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南宋晚期, 四川长期遭受蒙古 (元) 军队攻掠, 残毁严重, 一些记载不免给人以斯文不存之感。但梳理有关文献可以发现, 在山城防御体系的有力保护下, 四川地区不但延续了之前的一些州县官学、重修了毁坏的书院, 还富有创造性地建立起山城学校这一崭新的教育形式, 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活动。这些学校展现出较强的活力, 如新的全蜀文化教育中心即重庆府学既蒙皇帝赐字, 又得资州博雅堂珍贵汉碑的充实;已在四川长期传承的理学也顺应时代潮流, 继续扩大传播, 朱熹再传弟子阳枋和他主教的涪州北岩书院尤为活跃。

关键词：南宋; 四川; 山城防御体系; 学校教育; 斯文;

宋代四川在大部分时间内,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繁荣, 加之重视文教这一时代风气的濡染, 学校教育堪称发达。如成都府学著称全国, 有傲视天下的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和石壁九经, 以至有“郡国之学, 最盛于成都”之说。[1]280魏了翁创办的蒲江鹤山书院名气不如白鹿洞、岳麓, 然藏书十万卷, “规模之宏富, 实为宋代各书院之首”。[2]130但南宋晚期蒙古势力的入蜀及其长期攻掠, 则打断了四川历史文化的正常进程, 繁盛发展数百年的文化教育遂一落千丈。早在端平三年 ( 1236 年) 蒙古军队“火杀”成都、残毁四川大部分地区 ( 史称“丙申之祸”) 以后, 蜀人吴昌裔就十分痛心地写道: “昔之通都大邑, 今为瓦砾之场; 昔之沃壤奥区, 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 白骨成丘, 哀恫贯心, 疮痏满目。譬如人之一身, 命脉垂绝, 形神俱离, 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 (1) 几年之后的淳祐元年 ( 1241 年) , 以成都为首的四川大部分地区再遭蒙古重创 ( 史称“辛丑之祸”) , 社会更加凋残, 以至蒙古儒者郝经也嘘唏不已: “子规啼缺峨嵋月, 嘉陵江中半江血。青天蜀道为坦途, 马蹄蹴落阴山雪。芙蓉城碎朔风急, 虓虎磨牙绮罗穴。不识兵戈三百年, 叠鼓一声肝胆裂。小臣斗死尚南首, 大臣见杀犹望阙。汉家阳九厄再逢, 忽焉王气西南绝。”[3]《蜀亡叹赠眉山唐仲明》, 83时人的这些文字不免给人四川已经元气尽伤、斯文不存之感, 而以成都府学和鹤山书院为代表的川西地区的学校教育后来也确实无与闻焉。

然而四川地区并没有立刻“气绝”。在连续经过两次大祸以后, 南宋朝廷决定将四川的政治中心由地处平原、破坏严重的成都东移至三江交汇、山势险峻的川东要地重庆, 并在淳祐二年 ( 1242 年) 任命已在淮东建立卓越战功的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到任后, 大力整饬军政, 发展生产, 尤其在总结四川军民战斗经验和吸收播州冉氏兄弟等人建议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在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长江等大河两岸的高山台地构筑起大量山城。这些依山傍水、控扼交通的山城大体组成前后两条防线: 前沿线上以合州钓鱼城为核心, 有苦竹、大获、运山、青居、钓鱼、多功、得汉、平梁、赤牛、小宁、大良、云顶等山城, 分布于长江的各条支流上; 后卫线上以重庆为中心, 西起嘉定, 东抵夔门, 横贯长江沿线, 包括凌云、紫云、神臂、重庆、天生、白帝、瞿塘等山城。这些山城之间相互声援, 又以各通航河流或官道为联络线, 点线结合, “于是如臂使指, 气势联络”, [4]12471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有力支撑和保护之下, 四川对蒙古 ( 元) 军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抵抗和反击, 书写了像折断“上帝之鞭”蒙哥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钓鱼城之战等经典传奇, 社会经济文化也在某些时段和地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续、恢复甚至发展。

过去学界比较关注余玠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在抗御蒙古 ( 元) 方面的巨大军事价值, 而对他重视学校教育及山城防御体系在维系斯文、保护文教方面的贡献则有所忽略。事实上, 余玠后人说他主政四川时曾致力于“崇学校, 兴教化” (2) , 元代《宋史》撰修者在评论余玠治蜀业绩时也言及其“修学养士”的一面。时人阳枋在为余玠生祠做记时, 更是把他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与当时四川的学校教育联系起来, 说余玠入蜀主政以后, “凡地险势胜, 尽起而筑之, 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 峙莫逾之势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 隆不拔之基于后, 雪雉摩云, 银甍矗日, 军得守而战, 民安业而耕, 士有处而学”。[5]《余大使祠堂记》, 361 - 364所谓“士有处而学”, 表明在山城防御体系的保护之下, 四川地区的一些学校教育仍在延续。鉴于以往研究的不足,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有助于对余玠和他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有更为完整的认识, 并推进南宋晚期历史文化和蜀学的深入研究。

