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官礼”是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通过“校雠之学”，章学诚批判四部分类法，代之以《七略》，作为恢复“官礼”“古学”的桥梁。然而在营构体系时，“五经”、《七略》作为理论中间环节存在先天不足。当扩“五经”为“五教”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章学诚舍《七略》而溯“官礼”。通过赋予“官礼”历史性，创制纲领、掌故体例，“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终于证成。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矛盾远未调和。

作为“浙学殿军”，章学诚（1738—1801）的“六经皆史”说是近代以来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无论这一命题多么发人深省，它都很难说是章学诚思想体系的最高命题。据章学诚自道，其学术以“校雠之学”为形式，以“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1】为宗旨。其次子华绂（生卒年不详）又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2】父子之论，一就门径说，一就所得言，共同把章氏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归于“官礼”。惜乎学界关于“官礼”概念所指、“官礼”说的具体内容及其在章学诚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等，尚无专门、系统剖析。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礼教》篇入手，以整体视角解析章学诚的“官礼”说，揭示其学术体系在营构过程中之问题与矛盾。

一、“官礼”统“五经”

作为研究章学诚思想的主要文献，《文史通义》主要存在两个版本系统：一是王宗炎（1755—1826）初拟，沈增植（？—1922）、刘承幹（1882—1963）递修的嘉业堂刻本，即所谓《章氏遗书》本；另一是章华绂因不满于前者而重新厘定，在开封刊刻的“大梁本”。在“内篇”部分，前者比后者多出《礼教》一篇。内藤湖南认为，“大梁本”不录《礼教》篇“是由于与《易教》《书教》《诗教》等篇相比，此篇论文有欠力度”【3】。其论就“六经皆史”而发，意在指出《礼教》篇缺乏“三礼是史”的相关论证。但实际上，《礼教》篇非专就“六经皆史”而作，其说展示出沟通经史理论与编史实践的努力，实乃解释章学诚思想之秘钥。

（一）两个礼学流派

清儒治《礼》以考据见长。汉学之所以自信细密于宋学，与其三《礼》学研究优势密切相关。章学诚卓然独立于汉、宋阵营，故能把握当时《礼》学研究情势，又不受其局限。在《礼教》篇，他开宗明义地说：“经礼之学，开端先辨经曲。经曲之义未明，是出入不由户也，而学者往往昧之。”【4】“经曲”之辨是礼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礼记·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礼器》）又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所谓“三百三千”究竟何指，历代注家说法不一，章学诚将其判为两家：一家以刘向为代表，“刘向以三百为官礼，所谓经也；三千为《仪礼》，所谓曲也”。另一家以郑玄、朱熹为代表，“郑康成乃以三百为《仪礼》，三千为《礼》文”，“朱子从郑而不从刘”【5】。

考《礼记·礼器》郑注：“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6】则郑玄以《周官》为经礼，不同于西汉学者以“礼经”“经礼”指称《仪礼》的语言习惯。至宋代，程颐、吕大临、叶梦得、朱熹反思郑注，主张以《仪礼》为“经礼”，重视《仪礼》学研究，其风绵宕至清，对清儒治《礼》影响深远。【7】按此，郑玄与刘向之论同，而与朱熹之论异，章学诚的说法并非事实。这种“失误”可能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是建构汉代郑玄—宋代朱熹—清代汉学（如秦蕙田）的学术谱系，比照树立自身“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8】的学统。这不能简单看作是学术考索，而是“实斋为印证学术上的某种主张而阐发的一种思想宣言”【9】。

（二）批判“五端”“五仪”

在这种语境下，当章学诚抬出《周礼》作为“经礼”时，便摆出了一副与汉学争辩的姿态。他抨击当时礼学研究：

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此皆学者应有之事，不可废也。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10】

章学诚不是宋学学者，他并无否定汉学礼学研究成就的意图，而是希望指出“五端”的研究不可沉溺于钟鼓玉帛，做成豆丁之学，而是要深求“古人之大体”。他引用朱子“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名言讽谏汉学学者，将“五端”判作“仪”而非“礼”，并发出诘问：“非尽人官物曲之精微，岂足以称天理节文之义！”【11】“物曲”即名物度数之类，是“仪”；“人官”即设官分职之属，是“礼”。

