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我们再次迎来了人类历史发展战略机遇期，世界正经历“东升西降”的关键历史节点。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目睹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敌意和恶意进一步升级，不仅充斥大量消极与负面的新闻报道，而且裹挟着严重的偏见、抹黑和攻击，呈现出明显的“舆论战”特征。

第一，美国通过对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垄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类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思维框架，亦即企图通过物质领域的优势掌握精神领域的控制权。美国以本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为坐标，把众多国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框架从“政治正确性”延伸到“知识正确性”“学术正确性”等领域，从而控制民众的价值取向。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向世界推销的“政治正确性”原则，尤其体现为对美式自由主义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原则的盲目迷信，以及对“反犹主义”的深刻禁忌。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武装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及狂轰滥炸巴勒斯坦民众的血腥行径装聋作哑、熟视无睹。任何指责以色列的言论都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支持以色列已经成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配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的反侵略言论和行动，在“政治正确性”原则下却被描述为“恐怖主义”。

在“知识正确性”领域，美西方的舆论控制体现为如下逻辑链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工程技术领域，几乎所有具有世界性重大影响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成果都源自美国。美国是这些创新和成果当之无愧的全球引擎。这些成就使美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学术领导者的角色，继而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逐渐延伸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的学术创新能力在赋予美国相对于国际学术界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的学术话语权，进而成为美国把持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源泉。例如，“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无不首先出自美国学术界。这些貌似“纯学术”的政治观点经过不断补充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论述。在国际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在学术话语权的渗透下，这些学术理论不断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和思想精英们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基本观点，使他们沿着美国设定的思维框架和议事日程思考、讨论和解决国际事务，从而使美国事实上掌握了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在国际事务中，利用学术主张和学术观点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张目，成为美国对华实施舆论战的重要特征。

第二，美西方国家通过对某些词汇的包装和话语权的操纵，对民众进行洗脑式的思想控制。例如，“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将伊拉克、伊朗、古巴、叙利亚、朝鲜等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家，为美国政府武力进攻一个主权国家提供所谓的“国际道义”依据，并在2003年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对伊拉克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应该强调的是，美国满嘴“国际道义”原则，实则通过对道义原则的包装和话语权的操纵，宣扬反映美国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私货”。近年来，美国以“美利坚优先”为旗号，以本国利益作为衡量国家间关系的坐标尺度，表现出把本国的政治信条、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描述成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明显倾向。总之，美国以美式自由主义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原则为价值坐标，化“美利坚价值”为“普世价值”、变“民族性”为“普世性”，以欧洲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为帮手，试图为世界众多非西方国家确立全新的国际行为准则，同时把自身置于各国国际行为裁判者的优越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输出文化产品，扮演技术创新引擎提供者的身份，潜移默化地推广美式价值观。其中，借助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众文化消费产品，美国不仅收获了大量的财富，同时把包裹着美式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展现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如涓涓细流般悄无声息地渗透、影响、改变着其他地区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此外，美国政府与本国的各类民间机构合作，建立起数量庞大、经费来源令人眼花缭乱的基金会与思想库，利用名目繁多的文教基金项目，试图拉近其他国家优秀青年学者对美国及其价值观的“亲近感”。这些学术交流项目润物细无声地、“洗脑式”地改变着受援国精英阶层的思维倾向、价值取向和文化基因。

第三，美国通过掌握和控制国际传媒机构的方式，控制国际新闻和国际舆论的传播。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几乎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十分显著的“先发优势”。在国际传播领域也不例外，世界上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国际传媒机构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控制。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新闻机构，作为大名鼎鼎的国际传媒巨头，对国际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再比如，默多克家族控制了《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等平面媒体，以及福克斯、天空等热门电视网，从而在国际舆论的传播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近年来，由于通信科技领域的重要进展，各国的新媒体强势崛起。但是，新媒体依然主要控制在美国手中。比如，深受学生和青年人喜爱的社交媒体脸书、油管，以及X平台。冷战结束后，国际新媒体巨头依然被美国控制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西方企业以雄厚的资本为后盾，打造新媒体平台。其二，高新科技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技术壁垒，对新媒体行业形成垄断性优势。这些相对较高的技术门槛及资金要求，阻隔了有意进入传媒行业的竞争对手。那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民众深知，对于建设与西方强大的传媒寡头相匹敌的本国传媒机构，差距犹如天堑。面对美西方舆论机构肆意传播虚假消息、煽风点火、颠倒黑白的恶言恶行，落后国家的同行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从根源上与之抗衡。

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传媒巨头利用国际舆论传播的垄断性优势，对中国展开了战略性、长期性的抹黑与攻击。面对美西方反华势力的舆论战，我们必须提高思想意识的维度，以应对战争的高度直面反华势力的舆论攻击，组建起从官方到民间、从科研院校到媒体机构、从高科技人才到普通民众的多梯队、多层次、多类型的因应战略，保卫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和五千余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承。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