一、山城办学及其他州县学和书院的延续

南宋晚期四川地区创建的山城, 一般都是在原有州、县治所附近的山上重新选址修建, 并将原来的州、县治所和军事单位移驻其上; 也有在之前州、县治所基础上增建而成的, 典型的就是重庆山城。重庆府治本就坐落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渝州半岛上, 三面环水, 山势险要, 余玠之前的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早已筑就山城, 余玠置司重庆后又进一步做了增修。这些山城旨在屯兵、积粮、保民、战守, 是当地的政治军事中心, 因此一般都会建立学校, 开展教育活动。但由于有关资料散失严重, 笔者目前只见到三所这样的学校。

一是重庆山城上的重庆府学。宋末阳少箕、阳炎卯兄弟为父亲阳枋写有《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 ( 下简称《阳枋行状》) , 其中在记述阳枋“年逾六十, 即退休自适, 隐居求志”之后写道: “蜀阃建学, 宸奎赐‘明心’二字以淑人心。”[6]366阳枋出生于淳熙十四年 ( 1187 年) , “年逾六十”就是淳祐六年 ( 1246 年) 以后。故此“蜀阃建学”当是指约淳祐六年前在重庆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司 ( 俗称“蜀阃”) 修建重庆府学之事。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知道, 重庆山城的修筑始于嘉熙三年 ( 1239 年) 出任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的彭大雅。在端平三年的“丙申之祸”中, 蒙古军队曾“毒重庆”, 可能对重庆府治和府学进行了残毁。之后彭大雅来知重庆府, 大筑山城, 期间又遭遇蒙古军队新的进犯, 到嘉熙四年三月他便被罢职而去。 (3) 在如此紧张的筑城时间里, 他很可能并未重修府学。之后余玠入蜀主政、置司重庆后, 为满足重庆作为全蜀军政中心的需要, 对山城做了进一步加固或扩建。在此过程中, 深受皇帝器重的余玠很可能主持了对原来受到破坏的重庆府学的重修, 并上书理宗, 请求御书赐字, 于是便有上述《阳枋行状》所谓“蜀阃建学”“宸奎”赐字的记载。

二是运山城上的蓬州州学。蓬州 ( 治今四川蓬安) 运山城 ( 或称营山城、云山城) 始建于淳祐三年, 当时着重于州治的迁徙, 城建规模不是很大。从淳祐五年 ( 1245 年) 杨大渊知蓬州开始, 他对运山城进行了连续几年的增修、扩建, 在完善其行政办公、军事防御和民众生活功能的同时, 不忘“文事”, “亟起郡学, 立孔殿”。 (4) 即将原来的蓬州州学和孔庙迁建于运山城上。

三是白帝山城上的夔州州学。夔州 ( 治今重庆奉节) 是宋代夔州路的政治中心, 也是长江东出三峡的重要关口 ( 俗称“夔门”) , 东控荆楚, 西扼巴蜀,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蒙古攻入四川腹地以后, 多次冲击川东地区, 企图经此顺江东下灭宋, 并在嘉熙三年 ( 1239 年) 十二月袭破夔州。结合阳枋所谓“夔自嘉熙徙治白帝, 率武臣镇焉” (5) 来看, 夔州州治很可能是在嘉熙三年和四年间从奉节移至更利于防御的白帝山城上, 并选派精于战事的武臣镇守。严酷的战事和武臣的守卫, 不免有些“重武轻文”, 即是说: “郡当衢要, 夙夜究怀守御, 视学校为缓。”尽管如此, 官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文化教育。据时人阳枋记载, 淳祐六年 ( 1246 年) , “帅环卫俞公兴治, 创大成殿于卧龙山之阳, 奉祀仅庇风雨, 青衿弦诵, 亡所适依。” (6) 这里的“卧龙山”, 就是今天的鸡公山, 是当时整个白帝山城的组成部分之一。 (7) 尽管供祀孔子的大成殿十分简陋, “仅庇风雨”, 但在当时的战时体制下还是十分难得的。

到淳祐十二年 ( 1252 年) 春, 四川抗蒙形势进一步好转, 进士李卓来知夔州。他是抗蒙战争爆发以来夔州的首任文臣, 重视学校教育, 指出“爼豆修则军旅之事斯循序而举, 教化行则祸患于以潜消”, 认为文化教育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具有支持作用, 因此对州学来了一番“鼎而新之”的建设:

