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舆论战，是指发起国通过制造议题、鼓动情绪、引导认知、灌输谬误等造成舆论效应的宣传举措，促使承受国的社会民众或外交对象产生对承受国政府的消极认知和预期，进而使承受国因心理紊乱在物质领域蒙受损失，最终危及政权稳定、社会团结和国家安全。近年来，美国纠集其盟友、伙伴国家，并愈发广泛地绑架商业企业、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本国和他国社会力量，在所谓“民主—威权”叙事框架下，采取花样翻新的宣传手段，对中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文明范式进行歇斯底里的舆论攻击，不断将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舆论战带入政治、外交、经济、金融、科技、气候、人文交流、能源粮食等几乎所有问题领域。
美国对华舆论战的主要表现
从形式上来看，美国对华舆论战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第一，献愁供恨，操控情绪。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养成以“情绪先行”代替“事实先行”的恶劣习惯。它们刻意伪装成“悲天悯人”“冷静清醒”的旁观者，谋求从小切口进入，利用不易察觉的感性方式渗入人心薄弱环节，打开信息受众的心防。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操控的舆论力量通常围绕特定人群，包括老人、妇女、未成年人、失业者等群体展开对华叙事，捏造或夸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幸，调动故事受众的同情心、同理心和代入感，并在无形之中诱导受众将他人或自身的不如意归咎于外部环境，甚至产生反社会情绪。
第二，弄虚作假，造谣传谣。美国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社会散布涉华虚假信息的系统化流程：先无中生有，编造极端谎言，博得舆论眼球；再加入细节，迫使中国“自证清白”；而后引入第三方“中立”力量投入关注，迫使中国在国际压力与美式标准下“动作变形”；最后加入意识形态评论，达成抹黑中国形象、伤害中国公信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及诸多欧洲国家均已加入美国制造和转播谣言的体系。近两年来，他们不断用“中国援俄论”“中国经济见顶论”等话语抹黑中国。
第三，科技赋能，高效作业。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互联网平台与主流媒体合作，充分利用网络机器人工作，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生产虚假信息、调控话题配比、精准投送受众、发起网络攻击。脸书、油管等头部社交平台自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后凶猛发力，投入更多高新科技手段，这也为下一阶段美国对华舆论战中的议题设置、信息传播、受众引流创造了条件。谷歌、OpenAI等高科技公司也已打造出更多具有舆论战潜力的技术工具。以ChatGPT为例，经过西方的大数据和人工“训练”，机器的底层“三观”并非客观中立，许多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均有明显的亲西方立场预设，并把西方主流媒体的虚假错误信息作为关于中国新疆、西藏、宗教、人权、环境等问题的答案。
第四，操控时效，调控冷热。根据对华竞争的需要，美国的媒体、智库、高校、网络名人等舆论主体对不利于西方或者有利于中国的数据、议题、事件通常采取删除、压缩、快闪、稀释、边缘化等方式减轻传播力度，控制传播时长，缩小传播范围，使相关信息被迅速淹没。反之，对有利于西方或不利于中国的内容则通常采取深究、延长、霸屏、夸大、焦点化等方式持续保持舆论热度。这在关于中国电动车、华为、“一带一路”成就的报道中尤为明显。
第五，外交配合，统一造势。仅2024年前四个月，美国便在外交场动作频频，呼应其意识形态“正义性”。美国在韩国举行第三届所谓“民主峰会”，按照西方民主标准给全球划线，营造冷战氛围，向中国施压。欧美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上，美国联合欧盟将合作应对半导体产业中的干预活动延长三年，共同应对中国。美国还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为美国歌功颂德，并渲染“中国威胁论”。
积极对冲西方舆论战影响
不可否认，这些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增加了中国的发展和外交成本。因此，需要积极对冲西方舆论战影响。
一是经过中美长期博弈，中国民众已经对美国的舆论战形式形成了较为充分的理性认识，且美国关于中国的宣传内容与广大民众的感性体验差异过大，两者结合，国内社会对于美国“用力过猛”的鼓动聒噪已在很大程度实现“脱敏”。目前，美国讲述的“小故事”、提出的“大概念”在中国舆论场并无共情，甚至经常起到“反作用”，变相提升了国内民众对美式“洗脑”、渗透的警惕性。
二是在经济发展较为稳定、思想建设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与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入很难找到有效突破口，相关的挑拨分化也极难见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之路。这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最大共识，是全世界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向和方法，绝非数黑论黄的雕虫小技所能瓦解颠覆。
三是美国各部门之间利益分歧严重，国家和社会力量涣散，很难真正形成有力的“战略传播体系”，对华舆论战的内容输出逐渐“失焦”，自相对冲时有发生。比如，今年以来，西方舆论场中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经济见顶论”同时升温，前者意在强调中国“太行了”，后者意在渲染中国“不行了”。两者立意本身存在逻辑对立，不仅没有在公共舆论场形成说服力，反而削弱了相关舆论平台的“科学”“客观”设定。
四是在美国社会危机四起、中东动荡不安、全球治理前景暗淡的背景下，中国良好的安全和发展状态在客观上对冲和证伪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丑化、矮化、污名化宣传，以“事实胜于雄辩”的姿态赢得了对自身状态的解释权。在海外自媒体平台，大量外国民众广泛且持续地表达着对中国社会治安、便利生活和政府效率的羡慕之情。同时，经过多年品味体察，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与中国合作给本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福祉。所谓“东升西降”不仅指实力消长，更指人心向背。
五是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历史愈发证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瞻性、科学性与必要性，美国对华舆论战的受众迅速“缩水”。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案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和欢迎。在中美之间，谁是建设性力量，谁是破坏性力量一目了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没有提出真正负责世界、惠及全球的政治经济方案，反而在认知领域对顺应生产力发展需求以及致力于优化调整生产关系的国家经常施压。相比之下，各国自然更愿与中国一道为人类前途作更加深刻、全面、长远的思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