同是推尊《周礼》，章学诚不主张采用郑玄的“五礼”体系构筑礼学大厦，而是强调《周礼》作为官制的独特价值。他反思说：

礼家讲求于纂辑比类，大抵于六典五仪之原多未详析，总缘误识以仪为礼耳。夫制度属官而容仪属曲，皆礼也。然容仪自是专门，而制度兼该万有，舍六典而拘五仪，恐五仪之难包括也。虽六典所包甚广，不妨阙所不知，而五仪终不可以为经礼之全，综典之书，自宜识体要也。【12】

称“五礼”为“五仪”，可见章学诚贬抑之意，以之为“非礼”。究其原因，是“五礼”的吉、凶、军、宾、嘉框架缺乏包容性，不足以囊括所有礼学文献。章学诚以秦蕙田《五礼通考》为例指出，该书“以五仪为纲”，试图赅括所有，却疏漏百出、不能服人。比如，《五礼通考》将天文、地理、官制等内容编入嘉礼之中，理由是“朝觐会同，于五仪为嘉礼耳”。但实际上“朝典”包括甚广，如以此为准，则司马、军政、司寇、比谳皆当归入嘉礼，军礼将有被挖空的危险。这种批判直戳礼学文献编纂的核心，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等皇皇巨著通用。

（三）“礼”的三个层次

舍“物曲”，求“人官”；弃“五仪”，用“六典”。章学诚系统批判了从郑玄到秦蕙田的礼学研究，其方案是“向、歆父子式”的，其渊源是《七略》《汉志》：

《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其实诸记多为仪礼，而传《周官》者，非专门之学即无成书，名为三礼，实二礼也。二礼同传，而儒者拘于威仪之说，遂异经礼三百而归之《仪礼》，反若官典为礼家之赘疣，而先王制作之原，与道出于天之义微矣。今之三礼，乃《官》《仪》二礼合《小戴记》耳。此乃学校所颁，其实当合《大戴》为四礼也。正以《内外四传》（三传加《国语》）犹可想见《春秋》之意，而《礼》之不尽《官》《仪》二经也，学者所当知也。【13】

刘歆考据《周礼》，编入《七略》，《汉书·艺文志》因之而成《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鼎立之局面；若分《礼记》为大、小戴两家，则“四礼”也可聊备一说，这是众所周知的礼学常识。不过，章学诚之意尚不止于此，他将“三礼”比作《春秋》“三传”，将《大戴礼记》比作《国语》。推其心意，是有意扩大礼学经典的范围，使原本被认作是“经”的经典去势为“传”，原本被认作“传”的文献降格为“记”。于是，“四礼”实际上具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记”的层次，包括大、小戴《礼记》，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之于《春秋》；第二层次是“传”的层次，包括《周礼》《仪礼》“二礼”，其意义相当于《春秋》三传；第三层次是“经”的层次，即所谓“《礼》之不尽《官》《仪》二经”者。

这种《周礼》《仪礼》皆有所未尽的“礼”，章学诚称之为“官礼”“官典”，是其礼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具有“五礼”所不具备的整合五经的功能：

《易》为周礼，见于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数，占揲之法，见于《周礼》，所谓人官之纲领也。……《书》亦周礼也，见于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所谓人官之纲领也。……《诗》亦周礼也，见于太史之官，风雅颂之为经，赋兴比之为纬，见于《周官》，所谓人官之纲领也。【14】

引文共三句，句式相同。每句两次使用“周礼”一词，意旨并不相同。“某为周礼”之“周礼”指“经”一层次的“礼”，即所谓“人官之纲领”；“见于《周礼》”之“周礼”指“传”一层次的“礼”，专指《周礼》，故后文代之以《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15】，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周易》；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16】，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尚书》；大师（引文误作太史）“教六诗”【17】，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诗经》。此外，“《春秋》乃周公之旧典”【18】，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职属《周礼·春官》，则“官礼”亦可统《春秋》。

至此，章学诚系统反思了“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研究，树立起自身“向、歆父子之传”19的礼学新学统，并以“官礼”重整礼学乃至经学体系，实现了对前者的理论“超越”。不过，这只是章氏学术体系营构的第一步，其理论旨趣之宏大尚不止于此。

