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思想实践的基本定位，背后既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又体现了古代中国思想建构中的“普遍主义”特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期许并不是一种保守主义，而是一个为持续的哲学思考奠定合法性的信念。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中，会将“道”与“术”混淆起来，“道”的超然性和超越性建立在其始终不能被完全掌握的晦暗基础上，进而哲学的思考不是从道出发的术，而是从术造成的经验中面向道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哲学一直是被具体经验激生的，而不是指向具体经验的解决方案。以道之名展开的安置是哲学规范的运用，而非哲学规范本身。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并非秩序的运用和理想秩序的描述，而是这些描述与设想过程中始终活跃的思想方法和规范。与时俱进，或者保持对当下鲜活经验的敏感，是传统中国思想实践的基本特征。道在这个意义上是被虚悬的，它既贯通不同类型的经验，又完善地体现在当下经验之中。
中国哲学在近代是以哲学史的形式登场的，以哲学的视角重述中国，以中国为资料运用哲学，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方法和形式上的他者性。这种他者性可以解释为以哲学规范及范畴体系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参照和选取标准，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中国作为一种特殊文明传统给哲学带来的他者性。最初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作为中国哲学的出发点，也保持着一种“述而不作”的特征，即回向思想文本，重塑中国思想史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部分。范畴方法意义上的辩护性和思想内容上的溯源性造成了中国哲学一方面以哲学史为根基，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与现代中国在文明经验和生活世界上的疏离感。我们似乎又在面对一种双重的他者性：作为生活经验基本特征的现代性与古典中国面对的生活实践问题之间的张力，以及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何以脱离辩护的根基加入面向未来的哲学创造。哲学史的叙述强调“怎么样”“是如何”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而哲学建构则是一种面对当下经验的规范性思考和概念梳理。
不妨说，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困境。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以哲学史的方式重访哲学根本问题，刷新哲学问题的内涵并且重构哲学问题，保持了哲学史与哲学的良性互动。与此相对，哲学史在中国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他者性，使得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两难境地：“是什么”的问题让哲学史成为文献解读基础上的历史叙述；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即使面对当下中国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现实，也是以文化例外主义和非普适主义为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保持与传统中国思想的疏离感，在当下中国展开某种哲学建构要么很难体现出脱离中国文化传统、面向人类共同经验的理论能力，要么很难体现出与传统中国的“哲学传统”之间的贯通性与连续性。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直至当代哲学之间的贯通性与问题的基石性是“西方世界”独有的吗？在西方世界“侵入”甚至“改造”了中国经验之后，当下中国的哲学建构似乎需要一次与中国哲学史的“告别”。述作之间的选择就变成了以作代述的更替。
如果以中国哲学史为底色，那么，当代在中国展开的哲学建构面对的境遇就是“异质”的。如果以在当代中国展开哲学建构为目标，那么中国哲学史在哪些层面是可回向的？从中国哲学史出发的中国哲学是一个历史现象，它的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在当下的展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再出发，必须以清理中国哲学史的遗产和根基为途径，厘清中国哲学面对当代处境如何联结和回向哲学史，才可能实现从述到作的转变。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道家哲学、两汉思想史与道教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