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鸦片战争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和反侵略斗争一边，不但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从事鸦片贸易活动和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动机，对英军的侵略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而且对中国军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作了申辩，并对鸦片战争的性质、结果和影响作了精辟阐述，充满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提出许多迄今仍具有指导性的观点和判断。对于鸦片战争的性质，西方殖民者一直进行粉饰、歪曲和美化，将鸦片战争看作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冲突，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排外和闭关政策。为批驳这些严重歪曲事实的谬论，有必要回到经典，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再作深入完整探析。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鸦片战争 殖民主义
19世纪40—60年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工业革命的强烈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开始从野蛮的掠夺形式发展到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将大批亚非国家和地区强行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便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因此，两次鸦片战争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别重视，成为他们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于两次鸦片战争，他们留下了许多富有卓见的论述。
但西方学者受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多漠视或贬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如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评论中国的那套标准的种族主义说辞中，马克思增加的唯一新见解，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厌恶”，甚至影射马克思撰写的关于鸦片战争的文章是为了“稿费收入”，以“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外表”；批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将一个来自莱茵地区的“中产阶级分子匆忙提出的观点”奉为“金科玉律”，“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立脚的神话”，“把帝国主义当作近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使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苦难历史的开端，成为20世纪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淡化鸦片战争的危害性，或将鸦片战争归结为中英两国的文化冲突，甚至要推翻鸦片战争既有史实，极力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辩护。国内学者虽然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发表了多篇相关专题论文，但也存在如下问题：或断章取义，或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文章的语境和主旨以及前后观点的变化，或没有将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与马克思的其他相关文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没有准确领会马克思的阶级立场、方法和科学态度，在诸如马克思关于中国闭关自守、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评价及其与欧洲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存在误读和曲解。本文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再作比较完整探析，以期对经典有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
一、关于鸦片贸易
鸦片战争因鸦片贸易而起。但鉴于鸦片贸易属于毒品贸易，违背人类基本良知，一些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学者总是刻意淡化或回避鸦片贸易原罪问题和鸦片贸易与战争的关系。英国学者蓝诗玲就坦承，“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看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还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到香港和英帝国在东方的管辖范围时，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委婉地写道，他们在1842年‘得到了’那个岛……1997年香港移交时英国高官的告别演说，也对鸦片和为鸦片打的那两场战争只字不提”。英国陆军部20世纪初编纂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藏鸦片战争史稿》在论述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和背景时，刻意抹去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只强调英国女王子民“利益及王家尊严”受到“严重影响”。英国学者霍尔特（Edgar Holt）甚至担心读者将战争与英国的鸦片贸易联系在一起，在其《中国的鸦片战争》一书开端还特意写了一段“作者说明”，宣称根据中国学者的做法将1839年至1860年间中英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事件称为“鸦片战争”，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该书为方便起见使用“鸦片战争”这一题目，并不表明作者认为这些战争的目的是要将鸦片强加于中国人民；英国和西方其他参战或保持中立国家的主要目的是要“为贸易获得一个稳定的保障，争取在华外国人的平等地位”。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则将鸦片战争的爆发归咎于清朝的朝贡制度，认为鸦片战争“是两种国际秩序观念的冲突”；法律制度争端才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W.Travis Hanes III）和弗兰克·萨奈罗（Frank Sanello）合著的《鸦片战争》虽然对两次鸦片战争进行了谴责，但他们同样认为“虽然国际毒品贸易是故事的核心内容，然而最终它反映的还是文化的冲突——两个自认优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们在第一章描写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之后，再次强调“真正的冲突根源不只在经济范围。事实上，火烧圆明园不仅是两国文化冲突的顶点，而且也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新兴文明和古老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文明的精华。这场冲突在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即使美籍华裔学者张馨保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西方学者否认鸦片贸易与战争关系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坚持认为鸦片贸易“是战争的直接原因”，“‘鸦片战争’一词毫无不妥之处”，但他同样亦不否认“这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詹姆斯·M.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则“重建一种最新的叙述”，强调鸦片战争与“清朝内争”的关系，进一步模糊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将战争爆发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清朝的“朝堂政治”“无法催生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战略方针”。
英国殖民者和鸦片贩子更是颠倒黑白，把鸦片贸易和走私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没有确定的禁烟法律。1839年5月24日，鸦片贸易商颠地（Lancelot Dent）等40名英商在请求英国政府保护其鸦片贸易的请愿书中就谎称，“外人运鸦片入中国，从未受到处罚，而且禁烟从来不是大清帝国官员份内的事，中国人民也无禁烟法可守”。英国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亦站在鸦片贩子的立场上，配合他们的说辞，在1839年9月致外交大臣巴麦尊（John Henry Temple Palmerston）子爵的信函中，指责林则徐在广州收缴鸦片“是公开的抢劫行为，而且是对女王的官员和臣民以及对所有各国在华人士的蛮横侵犯”。巴麦尊在1840年2月致中国皇帝书中也据此认为中国的禁烟是不可接受的，是对在华英国臣民的“强暴和凌辱”，把英国鸦片贩子说成无辜的受害者，倒打一耙，指责清朝政府“不查拿违禁的鸦片，反而决定缉拿安分的英国商民；不罚有罪，而惩无辜，把前者应受的苦痛，强施在后者身上；并且还立意要强使身为英国钦命官员的英国监督成为中国官宪手中的工具，借以实施原与英国监督毫不相干的中国法律”。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国侵略者宾汉（J.E.Bingham）在1843年出版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则公然声称，英国用鸦片换回中国的茶叶、改变不利的入超局面，无可厚非，是中国方面的“还债”，“因为在我们对华输出鸦片日增以前，和在我们因机器进步，棉毛织品对华输出日增以前，所有自中国进口的茶叶，是我们用西班牙洋钱换来的”。还有一些西方殖民主义者极力淡化鸦片的危害性，鼓噪鸦片本身不是毒品，与酒和茶等奢侈消费品并没有什么区别，适度使用时鸦片是一种有益健康和令人兴奋的奢侈品，“食用鸦片在本质上是无罪的”。因此，进行鸦片贸易亦是无罪的，“就像对其他国家贩卖烈酒一样”。
