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乃是一个牵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维神经的话题。其实，在国际社会科学界，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也是一个使得学术前沿人物不得不认真对付的难题。就前者而言，“90年代”之作为一个富有学术文化编年意义的中国文化词汇，已经与现代性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就后者来讲，哈贝玛斯、吉登斯一类活跃在西方学术舞台前沿的学者，就现代性问题的发言，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持续应接的话题。[1]由于现代性话题的言述，与“现代”社会的当代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历史与理论维度同时观察和分析的问题，就是不无意义的事情。西方学术界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倾向性意见是反抗现代性，但对于在现代性问题上处境截然不同的中国来讲，首先需要做的，似乎应当是辨明自己的现代性事实处境，而不是在价值上的轻率拒斥。就此而言，描述现代性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表现出的特质，以及在中国体现出的特点，比之于以反抗现代性为目的的申诉，对于汉语学界来讲，是更为重要的工作。

一、现代化与现代性

现代性的反思，是有一个理论起点的。从这种反思的路径上来讲，由于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出的问题，因此，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分辨，也就只能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理论言述之后，后起的话题。故而，考察现代性问题，需要首先对它得以产生的“现代”的社会历史情景，以及现代化言述对于现代性讨论的促进，加以勾画。

这就涉及到清理现代化与现代性关联性问题的两种思路：一是对于现代化之引起现代性问题反思--或辩护或拒斥的历史连接点如何的问题，加以检视；二是对于将现代化与现代性分割开来审视，在方法学上会遭遇什么理论难题的问题，加以讨论。

先从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问题发生的历史连接点视角分析。现代化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过程，既在历史的兴起上早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也在理论的阐述上早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而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之结构性的问题反思，乃是现代化社会运动的一种思想检讨结果。就前者而言，作为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运动过程对于自身的现代性论述，是一个独立自存，显得勿需反复论证的问题。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现代性”言述到英国经验主义的“现代性”架构，再到自由主义对于现代性制度层面的建设，截止20世纪60年代，都是在一种没有系统的理论挑战者的情况下，与现代化运动和谐地共存着的。因此，在这种情景下，现代性问题还不能称之为“问题”。就后者来讲，现代性“问题”出现的现代化充分发育、以至于导致某种社会紊乱的时刻。在西方，60年代，现代化运动已经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新阶段。现代化自身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的异化问题，尖锐地凸现出来。而现代性文化陈述的与过去的现代化运动之间可谓相互协调的基本理念，显示的个人主义、权利哲学、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等等，则也以自己对于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引导，导致了文化认同上的分歧。以往显得似乎是自明的现代性论述，就历史演进而言，遭遇到与自己相非相反的理论言述的挑战。就后者分析，现代化运动的充分发育，导致的现代性反思，首先是一种现代化的反抗性运动的结果。68风暴的兴起，“反叛的一代”的出现，使得作为西方文化新传统的“现代性”论说，遭到抵制。与单线延伸的现代性经典论说相悖反的所谓“后现代”论说，因此而起，构成了一个颠覆原来的“右翼”现代性论说的、所谓“左翼”现代性论说。[1]（导言）这样，反思的现代性论说，就将深度发展的现代化与这种现代化运动的理性审视，“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就此而言，现代性才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思想学术“问题”。

但是转换到方法学视角看，以往，这两个方面是被割离开来加以对待的。现代化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过程，被现代化的研究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加以分析。这使得研究者的思路囿限在历史思路之中，无法解读出“现代性”之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内蕴，对于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方式和具有的独特性。于是，在关于“现代”问题的理论结构上，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了起来。（注：这从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解释模式上，可以看出来。作为一种解释社会变迁的模式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运动的自身结构的反思，是掉以轻心的。这与当时西方学人着重关注现代化运动的高歌猛进有关，他们还来不及对现代化自身的结构特点加以反省。）

