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也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书写好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考古成果的利用十分重要。考古学是中华民族历史认知的重要知识来源，尤其是这个学科所具有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特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各区域、各族群之间的文明创造及其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将起到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作用，书写中华文明史新的篇章。
【关键词】中华文明史；中国考古学；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是关于中华文明最为精要的总结和提炼，也为书写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因此，利用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研究和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及其独特优势
众所周知，基于田野调查和发掘的现代考古学（又称为科学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算，距今已有百年历史。由于考古学的学科特点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对象，其时代的跨度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直到文明时代，所以考古学可上溯到人类诞生以来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对于没有文字和文献出现时代的研究更具独特优势。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早期，都处在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的状态，地下所出土的各类考古遗存（包含不可移动的遗址、墓葬、作坊等遗址和可以移动的各种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自然标本及遗物）被考古发掘出土，如同打开了地下的一本厚厚的“地书”，让后人可以借此去认识逝去世界的某些断片。之所以只能是断片，是因为今天世界上规模再宏大的考古发掘，也不可能将过去的人类活动场所全部加以揭露，只能是揭露出其中某个局部。所以，考古学者们面对的，就只能是消逝了的人类历史的断片。
但是，这些断片与文献记载的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是真实、客观的存在，不因后世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文献记载的历史往往会被打上不同时代、社会、阶层、族群历史记忆和历史阐释的鲜明烙印，但考古学却可以以其可视、可触的实物史料展现于世人面前，提供给人类对于远古社会最近距离的接触和感受。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巨大陵墓、城址、各种手工业作坊、窑址、村落，还是一件件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器具、随手丢弃的生活垃圾、动植物的残迹，在考古学者的手铲之下，都会以它“生命史”上最后一刻的真实状态展现在今人眼前，触手可及，真实可信。这也是考古学者所发掘出土的古代文化遗存最能吸引人们眼光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考古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考古学是中华民族历史认知的重要知识来源。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曾经兴起过金石学，它被认为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汉、兴于宋，在清代以来发展很快，其中如甲骨文字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就和清代金石学家们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旧金石学所关注的时代范围，主要是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及其遗物和遗存，如青铜器、石刻、碑志等遗物，以及陵墓、祠堂、长城、明堂、辟雍等遗址，而对人类创造文字之前的历史则很少涉及。虽然金石学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具有直接的关联，但对中国史前考古却贡献甚微。所以，现代考古学的传入，才真正在中国建立起研究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三大起源及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长时链、全方位的考古学学科体系。
与文献史学相比较，必须承认考古学往往缺乏对于宏观历史叙事的关注，在历史学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如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结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方面不能直接将考古材料与其对应，所以过去一度也被学术界批评为“见物不见人”的学科。苏联曾经将考古学归入到“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并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和警觉。中国考古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坚持认为考古学应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应当和文献史学形成历史研究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考古研究必须和历史文献相互结合，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字、文献传统的国家更须如此。对于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主要研究方法、目标任务等，均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属性至今仍未更改，而这是有别于西方新、旧大陆或基于人类学或基于艺术史的考古学。
