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

关键词：哲学史 历史性 即事言理 经验世界

作者程乐松，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毋庸讳言，从学科创立和学术研究的历史看，哲学在中国呈现出双重的哲学史特性：一方面中国哲学学科是以哲学史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以哲学史框架的建构登场；另一方面经历复杂变化且内容丰富的西方哲学也以极快的速度被转译为中文。这一双线并行的哲学史建构过程不仅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术语体系、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也成为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要求的真正载体。两个在时间上跨度极大的思想传统中蕴含的丰富内容都获得了独特的当代性。特别是西方哲学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经典著作都以“共在”和“当代”的形态涌入汉语表达，形成了“跨时代哲学”在当代的汇聚和共时化，西方哲学的问题跨度与论说视角的丰富性也被这一情况进一步强化了。两个并行的哲学史叙述框架一方面体现了哲学进入中国带来的思想碰撞和规范融合，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国思想始终保持的与源自西方的哲学规范的差异性。

就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无论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回返中国古典思想文本的义旨分梳，还是以更细密的译介与阐释来叙述西方哲学中的“疑难故事”或是“当代关切”，都主要是 “述而不作”——描述、阐释已经发生并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和观念体系，而不是主要关注分析和刻画当下中国的经验世界。我们试图指出，上述“述而不作”的哲学实践可能体现了一种双向疏离的境况：在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生活世界及其经验结构遭遇了与传统世界的断裂，古典中国思想的“哲学性”内容的提取和规范性重述不断凸显的“中国性”，对于中国经典中的历史世界和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经验世界而言，都有明确的“异质感”。由此，在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和问题域中展开的、对古典思想文本日益细密的分梳和阐释，在深化中国思想的哲学性意味的同时并不能有效地成为刻画当下经验的理论资源。与之相对，来自西方的哲学——特别是以认知科学与技术进展为基本内容的技术性的哲学刻画——似乎与当下中国已经“现代化”境况的契合度更高。然而，即使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具体技术与器物的融合也并不能完全消解“中国性”作为底色的文化特殊性。由此，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当代哲学与当下中国经验在文化特质上的疏离。当然，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向传统中国思想的阐释和叙述应该激活的是具有中国底色的哲学视角，从而在连接传统与当下的同时开创中国哲学的“世界性”；与此相类，即使中国在技术和器物上与西方高度趋同，却仍然在精神生活的意义上自觉地保持着面向全球共同挑战的“中国视角”，并且拥有独特的、来自传统经典世界和历史意识的思想资源。

如果我们同意哲学从其本来的性质就是要对经验进行规范性的反思和结构性的描述，那么就可以认为疏离的境况也是哲学在中国语境中进一步实现理论突破的机遇。如果说双向的疏离提示了中国哲学研究需要认识到重返当下经验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就是克服疏离并重返当下经验、激活哲学思考在中国的理论活力的路径。我们可以分以下三个步骤完成一个关于回返当下经验的可能性及其路径的讨论：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作为中国哲学底色的中国哲学史何以导致了生活经验与思想文本的疏离，进而限制了思想经典被当下经验激活的可能。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以哲学史的方式被建构起来，哲学史家将来自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本和经典文献视为材料，以这些哲学史家眼中的哲学性规范为标准，把原材料中的部分内容选取出来，并按照概念、范畴和主题的框架结合起来，进而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叙述。这是以从西方舶来的某种或者某几种哲学规范替代了中国思想的历史性，不仅将中国思想中的道与事规制在经典文献之中，而且文本解读以文本的“原意”为最终目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验与道理之间活的联结。文本取代了历史情境与历史性的意义结构，可能的后果就是让被过分强调的、单一的规范性限制了思想。这与传统中国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经典世界中强调的“述而不作”作为一个思想实践的范式，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即依照天道展开的“作”已经被先王齐备地完成了，因此“述而出之”、学、习并践行就可以了。在这个意义上，述即是作。质言之，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是传统中国经典性与历史性合一的根基。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中，每一个时代都以当下经验的方式激活对经典的理解，绍述先王而成时代之序、当下之事。

其次，以独特历史意识为根基的经典性是在思想意义上贯通不同时代的线索，也是以文本的形式保证精神生活连续性的载体。经典之所以可以始终朝向鲜活的经验，源自其基本的描述性特征以及独特的表达策略。“即事言理”的表达策略体现了中国思想始终植根于具体情境的特征，也凸显了对事与势的“变”（transformation）的过程性描述的关切，而非对象化的固定结构分析。这一思想方法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面相，由此可以说明中国思想何以始终与经验保持紧密的互相激生的关系。如果说围绕文本解读展开的解经学是要向经典出发，以经典的义旨解读作为生活的立法基准，那么中国思想的另一条路径就是从经典向生活出发，最终的理是在经验过程被呈现出来的，而不是用对理的固化认识来为经验或行动立法。显然，后一种理路是被忽视和低估了的。通过中国思想中“述”的特性就可以理解对经验的刻画何以具有时代的创造力和精神上的理解力。由此，作为思想历史积淀的经典就可以始终呈现出某种独特的当代性，成为联络精神传统与当下经验的纽带，并且保持“经验激生思想”的可能性。