受这些鸦片贩子和西方殖民侵略者滥言的误导，一些西方学者也将鸦片贸易泛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如费正清把鸦片泛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中国官员的纵容”和“默许”，并对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瓦解广州贸易体制基本持赞赏态度，认为“英国在中国沿海的早期扩张并非单纯以冒险精神或利润驱使为动力，宗教传播也是强大动力”，体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而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舆论亦多将鸦片等同于烟、酒、茶等奢侈消费品，为继续扩大对华鸦片贸易辩护，声称“吸食鸦片对身体没有明显的伤害，英国政府也没有把鸦片强加给中国，而是因为市场需要”；“吸鸦片本身就像抚弄大拇指和其他用来使疲惫的人集中精力的看似愚笨的方法一样是一种无害的嗜好”；“对多数中国人来讲，鸦片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是一种必备品，甚至是一种神恩”；“即使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在这些错误观点的误导下，西方出版的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著“认为使人吸食上瘾的毒品是合法的，并对西方列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进行殖民的行径予以认可”。
与一些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学者极力淡化或回避鸦片贸易原罪问题不同，马克思首先站在无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人类正义一边，对鸦片贸易的危害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从事鸦片贸易的历史和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的关系，分别作了深刻阐述。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严厉谴责鸦片贸易比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所从事的奴隶贸易更加不道德、危害更深。他指出：“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
其次，马克思批判鸦片贸易不但改变了英美等国在与中国贸易中长期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恶化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严重妨碍了正常的中外贸易。他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
再次，与鸦片贩子倒果为因，将鸦片泛滥的责任归咎于清朝政府缺乏相应法律和官员的腐败不同，马克思则谴责英国政府支持的鸦片走私活动严重腐蚀了清朝的官僚体制和法律。他写道：“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关于19世纪初中英之间的禁烟与反禁烟斗争，马克思也站在中国一边，认为除了“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之外，还具有“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为清朝政府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不能取得禁烟斗争的胜利而感到惋惜和痛心，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禁烟斗争的正义性，讽刺自诩为文明世界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肯定了中国禁烟斗争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宣告代表文明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代表正义一方，他们代表的是“自私自利的原则”，是要“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相反，被称为“陈腐世界”和“半野蛮人”的中国却代表了人类正义一方，“激于道义”，并“坚持道德原则”。
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英国政府为避免遭受国际社会的谴责，极力宣称与鸦片贸易无关，不支持鸦片贸易，鸦片贸易是由英国的鸦片贩子主导的。马克思则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1767年以来至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历史做了系统的回顾和论述，揭露鸦片贸易如何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东印度公司的操纵下一步步扩大，以至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达到3500万美元，尖锐地指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与鸦片贸易的泛滥有着直接关系，是鸦片生产和贸易的幕后老板、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从中谋取极大不义之财。马克思指出：“这个题目讲到最后，不能不特别指出摆出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莱特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印度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在1857年4月发表的《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一文中，马克思辛辣讽刺了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英国的巴麦尊政府、主教和大茶商与英国的鸦片贩子们都是一丘之貉，指出“帕麦斯顿（即巴麦尊——引者注）为利物浦的‘毒品贩子’感到骄傲”，“现代利物浦的平达（古希腊抒情诗人——引者注）在赞美唐宁街拳击手们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上一个更高明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也大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而热衷于取消现行的对华条约”。
马克思不但揭露英国政府是鸦片贸易的共谋者和组织者，而且还进一步抨击英国政府为确保英印政府从鸦片贸易中所获的财政收入来源，表面宣称鸦片自由贸易，实际上却对鸦片贸易进行垄断：“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
马克思关于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关系的论断，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当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发起收缴鸦片运动之后，英国的鸦片贩子和与鸦片贸易有利害关系的英国商会，就以他们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系获得英国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以及鸦片贸易给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带来巨大利益为理由，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承担起保护非法鸦片贸易的责任。1839年5月24日，鸦片贸易商颠地等40名英商就在联名上书中写道：“鸦片贸易之特殊意义，已在一八三○年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及一八三二年再次报告中，清楚地承认。委员会的意见是：‘鸦片贸易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放弃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鸦片垄断，似非得计。’我们想，英国人民从事此种贸易，是得到他们的政府公开或非公开许可的；并且同时，对英属印度财政收入，近年获得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利益。”孟买商会在6月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也公然宣称：“这项贸易是在不列颠政府的授权与明令照准之下，由印度政府完全为了国家的目的，加以鼓励、怂恿与指导，而通过她的臣民之手的资本、劳力与企业发展起来的。印度政府就用这样方式从鸦片贸易上取得了庞大的收入，近来每年达到两百万镑，几乎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列颠政府和印度政府都知道：出口鸦片专门运销中国，而在中国，这却是一项非法的、走私的生意。”
马克思的文章不但在当时戳穿了英国政府自诩与鸦片贸易无关的滥言和伪善面目，并且也否定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自由贸易而战的别有用心之论，可谓一针见血！
二、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和责任问题