当然，将现代化问题与现代性问题加以适当的分割，作为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独立自存的体系加以分析，对于理解现代社会运动将是有帮助的。这样，就有必要对于现代化反思的大思路与现代性的省思大思路加以区别。从现代化反思的思路上讲，社会历史的连接点问题是它的运思基础。因此，人们习惯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产生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模式，非西方国家却没有产生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模式这类问题。[2][3]为此问题，就将历史学的特殊意义凸现出来了。因为，人们在此思路中，只有去西方的历史传统渊源中追索它据以形成“现代”社会运行模式的“根源”。只有历史学足以提供似乎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非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足以孕生现代的诸因素，而西方国家则具有现代诸因素的历史根源。因此，在西方国家，它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加以某种重新组合，似乎就自然地走进“现代”了。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解释“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模式：挑战与回应的历史学解释体系。到后来则又形成了所谓以后起现代国家自身为中心的历史观。其实，这两种解释模式都是有缺失的。因为，“挑战-回应”模式无法解释非西方国家现代转变的内源动力问题，而以后起现代国家自身为中心的历史分析，则又将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西方社会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忽略掉了。

于是，现代性的解释模式，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的、趋向于“现代”的社会运动的解释而言，表现出解释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性的解释模式，对于现代社会运动的具体地域差异，是故意弱化的。因此它足以克服历史学追究具体的现代化运动特点时表现出的两种弱点：要么限于单纯西方化的解释，而走向“挑战-回应”模式那种伤害后起现代国家人们自尊心的困局，要么限于以民族各自的历史渊源来解释其现代进程的杂碎历史格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代性的解释模式，既可以将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又可以将现代性之作为制度化的底蕴具有的复杂特质加以全面的凸现。这样，现代化理论的衰落与现代性论说的兴起，便成为一个现代化运动早起与现代性反思晚进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景观。

二、历史断裂：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化的历史解释，着重的是现代化与历史的连接还是断裂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现代性审视而言，则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现代性的整体特征，直接地被社会学家归纳为它的断裂性(discontinuities)。而且从三个方面加以了系统申论：即现代性作为自身得以成立的动力、它的制度性维度、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方式，都是与历史传统断裂开来的。就此三个方面而言，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陈述。[4]

首先，就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讲，吉登斯强调三个因素与传统社会的相异性所具有的重要性：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在传统社会中，时间与空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间”与“什么地点”是不分离的。而现代时间则是一种“虚化”的时间，它脱离开具体的空间，具有一种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的特性。于是，具体空间的意义降低了，而将具体地域空间与全球空间联系起来，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被重组为一种整体的“历史”。二是脱域机制的发展。即由于现代性条件下得以相互交流的象征媒介（如货币）以及由专家系统构成的信任体系，使得地域化的东西很容易就扩展为原来产生某种具体思路或行动的地域之外的普遍性东西。这与传统的地域化特征完全区别开来。三是知识的反思性运用。现代性条件下，传统的受尊重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过去及其代表过去的符号所具有的不朽性，也已经不被承认。相反，“以往如此”与“应当如此”的必须合一，成为反思的认同的前提。因此，反思性与不确定性相反相成。它必须以最普遍化的方式来反思行动社会生活，从而使得连续性基点上的历史必然处于一种断裂的景况。历史的运用只是用来创造历史，也只是用来解释暂时性的特殊方式。

其次，就现代性的制度维度来看，吉登斯就四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性的制度构成与传统社会的区别：一是资本主义，二是工业主义，三是监控机制，四是暴力工具。作为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雇佣劳动，市场价格驱动的市场竞争，是前此的社会所不具有的特点。而利用机械、规范的社会组织、协调的产出支持的现代工业，也不是传统社会所具有的。至于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权力、人口行为的监督，以及对于监狱、学校、露天工作场的监督体系，则是传统社会完全没有设想过的。以对于暴力工具的系统控制尤其是战争工业化情景下对于暴力工具的控制，更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这四个方面，由于与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种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却又必然要削弱这种主权的、必然具有全球化倾向的社会结构。这与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就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方式的关联性来说，吉登斯主要从风险与信任的两个角度，分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生活基本状况的差异。在他看来，前现代的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地域化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的信任则是建立在友谊或隐秘的个人关系、抽象体系和未来趋向的非实在论的基础上的。至于前现代的风险则与来自自然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掠夺成性的军队、地方军阀、土匪、强盗等人类暴力和失去宗教恩魅或受到邪恶巫术影响的风险相关。现代的风险环境则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战争工业化的人类暴力的威胁、来自个人之无意义的威胁。换言之，现代与传统的日常生活理念，差异是内在的、结构性的。