最后，哲学思考从方法和进路的意义上是始终开放的。作为中国哲学方法和表达策略的“即事言理”如果将经验与经典联结起来，那么重返当下经验世界来推动具有中国性的哲学理论就是有可能的。以规范性的方式刻画经验的结构，以述为作，用经典世界中的精神经验呼应和理解当下的经验世界，从而展现独特哲学方法的“中国性”特征。进而言之，这里的中国性就不是与哲学的原初属性相异的例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性，而是从经典积累的精神关切和思想方法中朝向共通的生活经验和日常世界的哲学实践。换言之，中国的哲学思考也不能自外于当代世界的哲学前沿问题，中国哲学的内容不能仅限于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性与当代阐释，而是需要通过哲学反思指向共同的经验世界及其存在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才能通过回向经验获得理论上的活力，同时激生出传统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朝向全球化时代的共通问题展开具有中国特性的哲学图景。

一、作为哲学底色的哲学史：历史性与规范性之间

关于中国哲学的、最有影响力的老生常谈就是自西方舶来的哲学学科是以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方式切入中国近现代知识和学科结构。中国哲学史的奠基者们都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的主题、方法及论说与西方哲学是大不相同的。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都试图建立中国哲学的规范性体系，无论是子学进路的择而述出，还是问题式的纲举目张，都是在文化传统的历史性与学科建构的规范性之间作出了选择。中国哲学史是基于写作者对哲学规范及学科标准的理解，抽取中国思想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和关键性语词、思想主题，按照哲学规范进行再解释和联结，进而形成一套历史性的叙述。不妨说，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实际上是为何谓中国哲学划定了边界，并且确立了中国哲学的规范性准则。从关键性术语概念到主题性的问题疑难，直至依照这些基本元素串联起来的跨时代的思想者共同构成的哲学学统和学派。中国哲学史框架往往都以某种方式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主题结构和概念形态，其基本目标是让中国思想呈现出符合规范的哲学性，然而其实际的作用却可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明确并凸显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相对于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的异质性。这种独特的登场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得“中国哲学”在中国思想体系中塑造了“他者性”。这种他者性的基础就是将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内容从思想图景和文本整体中抽取出来，构成了相对的独立性。筛选即疏离，强调规范性的代价是表达的丰富性和思想经验的整全性。进而言之，来自西方哲学的形式化标准和概念性框架成为中国思想的“哲学性”自我审查的尺度，审查基础上的重述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思想的整体性转化为具体概念的运用和特定问题的解答，使得哲学的规范性优先于思想的经验基础和历史语境。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近代西方哲学框架也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是以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的断裂为基本特征的。哲学在中国的建构是以哲学史的方式完成的——在中国语境中的“当代哲学”与传统思想的断裂中。

规范的变化必然带来整体思想图景的断裂，作为一种新的叙述范式的哲学史与传统中国的四部之学有明显的区隔，哲学史是将作为经学根基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意识转变为某种规范性的历史叙述。中国哲学史述出的中国思想片段重塑了“历史”的意味，其核心变化在于偏离了经史传统塑造的历史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世界是有意义的，它以过程性的方式展现出秩序和价值的统一，这也成为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和不同时代的当下经验被理解的前提。历史与历史性的意涵大相径庭。因此我们需要在历史（histor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作出严格区分。

客观史学的成立和滥觞将过往发生过的事件所形成的、在时间中的序列称为历史。基于客观历史的预设，历史是在线性的时间流逝中已经消失的（passed）客观事件的堆砌。由此，历史叙述就是在过往的时间中发生并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件的线性排布，对历史的解释则是以因果关联为基本结构的事件描述——历史中的事件并不构成独立的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存在一个有整体意义和价值或内在机制的历史过程，正如物理世界中对象的变化和生灭一样。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历史的“物理学”化。与之相对，历史性则是基于历史意涵及特定文化精神的整体理解，是使历史的叙述成为精神生活源头，并且让历史成为精神史的那种特性。卡西尔强调，“历史之为历史，就其乃一精神性之事实而言，并不单纯地是时间上彼此交替取代的一些事件之顺序。历史乃是变化之中的一个永恒的当下；乃一‘同时之整体一切’。历史之‘意义’于任何一个别的瞬刻中都不是孤立的——而另一方面，历史之意义却是完整不断裂地存在于这些瞬刻的每一个之中。” 质言之，历史性是指所谓客观发生了的事情具有历史书写价值的原因，由此，历史书写就是以具体的事件为原料对文明时间进行组织的方式。利科在述及黑格尔关于精神历史的理论时强调，“对于黑格尔来说，有意义的历史就是精神史，而黑格尔留给他的阐释者的问题，则是真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问题。哲学家会问：精神是如何拥有一段历史的？由于问题的时代特征，哲学历史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家的历史，事实性失去了一切哲学上的趣味，而被打发到单纯的叙事中。” 从客观的历史事件到具有精神价值的意义，历史性是一个文明传统将自身的历史事件组织成为一个意义世界的前提。