劚峻为夷, 平险为安, 建讲堂三楹, 庑广如堂。两旁六斋, 东曰志道、据德、依仁, 西曰兴诗、立礼、成乐。斋各一楹, 左右廊凡六楹, 墁覆黝垩, 渠周于宫墙。廪庾庖湢皆具, 率皆不苟。……侯于是备彝器以昭文物, 厚饩廪以复公养, 储不足则给以秩粟。遴择精考, 广延俊茂, 表德行以厉俗, 侯之志其可尚矣。[5]《重修·州明伦堂记》, 365

可见, 这所州学虽建于山城之上, 战时之中, 财力有限, 但结构完整, 宽敞大方, 文气十足。而且, 李卓以知州之力, 在教学设备和经济条件上给予保障, 并在师生方面严格考选, 以期“表德行以厉俗”。

除了山城办学外, 在山城防御体系的保护之下, 原来的一些州县学也在继续开展教育活动。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这些:

一是涪州州学。涪州治今重庆市涪陵区。据淳祐三年 ( 1243 年) 十二月的《涪州石鱼题记》, [7]327知州王霁携同“教授古通王槱钧卿”等人同观涪州石鱼。《 ( 阳枋) 纪年录》载: 宝祐二年 ( 1255 年) , “涪教阙员, 梅溪刘公叔子守涪, 以伊川代大中请郡士宇文中允典汉州学故事礼公, 公固辞。”[8]《 ( 阳枋) 纪年录》435这两条材料说明涪州州学有较长时间的延续。

二是广安军学。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淳祐四年 ( 1244 年) 阳枋以昌州 ( 治今重庆大足) 酒正的官职“分教广安”, 颇尽职守, 诚如《阳枋行状》所记:“郡庠规矩, 一本白鹿, 先德行, 后文章, 尚理致, 黜浮薄。时学廪久乏, 核积弊, 乃沛然令官俸给悉举以俾掌计。”即用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来规范军学教育, 而且是“先德行, 后文章”, 并在教育经费上给予保障。

三是大宁监学。大宁监治今重庆巫溪。据《 ( 阳枋) 纪年录》载: 淳祐五年 ( 1245 年) , “制阃檄公摄大宁秋官……赵侯 ( 汝廪) 延公讲《易》, 帅子弟请问尊礼。”[8]《 ( 阳枋) 纪年录》, 434阳枋当年还针对大宁监学学生出有《策问》题。[5]《策问 ( 淳祐乙巳大宁监) 》, 373

四是长宁军学。淳祐五年, 眉山人史绳祖差知长宁军 ( 治今四川长宁县) , “祗诣孔庙”, 将理宗皇帝褒奖理学诸儒的御笔刊诸军学, 并更新孔庙从祀, 以理学五子取代王安石。[9]264

五是叙州州学。叙州治今四川宜宾。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大过本末弱未济六爻失位》载:“余向奉祠归里中, 舟过叙州, 易守乃江西人, 同倅范以正率诸生请讲。余为复讲泸南先天图说, 众皆称闻所未闻。”据史绳祖为妻子杨氏所写《圹志》 (8) 和《学斋占毕》编定于淳祐十年 ( 1250 年) (9) 的事实, 这里的“奉祠归里”事约在淳祐七年 ( 1247 年) 前后。

六是昌州州学。昌州治今重庆大足。据大足石刻南山的一通碑, 淳祐七年何光震等人的《饯郡守王梦应记》碑, 末有“从事郎、昌州州学教授张顺臣”等人的落款 (10) , 知昌州州学此时仍有教学活动。

七是绍庆府学。绍庆府本为黔州, 时属夔州路, 治今重庆彭水。阳枋在淳祐八年 ( 1248 年) 到任绍庆府学教授, 《阳枋行状》载: “公职教黔中, 其教以讲学为本, 课试为末, 择乡老之有望者悉加尊礼以仪, 后进由是逐末知本, 尚吻者革心。黔之文物, 至今彬彬然也。”从教三年, 效果是很好的。《 ( 阳枋) 纪年录》又说: 阳枋在绍庆教官任上, “核学廪积弊, 均生员稍食, 为教先讲习而后艺文”, 做法与其“分教广安”时是一致的。

八是绍熙府学。绍熙府由荣州升格而来, 治今四川荣县。淳祐十年 ( 1250 年) , 宜宾人支南荣出任绍熙府学教授, 同史绳祖一样, 调整孔庙从祀, 以理学五子取代王安石, 确立起以理学为正统的教育宗旨。[10]

九是泸州合江县学。封面题署清朝“同治二年本”的《先氏族谱》在正文部分叙述“历代本支”时, 将先甲龙列为“太祖”, 并写道: “大宋开庆间由合江县学登进士, 甲后则先南巽、先拱望和先登雲俱由合江县学及进士第以继美。” (11) 先甲龙是开庆元年 ( 1259 年) 进士, 他和另外三位族人均是出自合江县学的, 表明此时合江县学仍有教育活动。