吉登斯以自己的分析为基础，特别强调现代性之具有的整体特质：现代性的断裂特征。现代性之以与历史传统断裂体现出自己的特质，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固然有前述吉登斯所论说的现代性的构成性断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吉登斯强调的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有关。即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现代性变迁的无限制的范围，以及现代制度的崭新结构特质，均使得现代性体现出从传统的社会秩序分离出来的断裂特征。

再则就现代性表现出断裂特性的历史机制而言，下述三个方面也显然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就它的发生学来讲，在它的原生地，它自身是一个与自己应当依赖的历史传统相割裂的体系。同时，就它的传播过程来讲，它是一个促使接受现代性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产生一种双重的历史传统断裂--既与自己延绵长久的历史传统作别，也与自己相近相似、以至于显得可以理解和可以把握的西方古典传统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就它的存在机制而言，现代性结构也是一种悖论型结论，它自身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为在现代性设计上的清晰性、有序性，运作上的制度化、效用性与前景或预期上的含糊性、紊乱性，矛盾地存在于同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之中。再一方面，就现代性的运行结局分析，它的现实可预期性与未来不可预期性突兀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下之作为连接反思过的历史传统与预期中的未来的交汇点，乃是一个既不可能清晰地显示历史传统面貌、也不可能清晰地预示未来状况的存在。现代性运行的结局就是一个自己对于自己的锁定状态。

显然，现代性促使西方发生了一种在传统中不能清晰解释的转变。现代性所展示的西方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具有吉登斯所指认的断裂性质。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社会演进中，存在着一系列可以将其古典与现代连接起来的因素，即西方现代性有其历史源头，可以在现代发展背景上去追索它的希腊、罗马与希伯莱因素，但在现代边缘上，西方文化的重组特性，则是非常明显的。只是这种重组或断裂，被近代以来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进化论给了人们一种“似是而非”的连续性，使得人们忽略了现代性所具有的断裂特性。[4](P4-6)

因此，只要是我们站在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它在任意区域中的特征时，我们都得首先确认现代性所具有的断裂特性。就此而言，中西方社会在面对现代性时处境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问题，是一个必须重新加以确认的问题。这种共同性，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目标上体现出来的一致性，还应当包含一种与历史传统的关联特征的一致性问题。就前者而言，中西方社会的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有一种目标上的低度一致性，已经是人们将其共同地视为“现代”转化的根据。这种一致性，就“现代”理念的层面上来讲，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等等；就制度层面而言，则有市场经济、宪政、分权结构、全民教育、开放文化等等，就日常生活理念来看，则有宽容、秩序、交易、妥协等等。这是人们据以断定某种社会究竟是“前现代”还是“现代”的基本指标。就后者来讲，则二者都具有一种显然的断裂性质。这种断裂，在西方表现为一种与其自身历史的历史要素的“似是而非”的连接，而在中国则突出地显现为一种与其历史传统全无瓜葛的断裂。但是，二者均具有一种相似的断裂性质，则是不可否认的一种共同性。