具体到中国，在经史互通互质的传统中，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具有超越性的，文明的整体性和其根本之道的内在一贯性既是被预设了的，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人对经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之中。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和历史观念的经史之学保障了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不同时代对经史的研读是持续的思想实践，以及以经典研读为基础展开的、对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领会。质言之，不同时代的具体经验总是在激发那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回向作为历史的经典，展开面向当下经验又指向隽永精神主题的思考。正如利科强调，“对历史的领会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实践活动。通过这一实践，我们会依据（自身的领会）来不断预期未来的进程及其结果。领会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修正预期，直至它们与实际发生的状况相符合。” 历史一旦被当作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那么任何一个发生在时间中的具体事件都是有待阐释和理解的鲜活经验。换一个视角看，当具体事件以独特的意义加入整体历史时，就从单纯的事件变成了有价值的历史。

“六经皆史”是传统中国思想中对“历史性”展开的一个十分复杂且精致的建构模式。作为先王政事记录的经典，其内容显然首先是独立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独特的场景和人物。然而，由于先王以政事实践展现的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以及圣人删订择述的二次筛选，这些具体的事件突破了其孤立的情境和具体的人物，成为某种更深层次历史规则和意义机制的载体。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就像一个个被加密的谜题，总吸引着经典的读者展开基于自身经验的解读和探究。这种探究的目标又完全超越具体情境而指向历史意义和根本价值，其目标是为当下及未来的经验提供意义基础及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将某些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当作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根基，人们才会认为当下的经验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恒久的意义押韵共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不断回向历史来理解当下，同时在当下激活经典。这一立场与客观历史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对“历史性”的建构是以人类历史的整体秩序、意义和价值为预设的，它是我们走向历史的出发点，也是在当下经验中需要不断通过经典的阅读和阐释来探索和贴近的根本之道。与此相对，客观历史则是拒绝上述预设的，历史与当下只是在因果机制和时间性的意义上相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会在意义和价值上有质性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古典中国的经史何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学术规范和思想方法。恒久之道与具体之事是互文互现的，将经典性、当下性与历史性统一起来。经典中所见的事件中的人和具体场景，相对于被预设了的历史意义就是“隐匿”和“次要”的，甚至经典文本的字面含义都可能成为我们理解和探究历史性价值的“障碍”与“遮蔽”。因此，看似零碎的“断烂朝报”对于每一个时代而言都是具有当代性的。这一独特的历史性建构模式保证了经典成为贯穿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线索，也使得对经典的解读是恒久之道的探寻，而不仅仅是“文意”的铆定。

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哲学史可能在以下三个层次上脱离了经史传统塑造的历史性：其一，哲学史将经典视为思想文本，进而解读文意并提取论证过程，其目标是精确的文意描述和精致的论说结构分析，其后果是文字意涵的收敛性定义或类型学分梳，从而终结了经典与当下经验结合的可能性和阐释的开放性；其二，经典中的文本内容从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经验转变为某些核心概念、范畴演进的载体，思想实践和精神生活就转变为对概念、范畴及问题的接续性的理论分析和争辩，而不是朝向恒久价值与意义的探究。由此思想历史的内容就转变为思想家的智性实践的叠加；其三，如果文本解读成为一种通用的方法，文意的精确成为规范性标准，那么哲学史预设了每一个文本作者的“原意”就是探究的终极目标和最终标准。由此，理解经典的文意——而非经典背后的历史性——就是唯一的目标，进而解读他们的精神生活并由此接续对其所处的时代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思考就自觉地被限制在具体的时代与生活经验中，从而成为纯粹的思想史描述。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视角为经史传统辩护，也不是要以此否定哲学史方法，而是尝试说明哲学史的进路在何种意义上以哲学的规范性取代经史传统的“历史性”预设。在此基础上提示规范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变化可能带来的理论后果，即以哲学史的叙述取代哲学的探究可能带来的、与当下经验疏离的境况。正如赵汀阳强调的，“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把自身重复误认为自我确证，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经典是思想的榜样，却不是思想的界限。”如果哲学史建立起来的方法和规范就是在思想文本的解读中指向不同时代的具体思想家的精神生活及其表达形态，那么哲学实践实际上就被封闭在文本中了，缺乏向当下经验的开放性，进而也就失去了将不同时代的精神生活贯通起来的可能性。易言之，从哲学史的某种特殊规范出发，却偏离了哲学规范的开放性。

以哲学史的方式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的前贤们以历史的视角抽取并确证了中国思想的哲学性意味，同时明确了通过文本解读来探究不同时代中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实践的必要性。这一独特的进路有着不得不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一种作为他者的学术规范要引入自身思想传统的理解与阐释，就不得不对既有的方法及规范进行改造。然而规范性的重构显然不能以思想的活力为代价。中国思想的哲学性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石，而非被反复论证的目标。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的底色也不应该成为单一的规范性和哲学实践不断技术化的起点。毋庸讳言，作为中国哲学学科底色的哲学史方法让哲学研究越来越指向不同思想文本的技术性解读，日渐精细的概念式文本分析与不断丰富的社会思想史叙述进一步强化了研究规范的技术性。甚至可以说，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哲学本身。