除了州县学这一官学系统外, 当时也还有一些书院存续。目前所知有涪州的北岩书院和咸淳府龙渠县 ( 时属夔州路, 治今重庆市万州区东南) 的宏文书院。对于后者, 仅方志有记载, 说是宋度宗“咸淳 ( 1265 ~ 1274 年) 初知咸淳府常福庆建”, (12) 余则不详。这里主要介绍北岩书院。

北岩书院是在南宋宁宗嘉定十年 ( 1217 年) 由知涪州范仲武创办的, 位于涪州州治 ( 今重庆市涪陵区) 长江北岸, 其基础是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颐贬谪涪州时注《易》的普净院钩深堂。宋蒙战争爆发后, 蒙古军队多次突入这一地区, 书院或受到破坏。淳祐十年 ( 1250 年) , 知涪州赵汝廪主持了书院的重修。关于这次书院的重修, 史无明载。据我们考知, 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三录载有“淳祐庚戌正月八日郡守开封赵汝廪观石鱼赋五十六言”的石刻文字, 据此可知赵汝廪在淳祐庚戌 ( 十年) 初已在知涪州任上。是年, 赵汝廪曾与好友黄应凤讨论把朱熹写给弟子曰爰渊、度正的书信刻石于北岩, [11]793将曰爰渊从祀于北岩, 阳枋在祝贺赵汝廪由知涪州升迁他官时也称赞他“振北岩之文风”。[12]《贺赵守札》, 329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 阳枋在淳祐十一年 ( 1251 年) 与同门好友黄应凤的通信中提到的黄氏“作《北岩重修书院记》”, [12]《答黄循斋札子》, 331应是记载知涪州赵汝廪淳祐十年主持书院重修一事的。

上列学校主要活动于余玠入蜀主政、创建山城防御体系的淳祐三年到宝祐元年期间 ( 1243 ~ 1253年) , 之后的则很少, 目前仅知泸州合江县学和咸淳府龙渠县宏文书院等少数学校有教学活动。事实上当不止此。据研究, 余玠之后的历任四川制置使, 在承袭既有山城布防的同时, 还增修了一大批新的山城, 不仅数量较之前增加了一倍, 而且设防范围更为宽广, 从长江以北的前沿阵地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大后方, 促使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更加完善”。[13]在这样的情况下, 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州县学和书院势必会有进一步的延续甚至发展, 详细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再从空间分布来看, 它们主要位于当时四川偏东、偏南的夔州路和潼川府路。夔州路有重庆府学、夔州州学两所山城学校, 还有原来的涪州州学、大宁监学、绍庆府学, 以及重修的涪州北岩书院和新建的宏文书院, 共7 所; 潼川府路有一所新建的山城学校即蓬州州学, 另有原来的广安军学、昌州州学、泸州合江县学、叙州州学、绍熙府学和长宁军学, 一共也是7 所; 而利州路和成都府路一所也没有。这种分布情况与当时南宋的实际控制区域和山城分布格局是一致的。夔州一路在川东, 在晚宋大部分时间里保存完整, 是当时军政中心重庆府所在, 拥有坚固的重庆山城、夔州白帝山城等; 潼川府路偏东和偏南的州县也有较好的保存, 自北而南有蓬州运山城、广安清居城、合州钓鱼城、泸州神臂城等重要山城。有这些山城的坚固防守, 二路的州县学和书院延续下来的就比较多。而利州路和成都府路的绝大部分地区或早已陷落, 或宋蒙双方接战较多, 残毁严重, 已非南宋重点经营地区, 故成都府路只有金堂的云顶城、嘉定的凌云城、犍为的紫云城等少量山城, 因此保存下来的学校非常有限, 目前未见一所。

以上我们主要是对当时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建立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 下面则重点讨论关系当时四川“斯文”存续情况的两个问题: 一是四川是否建立了新的文化教育中心, 情况如何? 二是已在四川地区长期传承、此时上升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理学在战乱之区的蜀地学校教育中传播情况怎样?

二、全蜀文化教育中心的新建及其重要举措

在蒙古破蜀之前, 成都府学是全蜀的文化教育中心, “四蜀之士毕赴”。[14]《左右生图记》但经过理宗端平三年 ( 1236 年) 和淳祐元年 ( 1241 年) 的两次大祸后, 府学遭到严重破坏, 不复存在。淳祐三年余玠入蜀主政、置司重庆后, 重庆就成为全蜀新的军政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 重庆府学理应发展成为新的文化教育中心。

上一部分我们引述《阳枋行状》时已提到“蜀阃建学, 宸奎赐‘明心’二字以淑人心”, 即在重庆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司重建府学, 并得到理宗皇帝亲赐宸翰。理宗何以要赐字? 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 目前未见任何详细的资料。但对比南宋初期高宗皇帝为成都府学赐字一事, 再结合此时的政治局势, 我们或能得其仿佛。

