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正在变成一种边缘文体——它在大规模的公众阅读的视野之外，甚至，在专业性的文学讨论中，短篇小说也很难构成被认真对待的话题。
当然，在文学期刊上，短篇小说照例发表，在鲁迅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项中，短篇小说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传统的文类秩序仍被遵从，但这种遵从其实是由于习惯。
在这个时代，年轻的小说家在规划他的写作生涯时完全可以把短篇小说排除在外，“成功”由下列元素构成：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电视剧或电影，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笑傲江湖的博客、若干本随笔，如果他恰好不曾经过文学期刊体制的锤炼，他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其中应包括短篇小说。
问题是，短篇小说何以如此？人们不是很忙吗不是没有耐心吗不是希望一切更快更短吗？为什么灵巧的短篇小说竟然竞争不过它的同门兄弟、那个恐龙般的庞然大物——长篇小说？
是的，在谈论短篇小说的命运和前景时，我认为必须从长篇小说开始，短篇小说的困境可从长篇小说的相对的胜利中得到解答。
文字在屏幕上快速移动，无穷无尽的语流涌来、消逝，一个段落到另一个段落，一个情景到另一个情景，不停留，不回头——长篇小说竟成了网络上文学写作和阅读的主要方式，并且，通过电台连播，通过电视剧改编，它这个时代表现出变形虫般的适应能力。
背叛者生存。长篇小说的胜利恰恰来自它对自身传统的背离，或者准确地说，来自对支配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十九世纪欧洲传统的背离。在十九世纪，长篇小说成为了一种对人类精神和经验的综合、深入的把握形式，在那个时代，长篇小说被界定为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更本质、更纯粹，因而更高级的另一重生活——即使在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阐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种柏拉图式的假定：有更真实的“真实”，它由伟大的小说家提炼出来，在小说中呈现。
那个时代长篇小说的写作被一种本质论的眼光所支配，也必被本质论地阅读：一个理想的欧洲中产阶级读者，携带一本小说，在漫长的旅途中，在火车、轮船上阅读，他必是耐心的，至少与今日的读者相比耐心惊人，他在细部流连，他努力由细部把握整体，他相信正在周围躁动的一切是生活的粗糙表象，而他手里的这部小说揭开了生活沉默而真实的层面，他是孤独的，而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内省性的精神生活。
在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现代长篇小说是在这一系列前提下确立起来的，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尤其如此。
但是，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的相对的成功并非这个传统的成功，而是由于这个传统的破败；新的长篇小说正在颠覆十九世纪体制，它并不高于生活，它就是生活——套用博尔赫斯对长篇小说的讽刺：那是冗长的废话。
因为冗长，长篇小说经历行星撞击或气候变迁而竟然有望幸存。长篇小说契合着这个时代的感性特征，注意力极其不集中、易兴奋也易疲倦，我们是匆忙的过客——对世界、对自我皆是如此——我们刚刚抵达此地就急切地奔向下一地，我们惟恐错过什么，我们就像发疯的杂耍艺人，不能让手里的瓶子停下来，我们需要一种永不停止的幻觉……
——还有什么比一个如此长的东西更合适呢？时代和文化的机变权宜常常出乎书斋中按部就班的逻辑，长篇小说在我们这里的成功很可能仅仅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某些因素被放纵：延宕、反复、拖沓、废话、离题、松懈，等等，所有这些都在背离十九世纪的理想：不再有高于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只有一种生活——我们涣散的感官所能触及的生活：如此喧闹，充满噪音，无休无止地高速地说。长篇小说成为这种单面生活的表征和安慰，它以书写的方式确认和肯定了这种生活。
是的，我的确认为我们正在制造海量的垃圾，我认为长篇小说正在它短暂的成功中失去它的灵魂，但是，我也认为世界是不能没有垃圾的，否则自然的和文化的循环就无法进行。长篇小说的新生命也许正蕴藏在如此之多的垃圾之中，那就是，跨过十九世纪的“形而上学”高原，回到一个更古老的源头，那是同样喧闹、同样具有声音背景的传统：说书的、说唱的传统。
——但这与本文的主题无关，现在要谈的是，正是这种纵容着长篇小说之“长”的语境中，短篇小说处境艰危。
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如同百货公司或SHOPINGMALL，对一个具体的消费者来说，将其中的每一家商店都逛过并且在每一家都买东西是荒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此庞大的规模将归于无效，恰恰相反，它使你兴奋，使你觉得你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变幻的可能——当然是在你的钱包和信用卡范围内，但在这个范围之外，你也正在享用那不可实现的可能。
长篇小说嵌入了消费社会的意识结构，它的确就是生活，就是任何一个拿起一本书或打开一台电脑的人的生活中一个同质的片断。而短篇小说，它是令人不安的，它依然很像是我们的感知系统中的病毒程序，像你家楼下街边一间孤零零的奢侈品商店，与生活的上下文格格不入。
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是否写得多么精致多么艺术，实际上现有的大多数短篇小说都与大多数长篇小说一样低劣，问题在于，短篇小说的自然尺度就对我们提出了过度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凝聚注意力，它是以小见大的，它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它是如此地短，它不可能从表象上模仿生活，它必须提炼和关注细节，它必须相信，世界的某种本质正在这细节之中闪耀。
——十九世纪的幽灵在短篇小说中挥之不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使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幸存和成功的几乎所有因素：零散、走神、废话、离题、表象和经验……所有这一切对于短篇小说来说都是致命的。
问题还在于，短篇小说同时遭到了它的变种或前身的围剿：大量的段子在流行，故事以及所谓的小小说获得了相对广大的读者群。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短篇小说比段子长比小小说长吗？它可是比长篇小说短得多啊。
因为，段子和故事和小小说，回到了文学的另一个源头：笔记、流言蜚语、闲谈，它们像长篇小说一样，归依于这个时代的生活世界，不管它们是不是落于书面，它们的根本情境并非个人阅读，它们是嘈杂之中一阵更喧闹的笑声，是溶解于生活的油盐滋味。
在广义上，我们的文学正在回到一种前文学或元文学状态，现代以来确立的文学体制正在被这种状态压迫、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短篇小说发现，它停留在一个尴尬寂寞的地方，进退失据，四顾彷徨。
在谈到短篇小说时——偶尔，我们的文学专业人士也会屈尊谈到它，这时我们就可以听到所有令人安心的美学标准的回响：精练、简洁、蕴籍、诗意等等，等等，你会觉得人们似乎在谈论唐诗或宋词。
这一切都是珍贵的，但是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在这个的时代的可能性存在于一种更根本的意识：它的确与我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它是喧闹中一个意外的沉默，它的继续存在仅仅系于这样一种希望：在人群中——少数的、小众的读者中，依然存在一个信念：那就是，世界能够穿过针眼，在微小尺度内，在全神贯注的一刻，我们仍然能够领悟和把握某种整全，或者说，它击破围困着我们的浩大的零乱，让我们意识到那一切就是“零乱”。
这是沉寂、猛烈的一刻，这一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珍稀、奢侈，令人心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