十分有趣的是，规范性取代历史性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技术化倾向使得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在学院式的研究中 “趋同”。被简化为“人生智慧”和“行动规则”且具有高度日常化特征的中国哲学虽然在主题内容和问题关切上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差异，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西哲学似乎都被高度的规范性和技术性统摄在职业学术之下，中西哲学之间在主题上的对比所造成的张力正在以奇妙的方式被缓解。缓解这一张力的，正是中国哲学界沿着哲学史的规范不断强化的“文本分析”技术。

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的底色是无需争议的事实，它有两个特殊的背景：哲学与中国之间原生意义上的异质性，以及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情境。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是哲学学科规范被确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可能存在着两种风险：其一就是在舶来的哲学传统中强调的规范性与自身文化经验的历史性之间的切换；其二则是在哲学史写作过程中，选取和择述思想传统中具体内容的标准——即哲学史作者眼中的哲学性规范——可能是过于单一和僵硬的。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情况，如果不能保持规范性与历史性的平衡，就很有可能使得哲学史的规范性限制了哲学的理论空间和现实联结。质言之，哲学学科的规范性作为哲学实践的产物，不应该成为一种推动力，使得哲学思考脱离其基石和源头。正如胡塞尔在分析欧洲科学面对的危机时强调的那样，科学的危机在于先在经验与科学规范之间的倒置，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成就，它在历史上而且对于每一个学习者来说都是以从直观的周围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对所有人都共同存在的东西被预先给定的）出发为前提的。当科学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时，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而且以后也必然是以这个预先给定的世界（科学的实践以及所有其他生活的实践都保持在其中）为基础，依据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认识作为前科学的认识已经起一种经常性的作用，它有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是它能够按照它所想到的意义，并且通过总是为了使实践生活总体上成为可能，而充分达到的。

与科学的前提相类，在规范性与历史性之间的直接经验和当下生活才是哲学反思的真正基础和源泉。中国的经史传统从被预设的历史意义和恒久之道出发建立解读经典的规范并始终朝向具体的当下经验。

二、从经典向经验出发：“即事言理”再释

正如上文尝试论述的那样，在哲学史为底色的哲学规范性要求下，哲学实践本身如果聚焦在被设定和择取出来的文本上，就可能被悬置在具体的经验和当下的精神境况之上，面临脱离其基础的风险。当然，这样的风险首先并不来自哲学思考的规范性，而在于规范性本身是否过于单一，或规范性的使用是否突破了适当的边界。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哲学的规范性与中国的思想方法、经典意识结合起来，在面向中国经验和精神生活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如果我们回归古典中国思想的表达方法和思考进路，从“经史互质”的预设转向“即事言理”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哲学的规范性与思想的中国性之间是融通的：不仅哲学本身要求朝向现实的经验并且建立精神生活的跨时空的贯通性，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实践也从来是从经典向现实出发的。

要说明上述融通性，就需要从以下四个层次展开说明：其一，中国思想史语境中的事与理以何种方式合于道，即关于具体经验和个别事件的“述”何以展现道理；其二，从经典性出发理解经典文献中的事何以超出了具体的情境和时代成为揭示跨越时空的根本之道的载体；其三，经典与思想表达中如何用情境塑造、事件描述、感受激生的方式体现各自相异又共融相通的道，进而说明“即事言理”的表达策略一方面体现了思想的活跃与当下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会成为诡辩和神秘主义的温床；其四，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正是因其始终保持着对当下经验的独特价值而具有经典性，也正是因此，当下经验才能成为不断激活经典并激生哲思的源头活水。

在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构性描述中，道是最具奠基性意味的语汇，也是在内涵上最为模糊的，它无法被准确地定义。作为一个融摄性的语词，它在文化叙述中是为所有矛盾与变化提供贯通性的奠基。不妨说，道为这一文明传统的整体叙事提供了本根性的基础，它作为一个预设为理解和诠释世界的实践奠基。显然，一种文明之所以可以长存，是因为它已经建立并且以代际传递的方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生活秩序与日常世界的普遍阐释和叙事。这一阐释性叙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为文化群体的精神生活开创恒久延续且始终变化的理解空间。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中，被反复叙述的、具有经典价值的历史事件是恒久之道的显现方式之一，因为典型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事物本身的秩序和理路。这些理不仅可以通过历史事件体现出来，也可以在智识实践被构建出来的语境中被呈现出来。事与理在这个意义上是合于道的，不同类型的思想文本都是在事与理的不同组合方式基础上对道的显现和表述。阳明先生强调，“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得有所谓异？”由此，经典的价值就是以理的方式在事中体现和承载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才值得被反复解读，才可能在任何当下都成为反思的指引和行为的规则。在经典中被记载的事件，以及其中所涉的人的行动和言论，都指摄着超越具体场景的秩序与价值。秩序和价值不是在被定义之后用概念和逻辑的方式被论证的，而是在具体的事态中被呈现出来的。从经典文献的视角看，理在事中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历史性设定，具体的事在时间中组成的经验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人文世界。以人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为基本尺度组织起来的人文世界始终都是根本之道的展现方式。事与道在人文世界中是互相映现、互为支撑的。由此观之，中国哲学的历史性与当下性、恒久性与生成性就在事中被统一起来了。一事必有一理，人只有在事中才能看到理的显现，对这一显现的认识和体悟就是人贴近作为世界奠基的道的关键方法。因此，对事的描述和对历史的追述才会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如此重要。