三、现代性的普世化与中国处境

当然，现代性问题之进入中国社会运动和揳入中国文化语境，导致的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变迁，则还是具有可以特别索解的价值。因为，中国的现代变迁是在现代性已经完全显示出自己的普世化特征之后，才开始发生的社会运动与思路转化过程。现代性在狭义的西方即英仑三岛和欧洲大陆取得彻底替代传统的胜利，进入北美大陆并渐次征服日本这样的远东国家之后，中国人才在武力的胁迫下，开始接受现代性的挑战。这使得一开始就具有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或普世化特征的现代性，[4](P56)之进入中国社会时，就具有一种使得中国人限于被动反应的特征。现代性的主动进入，与中国人的被动接受，就此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对于中国人来讲，现代性问题是一个迟到的问题。一方面，现代性问题隐藏在现代化问题的背后，使得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热情，远远超过对于现代化社会运动加以反思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现代性问题的审视，在西方也是一个晚近才引起学界注意的问题。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在现代化的问题还是一个学习的问题，而全民族还在努力构造一个学习文明的情况下，对于即使西方国家也是后起于现代化社会运动的现代性学术话题，自然就在一种显得滞后的反应过后才将其纳入学术话题之中的自然状态。这是现代性问题之作为中国学术界自己的话题的两个需要同等重视的原因。前者可以说是外部的社会原因，后者则是内在的制约因素。外部的原因，导致人们对于现实社会运动的单方面关注，将应当注重的社会理论问题忽略掉。内在的原因，使得学人对于复杂的现代性问题简单化处理，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维割裂开来。现代性所显示的现代化之复杂的面相，不为我们所认知。人们对于现代化怀抱一种单纯的信念性态度，而对于现代性理论显示的现代化的复杂性掉以轻心。

这是中国人处于一种现代化的普世运动过程与现代性的普世化过程的双重夹击之中，而不能对于现代社会运动的复杂面相加以清晰把握所导致的。对于中国人来讲，西方现代化运动所显示的社会状态，是富有吸引力的。中国社会在近代边沿所显现的自我社会更新的内源动力的稀缺状况，使得人们眼光自然向外。所谓“向西方寻求先进真理”，成为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共同接受的社会变革底线。他们在“现代”变迁的整体选择上，只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差异，而不具有接受与拒斥的截然区别。但是，犹如“挑战-应战”的历史解释模式所延伸出来的“理智-情感”冲突模式所言述的，中国人在这种现代性的普世化进程中，处于一种难以自我调适的状态：要么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方案，要么是完全拒斥西方的现代性药方。

因此，中国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转型，即中国社会从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政治、小农经济与封闭文化传统社会形态，转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开放文化结构的现代社会形态，就必然在两个幅度上展开。一是在思想文化意义重构的幅度上，二是在社会运动的幅度上。就前者而言，这一幅度展开的思想文化论辩，具有一种站在传统立场还是站在现代立场来论说“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分歧性思路。以两种思路中最具有典型性的论述来看，为现代开路者，以“全盘西化”为代表；为传统辩护者，则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全盘西化”的观点一直受到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批评与拒斥。评论者认为，全盘西化反映了一种中国人面对“现代”的不成熟心智，因为这一诉求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的。[3]其实，在现代性特性所具有的断裂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全盘西化的论说，我们似乎应当对其具有的合理性蕴涵加以肯定，并寻求一个合理解读这一主张的思维路径。其实，只要具有简单的现代常识都会知道，具有自己悠久文化传统渊源的中国的现代化或接纳的现代性，是不可能全盘西化的。而为什么当初陈序经、胡适会主张在今天看来如此“弱智”的理论立场呢？同情地理解，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看到或直觉到现代性进入中国所必然具有的历史传统断裂特点，他们是为这种断裂作出断言而言。而新儒家所倡导的“灵根自植”，当然是意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来为中国的现代呼吁。他们并不拒斥现代化、也不拒斥现代性。他们有他们苦心孤诣的致思宗旨。从致思的策略功效上评价，他们对于中国人接受现代性的温和性格的塑造，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但是，以他们对于这种现代变迁特性的“花果飘零”状态的描述来看，也从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变迁是中国人遭遇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观点的同意上来讲，他们事实上是同意现代性在中国的断裂性论说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全盘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个综合的社会现代变迁运动的“五四”，就有了自己自证其合理性的评价依据。“五四”的现代性蕴涵与现代性自身视角显示的独特意义，是汉语思想界讨论已久的话题。[5]但是，所谓“五四”具有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则为传统的直率辩护者和现代的价值拥护者所共同批评。其实，从现代性之进入中国所必然具有的断裂特性来看，五四只不过是一个体现了这一特性的象征性历史事件而已。就此而言，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失误的。

