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中国考古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体现出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极大地塑造了全民族历史认知。
重建国史：树立民族自信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的古史记载对此有过系统表述，考古学是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的重要知识来源。但是，近代以来，当中国面临巨大时代潮流变迁之时，这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方号称“科学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面前，作为中国传统“旧学”核心内容之一的史学体系，受到强烈的冲击震荡。如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叹：“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当面对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时，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中国却始终只能依靠神话和传说来勉强支撑，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之前，通过考古学的介入，就已经有了5000年前后有关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掘资料作为实证，相比之下，一部中华文明史似乎整整比人家少了1000年。
知识上的困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由于科技的落后、物质的贫弱、国力的衰落，中国处于被动挨打、任人欺凌的境地。国人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丧失殆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时人不仅对于中华文化丧失信心，甚至对于中国人种的来源和“种族优劣”，都充斥和弥漫着种种怀疑、悲观的论调，“动言中国不如各国之文明”，“处乎今日之世，以中国人与西人较，其粗者，日用之器物，如宫室舟车衣服饮食之类，其稍精者，学术之程度，如文字图画算术政治之类，其最精者，形体之发达，如皮毛骨骼体力脑力之类，是数者，无不西人良而中国窳，西人深而中国浅，西人强而中国弱也？”曾经在西方学者中早已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此时也再度泛起，影响甚烈，甚至连梁启超、章太炎这样的当时思想界领袖人物，也都曾一度试图将“炎黄遗胄”的“先祖来源”远溯到西域“昆仑之墟”或小亚细亚的古巴比伦，以求证其与古巴比伦和欧洲人具有同样“高贵”的根系。社会思潮、民众心态无不呈现出一派病态与颓靡之象。
国家兴衰、民族存亡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不断寻求出路，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潮流。考古学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绝非偶然，这既有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强大压力，也有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现实需求。在这个时代大潮中，如何改变国人的文化弱势心态，为中华文明正本清源，重树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成为解放全民族思想桎梏至关重要的一步。考古学的传入，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针对古史传说与史实的矛盾，“信古派”与“疑古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论争。早在1925年，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提倡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结合来研究中国古史。从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被认为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安阳殷墟发掘，其学术目标十分明确，“重建国史”，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历史使命。
殷墟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是，不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甲骨文，使得流传于世的甲骨文研究有了科学的考古出土背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揭示了甲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的事实，从而确证商代为有据可考的信史。殷墟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车马坑，以及考古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和王陵区，更是以全新的面貌，为国人展示了现代考古学“重建国史”的显著成果和科学前景。
由商代殷墟上溯到追寻夏代，进而再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进行考古学的探索，中国考古学者从“重建国史”起步，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不断用科学的考古材料向世人展现出古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系和发展脉络，将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史书写在祖国大地上，重新树立起文化自信，从而也为重塑全民族的历史认知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源泉。
建立谱系：探究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路径，传统的文献记载体系虽有线索可寻，但却掺杂了大量神话和传说色彩。如何来一番“沙海沥金”式的系统梳理，重构文明史观，考古学起到了革命性的推进作用。
走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方面要承认古史传说资料错综复杂、真伪参半；另一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治史方法去伪存真，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素地”，对此，前辈学人为之作出了诸多努力。徐旭生、蒙文通通过文献史料的参互比较，发现中国上古时代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民族集团、文化传统和活动地域，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或河洛、海岱、江汉三大民族。后来在中国大地上陆续开展的考古工作，同样发现各地存在着不同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中国考古学者开始以“考古学文化”为工作基准，来建构不同地区考古资料的谱系和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一大批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相应的考古学文化相继被发现、确认，各地先后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为重要的科学实践，为进一步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阐发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1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在中国考古学积累的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和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后来他又不断对这一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重要的学术观点：其一，将中国史前考古和古文化区划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开始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的深入探索。其二，提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裂变”，二是“撞击”，三是“融合”，在“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同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终于燃烧成“燎原之势”。其三，提出中国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和“三模式”，即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再到“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演进“三部曲”，认为“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
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等人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丰富资料，结合个人的具体实践，围绕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运用、中华文明起源的途径与特点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多重花瓣”“交互作用圈”等不同的阐释路径。可以说这是我国考古学者运用近代西方传入的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文明起源这个世界性的课题上所提出的一套中国方案。
通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一系列史前考古的重大成就不仅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且还用科学的考古资料展示出以考古学文化为基础、以区系类型为枝干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如同戴向明评价这个阶段考古学家们的贡献时所言，“这些论著将史前史的构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初期所倡导的全方位‘重建历史’的使命重又被唤起，也标志着从文化史的基础研究开始向全面复原史前史、探索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最高目标攀登”。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科学普及，人们认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诸多考古学文化的神秘面貌，打开了一扇用科学的考古资料和理论方法去认知中国远古文化来龙去脉的大门。考古学发现的国宝级文物一件件陆续走进中小学课本和大众视野；博物馆展出的通史陈列将考古学成果从“象牙塔”转化为历史常识走向社会大众；一次次重大考古发现的现场直播，都极大地重塑了国人和全球华人对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认知，从而为自己祖先的辉煌成就、民族的悠久历史感到振奋和鼓舞，树立起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优越论”“中国文明西来说”等谬论所造成的国人文化弱势心态、民族颓废心理，从而形成全民族朝气蓬勃、自强自信的崭新精神风貌。
宏微并举：再现历史辉煌