抚往思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从清末民初“重建国史”的出发点起步，不断开启中国考古学的新时段，不断用科学的考古材料向世人展现出古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和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学发展迅猛，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领域。考古学将5000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史书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全民族树立起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源泉。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中，特别强调考古学“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一理念。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认知概念：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二是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两个概念都突破了考古学“物”的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考察。考古学家们常说要“透物见人”，也就是要通过考古实物来观察其背后更为复杂的不同时代人与社会、人的信仰与精神、人的审美好恶等价值观念形成发展的过程，从中升华和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学成果所具有的学科特点和自身优势，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所具有的局限性——这主要在于资料本身具有的零散性、发现地域的不平衡性等方面，从而在中华文明史的书写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考古成果，服务于党和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和重大现实需求。
二、考古发现与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她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一部中华文明史的书写，其实质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祖国历史的书写，这是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世纪工程。写好这部历史，需要重新梳理、阐释与整合现有的传世文献（包括汉文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写成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要很好地利用以往重视不够或利用不足的考古成果。周伟洲先生曾指出：“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包括古代民族史）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是极为珍贵的。它不仅可以补证历史文献之不足，而且以其直观和形象的特征，为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一方面，在既往的传世文献中，对于边疆民族、边疆地区的记载多带有史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虽然可以从中看到粗略的历史线条，但总体而言语焉不详之处更多，尤其是在若干重要的事关边疆史地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往往很难从中找到可信度较高的史料可资利用。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新成果，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维度上开拓研究视野，有些可以解决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老问题，有些则可以提出过去从来无人涉及的新问题，开拓新领域。
以青藏高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例，一系列新的考古成果对于重新认识青藏高原的人类历史和文明史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少在以下4个方面，考古成果都为我们提供高原文明的区域性特征及其与祖国内地和周边地区密不可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证据。
（一）西藏考古证明了高原史前人类具有与中原文化相同的“文化基因”
目前最新的考古学证据显示，至少在距今约5万年前，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此生存，藏北尼阿底遗址便提供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地层依据的重要考古证据。被评为“2021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处于青藏高原的东麓，年代甚至可以早到距今约15万年前，与西藏高原史前人类有着密切的关联度。在这些高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当中，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中虽然出现了过去认为是西方起源的“莫斯特手斧”系统的标本，但更多的则是可以明显观察到的华北旧石器、南方旧石器工艺传统的印迹。虽然目前对于这些早期踏上高原的人群是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进入到高原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但与东亚地区中国北方和南方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证实。
距今约5000年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从中反映出与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例如，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为粟类；遗址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具有可比性；陶器纹饰以刻画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墩子文化陶器装饰手法相似；尤其是陶器器形中发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双体兽形陶罐”，在黄河上游及川西北、滇西北史前文化中均可见到。这些文化因素和祖国黄河、长江上游的史前文化，都保持着相同的发展节律和相似的“文化基因”。
（二）西藏考古勾勒出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与发展趋向
进入到文明时代以后，西藏考古大体可以分为“早期金属时代”（约相当于文献记载的西藏各“小邦”时期，公元7世纪以前）和唐代吐蕃王朝统治时期（公元7至9世纪）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金属时代”西藏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石丘墓（包括石棺葬）、洞室墓、大石遗迹，以及出现大量动物形纹饰的古代岩画等。这些考古遗存与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学者已经研究指出，这个时期西藏高原流行的石丘墓、大石遗迹以及动物形纹饰这三者都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从欧亚草原，经过中亚而到达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从远古时候开始，就是众多游牧民族生活、争战的历史舞台。从商代晚期开始至汉晋时代，曾经有过众多北方草原地带的古代游牧民族（如羌、匈奴、鲜卑等）分布和活跃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因此，西藏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反映出这些古代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频繁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西藏古代文明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不断形成自身独特的高原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与其周边地区和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后来形成为西藏文明内核的文化因素，都包含有中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其他地区古代文化的丰富养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当中孕育成形的。就目前考古学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从史前至吐蕃时代文化的发展轨迹而言，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反之，同样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才始终围绕祖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不是朝向其他方向。
