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州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300至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至200元；助教为80至140元；一般职员30至100元；工人9至25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遥想教授当年
1994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教授的心态
过去的教授与今天的教授想比，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旧大学里的教授能自由流动，这个特点使教授们能保持一个较好的心态，这种心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因为谁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所以一般说来，那时的大学教授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很见个性，用不着躲躲闪闪，我们今天重读他们当年写的文章，从他们的文风能见出他们自由的心态。1946年9月，潘光旦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由之路》一书，这是他的一本言论集，潘先生是知名的社会学家，但也是一个对社会始终抱有热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潘先生有自己的专业，但他并没有以专业为借口而闭门不管天下事，费孝通先生说过：“同代的学者中，在国学的造诣上超过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时兼通西学者则屈指难计。”（《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第74页）潘先生的专业著作人们不陌生，但他专业之外的著作，由于时代的关系，一直未能再版，编入了全集，又因专业的原因，为一般读者所难以见到，而他的这部分著作，在一定意义上看，比他的专业著作更重要，这一两年我们谈论较多的自由主义，在我个人看来，没有比潘先生谈得更好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今天刚成为大家案头必备之书，但此书刚一问世，潘先生就读到了，而且做了深入的理解。（见《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300页）潘先生写文章，心态自由从容。他在《散漫、放纵、与自由》中这样评价当时刚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最近我们都读到当轴颁布下来的一本极端重要的新书：《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也讨论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似乎书中先讨论到的那一种自由，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自由，就是散漫与放纵，而后来所讨论到的那一种是真自由。我对于这两节讨论都极赞同。不过有不关文字的一点我们竭诚希望当轴能于再版时加以更正，就是后一节讨论里的自由两字上所用的引号（“”）应当移到前一节讨论里的自由两字之上。我认为真的自由无须引号，而假的自由非纳入引号之中不可。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得更分明，而读这本书的国民得以更进一步的知所适从了。”（同上，第233页）从潘先生行文的从容和坦然中，我们可以想见他做文章时的心态，对于蒋介石的书，教授也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心态做起文章来，自然就便于展示才华了，没有自由的心态，也就不可能写出好文章。
教授不入党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月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第55页）那时西南联大三青团的负责人是陈雪屏，他就劝闻一多说：你这两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同时陈雪屏还让孙毓棠劝闻一多加入国民党，但闻一多都拒绝了。（《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64页）闻一多当时和孙毓棠在一个家住，后因为孙毓棠加入了国民党（他的理由是入了党骂国民党就不会被怀疑了），闻一多知道后就不和孙毓棠在一起住了。（同上）可见那时的教授都不把入党当成一件光荣的事，在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加入任何党派，都觉得是不应当的。
讲课自由
讲课自由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讲课自由指得是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也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旧大学里对前一点体现的较好，而对后一点限制颇多。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是今天大学里没有的，就是它在课程的设计上留给了教授很大的自由，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今日所谓统编教材，在课程设制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做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好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那时的教授里不能说没有草包，但相对说来比较少。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利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74页）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讲课自由、自由讲课在大学里是受到普遍推崇的。
教授与图书馆
大学的图书馆是一个极重要的部门，旧大学里图书馆馆长一职通常是由学者担任的，那时这一职务虽算不得什么，但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官员，大学里的图书馆馆长是一个象征，总是由那些名学者来做，过去的大学里看他们的图书馆中的书，大概就能了解这个大学的大致学术水平，所以旧大学里图书馆馆长一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1936年，浦江清到厦门大学看朋友，他在日记中说：“是日上午，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清华园日记》第170页）当时厦大的校长是物理学家萨本栋，虽然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他对图书馆的要求却不局限在物理一科上。浦江清还说：“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马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同上第171页）从这些图书的购置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厦门大学的学术空气。图书馆里好书多，也是教授治校才能有的景观，图书馆馆长如果都成为官员，那样的图书馆早晚会令人失望的。
教授和学生之间
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不同于今日，那是一种比较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除了彼此的道德水准外，还于大学里的自由空气有关，因为趣味和性情这东西，是伴随着自由而生长的，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备案，大小问题都疑神疑鬼，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心如死灰，所以大学里是需要有一些社团的，需要有一些刊物，需要有那么一些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为学术而争论的。旧大学里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生气，我们现在说学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说人的智商越来越低，而是说那种生气越来越少。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学会名字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士”字），意谓“士子”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几见，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等，学生有王瑶、季镇淮、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等，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人（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听，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一批批学者，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张荫麟老先生对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是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1页）像这样的学会组织，在过去的大学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参加者如王瑶、季镇淮、丁则良、何炳棣、王佐良、吴征镒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
学生对教授的信任
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要体现在它的日常生活中，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比之今日，有许多让我们感慨的地方。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教授一般是有一个态度的，有时教授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听他们的话，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时候，也有和学生冲突的时候，但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信任是旧大学里师生默认的，一倒关键时刻，这种信任就体现出来了。冯友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很珍惜当年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时北京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清华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召集校务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在意，尽可能隐蔽起来。
