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干什么？”

这样一句话，由我说出来和由在座的某位台湾朋友说出来，是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记录下来、落在纸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口语中，语调、重音，乃至说话时的表情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使这句话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意思和情绪有很大的不同。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汉学家会议。会上一位美国翻译家谈到了他面临的困难，他以“你要干什么”这句话为例，说明在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需要仔细辨析的歧异。

这种歧异或许会使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一对恋人之间的交流额外生出波折和趣味，但总的来说，它不足以对政治家、商人和普通民众构成什么困扰，但是，对文学家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此，我想谈谈我的一段个人经历。一九八三年，大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台湾小说选》（注：《台湾小说选》，《台湾小说选》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这应该是在长期隔绝之后，大陆的读者第一次接触海峡对岸的文学；那本书的封面是蓝色的夜空，有一轮圆月，还有一条柳枝，那时我还是大学生，买了一本，由此认识了很多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的《永远的尹雪艳》，就是在这本书中读到的。

《台湾小说选》给了我双重的影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大陆大学生来说，它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关于人的另外的想象，关于生活的另外的叙述，向我证明了世界的广阔和丰富；同时，我在这新的、陌生的景象中也依稀仿佛地产生了一种故乡感——就好像，一个人经历了三生三世，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蓦然间，似乎辨认出了前世所在。赏心悦目谁家院？其实原是自家院。也就是说，通过这本书，我感觉到了中国古老文学传统的存在和延续，感觉到五四新文学传统还有更为宽阔和复杂的谱系源流。或者说，在八十年代初，一个大陆文学青年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发现和体认有一部分是由台湾文学开启的。

现在，时间到了二0一0年。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我想，到了台北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寻找书店，比如要逛诚品书店，我想我会找到莫言、刘震云、毕飞宇等等我熟悉的朋友们的作品；同时，在大陆的书店里，你们也会找到张大春、朱天文、龙应台、 蒋勋等等很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每到年底，大陆很多报刊、网站都会照例盘点这一年的好书，按照鲁迅所说的“十景病”，通常会选出十本，我经常在此类活动中担任评委，近两三年来，我发现，十本中，来自台湾的书通常会占两本、三本，甚至更多。台湾文学已经成为大陆公众阅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我想，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文学而言，大陆作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大陆的读者，台湾作家面对的也不再仅仅是台湾的读者，我们面对着两岸有相同文化根脉、有相同语言和文字的读者。当我们谈到汉语文学时，不能仅限于大陆或者限于台湾，两岸的作家实际上是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共同的场域中写作，就像在经济上，两岸最终会形成共同市场一样，在文化上和文学上，当两岸的读者通过作家们的作品密切地交换彼此的经验和对世界的看法时，共同感就不仅是历史和传统的，也是现实的和面向未来的。

在我所供职的《人民文学》杂志，近两年来刊发了越来越多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包括张大春、林清玄、龚鹏程、刘克襄、周志文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年轻和热情的编辑，通过她，我意识到，对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来自台湾的文学已经成为阅读经验和文化经验中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我有一次提出，台湾作家的作品发多了，可能大陆读者不太适应，她惊诧地看着我说：怎么会呢？一样的啊。我想，她是对的。在海峡两岸，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在商业化的时代，互联网的时代，通过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过阅读同样的书，通过种种小众的、社群的交流，他们正在跨越海峡，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共同感。

但是，我现在想回到一开始谈到的话题：并不完全一样。正如那位美国人注意到的，在台湾和大陆的口语中，即使是同一句话也可能包含着微妙的差别。在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发表台湾作家的作品时，我注意到我的编辑们对每一篇作品都作了非常细致的修改——在《人民文学》这份杂志的传统中，我们高度重视文字的品质，我们一向认为，编辑应该协助作家完善他的文字。台湾作家的很多句法、词语和我们习惯的用法不同，超出了我们的语言经验，他们认为应该做出修正。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把编辑们找来，和他们探讨是否有必要做这样的修改。

这件事使我注意到，在书面语的层面上，台湾和大陆也有很多差异。这种差异来自汉语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分化的不同的发展路径；就大陆而言，我们身在其中，有时很难自觉地做出概括和判断，但就台湾而言，我感觉，一般来说，使用书面语写作的人们有更为深厚的古典文学背景，或许还有白话文发展前期的书生腔调；当然，历史和生活也塑造着语言，六十年来，在台湾的人们，他们独特复杂的经验，也一定反映在语言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日益密切地相互阅读时，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差异。我认为，我们或许不应该急于施展编辑功夫，修正和抹除这种差异，相反，这种差异本身就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汉语的分途发展，如同两个兄弟各自带着母语去经历世界和人生，他们多年后坐在一起，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表达有相同也有不同，这种相同是珍贵的，使他们兄弟相认，这种不同也是珍贵的，因为正是这种不同表明，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语，使这母语变成一种更广阔、更丰富、更具弹性、更具表现力的语言。

这是今时今日，大陆和台湾在文学交流中一个最内在的层面。我们时刻印证着我们的相同，我们也满怀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历史遍布伤痕的遗产，也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份意外的馈赠，我们从这种差异中深刻地领会文学与人生无限广阔的可能性。

不久前，我和一位常住北京的台湾出版人吃饭、喝酒，他让我见识了台湾人的酒量和豪爽，他说的一口“国语”在他激动和亢奋时我几乎就听不清，但是，有一句话，他说了，我听清楚了，字字入耳，他说：读书让人越读越近。他说得真是好，文学的一个根本功能，就是让我们相互走近。儒家说，推己及人，就是像看待自己一样想象别人，昆德拉又说：文学让人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说，要在别人的想象中看待自己。这两个方向的想象，都会使人走近、使人贴心，使人满怀信心地确认我们的共同之处，也使我们把相互间可能的差异和对差异的理解视作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丰富和美好的因素。

所以，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真正想说的只是：让我们互相阅读，让我们在阅读中相互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