但毕竟与传统的割离是一种难以为人所顺畅接受的社会震荡。现代性在西方导致的震荡，使得西方人对于现代性问题发生了复杂的认知与评价差异。而在中国，这种震荡乃是一种双重的断裂，因此，它给中国人造成的困惑，远远大于西方人。尤其是现代性制度层面上的暴力特性，是现代性之揳入中国的直接动力，就更使得中国人要在练习挨打的过程中接受现代性。这种心理上的挑战，远远要大于理智上的认同。这是中国人所不得不直面的现代矛盾。

这种矛盾，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学界中人处于一种诞语与失语的状态之中。诞语，是因为学人对于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论说语境的重大差异的忽视而产生的。失语，是因为对于中国现代性语境与西方现代性语境的无法同时把握而导致的。中国学术界在这种语境的错置基础上产生的“左”、“中”、“右”三个类型的现代性论说，都既有在伪问题上争执的危险，也有在何为真正的事实认定基点上的分歧。90年代的左翼现代性论说，仍然关注的是我们认同现代性的非主流方案后，对于这种方案的承接延续性问题。这是一种对于新传统的眷念之情的表露，是一种对现代性之于自身的断裂特性不了解的结果。现代性的制度安排，除开前述的底线之外，其他的假设，都是无法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获得现代性的主流论说空间的。而右翼论说中表达的承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意绪，也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制度安排问题的演进特性掉以轻心的结果。当然，就其坚持现代性制度安排的底线要求来讲，它比之于左翼论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内涵。至于以“第三条道路”表述的所谓中间路线，则因为是在现代性的内在结构内寻求的超越，突破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

这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处境时，不得不面对在诸种西方现代性论说中抉择的尴尬处境。（注：在此，我是将现代性论说与后现代论说放置在一个领域中处理的。以吉登斯言，他将所谓“后现代主义”纳入现代性论说的大范围加以讨论。而前引余碧平书[1]的“导言”对于现代性论说与后现代主义的通约性，也加以陈明。）这与其说是一种尴尬的理论处境，不如说首先是一种尴尬的社会历史处境。与其说是一种尴尬的社会历史处境，不如说是一种当代中国现代性变迁困局的尴尬处境。进而，与其说是一种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处境的困局，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制度变革的抉择困境反射的尴尬处境。这是一种递进的尴尬处境，一种环环相扣的尴尬处境。面对现代性，我们中国人不仅丧失了自己维持自己文化传统统绪的地域性，也丧失了足以维护自我认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与这种丧失相伴随的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还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我们陌生的全球性、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这种断裂感，绝对比吉登斯陈述的西方人要面对的现代性的断裂感要强烈得多。这也就使得现代性具有了它独特的中国问题性。

四、现代性的中国问题性

无疑，不管你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中国学人讨论现代性问题的自我背景，乃是一种在与自我的树大根深的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认同之后形成的直取西方非主流的现代性方案的新传统作双重诀别的基础上进行的。于是，现代性问题具有中国问题的独特“问题性”。

首先，这种独特性是由于现代性的“问题”导致的。一方面，我们要认同源自西方现代性，尤其是它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与传统的断裂，绝对不是一个由我们的情感可以驾御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往我们认同的现代性方案，乃是西方的非主流的现代性方案，它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无法将中国人带入现代境地的失败方案。因此，我们要想真正接纳现代性，享受现代性的制度安排给我们带来的丰裕生活与良好秩序，就不能不同时与这种新传统诀别。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与动力，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与现代性的基本生活氛围，构成了现代性的中国问题。

