之“势”。刘奎写作中的历史感也正表现在对郭沫若与政党政治的纠结关系的辨识：郭沫若对“文艺如何动员民众”的持续的思考，回应了国民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中共发动“寿郭”及戏剧运动后，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写作，开创了左翼文化政治的新形式；而在“宪政”运动期间，郭沫若又以无党派身份参与其间，为“建国”大业积极奔走。“这是郭沫若革命理想与实践的经与权，也呈现了四十年代的历史开放性。”
“经与权”的辩证，是刘奎总体把握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的一个核心而独特的线索。在刘奎看来，抗战时期郭沫若虽有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或政治身份，但对革命却未曾须臾背离。无论是写诗、从政、诗词唱和、戏剧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郭沫若在充分释放他的诸种身份所蕴藏的能量的同时，并未外在于革命之“经”。而郭沫若在各种身份形态之间频繁且裕如地转换，都可以视为作为一个诗人革命家的“权变”。刘奎指出：“这种独特的经与权，是他与其他文化人或革命者的不同处。如果借用狐狸与刺猬这两种知识分子类型来看郭沫若，我们可以说，他看起来像狐狸，但实际上却是刺猬。......对于郭沫若来说，浪漫主义的诗化人格，是他多变的一面，而革命或历史精神则是他的统摄原则。也就是说，他身份上的改变，正是为了因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自我调整，是为了更为有效地介入现实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因此，诗人革命家的身份，为郭沫若提供了切入现实问题的方式，他的诗人、学者、剧作家等不同身份，均可视为诗人革命家在回应时代问题时的具体形态，从而使他能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取得有机关联。”刘奎的这些体认，都有助于深化对郭沫若形象以及历史作用的理解，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历史研究者向历史语境的真正敞开中所获得的一种开放性视野。
正因如此，我尤其欣赏刘奎下面的表述中所体现出的作为一个年轻学人难能可贵的自觉意识：“这种开放性，又为郭沫若等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和历史想象提供了条件。因而，诗人革命家不仅是郭沫若参与时代的方式，也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视角，它开启的是一个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有机状态。这对于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学术的体制化等现象，都不无借鉴意义。”也许，通过郭沫若研究，刘奎自己也逐渐开始找到一个研究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有机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也就有可能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历史想象”的层面，同时历史也通过它的研究者有效地介入了当下的时代和进程，成为当下的研究者以及当下的社会总体感受历史的一个既动态又开放的视角。而这种研究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或许暗含着某种方法论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过往的历史由此获得的是一个动态的主体性，从时光尘封的故纸堆中被当下的研究主体唤醒，彼此在互证的过程中各自找到了表达的有效途径：历史通过研究主体获得表达，而研究者也通过被他唤醒的历史主体获得了向历史同时也就是向未来远景敞开的视野，正如刘奎隐含了内敛的激情的下列表述：“我们之所以重新回到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将他彼时各种身份、表达与时代问题加以考察，并非是要为这个时代增加一个分裂的历史主体，或一堆难以拾掇的历史碎片，相反，我们试图将郭沫若的每一种身份，他的每一种表达，都视为一种切入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方式，或历史内部的一枚楔子，从整体上呈现一个与社会、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的、有机的主体。这是本文的整体视野，也是我们回顾郭沫若的初衷，即为了打捞这种历史经验——尽管它往往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它所开启的可能性，如主体与历史、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值得我们再度回顾。这也是处于‘后革命’语境中的我们，重拾郭沫若的某种不得已的途径。”
刘奎的研究中鲜明而自觉的当下意识也正在此。通过他的研究，郭沫若这一在后革命语境中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真正获得了历史性，也从而获得了当下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研究主体与历史人物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历史人物或许就永远化为“历史”而无法成为后来者的可堪鉴照的历史之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堪称是擦拭历史之镜的工作，也无异于为当今的社会总体提供照亮历史通道的折光，因此，这样的历史研究也是直面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而刘奎对“诗人革命家”的形象设定，也使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郭沫若显示出独特意义，最终事关我们对文学史研究的本体价值的体认。正像刘奎在余论中引述郭沫若在一九四三年所说的一句话：“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这一表述中，“史剧家”也可以替换为“文学家”。虽然史学家和史剧家都关乎“历史精神”，但是在郭沫若眼中，史剧家是在“发展历史的精神”，这种“发展观”或许也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独特的历史研究取向。这也正是刘奎强调郭沫若身上一以贯之所禀赋的浪漫主义的意义：“更为关键的是，郭沫若是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有机体观念、宇宙的目的论等，都从精神和观念的层面强化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精神。”其实，对于一个诗人革命家来说，郭沫若或许并不满足于所谓对历史精神的强化，而更渴望的是对历史精神的“发展”，而正是这种“发展”，许诺的是一个文学家对历史的具有主体性的介入，同时也就指向了历史发展中的现实进程，进而蕴含的是历史的未来维度。
（《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刘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