广义的历史学包括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实物为主的考古学，这是全民族历史认知的两大重要知识来源，两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与传世文献相比较，考古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巨大陵墓、城址、各种手工业作坊、窑址、村落，还是一件件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器具、随手丢弃的生活垃圾、动植物的残迹，在考古学者的手铲之下，都会以它“生命史”上最后一刻的真实状态展现在今人眼前，触手可及，真实可信。这也是考古学所发掘出土的古代文化遗存吸引人们目光的独特魅力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考古学的价值与意义，指出：“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考古学是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的一手材料？
首先，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而言，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从纵向而论，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中，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3000多年，可以说约占人类发展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认知，都来源于考古学。从横向而论，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随着考古发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拓展而不断丰富。例如，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中心论”几乎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唯一范式。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20年来，通过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项目，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西北地区等各个区域内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突破了单一线条的演进叙事，从更为丰富的层面揭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但在传统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历史叙事中，有所谓“夷”“夏”之分，关于“夏”的记载相对较多，并且呈现出较为明晰、连贯的历史脉络；关于“夷”的历史资料则相对较少，对其发展脉络的记载也相对笼统、缺少连贯性。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及其形成轨迹，对两者的历史考察皆不可或缺。考古学不仅能够提供认知华夏文明的丰富资料，更为可贵的是，能够通过对边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探讨边疆各古代族群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轨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权建构、族群凝聚、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根性。传世文献和当代民族志固然是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的重要资料，但考古材料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学对其遗存进行辨识和复原，考察其对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作用。
最后，考古学“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重要的认知概念：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二是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两个概念都突破了考古学“物”的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考察。考古学家们常说要“透物见人”，也就是要通过考古实物来观察其背后更为复杂的不同时代人与社会、人的信仰与精神、人的审美好恶等价值观念形成发展的过程，从中升华和凝炼中华文化的精华。
那么，考古学又是从何入手来体现这些重要认知概念？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少见，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河文明等，有的甚至进入文明史的年代还要更早。但是，这些古文明无一例外地要么走向灭绝，要么其文化传统因为异族入侵、文化转型而被中断或改变，为何唯有中华文明维系了五千年文明传统未曾中断？除了中国先民的血缘关系、遗传基因之外，在考古学的实物形态遗存——亦即“物化载体”上有哪些因素得以反映“国家文化基因”呢？考古学家刘庆柱从都城、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汉字）等载体入手，进而深层次地揭示出以“中和”思想为中心的核心观念是如何体现于社会主导文化和国家文化之中，总结出诸如“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中建宗庙”、都城、宫城辟四门，都城城门与宫城正门均为“一门三道”等形而下的物化载体，认为其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与“家国一体”“国家至上”的思想。
从国家层面而言，自夏商王朝开始，历经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王朝，作为古代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的都城（王都），都有“择中建都”的正统理念，在都城的选址和规划上体现出历代王朝的“国家文化认同”。即使是来自“诸夏”“四夷”的族群，在其入主中原之后，也都继承了中国古代都城这一传统的核心文化理念并加以发展。与都城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都城制度在“阴间”的折射——历代帝陵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正统国家意识形态的物化表征。
与都城建制相配合，代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国家祭祀”的持继不绝。所祭祀的对象既有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也有历代王朝对历代帝王、祖先的祭祀。这一国家祭礼的正统性不仅仅是中原民族所要维护的“国家大礼”，同时也被北方的魏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所认同。辽王朝、大金王朝、元王朝、清王朝的统治者，同样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代表国家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圣君”和历代帝王举行国家祭祀活动，尤其是在明清北京城所建立的帝王庙，更是成为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国家宗庙”。将三皇五帝以及秦汉以来的各个王朝均认同为“不同时期连续性的王朝国家整体”看待，实际上是对共同先祖、共同国家历史的祭祀，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祭祀。
历史证明，“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观念不仅引导和维系了中原地区虽然分分合合，但最终走向统一，同时也为边疆族群所接受和认同。比如北方边疆民族持续不断地谋求“入主中原”，而不是自绝于“中国”之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开始，到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最终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各王朝，在中国“正史”系列中都成为正统王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集中的政治体现。各民族之间最终形成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正确认识。考古发现可以和历史文献相互映证、参照补充、丰富完善这一历史事实。从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这当中既有各少数民族对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汉文化的积极吸取；同时也有汉文化大量吸收、不断充实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例证，反映出各民族对于共同建构中华文明体系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除了宏观叙事，在礼乐制度、日常器用、服饰衣冠、语言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考古学都以丰富的资料和细节，客观而翔实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影响、融合涵化的科学证据和历史轨迹。例如，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最为频繁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墓葬中绘有大量的孝子、列女故事图。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上绘制的孝子、列女图像，漆棺上的人物皆着鲜卑服饰。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夫妇墓，也出土了绘有孝子、列女图像的漆画屏风，画上人物则身着汉装。到了北魏晚期，有孝子、列女图像的石棺椁或石棺床更为流行。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已经高度融入北魏社会，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共同的“文化基因”。诸如此类的“文化基因”经过长期的淬炼、选择、淘汰与创新，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
现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从其一开始便在中华沃土上生根开花，在这片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土壤之中不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最终成为重塑全民族历史认知的科学力量和重要源泉。中国考古学经过早期的“重建国史”，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根铸魂。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考古学飞速发展，在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之上，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历史演进路径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研究等重大科学实践和多学科联合攻关，正在逐步实现考古学与文献学、自然科学之间紧密结合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宏大目标。从人类认识事物、构建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本身是客观的，考古学科从本质上说是一门求真的科学。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考古学者的根本目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为之所作出的努力，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和层面，对于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霍 巍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