其次，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与现代性问题的“问题性”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性的问题性与现代性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后者所指，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呈现出的具体的现代性社会问题，它是可以以具体的社会手段或措施加以解决，而使之起码是暂时地可以消除的状态。前者所指，则是种种存在于现代性发挥作用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的精神-制度-日常生活状态。它与现代性的诸种新旧问题，始终粘连在一起，而且具有一种无法在现代性作用范围内加以涤除的问题性质。

这种问题性，就其存在的状态而言，第一，显现为一种中国人的自我认同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性中最难于求解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中国人传统的自我认同结构已经瓦解；另一方面，中国人愿意作出的现代认同，被自己所认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排斥着；再一方面，我们认同的现代典范，陷入了一个现代误区，我们不得不力图从其中脱身而出。与古典传统的断裂，已经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基本状态。而与西方的恩恩怨怨，则使得我们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有一种先天的排拒与戒备心理。而对于新传统的习惯及眷念，也使得我们还处于一种非常容易为之辩护，而试图重回过去的状态之中。假如说现代性与中国发生着当下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关系一定是一种首先需要我们解决中国人现代认同问题的关系。这是我们现代性致思所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性。现代性制度安排中强调的发展模式，以及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安排，乃是构成我们中国人解决自我认同问题的基点。不承认这一基点的先决性，我们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问题，就获得不了一种可靠的解决思路。（注：这是刘小枫将自由主义的现代论说作为现代性社会论说的轴心的原因。这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性加以透彻把握的认知结果。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之“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原因很简单，一个不肯定个人权利的国家，是无法成长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也就无法获得一种解决现代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无法出现，那“现代”也就只好免谈。

第二，这种问题性显现为中国人自我认同的现代性的模式化选择问题。中国人所先天缺乏的自由民主政治运作传统（假如说儒家还存在着传统思想中发挥作用的自由的思想传统的话），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家和大多数思想家对于自由民主的妖魔化努力，使得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思想模式与制度性安排，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拒斥倾向。这样，站在现代性背景上注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问题，“应当”的常常演变为“失当”的，“自然”的常常走样为“人为”的，“普世”的常常变异为“民族”的，“理性”的常常移位于“情绪”的。现代性的中国问题性隐没于为新老传统的辩护的理论努力之中。90年代“新左派”对于现代性的非主流制度安排的曲意辩护，所导致的对于中国现代转变的紧要问题的遮蔽，可以作为一个注脚。而五四开辟的中国现代转变对于西方主流现代制度安排的认同倾向，则是一个有必要重新加以肯定的取向。与新老传统作别的启蒙主义的价值，在今天依然还是中国现代转向的方向性问题。

第三，这种问题性体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反思的脱节状态。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推进讲，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目标，现代化乃是中国“现代”运动的趋同性选择。尽管有建构解释现代化运动的“中国话语”的理论努力（如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群体），也有所谓“反现代化”的理论陈述（如钱乘旦等的一般性构思），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现代化运动的认同底线是可以维系住的。而对于后者来讲，问题就显得复杂得多。现代性的接引与现代性的拒斥，是一个矛盾体。但是这种理论的清理，既缺乏一种自由社会的致思空间，也缺乏一种反思者的往复讨论的合理氛围。就此而言，我们试图营造一个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良好的解释空间，就有必要对于现代性反思加以自由讨论的民主空间。也许，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安排，是一个作出这种探讨的起码保障条件。缺乏这样的制度底线，我们就会重蹈依附于专制权力来推行某种现代性论说的覆辙。现代性的中国问题性，就获得不了解决的任何狭小空间。[6]

五、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性格局

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在事实上勿需再认定的问题。因此，需要的只是在价值层面上加以调适，在规划设计的层面上加以符合中国问题性的构造，在现代性反思的思维进路中加以更适当的定位。

由于历史运动的原因，面对现代性问题以及现代性的问题性的挑激，中国之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古典传统转换为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古典传统和直取西方现代性非主流方案的新传统中共同转出，趋向于西方现代性主流方案的转变的转型问题。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对于其内在意涵加以较为细致的解读。