1936年，有一次当时北京的当局派部队围住清华，要逮捕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先生去他家开会。冯先生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他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他找了宋哲元，军警才撤退了。等冯先生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先生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三松堂自序》第344页）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华道一《回忆梅贻琦校长二三事》，见《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49页）从这位当年学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保护那些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想到此点，真让人感慨万千-----
教授情谊
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总体说来，还是人情味较浓的，那时对于多数教授来说，他们评价一个教授的好坏并不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有偏见，将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政治活动分而论之，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表现。杨树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他和陈独秀的一点关系。他说：“从清华入城，车中遇邓叔存（以蛰）。告余云，陈独秀在狱中，专治文字音韵之学。今日正以陈缄嘱，入城购余所辑〈古声韵讨论集〉云。余因邀叔存来余寓，以〈清华学报〉所载余说字之文单印本二册，一，〈形声字声中有义证〉，一，〈释〉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请其转致。余与陈君不相识，惟曾见其著一说字谊之书，颇便初学。文学革命时，陈、胡并称，然陈之小学知识在胡适等人之上也。”（〈积微翁回忆录〉第89页）遥想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是何等生气，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后来的道路也很曲折。邓叔存、杨树达都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反对别的教授对政治有热情，这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陈在狱中研究文字学，很得到他当年教授朋友的帮助，其中就有他不相识的杨树达先生，教授和当时知名的政治犯往来，也很自然，这和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声望有关，但也与当时教授之间形成的不以政治论成败的做人准则有关系，在旧大学里这是为教授们所默认的一种行事原则，陈独秀1944年客死四川江津时，据说当时各种人士都有表示，倒是他最早献身的那个团体，无声无息。
教授之间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在旧大学里，这一积习也没有绝迹，教授之间相互看不起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总得说来，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风气还是较为正常的，过于下三烂的事情比较少。
在西南联大时期，钱锺书先生就不很愉快，钱锺书那时刚从英国回来，年轻气盛，喜欢臧否人物，据传，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
钱先生只在西南联大呆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刘文典也挖苦过沈从文，据传，有一次躲警报，刘文典见沈从文也跑，就和人说，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刘文典是古典文学专家，看不起新文学，才出此言，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我们现在从许多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尽管教授之间难免有些矛盾，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融洽的。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下了很多教授之间发生的故事。李埏先生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对联大的学风非常怀念。他说，那里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对那许多领域，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也总有许多不是他专长的，那成百上千的选修课，个人所能开出的不过数门，这就不能骄人了。李埏说他在联大时，常常听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对他有很深的教育。他还经常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去到别位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齐听课，比如沈有鼎先生就经常去听别的先生的课，这在联大也是一种风气，教授之间的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西南联大的学生很受今天人们的敬重，与他们具有这种气质是分不开的。
教授的境界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竟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壮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
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教授的新与旧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时代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旧时代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钱玄同甚至说过废除汉字，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掉这样的激愤言辞。对这些教授的由旧到新，人们其实不必过于认真，以为他们的从旧到新，就是一个与传统的决裂过程，发现新的就要抛弃旧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比较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他们是知道好坏的，许多事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看他们的初衷，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坏的，事情没有向他们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对于旧大学里许多教授的言论，我们总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评价，方能较为接近于实际，也比较地合情合理。传统中的好东西，没有人为了追求新就一定要抛弃，他们的过激话，往往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已。钱穆在他的回忆录曾说过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一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钱穆说：“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也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倾，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面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非咄嗟间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读过鲁迅先生回记太炎先生的文章，我们也会明白说过少看或不看中国书的鲁迅先生对于传统的态度，他们其实是很清醒的。
教授的自由流动
旧大学里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他说：“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积微翁回忆录》第63页）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识大体的教授们
旧大学里的教授们今天常被人们说起，由于时光远逝，再加上后来教授的不尽如人意，人们难免多看到他们的长处，而忽略他们身上的缺点，这是远观历史中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人们多看老教授身上的优点，也是对现实的另一种理解。这样评价过去的教授，并非说他们就是完人，读过钱锺书先生《围城》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教授毛病也很多，有些毛病还是知识分子独有的，钱锺书先生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猫》，讽刺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墨也很辛辣，而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以当时的大学教授为原型的，也有研究者指出过其中的人物就是某某，钱锺书先生曾在西南联大短期执教，不是很愉快，在他的笔下，对大学教授多用了一点讽刺笔墨，是情理中的事，也不能说就是丑化了知识分子，大体说来，过去的教授从整体上看，还是识大体的，就是说，尽管他们有许多毛病，但在大事面前一般还不糊涂，还能够离开私利，从大局着眼。钱穆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钱穆当时也在西南联大，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从昆明到了当时还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的文学院，晚上北大师生聚会欢迎，钱穆也去了。许多教授连续登台发言，说了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都在重庆，不常来昆明，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住昆明，所派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比如文学院院长就长期由清华冯友兰连任，北大教授很不满意，一时群议分校，争主独立。钱穆听了就起立发言，他说：“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钱穆说完，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这看似一件小事，但可看出教授们在大事上的态度，也映现出教授们的境界，尽管有许多怨气，但他们还是能把眼光放远。
教授至上
旧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旧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旧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量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地位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它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界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校长保护教授