无论是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都是欧洲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维护非法的鸦片贸易，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掠夺财富和领土而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但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一些学者为掩盖殖民侵略本质，总是千方百计地模糊甚至美化鸦片战争性质，将鸦片战争说成是中西贸易体制、外交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冲突，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冲突，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排外和闭关政策，归咎于中国的野蛮和不文明，散布在华外国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和压迫。1836年7月《中国丛报》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就指责“中国政府对待外人的作风和乡村的恶狗实在没有两样”，声称“一个文明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同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如同一的上帝所创造，为一样的自然法则所指导，它能闭关自守，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断绝一切友好交往吗？常识和理性以及国际公法都号召起来反对这样不近人情、违背天然的行径”。英国侵略者宾汉不但声称战争是“因中国政府的固执和狡诈的行为，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加以打击”，还称赞这场战争“不但从商业上来看，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事。同时在上帝的照临之下，把他们从现在堕落的地位，提升到真正文明的境界”。美国的一些殖民主义者和学者亦为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辩护，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清政府妄自尊大。美国总统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41年鸦片战争进行之时就声称：“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条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间那种侮辱和卑贱的形式上维持和其余人类的商业交往。”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47年撰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虽然对中国禁烟运动表示支持和理解，但他同样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辩护，反复声称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并且对中国是有益的，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清政府不能平等对待西方国家，表示“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西方列强和她地位相等的看法，至少，使之对待别国子民同本国人民一样，也许可以说战争是必要的”。中国海关雇员、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191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亦将1840年的中英战争说成通商战争，并将这一侵略观点推广到中外学术界，指出“它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后来，马士的学生费正清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鸦片战争“从根本上讲是一场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在鸦片战争性质问题上，尽管马克思承认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英国与落后的中国之间的战争，并肯定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但与英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美化鸦片战争性质不同，马克思的立场始终站在反殖民侵略一边。他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就将鸦片战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和定性，高屋建瓴地指出鸦片战争是15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对外通过殖民侵略和征服、获取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继续和发展：“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恩格斯则在1857年发表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一开始就断言英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它们本质上都体现了早期西方殖民侵略者“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如果英国人向中国人挑起的这场争端达到顶点，那就可以预料，其结果将是一次新的陆海军远征，与1841—1842年因鸦片争端而引起的远征一样。那一次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向中国人勒索到大宗银两，这很可能引诱他们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尝试；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虽然非常厌恶我们的掠夺本性，但是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并不比我们少一些——为我们16世纪和17世纪共同祖先所特有的那种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
正是站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分别进行了谴责。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谴责英军镇压印度人民起义暴行的同时，也以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暴行为例，说明这是侵略者的本性。他指出：“我们只需看看第一次对华战争，看看可以说是昨天发生的事件。当时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而引起。他们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记录下这些暴行的不是中国官吏，而是那些英国军官自己。”恩格斯则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谴责英军在镇江之战中，“他们为了报复，在劫城的时候进行了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英军此次作战自始至终大发兽性，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贩私贪欲完全相符”。同时，他对镇江军民的反抗精神作了充分肯定和表扬，指出英军只是在镇江之战中“才充分认识到：这些中国的鞑靼士兵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鞑靼士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对于英国政客借口“亚罗号事件”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英国国内散布在华英国人受到严重欺凌、侮辱和迫害，英国人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遭到破坏等谎言，马克思专门发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予以驳斥和揭露，指出：“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欺骗，勋爵大人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亚罗号事件”的真相是它只是一艘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为几个英国人所雇佣；这艘小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但在广东地方当局上船逮捕犯案的中国船员时，这张英国执照已经过期。并且，事件发生之后，广东地方当局为避免引起严重误会，不但“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被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