二、《七略》摄“四部”

据章氏次子华绂说，乃父之学之所以能够“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的秘密是“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20】。其实，刘向、刘歆不但为章学诚提供了《官礼》这一整饬礼学、经学的密钥，还为其整饬古今学术提供了具体方案——《七略》。缘此，章氏将其理论射程由“五经”扩展为“四部”，试图将天下之书、古今之学尽数收入彀中。

（一）学术史的三阶段论

重整古今文献的认识基础是“明古今之变”。章学诚将古今著述之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代以降至春秋，典章衰而著作兴。章氏认为“古无私门之著述”，“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21】。春秋时周道衰微，孔子惧怕先王法度“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22】，于是取典章之大者“申而明之”，是为“六艺”。章学诚认为，孔子于“六艺”只是整理编次、“述而不作”，“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23】，不能称作“私家著作”。不过，孔门六艺开创的“师教”传统实际上使官师分立，此后“子学时代”来临，“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私家之言渐多，著作随之而兴。

第二阶段，战国之时到西汉，著作衰而文章富。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家著述以传授生徒为目的，论述简明，且多非专著。相对而言，春秋辞命简约，仅“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战国则“扺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可谓达到了“行人辞命之极”【24】。即便如此，战国时期也“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25】。至两汉，辞章骚赋之学兴起，诸家以辞藻华丽为尚，“辞章”逐渐以一门学问的面貌出现了。

第三阶段，东汉之后，文章繁而裒为集。东汉以后，文体大为丰富，《后汉书·文苑传》当中每称文士，则曰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挚虞《文章流别》首创“别集”，因文体而编次古今名篇，标志着文集理念的成熟。作为一种文献编次方法，文集的产生是“辞章之学”代“专门之学”而兴的必然结果。与之相伴而生的，如类书、书抄、评选等，都以“删略诸家，取便省览”26为目的，一方面揭示出文章繁多、冗富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体现出学者因文献浩繁而不知学所先后的困惑。

与此相对应的，目录学史亦可分为三段：一是以官职为著录之法的时期，二是由《七略》到《汉书·艺文志》，三是四部分类法。其中，四部分类法的出现与后世文献的类型、数量变化相关，遭到章学诚的激烈批判：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27】

“以部次治书籍”是章氏的主张，其理念是演绎式的，要求以官礼大义编序天下文献；“以书籍乱部次”，是四部支持者的主张，其理念是归纳式的，要求以书籍的实际情况改变分类方法。章氏警告说，四部分类法源于且助长了学术的衰弊，若再信而用之则必将造成学术的进一步衰退，使“著作日下”“学术日散”“文章之病难救”，“古人之大体”永不复见。对此，他喊出“三变而古学可兴”【28】的口号，并实际提出了恢复“古学”的设想。

（二）恢复“古学”的设想

学术之变由官礼到专家（门）再到辞章，文献之变由典章到著作到文章（集），目录之变由官守到《七略》再到“四部”。此为历史流变，故就顺序而言；若论恢复“古学”，则当溯流而上。章学诚说：

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29】

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其实指若何，不得而知。相比之下，章学诚的“三变”主张更为清晰，其宗旨是舍弃四部分类法，恢复以《七略》为代表的官守部次之法。其原则有二：一是“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即通过具体分析为难以部次的文献定性；二是“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即将这些散在四部各小类中的文献回置于《七略》的文献六分法中。

具体而言，原属史部而归入“六艺略”者，如正史回归《春秋》之类，仪注回归“礼”类《仪礼》之属，职官回归“礼”类《周官》之属；归入“数术略”者，如谱牒回归“历数”之属；归入“诸子略”者，如记、传回归“小说”之属。原属子部而“后世不复有其支别”者，如名家“后世不传”，章学诚认为其“辨名正物之意”与颜师古（581—645）《匡谬正俗》、丘光庭（907—960）《兼明书》之类相似，故其可归于“六艺略”小学之类；再如墨家“自汉无传”，但推原其意所谓“尚俭”“兼爱”者，与老子贵啬、佛家普度之类相似，故可与诸子略老子之类合并。原属集部者，汉魏六朝著述，多有“专门之意”，多可归于“诸子略”。相比之下，唐宋诗文浩如烟海、情况复杂。章学诚主张搁置文集的复杂性，从“作集之人”入手，根据其性情本趣、诗赋所寄托、论辩所隐喻、纪叙所宗尚等方面具体分析，为其人其学定性。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韩愈属儒家，柳宗元属名家，苏洵属兵家，苏轼属纵横家，王安石属法家 ，等等。