在事与理的结构中，变与通是一体的：具体场景中的人与事是变化各异的，而具体性背后的理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因此，经典中被记载或构造出来的人和事之所以可以跨越不同的世代，被反复地提出和引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中蕴含的理。不同时代发生的各自相异的具体的事可能会因为指向同一个理而成为跨越时空的押韵和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历史为什么是“重复”的。进而言之，历史中不断涌现的事从本原的意义上都是恒久不变的道的反复显现，从认识意义上则是不同事件中的人体悟和贴近恒久之道的通路。通过经典的记载和构造，事与人的具体存在被转化为文与言。面对以文和言为载体的“述”，思想家展开了面向道的理解和阐释。当人在具体的经验境况中朝向经典并激活其中的理时，“述”就转变为“道”的显现，从而指向从“道”的理解出发的行动和创制，即所谓“作”。从行动的描述到具体的行动，这一以事的描述与理的体悟为中介的行动的迂回（detour）可以被视作中国传统思想经典的“经典性”的内涵。

“经典性”的落实一方面需要一种独特的叙述策略，另一方面需要某种基于事件叙述或场景构造的说理方式。经验——具体的事与事中的人——成为跨越时空的哲学思辨的共通基础。

中国思想所运用的说理方式并不是概念化的抽象操作，也不是用概念和范畴的工具对经验进行定义和归类。在不脱离直接经验场景——甚至以独特的表达策略来制造读者可以“置身”或“投身”的场景——的情况下，展现具体的事中何以体现抽象的理。这些理是经验被理解和组织起来的秩序性结构，也是基于对理的认识展开行动的规范性要求。从思想史上看，“即事言理”这一说法的提出是针对虚言空谈、离事言理，这个语境中的“事”更多的是指生活中的事务与实效，由此，我们虽然借用了“即事言理”的说法，但仍需作一些新的阐释。“事”既可以是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或被文书记载下来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在论理中被构造出来的场景和对话，更可以是在具体描述中以文字和语句塑造的视觉等感官体验，它意味着在经验现场多层次的情势和理解背景下，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投身和参与。蕴藏在情境与感受中的、被预设的理则是需要阅读的投身和参与才能被显现出来的，因此中国哲学经典常诉诸事的嵌套与视角转换来显现事物固然之理并使人在阅读中有所见。

与事相对，理中包含着“变”与“恒”两个面向：一方面强调变化的恒常性，另一方面则强调根本之理的恒常性。对于中国的思想家而言，哲学思考的根本目标就是在看似杂多和纷乱的经验中找到贯通性的结构和秩序。哲学实践的中国语境也是对经验的结构性刻画和对经验秩序的抽象性描述，以具体的经验为哲学思考的基础，而以哲学方法达致对具体经验的理解的同时，也超越了经验的具体性和场景的当下性，进而指导不同具体情境下的行动。不妨说，通过回向经典中的事来朝向当下，是中国哲学所固有的哲思方式。

从思想的表达角度看，事与理之间的桥梁就是言，即事言理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最重要的表达范式之一。正如前文所述，“理”并不是现成的、固化的，而是始终变动并且在具体的“事”中显现的。言辩的意涵就是通过描述的方式抓取并刻画经验，这不仅需要对经验的观察视角的综合，更需要在表达上转换方式，在具体经验中提取呈现“理”的结构。反而言之，理必须在当下经验或具体语境中诉诸理事相即的场景性和视角的丰富性，这既需要清晰的言说和描述，也需要阅读者以切身的理解能力参与到被描述或构造的场景之中。这就需要“造事”与“兴感”这两种叙说策略。

用经典中具体场景中的人与事来带入理解者自身的感受，从而在置身状态下体悟理。因此，即事言理的“事”可能不仅仅指具体的历史事件，还包括所有具有置身性和切己性的、现实或构造的情境与场景。在《道德经》这样的典型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可能就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而是在“恍兮惚兮”或“高下相形”等语句中直接得到了视觉感受和日常经验的应和。这就可以引入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被反复强调的隐喻、寓言和象、景等独特的表达（思维）方法，有学者认为这些表达方法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客观性”要求的忽视：“中国人的关联性思维未尝服从理性或经验的‘客观性’要求，当我们说‘汉思维’这一特殊的中国人思维方式时，我们是指它有赖于取‘象’和‘隐喻’以作为表达事物变化的主要手段。”聚焦表达性和表述策略中的特点来强调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显然仍是囿于西方哲学中概念命题式的“知识”或“真理”性特征：表达的构建可能是单向的，然而经典在阅读过程中被激活则是双向的。阅读者的参与和置身让被预设了的恒久之理成为阐释和体悟的对象，从而将知识或真理的论证转变为阅读者主动参与的、动态和持续的反思性实践。我们固然可以认为经典在漫长的阐释历史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成说或不刊之论，然而，这些成说仍然受到在置身状态下参与“理的显现”的、经典文本阅读者基于自身经验和理解的检验和批判。

