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广东东莞人，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思想史家、文献学家、民俗学家、文史专家。其著述收录于《容肇祖全集》，凡三百余篇（件），近三百万言，在多个领域取得开拓性、创新性、奠基性成就，被誉为“明代思想史泰斗”。容肇祖与其兄容庚、妹容媛被称为“东莞容氏三杰”。今年是容先生去世三十周年，适时缅怀其学术志业，对我们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理解传统与现代，具有启发性意义。
博而后约的学术人生
容肇祖出身书香门第，幼而爱学，长而得益于舅父邓尔雅因材施教，受文学、文字、篆刻、书法之滋养，打下扎实的旧学功底。1915—1921年，容肇祖发表文史、翻译作品十余篇，学者气象隐然可见。其时，广东沿海得风气之先，容肇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习英文，深受五四运动、先进思潮洗礼，立志为国家、民族谋未来。
1922年，容肇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天地为之一新，学问视野随之拓展。其任课老师蔡元培、胡适、陈垣、熊十力、顾颉刚等皆为学术大家、极一时之选。在读期间，他发表心理学、戴震哲学、廖燕思想、复社历史等方面论文，受到胡适、张荫麟赞赏，所参与之妙峰山考察被誉为第一次真正的田野调查，是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
1926年至1949年，战火频仍，容肇祖于颠沛辗转中治学不辍，博约并进、广中求深，在多个领域皆有论著，故有“杂家”之称。1926年秋至翌年春，他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研究院编辑。1927年至1933年，他任职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主要集中于开拓性的民俗学工作与研究，成为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和奠基人。此外，他还教授国文、历史、哲学、文学等课程，并发表多篇重要成果。1934年受聘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副教授，1938年南下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此间转治思想史，成果迭出，出版了《魏晋的自然主义》（1935）、《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1935）、《李卓吾评传》（1937）等论著。1940年至1949年间，他任职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尽管生活困顿，仍旧积极加入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残暴统治的活动，坚持教学和研究，出版了学界盛名的《明代思想史》（1941），以及《三晋法家的思想》（1944）、《先秦法家》（1946）等著作，成为明代思想史领域的权威学者。
1952年，容肇祖从北京大学调任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文物组，负责古迹和文物的考查、鉴定、整理、研究等工作。1956年任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古籍整理等多个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历任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容先生享年97岁，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从事学术研究七十余年，可谓生跨世纪，学兼新旧，综罗中西马，通贯文史哲，诚为后学楷模，也是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缩影。他品格高尚，笃定学术，探求真理，追求进步，赤诚爱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曾从治学、为人、育人等方面对其予以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陈祖武称：“容肇祖先生乃20世纪吾国学坛之巨擘，人格高尚，学术湛深，望重四海学林。”
民俗学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
尽管容肇祖很早就在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崭露头角，但他早期主要活跃于中国民俗学领域，是中国民俗学运动、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1923年求学期间，他就因周作人、常惠之故，积极搜集民间歌谣，以建立“新文学”，编辑“新国风”；在此基础上，探讨方言、古音，提出改良、推行和扩充国语，与沈兼士、林语堂等32人所拟《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乃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现代方言调查工作的起步；与顾颉刚、容庚、孙伏园、庄严进行妙峰山调查，并撰写《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妙峰山调查及“妙峰山进香专号”组文，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和田野调查的标志性事件，被称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
从搜集歌谣、风俗调查，到发起民俗学运动，容肇祖逐步将民俗学作为移风易俗、唤醒民众、改良社会的事业。他先后参与发起成立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1926）、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7），并被推举为中大民俗学会第一任主席，主编会刊《民俗周刊》，成为继顾颉刚之后民俗学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27—1933年间，他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人艰苦探索，形成较为成熟的民俗学工作与研究方法，明确了建立民俗学的目标方略，在组织建设、资料积累、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国民俗学运动和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容肇祖十分重视深入的民俗学调查、记录和广泛的资料征集，曾多次在东南、西南地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献搜集、田野调查，搜购民俗物品数万件，举办相关展览；苦心经营民俗学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争取学校、社会的最大支持；编辑、改革《民俗周刊》，使之成为成果发表、学术交流的园地，其他省份、地区也纷纷效仿；汇集、鼓励民俗学研究，培养民俗学人才，策划出版“民俗学”丛书三十七种（其中十八种由容肇祖主持出版）；他和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尝试构建民俗学学科，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民俗学运动得以在南方多个省市快速发展。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撰文、发表民俗学方面文章近百篇，所著《迷信与传说》一书开启了民俗学研究范式，是早期中国民俗学重要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容肇祖晚年仍关心民俗学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他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倡议在中国社科院建立民俗学及相关研究机构。1982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容肇祖担任副理事长。他不顾年迈，奔走建言，提出很多促进民俗学调查、整理、研究的建议，为建设科学的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努力不懈。
文史领域的拓荒者
容肇祖的学术底色是极为深厚的文史造诣。他中学时期便开始文学创作，于民间文学、文学史、文献学、古籍整理方面贡献尤大。求学北大和参加民俗学运动期间，他从民间和古代资料中发掘各类歌谣，记录民间故事、神话，保存了许多民间文学素材，同时鼓励、发动同志者从事搜集并为之出版。
