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不仅对中国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人才培养厥功至伟，而且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新儒家哲学”“逻辑之心”“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等概念和命题，构筑了“新心学”的理论体系。贺麟认为哲学研究应回应时代的问题，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就出于这种考虑。近代中国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经济、文化都深陷危机之中，贺麟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这些危机。他认为必须调整我们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更新我们的知识，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应付我们的危机”。贺麟认为，中华民族要应对如此深重的危机，迎来民族的复兴，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阐释和发展。学者们应该致力于在文化上为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鼓与呼。贺麟在当时指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拥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但民族文化的复兴也当成为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且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之所在；否则，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前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儒学有新的面貌就是他研究中国哲学的初衷。为此，贺麟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

贺麟具有国际视野，心胸开阔，认识到只有真正地、深入地了解、认识、吸收西方文化，“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提升、转化。贺麟既希望保持文化的延续性，又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必须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哲学上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综合研究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思想，才能形成回应当代人关切并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相契合的新思想。贺麟的中国哲学研究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新的发展。在体用问题上，他认为体用不可二分，强分体用为二是体用的二元论，终究导致失败。面临西方文化的进入，贺麟深信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更新自己，获得新的发展。这是中国哲学具有能动性和内在活力的表现。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研究也出于这种考虑。他没有把黑格尔的概念直接拿过来，而是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对之进行改造，同时用黑格尔的推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更为理论化的说明。

贺麟批评“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观点，提倡“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体用观，以西释中、华化西哲，以形成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制、包含丰富异质性的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综合性文化。所以，他所主张的儒家思想也是包括了诸子百家以及国外的信仰、哲学、科学、艺术在内的广义的新的儒家思想，这显示出其文化观的超越性。

针对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心即理”命题，贺麟用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构建出另一种品格的“心即理”，极大地丰富了“理”的内容。“理”是规定经验世界的法则，经验世界中的事物必然遵循作为其准则的“理”。作为衡量经验事物之尺度和标准的“理”并非来源于经验之外，不是来自超验的天理，而是出于经验事物的主体。贺麟构建的“心即理”之“理”被解释为“心整理材料的工具”，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而非仅仅具有道德意义的“理”。“理”从道德领域转向知识领域，从道德法则转换成了经验事物的必然法则，成为认识的工具。经过贺麟的逐层分析，“理”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贺麟十分推崇理性，把人性理解为理性，指出“理性是人之价值所自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则。凡人之一举一动无往而非理性的活动。人而无理性即失其所以为人”。贺麟积极评价了理性的价值，增加了中国哲学的理性色彩。

在认识论方面，贺麟对直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贺麟既重视直觉又重视思辨，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他把直觉分成“先理智的直觉”和“后理智的直觉”两种，两者其实是互相包含的。贺麟把直觉认识事物的过程归结为“前理智直觉”“形式逻辑”“辩证思维”“后理智直觉”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相互渗透、互相补充。这就“把直觉从狂诞的简捷的反理性主义救治过来，回复其正当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贺麟希望通过对直觉过程的深刻揭示及直觉与理智的统一关系的辨析来纠正泛化直觉的偏误，避免错失认识世界的有效方法。

在认识论领域，贺麟还吸纳了宋明理学的“知行合一说”和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而构建了自己的知行理论。1938年，他发表《知行合一新论》，明确界定了“知”“行”两个概念，“‘知’是意识的活动，‘行’是生理的活动”，即“知”和“行”都是活动。他还对“知”的内涵进行了扩充，认为“‘知’既指一切意识活动，当然包括各式各样的意识活动”。贺麟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观”。“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中的“合一”不是“混一”，知行合一要经历三个辩证的阶段，即知与行的合一、知与行的分离、知与行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合一。他开拓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乃知行同时发动”，“所谓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面，亦即是说知行是那同一活动的整体中的中坚部分或不可分离的本质”。在这个命题中，他辨析出“知行同是活动”“知行永远合一”“知主行从”“知难行易”四个基本命题。“自然的知行合一观”突破了宋明理学家之“知”“行”主要指对纲常礼教的体认和践行之局限，而指向了更宽广的认识论领域。通过重释“知行合一”，贺麟将伦理学与认识论加以区分，并借此批判独断的道德裁判，这是极为深刻的。

贺麟将德国唯心论引入了宋明理学以构建“新心学”体系。他将中西有关“心”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把“心”“理”“知”“行”等概念从纯粹的德性修养扩展到了逻辑论和认识论，并条分缕析，赋予这些概念新的内涵，重新激活了这些术语，从而既保持了其民族性，又使其更加理论化，创建了一个经过逻辑论证的、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新的“心学”体系。这是贺麟对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发展，为传统哲学增加了逻辑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弥补了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发达而认识论欠缺的不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研究。

贺麟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学术研究贯穿着以哲学回应时代问题的精神。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翻译都旨在应对当时的各种危机，而这些危机在根本上来说是文化的危机，即中华传统文化不足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局势，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应该吸收、学习其他文明，进行文明的交流互鉴。贺麟本人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翻译、研究、传播抽象程度高、思辨性和体系性强的德国古典哲学，期望以此提升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以使我们能在本体论、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方面进行创新，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品格，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和理论说明。他在宋明理学基础上创建的“新心学”为道德与价值之“心”增加了“逻辑之心”的维度，使其具有了认识论的功能。他对中国传统思维重直觉的纠正、揭示直觉与理智的融合，使得对世界的认识、对本体的体悟、对至善的追求不再仅凭直觉，而加强了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推导。他对“心”“理”“知”“行”的清晰界定和分析突破了理学家把这些概念与封建纲常礼教相联系的局限，将之引入到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他致力于使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坚实而深厚的精神性基础，让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浸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贺麟主张的新道德遵从人性、追求自由、肯定个人权利，兼容信仰、科学与艺术，并主张通过法律来构建有序的、道德的社会。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扬弃和创新性发展就是希望形成与工业化、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人生观和文化观，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理论的、哲学的、文化的根基。有了这个根基，现代化才是牢固的、有内生性的、能持续发展的，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面临的危机。

贺麟的中国哲学研究体现出很强的现实性、分析性、逻辑性、融合性、创新性。他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切以及以学术报国的精神延续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贺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的学术研究与思想创新努力吸收中外文明以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性，进而解决现代问题、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