在1857年1月发表的《英中冲突》一文中，马克思在研究中英广州交涉文件和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Admiral Michael Seymour）采取的军事行动之后，明确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完全由英国挑起，“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这出外交兼军事的活剧就截然分成两幕：第一幕，借口中国总督破坏1842年的条约而炮轰广州；第二幕，借口总督顽强坚持1849年协定而更猛烈地继续炮轰。”他还引用英国《每日新闻》，严厉谴责英军“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无所顾忌地任意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在1857年3月16日发表的《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不但以英国议院的辩论说明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保护荣誉的问题也不能成立”，而且抨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John Bowring）和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以“广州入城问题”挑起战争，这是“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在25日发表的《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说：“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
在澄清第二次鸦片战争责任和事件的真相之后，马克思对英国媒体和新闻讳言英国和西方殖民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恶和暴行进行了严词谴责。他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
恩格斯则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中国民众采取投毒、暗藏武器、利用商船袭击外国船只，出其不意绑架和谋杀等原始方式破坏和打击侵华英军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做了肯定和辩护。他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正“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做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采取的历史主义态度和阶级立场，不但为中国人民朴素的反侵略斗争正名，维护和伸张了正义，并且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和评价后来发生的像义和团运动这样的反侵略斗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
对于鸦片战争的后果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鸦片战争为什么没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口岸之后，英国销往中国的工业品却出现停滞和相对缩小，其原因与以下解释都没有关系。第一，原因不在于中国对外国商品实行了高关税，相反，“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第二，原因也不在于中国内部发生一系列的革命而影响了英国商品的出口，尽管发生了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但“1851—1852年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随着全面的贸易增长而相对地增长了，而且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了巨大的规模”。第三，原因亦不在于英国的出口商品受到了美国、德国、俄国商品的排挤，事实是这些国家的对华出口额与英国相比微不足道。以1855年的上海进口额来说（不包括硬币和鸦片），总额为160多万英镑，其中英国就占了112万多英镑，美国的份额只有27万多英镑，其他国家为20多万英镑，“如果连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的贸易蒙受到了明显的损害，那么可见，中国市场为全部外国贸易提供的活动场所是多么有限”。
英国销往中国的工业品出现停滞和相对缩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非法的鸦片贸易。马克思指出：“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马克思以1847年英国下院成立的一个英中贸易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英国在香港出版的官方报纸《中华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和美国《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上的文章，以及上海道台所言，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他们都表示“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马克思认为，只要英国取缔鸦片贸易，就可以向中国多输出800万英镑的商品。
据此，马克思预见如果不取缔鸦片贸易，任其野蛮增长，那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同样也不可能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他断言“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1843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他警告英国政府一方面希望扩大对华贸易，输出工业品，另一方面又通过鸦片贸易和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
除了鸦片贸易影响中外正常的商业贸易外，马克思认为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导致英国对华出口商品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1859年12月，马克思又发表《对华贸易》一文，进一步就这个问题做了论证和分析，指出：“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公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关于鸦片贸易和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两个因素严重妨碍英国正常对华贸易的观点，是富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个直接深远影响是，打破了中国社会闭关自守的与世隔绝状态，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他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紧接着，马克思具体论述了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工业品的输入和战争赔款等对中国社会金银外流、税收以及中国经济和国家行政机关腐化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除探讨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和革命产生的影响之外，同时还探讨了中国革命对英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行将产生的反噬性影响。马克思认为，自18世纪初以来欧洲国家发生的严重革命无不与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有关，而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英国进口丝、茶价格的上涨，同时中国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进而影响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由此引发英国和欧洲的商业和金融危机，导致欧洲革命的再次爆发。马克思写道：“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
（三）两次鸦片战争对中俄关系和俄国在东亚扩张的影响和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的邻国俄国扩大在华影响和攫取中国领土创造了极大机会，俄国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中获取利益最多的国家。马克思认为：“当英国硬逼天朝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受到普遍祝贺的时候，我曾试图说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马克思指出，英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俄国乘机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英国在《天津条约》中提出的外国公使驻京要求也只能加强俄国对北京的影响力，“无论约翰牛（意指英国——引者注）觉得这（意指公使驻京事——引者注）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