章氏学术史三段论示意图

经此归类，四部文献被重新回置到《七略》的六分法中，“三变而古学可兴”的构想得以初步完成，章学诚学术体系的轮廓似乎渐趋清晰。不过，这些设想与章氏的许多其他命题相似，非一篇之论、一时之论所能概全，其中若干理论环节尚需细究章氏著述的细节才能补完。

三、“天下之书皆官礼”

在《礼教》篇末，章学诚借“或人”之口提出了“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并问道：

天下之书皆官礼，则经分为六，略分为七，子别九流，术标七种，何不悉统于官礼乎？【30】

这个问题直击章氏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即在“官礼”与“天下之书”之间如何安放“五经”、《七略》的理论位置，以形成某种合乎逻辑的论证体系。对此，章学诚并非没有自觉认识，只是前后所思各有不同。若不计其得失，略有两条进路。

（一）进路一：扩“五经”为“五教”

《文史通义》内篇以《易教》《书教》《诗教》《礼教》开篇，其中《书教》中论《春秋》，故所谓“四教”实为“五教”。《礼记》有“五教”之说，有学者认为章学诚“五教”之论来源于此。31但实际上，两者意指并不相合。章学诚所谓“教”于“教化”之义较远，离佛家“判教”之义较近，旨在为古今文献定性、分类提供依据。《诗教》篇曰：

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诗》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请，微婉而善讽也。【32】

与判文集为诸子的思路相似，章学诚试图通过定性研究将后世文献回归到更古的文献之中。不过，他并未选择刘氏父子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作为立论依据，从而直接将诸子回归“官礼”，而是选择勾连“五经”与诸子的关系。显然，这一迂回的论证思路充满挑战，毕竟“五经”被长期贴上儒家标签，与诸子门户各异、道相殊途。为此，章学诚的做法是将“五经”的概念扩容为“五教”，摆脱文本作为物质载体的局限，思考“五经”所代表的某种学术传统。章学诚说：

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33】

从形式上说，《易》教在“象”，《诗》教在“兴”，《礼》教在“官”，《春秋》教在“例”，《书》教在“记注”而“无定体”。以之为宗旨，参考诸子著述内容，即可实现“五教”统“诸子”的命题。在章氏看来，“五教”不仅流为诸子，还持久影响着后世学术形态。如《易经》“象”教，分为“天地自然之象”“人心营构之象”，后者承“情之变易”而兴，“意之所至，无不可也”【34】，故《庄子》《列子》之寓言、《离骚》之鬼神、佛教之地狱，皆可归为《易》教。再如《诗经》“兴”教，其流至广。“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而“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故后世文体多属《诗》教之流。章氏认为，后世文集掺杂了本属著述的经义（归为经）、传记（归为史）、论辩（归为子），除此三者之外皆是“辞章之属”，无论有韵无韵之体，皆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35】，当属《诗》教者流。

“五教”说如能推至极端，则“官礼”统“五经”，“五经”开“四部”，“官礼”可统古今、天下之书。不过相关论说在此戛然而止，仿佛遇到了某些难以理顺的硬结。毕竟在章学诚的“官礼”概念中，“五经”并无至高地位：就三代而论，“五经”只是“官礼”中的一小部分，无力概括三代郅治之全体；对后世而言，传世文献的情况过于繁复，欲以“五教”囊括之将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理论工程。

（二）进路二：舍《七略》而用“官礼”

姑且不论“五教”说成功与否，仅按《七略》论之，是否可以成全“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作为一位依靠编撰方志谋生的学者，章学诚先后主编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方志名著，其中有关“艺文”的部分反映了他对《七略》思考的变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州志》中，《艺文书》贯彻了《七略》统“四部”的理念。不过从其所拟《辑略》来看，其体例少“兵书”一类，而多出“纪载”“释教”“金石”三类，与《七略》实不相同。