南宋绍兴六年 ( 1136 年) 十一月, 新任成都府学教授范仲殳上奏高宗皇帝说: “ ( 成都) 府学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中, 制度简朴, 气象雄浑, 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 刻于东楹, 至于今九百四十三年矣。盖天下栋宇之古, 无过于此。臣愿陛下万机之间, 因御翰墨, 作‘大成之殿’四字, 揭之殿额, 以著陛下眷蜀之意。”[15]理由堂皇, 高宗欣然同意, 并“命仲殳乘传以赐”。次年, 时任知成都府的席益“率吁僚佐出迎于郊, 拜受于先圣祠下。圜冠方领之士, 济济翔翔; 闾巷阡陌, 黧老黄幼, 耸观欢呼, 咸用欣戴天子阐融文教、遐不作人之盛德, 罔不奋励感激, 兴于礼义”, 并郑重表示: “蜀之士大夫说[通悦]礼乐, 敦诗书, 和众安民, 慎固封守, 以仰禆中兴之业, 追踪前古, 无忝圣神乐育之惠。”[16]998将此作为南宋“中兴之业”的组成部分。

绍兴六年至七年, 正是南宋与金朝激烈对抗的时期, 四川位居上流, 在整个防守体系中地位紧要, 是高宗皇帝建立中兴大业必须高度重视的区域。考虑到这一背景, 皇帝为全蜀文化教育中心的成都府学赐字, 确有使蜀地军民“奋励感激”的用意。

再看此时的四川, 已多次遭受蒙古军队的肆虐, 残破不堪, 理宗皇帝命余玠治蜀, 并置司重庆, 希望以余玠为首的四川安抚制置使司肩负起复兴四川的重任。因此, 理宗皇帝这个时候为重庆府学赐“明心”二字, “以淑人心”, 即收拾人心、凝聚士心, 实具有鼓舞四川军民团结抗战、恢复旧日山河的特别用意。显然, 这与高宗皇帝的赐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在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朝廷重视四川、激励蜀地军民的产物。

《阳枋行状》在记载“蜀阃建学, 宸奎赐‘明心’二字以淑人心”之下, 紧接着又写道: “活安文公复之实长堂事, 邀公振铎。”“活安文公复之”就是指号称“活安” ( 或写作“活庵”) 的理学家、合州人文复之。所谓“实长堂事”, 当是说文复之是重庆府学明心堂堂长; “邀公振铎”, 就是邀请当时的著名理学家阳枋担任重庆府学教授。《 ( 阳枋) 纪年录》另有一条记载说: 阳枋在淳祐十一年 ( 1251 年) 从绍庆学官任上致仕时, “考功郎中文云山、利漕黄循斋、制参赵明远, 以明新职教之任邀公, 公固辞。”这两处记载很相像, 都提到了邀请阳枋出任教职的事情, 但一说是在“明心”, 一说是在“明新”。当时在四川任官的史绳祖曾两次提到“明新”, 一说“余顷在明新, 口讲《中庸》《大学》篇义”[17]《中庸心性》, 38; 一说资州博雅堂有三块汉碑, “经兵火之后, 刓缺多矣。制阃又辇运寘之明新, 士夫殊无识者。余奉祠归, 过渝, 为学官言其事, 且以祖父所隶模本付之, 令补完。”[17]《古圣贤名》, 42合观两说, “明新”确实位于重庆 ( 简称“渝”) 府学。再结合阳枋在《答门人王复孙教授》时提到自己“尝与文云山言之于明新堂长”[18]《答门人王复孙教授》, 283的情况, 以上三处“明新”, 实指重庆府学的明新堂。那么, “明心”和“明新”是否就是同一个堂宇的不同写法呢? 或是“明心”后来改成了“明新”呢? “明心”为皇帝赐字, 似不宜轻易更改, 因此笔者推测明新堂是有别于明心堂的另一处府学堂宇。“明新”应取自《大学》所谓三纲领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旨在表达官方在战乱深重的重庆地区作新教育、倡导伦理、恢复秩序、凝聚民心的目标, 与“明心”相近而有别。