（三）西藏考古丰富了多民族共同创造高原文明的内涵和细节
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西藏考古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供深化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西藏文化内涵的认识。例如，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各类考古学遗存，就包括了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两大类别，重要的如古藏文金石铭刻、古藏文写卷、木牍、寺院建筑、墓葬、石窟寺、金银器、丝织品、佛教造像与绘画作品等，可以极大地补充既往吐蕃社会史和吐蕃文化史研究资料的严重不足。通过对于这些考古实物的研究，可以发现今天藏族文化的许多主体因素，如藏文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在吐蕃时代便已经基本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实物材料还提供了吐蕃上层思想文化和制度构建深受唐代礼制文化影响的大量物证。例如吐蕃陵墓（俗称藏王陵）取法于汉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形制为贵，可视为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帝王陵墓“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藏王陵墓中设置石碑、石狮等陵园附属建筑，形成与地下陵墓相辅相成的陵园地面标志的做法，也受到汉唐陵墓制度的影响。吐蕃藏王陵园中发现的石碑具有龟形碑座，这种立碑刻字并使用龟形碑座的做法，无疑也是当时由内地传入的。这些丰富的考古实物，以大量文献所不见载的细节活化了高原各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四）西藏考古提供了“高原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的多彩样本
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高原并非是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从人类踏上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伊始，就始终和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史前时代粟、青稞、小麦等物种在高原的培植与传播，牦牛、山羊等适应高原自然条件动物的驯化、早期金属器的冶炼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都不能避开西藏高原，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通过西藏高原沟通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地区文化传播路线的关注度，正在日益升温。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例中印交通、蕃尼交通路线上唐代使节王玄策奉大唐朝廷之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出土的大量吐蕃时代金银器、丝绸、马具、黄金面具、珍宝装饰等，既有东亚大唐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同时期波斯萨珊、粟特系统和欧亚草原文化的艺术风格与造型，再现了汉唐“高原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队、高僧、工匠们经由西藏高原频繁交往的历史场景。
近年来在西藏拉萨新发现的一面铁柄铜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西藏金属器制作的新的物证。在这面被称为“牦牛镜”的青铜镜背纹饰上，有用阴线凿刻出的一头牦牛的形象。这个发现引起考古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众所周知，牦牛是高原特有的动物，素有“高原之舟”的美誉，甚至成为高原古代交通的一个重要符号。这面新发现的带柄镜和以往在拉萨曲贡遗址中发现的另一面带柄镜的形制、大小都十分相似。在对藏在西藏博物馆的曲贡带柄镜进行重新审视观察之后，令人惊喜地发现，在曲贡石室墓中出土的这面带柄镜镜背的纹饰上，也用阴线点凿刻出了一头牦牛的形象。由此可以断定，两面铜镜上的牦牛形象，都应是原生状态而非后人补刻。曲贡出土的这面铜镜以科学的考古学背景证实了这一点。《拉萨曲贡》考古报告认为，“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从拉萨曲贡遗址中已经发现有家养牦牛的动物骨骼这一遗迹现象来看，西藏高原腹心地带对牦牛的驯化和利用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在精心制作的铜镜上镂刻出牦牛的形象，这就为这类铜镜打上了鲜明的高原印迹，是高原先民对于这种动物赋予神圣“灵物”崇拜的历史遗珍，具有原始宗教“萨满”崇拜的浓厚色彩。从另一个观察角度来看，至少在这个时期，西藏拉萨河谷地带的先民们已经学会制作早期的金属器，或者至少在他们所获得的金属器上留下了高原民族鲜明的特征。过去笔者也曾经指出，西藏高原发现的这类带柄青铜镜是中外文明交流背景之下的产物，因为这类带柄镜以往主要发现在南亚、中亚等地。现在看来，不排除是由西藏先民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而独立创造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例证可见，考古学不断提供的科学、客观的实物史料，具有极高研究和利用价值。尤其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而言，在传世文献史料有限的情况下，考古学无疑拓宽了其学术领域、研究对象和学科内涵，促进现代学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相关学科（如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之间也可以相互渗透，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中华文明史书写的质量和水平。
