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周敦颐文集编纂始于南宋，明代衍生出《濂溪志》和《周子全书》。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交互影响，主体内容非常接近，一般统称为周敦颐文集。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周敦颐文集的编纂史研究”（18BZS062）结合文献学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对历代三十多种周敦颐文集进行了综合研究，重点探寻其编纂过程的内外动因。

周敦颐文集相当独特，别集、专志、全书三大系列皆有，版本繁复，形式多样。而且周子本人的诗文很少，其文集的主要内容是他人撰述的有关周子的各种文献。周敦颐文集的这些特点十分罕见，是我国传统文献宝库中极其珍贵的个案。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来探寻周子文集编纂的内外动因，有助于揭示周子文集的由来及其不同版本的生成过程和价值特点，是立足学人文集来讨论书籍社会史、图书编纂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有益尝试。

周敦颐文集形成和编纂的外在动因

周敦颐在其生前和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在士林中并无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没有周子文集之编纂。到南宋时期，伴随一批学术精英引领下的道学推崇思潮，周子的学术地位不断上扬。先是在南宋初期，以二程后学为主的道学士人得到朝野重视，其势力迅速扩展，以此为契机，周敦颐的著作由隐而显，多途传播，其《通书》开始上升为道学经典，《太极图说》也被进献给朝廷；学者甚至以二程为核心，把二程及其老师周敦颐、讲友邵雍、张载的学问整合成统一的道学学派，首次构建起以周敦颐为首的北宋道学五子体系。至南宋中期，道学发展臻于极盛，以朱熹为代表的大儒重建周子的生平事迹、重构周子的著作体系和贯通周程之间的内在思想联系，使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道统地位更为坚实。伴随道学的鼎盛发展和广泛传播，各地刊印了多种多样的周子著作，兴建起大量纪念周子的祠堂，形成提升周子学术地位的强大社会思潮，周敦颐遂有“道学宗主”的盛誉。正是在这股浩荡的崇周思潮中，历史上第一部周子文集《濂溪集》七卷在淳熙十六年（1189）问世于周子家乡道州。

周子文集的形成得益于社会的大力推崇，其能够长期编纂则与庙堂之上的褒崇密不可分。如南宋晚期的五十余年间，至少有6部周子文集得以编刻。何以如此密集？根本原因就是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得到朝廷的认可，其开创的道学成为官方独尊的“正学”。朝廷先是在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周子为“元”，宣称“观圣道者必自濂溪始”（时间恰好在度正编纂周子文集的前一年），接着在淳祐元年（1241）又将其请进孔庙从祀，同时将与道学对立的“新学”宗师王安石逐出孔庙，周子开创的道学顺势成为独尊的官学。周子与道学政治地位的跃升，是这一阶段周子文集多次编刻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明朝，前期一百多年都没有周子文集的编纂，但至弘治四年（1491），则有周子十二代孙周冕编《濂溪遗芳集》（《濂溪志》系列的发端之作），这与周冕获赐翰林院五经博士的政治殊荣密切相关。景泰七年（1456），朝廷给予在道州的周子后裔周冕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特权，引起政治轰动和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激发周冕编修《周氏族谱》和《濂溪遗芳集》的强大动力，从而拉开了明代中后期20多部周子文集重新编刻的序幕。

至清代，最高统治者对周子及其开创的道学表现出更大的热情。顺治元年（1644），皇帝升宋儒周子称先贤，祀天下学宫。康熙二十四年（1685），恢复周子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特权。康熙二十六年，特赐周子故里祠御书“学达性天”四字。雍正十三年（1735），周子《太极图说》《通书》被列入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乾隆六年（1741），将太学孔庙的神牌次序颁行各地，其中先贤周子在文庙东庑。孔庙还专门设立周子祠堂及其父亲谏议公祠。朝廷的这些举措具有极大的示范性和导向性，成为周子文集多次编刻的重要因素，并形成清代周子文集中皇权渗透明显增多的时代特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进呈本”《周子全书》。

历代周子文集的编刻多数都是地方官员支持甚至直接组织的产物。具体说来，已知宋代7部周子文集中，早期的5部中至少有4部都是由官方编纂或刻印的；最后的2部虽不见具体的编刻者，但刻印精美，似非单纯民力所为。在明代20余部周子文集中，绝大多数也是官方编纂或刻印的，即便是由民间力量编印的，往往也有官员写序作跋。在清代编刻的十余部周子文集中，民间力量虽有明显增强，但由官方编纂、刻印和作序的周子文集仍居多数。可以说，没有各级地方官府的大力支持，周子文集的长期编刻是不可能的。