重庆府学不仅得到了皇帝赐字, 还得到了其他地区转移而来的一批珍贵文物。上文已经引述, 资州在遭到战乱残毁之后, 四川安抚制置使司 ( 俗称“制阃”) 把原来立于资州博雅堂、已受到“兵火”之坏的三块汉碑转移到了重庆府学的明新堂。据《宋史·地理志》载, 资州作为南宋行政区在淳祐三年 ( 1243 年) 被废, 因此其博雅堂三块汉碑的转移约在此之后。这三块汉碑的情况曾为史绳祖大父记录在册: “高广各五六尺, 皆就石室壁间刻古圣贤、义夫、节妇及车马人物, 其质朴可笑。然每事各有汉隶数字, 字止五六分, 笔法精稳, 可为楷式。生平所阅汉隶, 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史绳祖也“爱其伏羲、神农、黄帝、帝尧之赞, 及曾子、老莱、丁兰之赞”, 以为“文旨精严简古, 非后世所及, 如祝诵氏, 不知其为沮诵或祝融, 帝喾字作帝俈, 殊可以证古辨今”。[17]《古圣贤名》, 42可见这三块汉碑古朴厚重, 文字精美, 而且绘有古圣先贤及其像赞, 还有“质朴可笑”的义夫、节妇及车马人物, 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教化功效和象征意义。政府之所以将其移至重庆府学, 显然是考虑到重庆是四川安抚制置使司所在、府学是全蜀文化教育中心这一现实。

重庆府学既蒙皇帝赐字, 又得原来资州博雅堂的珍贵文物充实, 足见这是一个受到朝廷和地方长官高度重视的教化场所, 与重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是宋末重建的、团聚全蜀士子的文化教育中心。惜资料不足, 我们今天已不知重庆府学在南宋晚期具体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了。

三、学校教育与理学在蜀地的继续传播

理学早在北宋时期就已传入四川。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曾在仁宗时期出任合州 ( 治今重庆市合川区) 签书军事判官厅公事, 理学奠基人程颐又在神宗和哲宗时期两度入蜀, 在汉州 ( 治今四川广汉) 、成都、涪州 ( 治今重庆市涪陵区) 等地留下了足迹, 一些蜀地学者从其问学, 理学遂在四川地区有了初步的传播。其中程颐门人、涪州乐温县 ( 治今重庆市长寿区) 人谯定后学众多, 清人称之为“程门一大宗”, 今人或名之为“涪陵学派”。进入南宋, 伴随以成都人范仲黻、仁寿人虞刚简为代表的“二江九先生”返传张栻“湖湘学”回蜀, 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的在蜀传播, 四川地区的理学日渐普及, 有“蜀人尽知义理之学”之说, 并涌现出著称全国的蒲江人魏了翁等杰出理学家。

在四川地区长期传承并在南宋中期有重要发展的理学在南宋晚期蒙古破蜀以后又如何呢? 过去我们主要知道合州巴川 ( 治今重庆铜梁) 人阳枋及其家族尚在蜀地传播和发展理学 ( 特别是易学) , (13) 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则几乎无所了解。依据我们现在的认识, 大体说来, 南宋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确实破坏严重, 在传播理学方面贡献卓著的成都府学、成都沧江书院和蒲江鹤山书院等一大批州县官学和书院均遭残毁; 而在四川偏东、偏南的地区, 由于山城防御体系的有力保护, 学校教育得以开展, 理学由此能够继续传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理学诸儒进入学校孔庙从祀。我们知道, 经过南宋一些大臣和学者的持续努力, 理学名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地位不断上扬, 终在理宗淳祐元年 ( 1241 年) 初进入孔庙从祀; 相应的, 北宋“新学”领袖王安石被排挤出孔庙。朝廷这一重大思想调整, 首先是在都城临安 ( 今浙江杭州) 国子监推行的, 接着尚书省礼部就将皇帝御笔连同理学五子的绘像“遍下诸路运司及诸州军”, 要求“行下所隶州、县学等处, 一体遵守, 照应施行”。 (14) 这一要求在南宋大部分的承平地区自然容易推行, 但当时四川地区刚刚经历了严重的战乱, 地方州县学能否贯彻执行呢?

从有关资料来看, 战乱对四川地区推行朝命确实带来了很大困难。如在潼川府路, 魏了翁弟子、理学家、时任转运司主管文字的史绳祖曾命人将朝廷意旨“遍下儒学”, 要求地方州县学校“遵奉惟谨”。而且考虑到“兵火”之后“州县学官多不存在”、地方州县官容易懈怠的实际情况, 明确提出要求: 第一, 各州县长官负责督促学校尽快“绘画五先生像于孔庭从祀”, 并“削去王安石旧像”; 第二, 各州县长官拨出专门款项, 即“学租上支钱粮”, 命工“将礼部所奉御笔全文”刻石。尽管转运司还规定了期限 ( “限十日以墨本申解, 以凭稽考”) , 也提出了惩戒措施, 但就在这一年 ( 辛丑年, 1241 年) , 蒙古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攻掠四川的战争, 共破成都、汉州、嘉定 ( 今乐山市) 、泸州、叙州 ( 今宜宾市) 等二十城, 史称辛丑“西州之祸”。不仅宋军“阵亡者众”, 百姓也是“僵尸满野”。[19]《上宣谕余樵隐书》, 260即便是在第二年, 蒙古军仍在到处杀掠, 甚至“渡泸穷搜”, 深入到长江以南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 潼川府路转运司的上述命令自然难以全部落实。如长江南岸紧邻泸州的长宁军就没有实施。直到五年后来知长宁军的史绳祖, 才在军学推行朝命, “钦勒坚珉, 备载元拟”, 郑重其事地把理宗皇帝的御笔刊石传播, 并以理学五子的绘像取代王安石, 更新了孔庙从祀。[9]264