这种差别多少反映了《七略》在统领“四部”文献时的先天不足。关于“纪载类”，章学诚坦言：“纪载者，《七略》所无。……若尽归六艺，则部次实繁，难于条别；特立史部，则全夺六艺，传业无复源流。”【36】章氏坚称，另立“纪载类”的理由是因为地理、方志、谱牒等文献类型数量太大。不过，他在批判“四部”时明确说过，不能“以书籍乱部次”，徒视目录为“甲乙纪数之所需”37。待人以严，律己则宽，章氏的双重标准实在难以服人。相似地，“释教类”亦为《七略》所无。在《序例》中，章氏认为墨家、老子、佛家相类，可统归诸子略。但此处却说，“诸子皆官典之遗，释氏教自外来，非周官六典所领也。……或以为庄列所开，或以为墨翟之道，未可以定释氏之果为庄列，果为墨翟也。”【38】后文批判前文，后论推翻前论，着实令人费解。究其原委，是因为存在大量《七略》时代尚无的文献类型。质言之，《七略》在统领“四部”文献的问题上存在先天不足。

对此，章学诚的策略是舍《七略》而用“官礼”。在后来所纂《永清县志》《亳州志》中，章氏对“艺文书（志）”避而不修，转而投身“六书”“掌故”“文征”等体裁的营构。推原其意，是越过《七略》，将一切归溯至“官礼”。在此期间，“官礼”常与“一代”“当代”等时间语词并用。所谓“一代人官”“当代人官”等说法，表明章学诚的“官礼”概念具有历时性。“《周官》挈一代之大纲”【39】，则周有周之“官礼”，其物质载体是《周礼》；“唐人作《六典》，虽不尽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则唐有唐之“官礼”，其物质载体是《唐六典》。“官礼”的历时性要求，史家在历史编纂工作中应以“当代人官为纲纪”【40】，而不是拘泥于正史的因循而来的固定体裁。《永清县志》创“六书”体例，其意在此。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在《户书》中放置了大量细碎内容，《六书》的内容比例显得十分失衡。故有人讥曰：“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何以复分诸体也？”41或是有感于此，章学诚在《亳州志》中改“六书”为“掌故”，同为吏、户、礼、兵、刑、工，意义却有差别。合看《礼教》篇与《亳州志·掌故例议》可知，“官礼”依详略可判为二：一是“一代人官之纲领”，在史则为“国史书志”，其特点是“撷其要”；一是“掌故专书”，在史则为“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其特点是“备其物与数”【42】。

通过赋予“官礼”概念历史性与层次感，章学诚完成了对方志理论的探索，并完成了“天下之书皆官礼”的论证。遗憾的是，由于五经不是体系中的必要环节，其经典地位、价值似乎遭到挑战。毕竟，章学诚是一位讲求“实学”的学者，他无力弥缝“高明之学”与“考索之功”之间的理论裂痕，在以“五教”、《七略》为中间环节的构想失败后，他并未强为己辩，而是把困局留给了后人。至于后来马一浮在批评他的基础上借其弃题发挥为“六艺该摄一切”，恐怕是章学诚始料未及的。

注释

1（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6页。

2（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3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

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

5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

6 《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0页。

7 参看拙著：《宋代四礼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47页。

8 （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9 [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10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页。

1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

1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页。

1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70页。

1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页。

15 《周礼注疏》卷二十四，北京：北京大学学出版社，1999年，第637页。

16 《周礼注疏》卷二十六，第711页。

17 《周礼注疏》卷二十三，第610页。

1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页。

19 （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20 （清）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2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8页。

2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页。

23(10)（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页。

2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

25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8页。

26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3页。

27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4页。

2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29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30 此据《校雠通义》。[见（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第二》，《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页。]若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则王安石属“礼家”。[见（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5页。]

3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页。

32 《礼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倪德卫认为章学诚《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等说本乎此，见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3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

3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8页。

35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8页。

36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0页。

37 （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章学诚遗书》，第558页。

3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6页。

39 （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章学诚遗书》，第560页。

40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8页。

4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8页。

4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69页。

4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5页。

作者简介：杨逸，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六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