周敦颐文集编纂和刻印的内在动因

周子文集的编刻，正如周子开创的道学一样，可谓遍地开花，其中周子故里道州及其所在的永州府的官员、学者是主力军。在已知7部宋代周子文集中，有两部编刻于道州，还有一部是由周子族人周梅叟携书刻印于其任官之地连州。已知20余部明代周子文集中，有9部编刻于道州或管辖道州的永州府，另外道州周伦移居九江后编有《濂溪集》六卷。已知十余部清代周子文集中，有两部编刻于道州，另有清末道县新教馆重刻乾隆年间的“进呈本”《周子全书》。

道州以及所在的永州府地区的官员、学者长期是周子文集编刻的主力，与他们高度自觉的周子故里意识密切相关，他们往往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比如明代第一部名实相副的嘉靖本《濂溪志》，依据编者永州府同知鲁承恩的序言可知，正是作为周子故里的父母官的使命感以及他目睹的道州士人、周子后裔“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的现状，促使他从“纪载”和“传播”两方面大力宣扬周子。又如万历三年（1575）本《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的编纂，首先出自当地贤达蒋春生的提议和永州府知府王俸的决策推进。蒋氏在序言中强调“真儒生是邦，匪籍曷稽？是故濂溪不可无集也”，并称永州府知府王俸“以永为元公故里，理学渊源，风韵不泯，欲梓其集迪多士”。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道州知州吴大镕更是抱持“守土者之急务”的责任感，“毅然以修废举坠为己任”，主持编纂了清代第一部濂溪志，即《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十五卷。

周子宗族也是历代周子文集编刻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南宋7部周子文集中，至少有一部是周子族人周梅叟重新编刻的。在明代20余部周子文集中，由周子后人直接编纂的有周子十二代孙周冕编《濂溪遗芳集》、周子十三代孙周伦编《濂溪集》、周子十七代孙周与爵辑《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和《世系遗芳集》，一些周子后人尤其是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还积极参与周子文集的编刻。清代十余部周子文集中，由周子后人直接编纂的有3部，分别是苏州周子后人周沈珂和周有士先后重辑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以及道州周子二十七代孙周诰编《濂溪志》；另有3部为周子后人集资重刻。

不难理解，这些文集实际上是编刻者浓厚的宗族观念的产物。从明代第一部周子文集《濂溪遗芳集》的编者周冕在向作序者三次提及“我祖”之劳，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周与爵汇集《世系遗芳集》，形成“祖功宗德，睹之若生”“旦暮千载，百代一时”的盛况，再到清康熙三十年（1691）周沈珂“重辑”《世系遗芳集》时所谓的“余以文献攸寄，愧不能谨守先绪，致祖宗遗集湮没弗彰，于是立志修辑”，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尊祖敬宗这一意识是周子文集长期编刻的重要动力。

进一步考察历代周子文集的编刻者，他们内心往往非常崇敬周子及其开创的道学。如明代弘治年间重辑《濂溪周元公全集》的苏州人周木，“生平究心理学”；万历三年本《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的主编之一王俸，“遂于理学”，另一主编崔惟植曾有“以公（周敦颐）之道虽昭揭日月，然匪集胡传？四方之士有慕公而不获游公之里者，又何所观法也？”的反问，表现出对周子的推崇和以文集传播道学的急迫心态。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书的《周濂溪先生全集》的编者张伯行是清代道学名臣，其秉持的“圣人之道，秦汉以来，惟濂洛关闽为宗”的学术信仰自然是其汇编宋明以来的道学文献而成《正谊堂丛书》的重要驱动力。

任何一部图书的编纂都有它生成的社会文化土壤，周敦颐文集也不例外。伴随南宋中叶推崇周子和道学的强大社会思潮，周敦颐文集从无到有，并在道学作为官方“正学”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土壤中，依靠朝廷、地方官府和周子宗族等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连续编纂和刊刻了七百多年，形成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近40种（至清末，且不计重刻本）的宏伟气象。将文献学和社会文化史方法有机结合，既注意探究文集编刻者内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又注意考察编刻者外在的社会背景和时空环境，内外兼顾，应当是深入发掘文集价值、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