恩格斯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阐述了俄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和中俄签订的条约及在中国的行动。他指出：“如果我们把各国条约比较一下，就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不是对英、法而是对俄国有利，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各参战国得到的好处——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纯属商业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前次所指出，这些好处大部分都是虚幻的。”恩格斯列举道：正当英国人在广州与清朝地方官员争论不下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勘测了一条铁路线并拟定了修建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而法国也希望捞到一点好处而同英国联合起来的时候，俄国——尽管就在此时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份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并与清朝政府“成立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里是什么货色。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20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再者，俄国还与清朝政府签订条约，规划管理恰克图和北京之间的邮政、修建交通线，“既然交通线现在已作为权利为俄国所得，其结果就是这些业务将逐渐控制在俄国手中。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英国统治中国的梦想将永成泡影，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而在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亚洲获取巨大优势的时候，“英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领土，因为它无法提出领土要求而同时又不准法国这样做，而一场英国进行的战争如果使法国在中国沿海得到了领土，那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最后，恩格斯总结说：“事实是，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这样获得的战略阵地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图兰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对东亚地缘政治影响的分析，十分富有洞察力。自鸦片战争以后，除了来自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之外，来自俄国的陆上入侵便构成对中国领土的更大威胁。对此，当时一些中国有识之士亦有所认识，林则徐在1850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就指出中国更大的威胁来自俄国，不能只知以英国侵略为忧，“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鸦片战争以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以为俄罗斯东环中土”现实的刺激。
四、几点辨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鸦片战争问题上，立场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和反侵略斗争一边，不但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从事的鸦片贸易活动和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的各种借口作了无情的揭露，对英军的侵略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而且对中国军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作了申辩，并对鸦片战争的性质、结果和影响作了精辟阐述，充满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提出许多迄今仍具有指导性的论断。如何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系列论述，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首先，对于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闭关自守和促进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论述，不能做片面解读，而必须做完整的理解。如前所述，尽管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现代的社会的代表”，中国是“陈腐世界的代表”，称西方国家为“文明人”，清朝政府为“半野蛮人”，但对这些被称为“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和“文明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赋予任何的道德制高点，相反，他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至于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强调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欢呼“满族王朝”“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这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期待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革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配合，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有其特定语境，并没有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赋予正义性，必须将它们与马克思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谴责结合起来加以理解。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也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世界影响和意义做过相近的论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始终持批判态度，不但号召国内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始终站在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立场上，严厉谴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历史，指出殖民地的出现不仅使欧洲工场手工业的产品销售有了充足的保障，而且“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毫不讳言其主旨和目的，就是要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最后“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再版序文中也一再强调，《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是要“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相比封建社会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多予谴责，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同样，马克思关于清朝政府为“半野蛮人”和“闭关自守”的论述，也是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认为它具有落后性，是一种历时性比较，是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比较，不仅仅指清朝政府，而是针对所有前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与西方殖民者鼓吹种族主义、为其侵略落后国家寻找合法性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不应忽视马克思恩格斯立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特别是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辩证关系。因此，我们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决不能断章取义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影响和意义的言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活动的肯定，必须将它们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活动的批判和谴责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加以看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对殖民地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后来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也作了一些修正。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论述英国殖民侵略活动对中国尤其是印度社会产生的影响时，比较突出其产生的正面影响，肯定英国在印度发挥了“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和“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双重作用，“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到晚年，马克思在掌握更多实情之后改变了看法，在1881年写给俄国公民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不再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带来了社会变革，产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而是指出英国在印度消灭土地公有制的野蛮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历史事实亦证明，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虽然促进了殖民地国家自然经济的解体，迫使殖民地国家“为了不想灭亡”，“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但西方殖民者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并不愿让殖民地国家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相反，他们总是极力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国家，使他们处于不独立和落后的状态。诚如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所说，“不管是英国、法国或任何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所采取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最后分析起来，总是阻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的”。“殖民地国家实行真正工业化，尤其是建立能够促进其生产力独立发展的强大的机械工业，是帝国主义宗主国所不鼓励的，相反，是它们所阻挠的。宗主国奴役殖民地机能的本质在于：强迫殖民地国家牺牲它的独立发展的利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属物。”因此，那种认为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尤其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得不到发展”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质是将殖民地化等同于现代化。