与长宁军学一样同属潼川府路的绍熙府学则拖得更久, 直到淳祐十年 ( 1250 年) 才完成孔庙从祀调整, 这在当地长期传存的“儒学封祀五臣碑”石刻中有证。此碑今存, 命名为“绍熙府儒学碑”, 刻文分为三截, 上截为朝廷下发的礼部札子和皇帝御笔文字, 中截为代表潼川府路转运司旨意的史绳祖跋文 ( 前已述及) , 下截为时任绍熙府儒学教授的宜宾人支南荣的跋文。 (15) 从支氏跋文可知, 绍熙府学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 都没有落实朝廷和转运司的命令, 所谓“于指挥十年之后, 缺典未修”; 支氏到任后, “大惧无以报称, 亟绘像而祀之”, 即像长宁军学那样, 把理学五子请进孔庙, 绘像从祀, 确立了以理学为正统的教育宗旨。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学学者成为学校“教授”“堂长”, 学校积极推行理学教育。如上举理学家史绳祖曾在重庆府学明新堂“口讲《中庸》、《大学》篇义”, 在叙州州学“讲泸南先天图说”。再如文复之, 曾在重庆府学明心堂“实长堂事”。他曾得到魏了翁的专门举荐, 被称为“恂恂守道, 实于平进”, (16) 很有理学修养。有关记载最丰富的自然是理学家阳枋和他曾主教的北岩书院。诚如前述, 阳枋曾在广安军学、绍庆府学、大宁监学、夔州州学从事理学教育, 注意用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规范学生, 在教学上先德行后道艺。

相比于官方的州县学, 重修后的北岩书院有更多的理学气氛。如在祠祀方面, 在原有程颐及其弟子尹焞、谯定塑像的基础上, 又“祠莲荡于北岩”, 即将渊 ( 号莲荡) 从祀于书院。渊是朱熹门人, 从学三年, 又是涪州人, 故被请进书院从祀。在教学资料方面, 刊印了朱熹《易学启蒙》一书, 并请理学家阳枋为跋;[5]《赵使君汝廪刊易学启蒙于涪属予为跋》, 366 - 367还将朱熹写给弟子渊和度正的四封书信以及理学家黄应凤的精要解读一并刻石于书院, 进一步丰富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在师资方面, 书院还专门约请当时的大学者阳枋出任堂长。阳枋是度正和渊弟子, 朱熹再传, 曾在涪州从教于渊, 具有很高的理学修养和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 1251 年) 阳枋从绍庆学官上离职, 路经涪州时, 知州李震午“以北岩书院堂长邀公于道”, 阳枋决定留任。[8]《 ( 阳枋) 纪年录》, 435阳枋虽然主教的时间不长, 但他的讲学则吸引了各方士人, 史称“远近信从者众”, “当途达官闻风而慕, 争延置尊礼而考德问业焉”。[20]346

四、结语

“古之王者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 《礼记·学记》) 学校教育一直是人类传承文明、创造新知、引领社会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蒙古 ( 元朝) 军队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攻掠, 确实严重破坏了南宋四川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教育, 蜀地元气大伤。但在山城防御体系的有力支撑下, 四川的学校教育仍有一定程度的延续和若干新进展。这些战争环境下的官学和书院固然不能与承平时期同日而语, 如对待有皇帝诏书和朝廷命令的学校孔庙从祀调整一事, 长宁军学和绍熙府学竟先后拖了五年和十年才最后完成, 其他情况可想而知。战乱确实给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但仔细梳理这些学校的建立和教学情况, 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四川军民和士大夫的顽强和坚韧。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山城防御体系, 在积极开展军事攻防的同时, 不忘“文事”, 不但延续了之前的一些州县官学、重修了毁坏的书院, 还富有创造性地建立起山城学校这一崭新的教育形式, 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活动, 甚至把重庆山城上的重庆府学发展成为整个四川新的文化教育中心。他们也能顺应理学上升为官学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时代潮流, 不但克服种种困难而确立起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儒在孔庙的从祀地位, 而且注重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来规范学生, 注重理学思想的教育, 这一点在重修的涪州北岩书院表现得尤为突出。综合这些情况, 我们说此时四川斯文未绝, 蜀学仍在延续和发展, 应该是名符其实的。可惜资料不足, 我们对这些学校究竟培养了哪些人才, 在化民成俗、保障战乱时期社会秩序方面究竟有哪些贡献, 这些文教活动究竟如何激发军民的抗敌意志、支持当时严酷的军事斗争等问题上都知之甚少。而且, 这些学校在宋元鼎革之后发展如何, 在之后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显然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深挖细掘。只有更宽广地揭示南宋时期这些学校教育的多方面成效, 以更长时段的视角观察这些学校的演变及其与蜀学发展的关系, 我们才能对所谓的“斯文未绝”这一主题有更真切和深入的理解, 也才能更充分地展现南宋四川军民和士大夫竭力开展这些学校教育活动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十三, 蜀学) [M].徐规,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0.