大学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而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一切思想活动是不应当过分干涉的，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所以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他们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而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做一个官员来做。旧大学里的校长一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那时的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一个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说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了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国民党政府无奈之下才把三位教授释放。（《北大旧事》第513页）在教授和学生生命受到威胁时，大学校长是不去想其它的，这是做大学校长的起码素质。张芝联先生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有一段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秘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教育部印中华民国卅七年三月十六日训字第10394号”（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第11页）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校长。朱经农看完秘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同上第11页）如果要说思想倾向，当时张芝联和校长朱经农也是不同的，但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不妨碍校长去保护他手下的教授，这种大学校长的风度，我们何时能够找回来呢？
学生批评教授
五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当年的五四人物，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做为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充实的，今天的青年已很难体会五四人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情了。五四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她对那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精神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这个运动影响他们太深了。闻一多就说过：“《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相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联大八年》，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可见他们对五四的感情。怀念五四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是一个让人感到充满生机的时代。那时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他们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五四人物的生气是我们今日青年不敢想的，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先生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辨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35页）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这个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论理学讲义》，傅斯年这个学生真是不好对付，他说蒋维乔的这本书是：“这部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同上第138页）文章对错另当别论，那生气，那挑战性，那种追求真理的勇气，今天想来还让人感慨不已，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学生批评教授的事，在那样的时代里是很平常的。
教授给学生翻译论文
过去大学里有许多事我们今天想起来就和天方夜谭似的，那时的教授也不知是学问好还是道德高，总之他们做起事来，很有境界，让人们觉得教授真是了不起，今天健在的那些学者，说起当年那些老师，多数充满深情，就说教授对学生写论文这回事吧，过去大学里的一些好传统，现在想起来，还让人觉得温暖。当年费孝通先生在云南昆明和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很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还有张子毅的一本Eaithbound China（费孝通和张子毅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1943年，费孝通先生到美国去，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三十出头，这样的事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费孝通《乡土中国》第90页）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一件这样的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那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王淦昌《回忆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点滴往事》，《水木清华的眷恋》第17页）王先生这里提到的教授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老清华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让人怀念的小事，才使今天的青年人对她产生向往，因为好传统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人们才只能在回忆中重温过去的时光。
教授的工资
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与他们的工资是关系的，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高，不是一句空话，而有许多实际待遇决定的。三十年代梅贻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有一个规定，教授工资为300──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为30──100元；工人9──25元。（清华大学档案）难怪当时清华有“神仙老虎狗”的说法，意谓教授是神仙，职员是老虎一般人是狗。我们不对这种说法做任何评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与他们的工资是有关系的，旧大学里教授的价，只陈述一个事实，就是说在大学里教授应当是最主要的，教授和一般职员的区别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不管什么事情都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如果那样，我们就只好把大学也办成工厂，而这时这是不可能的。清华待遇好在当时的大学里是有名的，所谓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因为清华有庚款为后盾，条件自然在一般大学之上。也许是那时教授人数少的缘故，读书人还是很值钱的。二十年代中期，南开著名经济学家何廉从美国回来，初到南开，他在回忆录中说：“教工的房租是低廉的，我住在大学教工区的一所配有家具的四间一套式的房子中，每月现洋18块钱。教工之间的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开支既被禁止也不存在，我们衣着俭朴，生活节俭而又心满意足。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何廉回忆录》第39页）南开当时还是私立大学，条件不能和国立大学相比，但她也是尽可能为教授提供一切，力争留住好教授，过去办大学的人在对教授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他们基本上都是梅贻琦所代表的那种风格，即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也。
教授的年龄
也许是旧大学里人少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时的教授比较值钱，不像现在，教授多到让人觉得泛滥的程度，那时的教授都很年轻，这可能与当时评聘教授的制度有关，最近这几年还好一些，我们总算多了一些年轻的教授，但就是现在这样，也不好和过去相比，我们来看一下当年西南联大教授的年龄。当时五个院长中，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最年轻，四十岁；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最大，四十八岁。各系系主任也都是三四十岁的少壮学者，其中算学、电机、航空、化工等五系主任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化工系主任谢明山只有三十二岁）。当时已经有名气的教授如朱自清、曾昭抡、钱端升、雷海宗、罗常培、闻一多、周培源等都在四十五岁以下，吴晗、钱锺书、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等不到三十岁。当时西南联大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助教人数比正副教授的人数还多（当时助教211人，正副教授186人，见《西南联大的研究》,台湾杨正凯博士论文第84页）。而这些助教中，很多都是正在联大研究部功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具有相当整齐的水平，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知名的学者，如牛满江、何炳棣、任继愈、杨志玖、殷海光等等。西南联大的活力与教授的年龄很有关系，今天的大学在教授的年龄结构上，一般说来，比之于当年恐怕还要老化，在今天一所大学里，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清一色的年轻教授成为大学主要力量的景观，大学的活力来自青年，除了学生，应当还包括她的教授队伍的年轻化，过去二十多岁当教授并不是一件希罕事，而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已很难再看到了，许多人怀念从前，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