其次，由于受历史条件和资料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一些具体看法和观点并不一定都完全正确，我们不能教条主义，一概视为历史定论。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和反侵略的立场上，期待中国军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发扬镇江军民的反抗精神，期待英军遇到更大抵抗，不得不派出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多得多的兵力”，表示“如果这次新战争真的打起来，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但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的成功了。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掉的”。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会再有第一次英国对华战争那种节节胜利的形势出现了”，“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但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愿望，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腐朽的清朝政府并没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期待的那样，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里亚洲也没有出现“新纪元的曙光”。
又如，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初起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曾对这场农民革命寄予很大期望，在1850年发表的《国际述评》中甚至憧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出现一个“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但实际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农民政权不可能承担起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和期待的那种作用，后来马克思根据掌握的最新情况也改变或纠正了此前的看法。在1862年发表的《中国记事》一文中，他一方面坚持正确的判断，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但另一方面对太平天国和中国社会作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再如，马克思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不符合英国侵略者的利益，出口中国的鸦片将很快被中国国内的鸦片取代，认为“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连同印度的国库一定会一起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但马克思的这一预见也不完全准确。事实是，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中国国内的鸦片产量固然扩大，但并没有取代外国鸦片进口；外国鸦片进口规模在整个19世纪同样继续扩大，两者是联袂上升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和《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两篇文章中受英方错误资讯误导，以为中英之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禁止鸦片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写入中英条约，这显然不符合实情。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怀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企图，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和阿伯丁在下达给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的训令中都提出有必要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表示“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但为掩盖其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避免承担人类道义的谴责，同时又指示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应由清朝政府决定，“女王陛下的驻华官员都应该对于这样不名誉的一种贸易的一切干系，置身事外”。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在和谈过程中极力引诱清朝政府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朝政府当时对一反历年禁烟政策、公开宣布鸦片贸易合法化还是有所顾虑，为避免再次发生中外冲突，只同意对外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不再过问，但坚持在国内仍执行禁烟政策。因此，有关鸦片贸易合法化和禁烟的问题在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中均没有体现，只是在签订这些条约之后，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以照会的形式约定：“华民犯鸦片禁者，由中国照例惩办，英国不得过问；英商贩鸦片进口者，由英官商（照）本国之例办理，中国亦不过问。”据此，英国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要而言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鸦片战争既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英国与封建落后的中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同时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绝非如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学者所说，是一场中西文明或文化的冲突；中西文明或文化的差异，并不能成为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充满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充满追求真理的勇气，我们必须加以完整、科学地理解，不能抽象、孤立、片面地理解，更不能断章取义。而要完整、科学地理解，一是对马克思每篇文章的语境和主旨首先要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原原本本地阅读和学习。二是必须将马克思关于某个问题的文章与马克思发表的其他相关文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把握，如阅读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影响的论述，不但要领会其主旨和语境，还要将它们与马克思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殖民侵略活动以及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谴责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庶几避免误读。三是必须掌握和领会马克思的阶级立场、方法和科学态度，对于马克思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具体观点和结论，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定论加以接受，避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四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不仅是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鸦片战争应秉持的态度，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应遵循的原则。
〔本文注释内容略〕
作者崔志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P183—P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