其一，对于现代性认同的价值调适问题，首先，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矛盾问题。一方面，需要处理价值认同上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不为传统的断裂而焦虑，把中国当代的精神资源集中于探讨未来的出路，这是符合现代性品格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处理接受现代价值与超越现代价值的矛盾问题，勿需在尚未接受的情形下，就直接将我们的智力资源投向超越某种现代性价值于制度安排的悬空性思想事务之中。再一方面，需要处理好现代主流价值与歧出价值的矛盾关系。对于后起的抵抗现代性的歧出价值，我们不否认它的批判价值与矫正作用，但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定那就是一种替代现代性主流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完整方案。其次，需要解决现代性认同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普适性制度认同的关系。诚然，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我们认同现代性不等于认同西方国家，也不等于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更不等于认同政府的具体制度安排。但是，西方国家现代性的典范性、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先进性、西方国家宪政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则是我们在审视现代性问题时不得不认取的。

其二，我们得解决中国人现代性认同的理性筹划问题。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自在的社会运动过程与自觉的社会工程设计的矛盾问题，另一是在与传统自觉断裂的基础上，如何处理好对接传统中有价值的现代性因素的关系问题。就前者讲，我们要处理的紧要问题是，以市场经济的推行带动民主政治的实行，以其中蕴涵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自觉认知，符合渐进理性规则地设计出促进中国现代性健全发育的制度体系。就后者言，我们需要在整体上确认传统于现代的断裂特性，认定传统与现代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形态；不是执着于对于二者的二元思维瑕疵的指责，而是执着于对于二者所指引的社会运动方式的把握，从而将二者胶合的要素加以有效的兼综，形成一个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社会思维路径和社会运动机制。

其三，对于现代性认同的反思定位问题，这同样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于中国近现代认同现代性的社会变迁历史如何评价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涉及到我们在什么样的现代性立场上去认同或拒斥现代性的问题。这一方面，特别与我们如何评价中国认同现代性之后所形成的新传统、与我们和新传统的断裂问题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我们如何选择、认同现代性的主流与非主流、或批判的现代性主张，关系紧密。无疑，我们过去对于西方非主流的现代性方案的认同，是走入了一个误区的。告别这一失误的现代性认同方式，是我们得以进入现代的前提条件，[7]然后，我们才具有批判现代、批判现代性的资格。据此，我们可以说，在西方主流的和非主流的现代性方案之间，我们其实是没有随意选择的开阔空间的。

从与中国现代性关联着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性格局上讲，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在中国正在展开的现代运动中逐渐显示的问题。但是，一种基于现代化运动的既往经验和期于中国现代运动更加健全的目标，之作为描画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性基本格局的大致轮廓，则还是一件值得尝试的理论工作。

这一轮廓，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描画：一方面，现代性的精神动力机制需要确认。从而，对于我们以极大的热忱抵抗的全球化，之作为现代性的必然走向来加以有分辨的迎娶和筹划。与此相关，则对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结构加以肯定，改变以往那种将之归结于西方价值而加以拒斥的思维习性，前述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与动力机制则是必须认同的。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需要强化性的建设。我们传统中匮乏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方式、军事工具四个现代性制度要素，需要理性认取。再一方面，现代性的生活格局需要建立。新的信任机制与风险机制，都需要在肯定脱离传统的合理性基础上，重新加以建构。[8]

显然，这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在同一事实域与意义域之中。不在同一事实域，是说二者的基本生活文化结构是一种相异结构。从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到社会制度的基本安排、再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形，都表现出结构性的差异，而不是简单的要素性的区别。不在同一意义域，是说构成二者的诸要素体现自己的意义特征，既不是在同一时空之中，也不是在同一领域之中，更不是在同一参照系里的反思。这就如同西方现代性的展开乃是与他们的历史传统的断裂一样，中国的现代性情景所表现而出的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特性，更为引人注目。这可以说是在现代性背景下，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最鲜明的特征。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