对于经典的阅读者而言，无论是被构造的场景还是叙说中的史实，都是印证旧说、反思成理的途径，这种引证和反思的行动是基于阅读者自身的生命经验和理解能力展开的、面向被预设却无法被完全掌握的恒常之道的探寻。对于阅读者而言，从经典言辩的事中得到的理，又可以在其自身将要展开的行动经验中得到落实和验证。通过上述机制，行动与反思才能够成为经验与经典之间的桥梁。质言之，传统中国的哲学反思总是动态地往复于“观理于事”与“验以成说”之间，不可能被化约为静态的概念和范畴结构的搭建，固化为某种稳定的、指向所有经验的统一规范和原则。

如前文所述，在“即事言理”的言辩模式基础上，经典与经验可以通过不同时代的阅读者与阐释者的反思和行动保持活跃的联结。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经典与经验之间的联结也不能是完全个体性和随意的，否则无法保障精神生活在代际之间的连续性，进而威胁到对文明的整体阐释的稳定性。经典作为对经验秩序和结构的权威刻画，规制了谈论经验秩序和结构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涉及秩序与价值的各个侧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共通的理解框架。以此为基础，才可以保证跨越时代的哲学思考在结构和表达主题上的连贯性，以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在思想资源上的承继性。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跨越世代的连贯性是由人类精神生活的共通性和文化世界的连续性共同奠基的，这些核心议题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异，但其指向的经验结构和精神关切可能是相通的。这从另一个层次上保证了经典的跨时代性。持续当代化的可能性是经典性的基础，“经典提出的问题都曾经是前沿问题，都具有那个时代的当代性，但只有被当代问题重新激活才具有这个时代的当代性。只有此时的当代性能够激活那时的当代性，才能证明经典问题的在场性或值得在场”。当代的问题总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植根于代际承递而来的文化经验与精神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又被当下经验的特殊性统摄和改造。由此，当代的问题可以通过激活经典指向未来的行动。

从中国传统思想“即事言理”的方法入手，不仅可以理解经典与经验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可以说明回向经典的思想行动何以是始终朝向当下经验的。不妨说，如果不能将经典的解读和哲学的反思指向当下的具体经验，那么“即事言理”的方法就会转变为某种刻板的文本解读的技术操作。进而言之，经典就不能够持续激生思想，而是限制甚至终结哲学反思的活力。反而言之，“即事言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可能提示中国哲学重返经验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是当下精神生活与哲学思考的需要，更是捍卫持续传承的思想传统的要求。正如陈少明所强调的，“现代中国的生活经验中，毫无疑问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或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当下的生活经验为反思的对象，当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最基本的任务。但就中国哲学创作而言，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现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到被书写固定在文本中的生活世界，都需要被转化为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从而让中国哲学获得时代感和当下性。这一判断的整体意图暗合了重返经验的必要性。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不仅是一个关于理论潜力的判断，更是一个需要通过分析来澄清的哲学方法。

三、以述为作：重返经验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尝试将重返经验的可能性视为指向中国哲学方法的提议，就需要从如下四个层次递进式地说明这一提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经验世界是哲学反思的起点，当下经验就是哲学刻画的原材料。朝向经验世界就是哲学思考的基本姿态；其次，当代的中国经验如果被当作哲学思考的起点和原材料，乃至理论活力的源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经验的特性？基于文化传统的、跨世代的纵向延续性和内在一贯性，与当下经验的横向当代性和共通性，这两者以何种方式融汇为当代中国经验世界？再次，对当代中国经验的哲学性描述和结构性刻画，何以产生面向当下和未来精神生活的“思想创生”的活力？质言之，当下经验的描述与经典世界的绍述在何种意义上是具备理论创造力的？最后，重返经验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符合中国哲学的一贯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尝试凸显某种普遍且有效的哲学方法在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展开方式，而不是中国语境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方法。由此，从哲学方法出发，中国性并不是一种例外主义的特殊性，而是体现哲学活动一般特征和价值的独特形态。文化特性就被展现为具体文化差异导致的议题和关切之间的区别，不会损害哲学方法的共通性。从当代中国经验出发展开的哲学思考，可以被视为一种植根于中国的世界性，以特殊经验内容分析为范例的普遍哲学方法。

从哲学反思与具体经验的关系出发，如果我们将经验世界当作哲学反思的起点，就要充分考虑到哲学思考的结构性与清晰性同具体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在面对具体的事件和经验场景时，哲学反思需要在丰富且杂芜的经验中找到其结构，从而用结构式的框架去理解和分析各种形态的经验。此外，对于哲学实践者而言，对经验世界的处理显然不是全面的描述和表达，因为具体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且不可能得到无遗漏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既是哲学思考的源头，也是哲学表达的负担。对经验的哲学刻画是一种有技巧的抽象，清晰地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某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中的具体事件的运行机制是什么。惟其如此，经过哲学反思的经验世界才是可理解、有序且稳定的。对经验的刻画——而非描述——需要运用抽象的方法，去掉具体经验场景中非结构性的内容，使看似不同的具体经验呈现出类型学意义上的趋同、结构意义上的相似以及具体元素的均质，从而实现从具体向抽象的突破。当然，这一抽象的技术是可以被反复运用的，直至将具体经验抽象为某些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然而，不得不强调的是，即使纯粹概念性的演绎构成了哲学的“理想型”，也不存在完全与经验无涉的纯而粹之的哲学。具体的经验为哲学反思奠基，成为哲学思考的原材料和起点；与之相对，哲学则让经验超越具体的场景和当下的杂芜，收束成清晰的结构和稳定的机制。如果说在生活世界中，具体经验是可能性和丰富性的持续展开，那么哲学对经验的结构性刻画就是朝向理解和行动的稳定和收敛。因此，哲学反思的结果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从分析出发的结构性。