三、用考古成果体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在中华文明史的书写中，作为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我们应当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和文化自信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当中，“突出的统一性”是前提，没有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中华文明就不复存在。“突出的延续性”是表征，世界上各古代文明当中，只有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而不断绝，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文明实体。“突出的创新性”是内在动力，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创新，没有中央集权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文明的延续难以保证。“突出的和平性”与“突出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内部交往和与外部交流的相处之道，体现出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友善待人”“天人和一”“世界大同”等核心价值观念。如何利用考古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时代使命，也是书写中华文明史的重点和突破口。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在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之上，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历史演进路径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研究等重大的科学实践和多学科联合攻关，正在逐步实现考古学与文献学、自然科学之间紧密结合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宏大目标。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考古学的成果为中华文明早期知识体系、礼仪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提供了近万年以来的实物依据。礼乐制度成为界定中华文明诞生的关键性标准或决定性因素。考古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丰富、具体、客观的资料，展现了国家起源与文明发展的中华模式与独特路径。考古学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华夷交融”，最终演进为中华“大一统”复合共同体的文明内在结构与新的时空格局。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在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认识和阐释之中，笔者尤其强调认为：对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考古学成果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方面体现在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提供了全部的实物史料支撑来重建古史；另一方面，即使是进入到有史记载的“前史时期”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也用大量实物史料丰富和补充了文献记载之偏颇缺失之处，尤其是对于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更是如此。
（一）中华文明探源与边地早期文明的诞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了若干距今数千年前的重要考古遗存，有学者甚至认为，早在史前时代，便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认为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公元前6000年，而正式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直至商代晚期以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相结合，借助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通过系统的高精度测年，准确地把握了距今约5500年到3500年我国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各个都邑性遗址及其他区域中心性遗址的年代，从而为研究各个区域内的文明进程、关键性结点、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考古年代学的基础。在文明化进程相对较快的区域，大体上可以分为距今5800—5000年，距今5000年前后，距今4300—3800年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天下万邦”到分化聚合，在社会的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的重组整合，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为中华文明走向王朝时代奠定了基础。韩建业先生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
特别还应提到的是，在黄河上游、长江上游地区以及甘青藏等地距今约5000—3000年前一批重要考古遗址的调查与发现，如西藏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青海宗日遗址、川西北高原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等，为边疆地区农业起源、手工业的发展、文明化进程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资料。尤其是其中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藏高原东部的卡若遗址，在彩陶器制作、半地穴居址建筑、粟（小米）种植等方面，均反映出和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为高原文明的起源首次提供了科学依据，意义十分重大。考古学用实物史料有力地说明，边远的青藏高原绝非“蛮荒之地”，而是和祖国内地一样可能经历了同样的文化发展进程。此外，从拉萨曲贡遗址当中发现的青铜器以及西藏各地发现的早期金属器来看，西藏高原早期的金属冶炼和金属器的制作可能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起始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数个世纪，远比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年代为早。这有力地证明，边地早期文明因素的诞生和文明发展的进程，都有必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和文献、考古、自然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二）王朝时代的民族源流和文明化进程