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学府教授国文、中国文学史期间，容肇祖受鲁迅影响，进行文学史研究，撰成《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该书多次印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繁荣多元、由旧入新的重要体现。此外，他还跟从刘半农学习语音学，撰写方言、语音、文字方面研究论文若干篇。
容肇祖治学皆以历史研究方法贯通，涉及简牍、碑记、历史事件和人物等诸多方面，不仅有《孔尚任年谱》《李卓吾评传》《李贽年谱》等代表著作，还发表历史研究文章近百篇，长期在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开设“殷周史”“秦汉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古器物研究”等多种课程。1952年，容肇祖在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任研究员期间，从事新出土文物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亦有贡献。
目录文献学是考寻古今学问的门径，容肇祖对此探索良多，功力精湛。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工作期间，他开设过“中国目录学”“校勘学”“中国文字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课程，后著有《中国目录学大纲》（1935）。该书极为细致地爬梳考证了中国图书分类、沿革、书目、异文、目录学家及著述，探索新、旧中文书籍的分类方法。正因对目录学、版本学深有研究且谙熟古代中国哲学典籍，他在此后的哲学所图书资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容肇祖于古籍整理方面亦不畏艰辛、成就不凡。早年整理出版《星槎胜览二集》（1928）。1954年至1956年参与标点《资治通鉴》，后受中华书局委托主要整理《续资治通鉴》，承担该书220卷360万字的标点、校勘、补正等工作，足证其学术功力深厚，“四十多年来，整理本《通鉴》、《续通鉴》，已成了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之书，其为学术界带来的便利，是不言自明的”。1958年，容肇祖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此后，又陆续整理出版何心隐、王安石、吴廷翰、胡寅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史学、哲学研究皆有重要贡献。
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巨擘
容肇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同样起步很早且成就斐然。北大求学期间，他便对美国思想史、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颇有涉猎，并应用到民俗、思想史的研究之中。用“历史家的态度”介绍、消化、研究中外哲学思想史，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故其论著淹贯征实，深具史家风范。1925年发表的《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即运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综合视角研究古代人物、典籍，显示其治学理路、谋篇布局已蔚然不凡。
1934年之前，容肇祖在厦门、广州等地教授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等课程。他很早就有一个通盘写作计划，欲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除了《魏晋的自然主义》，还有关于先秦法家、名家的系列著述，以及囊括汉代哲学、魏晋南北朝哲学、唐代哲学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引论》。
1934年以后，容肇祖转变治学重心，发力思想史研究。当时学界于明代思想研究甚为疏略，无专书叙述，容肇祖开辟新路、超越前贤，撰就一部拓荒性、奠基性学术专著——《明代思想史》，奠定其思想史家地位。该书成于家国罹难之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明代思想，尤其展现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脉络，深入堂奥，不囿旧说，揭示出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核心价值及其对精神、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重大影响。是书被誉为“中国断代哲学史的典范”和“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名著”。20世纪90年代，他结合新发掘资料、新成果予以修订，又以《中国历代思想史》（明代卷）新面貌出版，足见其用力之久、耕耘之深。
1956年以后，容肇祖在哲学研究所工作，为哲学研究所建设和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第一，哲学研究方面。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等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古代思想家、哲学史。在关于何心隐、吴廷翰、王安石、胡寅、李贽、刘基等人的研究上，濯去旧见，融会新知，体现新的哲学话语表述、研究理路和哲学史学科意识。
第二，哲学研究与典籍整理并重。尽管容肇祖逐渐适应了新的学术体系，但其历史素养、文献功底和扎实学风仍然一以贯之，他主张史料先行、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考镜源流，研究之前必先汇集充分资料，再加以梳理，才进行深入的哲学、思想研究。例如，《何心隐集》（1960）、《王安石老子注辑本》（1979）、《吴廷翰集》（1984）、《斐然集 崇正辨》（1993）等，既是呕心沥血的古籍整理成果，又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结晶。
第三，哲学教育方面。容肇祖长期在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书育人，他素来清净有默，学无偏私，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石峻、杨邦宪、汤一介、陆学艺、姜国柱等著名学者。但有国内外学人前来请教问学，他都热情款待，答疑解惑，故其德业风范，感慰人心，令人敬仰。
第四，他为哲学资料选辑做了长期、大量工作，促进了中国哲学研究与学科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适应中国哲学学科发展需要，哲学研究所组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之部、两汉之部、魏晋隋唐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近代之部，容肇祖全程参加了编订、增订工作，为学界及时提供了权威、翔实、简明的哲学研究和教学参考用书。
第五，图书资料建设。哲学研究所建立之初，图书资料亟需补充，容肇祖发挥目录学、版本学、中国哲学所长，带人跑遍北京各书店，手检目验，精挑细选，较短时间里购进优质、专业图书万余册，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孤本、名家藏本，给哲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留下无比宝贵的图书资料和精神财富。
容肇祖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而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志于学术救国，在多个研究领域开拓奋进，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研究巨擘。诚如姜国柱所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巨大的成就，对国家、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污其门，在各方面都取得上乘佳绩，却是难能的。”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7-22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