沿着上述思路，哲学在中国的特殊性并不会体现在方法上，而是凸显在经验的差异上。我们需要从不同的维度理解当代中国的经验世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验世界在被筛选之后以人、事、物的方式固化在书写文献之中。被固化在书写之中的具体经验一方面是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则是被书写构造出来的经验场景。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固化下来的古典中国场景和事件被认为是以不同的方式指向共同的秩序、价值与恒久之道。不妨说，通过经典被记录和不断重访的时代和经验是中国成其为“中国”的根基。这些历史事件被不断地“述说”和“阐释”，让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想象场景都被拉入阐释者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之中，意义的拓展让历史成为敞开的理解空间。面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验形成的理解又成为行为的规则，从而让各种可能性收束为新的现实经验。正如赵汀阳用“述作之间”的隐喻强调的那样，“‘作’创作的是未来，把将来时的多种可能性约束成唯一的现实性；‘述’书写的是历史，把过去时的唯一事实敞开为多种历史。” 传统中国的经验世界在当下仍然鲜活且始终影响着当代的精神生活。经典总是以不断被重访的方式来塑造理解和激发行动，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又是与传统经验截然不同的。从技术、器物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形态上看，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是高度现代化的。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都在共享着一个被技术和信息紧密联结的经验世界之中，塑造了从表面上看高度同质化的“生活经验”，进而强化了基于这些表面“生活经验”形成的共同处境。从具体的知识到对世界结构的理解方式，乃至对个体价值和社会生活的体验都与传统经典世界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和断裂。现代性的力量塑造了高度划一的生活方式，而经典世界中的“价值和秩序”则以独特的方式“对抗”这种同质化的经验，始终保持“中国性”的活力。不妨说，同质化的生活经验也并不会直接导致划一的“现代性症状”，而是会呈现出症状和病理上的“地方性”。经验的世界总是在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中涌现，当代中国的经验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也因此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它们不仅可以激生出具有“中国性”的当代哲学，还可以印证一种面向具体经验的“通用”的哲学方法——以指向当下经验的方式联结历史与未来，说明塑造历史的“中国性”可以成为开启未来的“世界性”。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尝试开展一次关于哲学方法的创新，用前所未见的方法来展现并激活源自传统的“中国性”。恰恰相反，我们提出的重返经验的方法倡议是植根于传统中国思想方法的，重访经典以反思具体经验，同时以具体经验激生经典的活力，这一方法在传统中国被思想家们反复且熟练地使用着。对历史经验和当下生活的刻画和描述都是指向未来的行动，“述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朱熹在论及《论语》“述而不作”章时指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 以述为作，对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制作！面向过往经验的“述”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意义赋权，从未来视角看，“述”也是指向行动的“作”，为行动提供合理性和规范性的奠基。

易言之，这一方法的特征是从经验出发，在当下与历史的押韵和共振中展开理解，并为行动奠基。哲学反思总是在关注变化过程，而非僵化的事物结构。其原因是哲学反思的目标并不是拷问并固化对外在对象的认识，而是在鲜活的经验中不断试探最合宜的可能性。正如葛瑞汉所说，“中国哲学思考是以‘道’而不是‘真’为中心……在墨家关于鬼神的讨论中，问题不在于鬼神的存在是否真实，而是在于区别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上，这样或那样处置鬼神在社会上是否适当。” 从比较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哲学思考并不首先考虑事实与知识的相符，以及“是不是如此”的问题，而是始终关注“合适”和“恰当”的问题。这看起来是一种不追求精确性和具体知识的进路，却成为独特的哲学视角，塑造了独特的方法。进而言之，这种独特的“适当性”就使得哲学反思从一开始就溢出了外部对象的知识，指向对整体生活秩序的理解性塑造。安乐哲就强调相对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中国哲学有独特的溢出性，“哲学（在中国）是一种推动和造就当前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思想话语。这一哲学传统所表现的存在主义的、务实的，以及坚定的历史主义的特性拓展了哲学外延，使它远远超出了中国之外‘哲学’所界定的范围。” 当然，我们并不是以此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尝试说明“重返经验世界”作为一种哲学视角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是极为重要的。这种重要性绝不能被理解为与其他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不可通约的特殊性，我们在理解“中国性”时不能混淆视角与方法。