[2]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3] [宋]郝经.陵川集 (卷八)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92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9-86.

[4] [元]脱脱, 等.余玠传[M]//宋史 (卷四一六) 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7:12471.

[5] [宋]阳枋.字溪集 (卷八)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83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59-380.

[6]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 (卷八一五五) 第3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7] 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 (卷七九三二) 第34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8] [宋]阳枋.字溪集 (卷十二)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83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29-471.

[9] [宋]史绳祖.文庙五臣封爵札子跋[M]//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 (卷七九二九) 第34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264.

[10] [宋]支南荣.文庙五臣封爵札子跋[M]//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 (卷八O二一) 第34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167-168.

[11][宋]黄应□[凤].寄性善帖书[M]//[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卷112)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793.

[12] [宋]阳枋.字溪集 (卷六)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83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24-340.

[13]陈世松.余玠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2.

[14][宋]李石.左右生图记[M]//[明]杨慎.全蜀艺文志 (卷四十一) .刘琳, 王晓波, 点校.北京:线装书局, 2003:1258.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 (崇儒六之一六) [M].北京:中华书局, 1957.

[16] [宋]席益.御书大成殿额记[M]//[明]杨慎.全蜀艺文志 (卷三十六) .刘琳, 王晓波, 点校.北京:线装书局, 2003:998.

[17] [宋]史绳祖.学斋占毕 (卷三)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54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4-47.

[18] [宋]阳枋.字溪集 (卷三)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83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1-297.

[19] [宋]阳枋.字溪集 (卷一) [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83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53-268.

[20]曾枣庄, 刘琳.全宋文 (卷八一五四) 第35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注释

11[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 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OO《经国》。此据此据 (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四一五,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323册, 第68页。

22[宋]余如孙:《父余玠墓志》, [明]朱朝藩修、汪庆百纂:《开化县志》卷七《艺文志》, 明崇祯刻本。

33参见徐南洲《彭大雅传略》、董其祥《彭大雅事迹考辨》, 载刘道平主编《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重庆出版社, 1991年, 第355-375页。

44[明]吴德器修, 徐泰纂: (正德) 《蓬州志》卷七《古迹·云山州城》, 明正德十三年刻本。

55这是时人且寓居夔州的阳枋的说法, 见其《字溪集》卷八《重修夔州明伦堂记》。《元一统志》则说是在淳祐二年 (1242年) , 不知何据。见 (元) 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五, 北京:中华书局, 1966年, 第543页。

66本段引文均见《字溪集》卷八《重修夔州明伦堂记》。

77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坐落在夔门西口的宋末白帝山城, 面积涉及白帝山、鸡公山、马岭和子阳城, 总约五平方公里的范围。整座山城前带大江, 后枕重岗, 以山地为主, 仅马岭、白帝两山山坳、山腰、山顶地势稍平, 是建筑集中的地方。参见袁东山《白帝城遗址:瞿塘天险战略要地》, 《中国三峡》2010年第5期。

88[宋]史绳祖:《宋归齐郡宜人杨氏圹志》, 见于衢州市文管会《浙江省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一文的附录, 《考古》1983年第11期。《全宋文》失收此文。

99[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序》, 见该书卷首。

1010[宋]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记》, 见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大足石刻铭文录》, 重庆出版社, 1999年, 第300~301页。

1111此谱承蒙赵永康先生、陈世松先生帮忙联系, 泸州合江县文物局贾局长摄制照片后电邮送我, 谨此致谢!

1212[清]侯若源、庆征修, 柳福培纂: (同治) 《忠州直隶州志》卷八《学校志二》, 同治十二年刻本。

1313参见胡昌健编的《阳枋年谱》 (载其《恭州集》, 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第122~133页) 、杨槐的《晚宋四川学者阳枋研究》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以及金生杨的《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 (《周易研究》2011年第3期) 等。

1414此据四川荣县文管所藏的《宋代绍熙府儒学碑》。参见彭慧《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

1515清人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二在介绍此碑时说:“两截刻正书中截史绳祖跋下截支南荣记均正书淳祐十年八月朔旦在四川荣县。”所述明显不完整。此据《石刻史料新编》,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 1979年, 第19731页。

1616[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四《荐三省元奏》, 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