进入到夏商周三代，学术界多认为已经进入到“王朝国家时代”，形成了华夏和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不同的民族集团。华夏（或称夏）作为国家建立后的一个狭义的“民族”形成于何时？它与四方民族集团的关系如何？这都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书写中华文明史的关键性结点。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如周伟洲先生所指出：“一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后，华夏族即开始形成；一是以为经过夏商周三代，至西周时才开始形成华夏族之雏形，夏商周是华夏族三支主要来源。”考古学提供的资料则表明，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青铜时代，这个时期社会分化显著加强，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以及所谓“酋邦”便已经开始迈入“王国时代”，二里头文化的产生，学术界认为和夏王朝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王震中先生就确信，著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后期的王都。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所以在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了许多带有龙形纹样的陶器和用绿松石片镶成的龙形器。因此，他主张华夏民族在夏代已经形成，夏王朝已经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原为“东夷”方国的商，逐渐强大之后由商汤灭夏，建立起商朝。文献记载中有时称商朝统治地区的人为“商人”或“殷人”，也称其为华夏，表明在商灭夏后，商人已经成为华夏族的主体。周人原居于西方，最早也被称为“戎狄”，战国时代孟子还称周文王为“西夷之人”。但在考古学家的眼中，从陶器群所反映出的先周文化当中，却既包括有北方的“姬周集团”，也有来自西方的“羌姜集团”，还有包括原住居民、夏族遗民、商王朝的有关氏族、先秦族以及一些难以辨认的小族在内的“其他居民集团”。因此，在陕西周原遗址晚商时期的考古面貌中，便出现了先周和晚商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的现象，从而引发了考古学家们热烈的讨论。西周时期，周人入主中原之后，文献记载多有周人与商人通婚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周原甲骨文和殷人的甲骨文也是一脉相承。由此可知历经夏商周三代之后，一个以中原为主导的、融合多族群形成的华夏族及其政治实体成为事实上的“中国”。西周初年周成王时所铸的“何尊”上出现的“宅兹中国”，成为文字记录和考古实物中最早称“中国”的标本，说明此时周人已经把周人直接统治的地方称为“中国”——包括周王朝的中央之都城和中央之地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除三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之外，考古学还对其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进程及其特点提供了新证据。最典型的例子是长江上游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在震惊和感叹之余，人们感到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在迄今为止的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发掘中，还从未如此集中地出土高大的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神坛（祭坛）以及黄金面罩、黄金权杖这类充满神秘色彩的器物，也对分布如此密集的祭祀坑的意义感到费解。但如果认真分析，三星堆青铜文化也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过去在三星堆一、二号中曾出土过仿照中原青铜器制作的青铜尊，还出土过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三星堆出土的所有玉器在中原地区都有同类器物可以比较，这均为三星堆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古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当中，一方面蜀人“椎结左衽”，是有别于中原的“蛮夷之族”；但另一方面蜀又和中原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蜀人是黄帝的后代。史书中记载，黄帝与嫘祖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纵目，名蚕丛”，从中也折射出古蜀文明既有别于中原文化、又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源于巴蜀文化传统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了古蜀国时期先后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五代，更反映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周边族群在更大范围内迁徙、交流、融合的历史记忆。
（三）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华夷交融”到唐宋元明清的“天下一统”
从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以来，对于“华夏”与“诸夷”的相互对立与交融的关注度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显示，当夏商周三代文明走向衰落之际，代之而起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在更大疆域内开始的跨地域、跨血缘的“华夷交融”。华夏族在先秦时代已经成为我国的主体民族，春秋战国以来，各国既以国名或地区名称号为秦人、赵人、燕人、鲁人、齐人、宋人、魏人、巴人、蜀人等等，但同时也有了“诸夏”的称法，表明这个时期在中国疆域内民族融合的加速发展，在原来华夏族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族群。考古发现的秦国、赵国、中山国等文化中，除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之外，还出现了大量“西戎”“北狄”的文化因素。南方的楚国与秦、巴蜀地区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进一步发展，还不断融入“百越”“南蛮”的文化因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族群之间互动交融的新格局。
秦汉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华夏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后逐渐有了“汉人”“汉族”的称法，其他各族群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北方的匈奴，西方和氐羌，南方的百越，西南方的西南夷，东北的乌桓、鲜卑、夫余等，他们逐渐融入中原诸夏；有的则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形成更为强大的族体，如北方的鲜卑，西方的氐羌等；有些还曾入主中原。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动荡、大迁徙和大融合，出现了南北朝时期不同族群“共主中原”的新局面。