如果我们在述作之间的框架中理解“重返经验”的方法倡议，不妨说在方法意义上就是强调以述为作。从过往与当下的经验出发，通过对经验的结构性描述指向理解和行动。过往的经验就是以文本的形式固化经典思想文献之中的事件与人物。从重返经验的角度看，对于经典文本的处理从手法上看就不是哲学史的，而是哲学的：并非要从字词和文句的意涵分析理解文本的内容，而是将字词和文句当作叙事性的内容，关注被描述的场景及其中活跃的人和事，以此来重返充满意义的“经验现场”。陈少明将这一方法定义为面向经典文献的“想象”，“强调想象同中国哲学，而非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原因在于哲学史通常论述那些自觉的哲学观念（包括范畴、命题或学说），而判断的依据通常来自西方哲学……要充分吸取古典智慧，便需要在现有的哲学史之外，从挖掘经典文本的各种叙事内容入手，进行中国哲学创作。这样，它要求的，首先不是面对古典思想概念，而是面对经典世界的生活方式。经验而非概念，才是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想象在其中的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想象古典生活世界的经验，对以想象的方式所呈现的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各种抽象概念（包括哲学或不太哲学的）所指涉的可能经验内容的想象。”

将经典的内容视作被文句的叙事功能固化下来的、充满意义的鲜活经验，就从方法的意义上架起了古典与当下的桥梁。重述经典中的生活世界可以重塑我们对于当下经验的理解，这种重塑不是基于知识判断和真理追求的行动立法，而是在具体的感受和体验场景中展开理解。因此，行动并不是刚性法则的必然要求，而是在理解中不断进行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经验和经典世界才是连续且贯通的。需要强调的是，面对具体的经验以及人在其中的置身性，展开理解而非判断，进行试探而非验证的态度，并不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彰显了这一视角的普遍性。以知识性的方式对具体经验作出判断，需要一种决定性和先在的“旁观者”视角，与之相对，以场景化的投身来激活对经验的理解，则是来自更贴近实际状况的“局中人”设定。视角的差异带来的显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错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互补模式。

结语

我们从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史底色这一学科史的事实出发，尝试说明哲学史在确立学科规范的同时可能疏离了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独特思想方法与哲学的规范性对立起来了。我们有以下两个基本的预设：其一，哲学思考是朝向具体经验的，哲学是对经验的抽象性刻画；其二，哲学对于不同类型的思想方法是开放的，哲学的规范性不应该是一种排他性。与上述两个预设相对，中国哲学史书写背后的、舶来自西方的哲学性标准使得大量中国思想文本中作为独特论理方法的场景和经验被忽视了，转译自西方哲学的概念与范畴框架被虚悬在具体而鲜活的历史经验之上，让对经典世界的探究变成了对文本的解读。这一方法论框架可能偏离了中国传统经典的经验模式和历史世界，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历史性意味的缺失让思想文本中的人和事成为哲学概念运动过程的背景音和冗余物。与此同时，思想文本的解读方法并不能指向中国当下已经与世界融合的现代世界。在当下的直接经验中，文本中的概念与范畴似乎是一些生活历史的遗迹和传统思想的余烬，基于传统思想文本意涵的讨论也无法激生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反思。我们尝试提示，双向地远离经验世界，可能让中国哲学既失去在时代中激活经典的能力，又缺乏用经典中的历史世界为理解当下提供视角的可能性。我们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尝试提出重返经验——经典世界与当下生活的双重经验——的可能性及其方法论价值。

因此，提出重返经验这一哲学方法的初衷并不是比较哲学视角，而是要在中国哲学的学科语境下，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进行某种“矫枉过正”式的转向。我们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双重哲学史底色带来的理论后果保持清醒的认识。哲学史的底色意味着我们对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改造”可能是在自觉不自觉中使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思想在哲学史书写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从而让哲学思考被某种哲学标准限制了。与此同时，无论是来自西方还是源自中国传统的哲学史书写似乎都没有突出作为精神史的历史的“历史性”，与此相对，文本与思想家都被当作客观史处理的时候，作为哲学史研究起点的文本也成了哲学思考的边界和限制。

与此相对，“回向经验”或“在经验中激生理解”是中国传统哲学活动中被熟练使用的成熟方法之一。构造经验的场景，记录具体的事件，都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以思想创造的方式重返并重访“经验现场”，在保持精神生活的连贯性的同时体现理解的时代性，进而为行动进行意义的奠基。“片面”强调哲学史的底色是要提示哲学史叙述在何种意义上可能造成我们梳理“重返经验”的方法。以文本解读为基本方法的、范畴化和问题化了的哲学史叙述可能脱离了文本原初的经验场景，也脱离了经典文本的表达策略和活力源泉。由此，哲学反思就可能随之陷入双向疏离的状态：一方面疏离了经典世界中的鲜活经验，另一方面则保持着与当代具体生活世界的距离。

实际上，我们是用一种“过度焦虑”的预期来表述上述潜在问题，即中国哲学可能出现同时疏离历史与当下经验的、概念空转的风险。我们不否认哲学史底色对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建构起到的奠基性作用，但也不能否认过分强调哲学史叙述的规范性和技术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是要提示中国哲学可以接续经典时代和传统思想中以经验为本的方法和立场，以期补正或拓展哲学史确立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进而获得能够直接面对经验——经典世界或当下生活——的哲学视角。我们期待的是，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可以在方法上探索中国语境中的哲学与哲学史并行模式，为中国哲学在哲学史底色之外提供新的理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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