隋唐时期，在空前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大一统”，并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如同李大龙先生所言：“由汉的‘大一统’到唐的‘大一统’，不仅仅是唐王朝的疆域在汉王朝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治体系更加完善、深入，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凝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这首先表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汉唐统治者的“天下”观发生变化；其次是边疆族群入主中原得到认同，尤其是得到了汉人的认同；再次是“华夷一家”的观念得以确立并成为治国理念；最后是“中国”的地位在“天下”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隋唐以后直至宋（辽、金、西夏）、元、明、清各代，随着中华大地再一次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北方的边疆族群担当起了实现“大一统”的重任。首先是辽、金、元三朝作为“中国”正统的地位得到认同，宋、辽、金、元都成为“中国”的代表。此后，以蒙古为主体建立了元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为明清两代最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有学者将这个历史进程的标志称之为中华大一统“复合共同体的文明内在结构与新的时空格局”。所谓“复合共同体”是指在行政体制上由中土、塞外体制同构，文化上交流互动，多样化族群融汇等构成的崭新共同体。“新的时空格局”则将多民族统一国家从秦汉隋唐以来的黄河、长江，扩展到塞外，中华文明的结构和中国传统王朝的内涵外延包容了中土农耕文明和塞外游牧与半游牧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华夷一统”的最高阶段。
在上述历史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汉唐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大统一格局是由华夏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汉族完成的；而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元、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清，则是由长期以来被认为非主体族群的“夷”来完成的。李大龙先生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的因素，如游牧与农耕对于疆域治理的不同路径，但最主要的还是观念上的问题，“其中诞生在华夏族中的夷夏观对历朝各代边疆统治体系的构筑和边疆经营方针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的确是今后值得认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在上述这些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互为补充，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从物质生活、精神信仰、社会制度等不同的层面，都能反映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历史片断。例如，墓葬是考古出土最多的遗存之一，下到平民百姓，上至皇家贵族，无论是从随葬的器物，还是墓葬的葬具、墓中的装饰性图案，从中都可以观察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三交”的线索，东北的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北方的匈奴、鲜卑、西夏，西域的乌孙、塞人、突厥，西南的巴蜀、西南夷，青藏高原的吐蕃，华南地区的楚、百越，祖国大地上多个民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创造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不断接受来自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典型的例子可以西南地区为例。在秦汉以前各地流行船棺葬、石棺葬、大石墓等多种墓葬，随着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这些墓葬都逐渐消失，开始流行中原北方地区的竖穴土坑木椁墓、砖室墓，随葬的器物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所谓“汉式”器物，如铜镜、线币、瓷器等，甚至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用于书写汉字的工具。这表明汉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大，“西南夷”融入中原文化系统的步伐不断加快。
再如，石窟寺是外来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的产物，但我们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当中，既能观察到北魏、唐朝的皇家造像，从中体会“造像如帝身”的佛教中国化范式转变；也能观察到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带来的高原艺术如何与其他民族艺术熔为一炉，给敦煌佛教艺术带来新的因素。渤海上京龙泉府，辽的中京、上京遗址，金上京遗址，都展示出汉唐中央王朝的都城制度是如何影响到边疆各地的都城营建的。西夏和吐蕃的王陵，让我们可以从陵墓的布局，墓葬的封土形制，陵前的碑志、石兽等因素之中，看到中原汉唐陵墓制度的遗韵。从不同民族的墓葬、遗址当中，考古发掘还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服饰、发饰与装饰品、交通工具、陶瓷用品、文书、印章、艺术雕刻、宗教用具等，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来观察许多“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内涵，从中梳理出各民族之间“三交”的脉络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四、结语
综上所论，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也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书写好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考古成果的利用十分重要。考古学是中华民族历史认知的重要知识来源，尤其是这个学科所具有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特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各区域、各族群之间的文明创造及其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将起到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作用，从而为中华文明史书写新的篇章。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国家考古项目在各地的实施，涌现出一批重大的考古成果，这从每年评选出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即可略见其一斑。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近年来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笔者一直以来关注的青藏高原考古为例，青海都兰热水2018一号大墓、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甘肃唐代慕容智大墓、西藏藏北吐蕃墓地、西藏阿里皮央·东嘎果扎和卡基墓地、西藏阿里札达桑达龙果墓地、西藏札达县遗址萨扎地点南区墓地等一批新的考古成果的相继发现，都为我们从考古学的视野去认识青藏高原的古代文明、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当前，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讲话精神正在不断走向深入，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胸怀国之大者，不断用考古新成果谱写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霍巍，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