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蔡元培诞辰150周年。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如此殊荣，与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奠基人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内的一个商人家庭里。蔡元培乳名阿培，入塾时，按字辈取名元培。蔡元培6岁那年，家里就为他延师授读，13岁开始学做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1886年,蔡元培入浙东著名藏书楼“徐氏铸学斋”，帮助校勘藏书，得以博览众书，开始形成泛览百家、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1890年，蔡元培考中贡士，1892年，进京补试殿试，此后又经过朝考，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他再次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被授为翰林院编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蔡元培在阅读中国古书之外，广泛涉猎西学书籍。1907—1911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尊为学界领袖，首先在于他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除早年兴办新式学校外，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新体制。在1912年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半年里，蔡元培以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组建高效廉洁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一面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清算，如废除“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等；一面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从而实现了由封建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的转化，并有力地配合了民初民主共和政治的建设。

蔡元培在推动现代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另一件比较有影响的工作，是发起和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五四”前后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蔡畅、向警予、陈延年等，正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中，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工作，是出任北大校长、书写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新篇章。蔡元培在1917—1923年主持北京大学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诸如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主张“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这些改革措施和办学理念，不但把北大改造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对整个教育界和思想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创了一代新风气、新风尚。

继成功改造北大之后，蔡元培晚年还以党国元老身份，继续为推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竭尽绵薄之力。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力推教育行政改革，提议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在全国推行大学区制，以贯彻教育独立和“以教育家办教育”的理想。在1927—1928年任大学院院长的一年多里，蔡元培努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亲自主持召开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确立具体目标，提倡以“科学化”“劳动化”和“艺术化”作为新的教育方针，倡议创办上海音乐院（1928年7月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开创者

蔡元培被奉为学界领袖，除了他在教育事业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之外，还在于他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蔡元培本人虽然不是一名科学家，但他在青年时代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后来，蔡元培在致力教育事业活动中也特别重视大学教育，强调作为科学重要内容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跻身世界先进民族和世界强国之林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便以党国元老身份，极力倡导成立当时国家最高科研机关——中央研究院，以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1928年4月23日，蔡元培欣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先后辞去在政府中担任的许多要职，举家离开南京，定居上海，专心领导科学事业。同年6月9日，蔡元培召集研究院各单位负责人，在上海东亚酒楼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上的地位。

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13年里，蔡元培坚持他一贯秉持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奉行人才主义，不拘一格，延聘大批科学人才，并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为各所的所长。在蔡元培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各项研究事业获得蓬勃发展。至1929年，中央研究院即设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自然历史博物馆10个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研究的枢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蔡元培举家前往香港避难。在居住香港的最后两年里，蔡元培已年过70高龄，仍继续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心系中国科学事业。上海陷落后，中央研究院随南京国民政府撤迁西南，总办处迁往重庆，史语所等迁往昆明，研究人员一时星散各地。为尽快恢复中央研究院的正常工作，1938年2月28日，蔡元培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对各所今后的工作作出具体布置，议定地质、社会科学、心理等所设在桂林阳朔，天文、历史语言所迁至昆明，气象所留在重庆，物理、化学、工程三所均尽快迁入内地。1939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昆明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蔡元培原定力争赴会，后因医生的劝阻，最终未能赴会主持。但他还是为此次会议撰写了开会词，寄交大会，号召各研究所克服战争造成的各种困难，积极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开创未来，蔡元培甚至在病逝前夕还在关心研究院的工作。鉴于自己年老体弱，不能返回内地主持工作，1940年1月，他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改选事宜致函、托付翁文灏。

对于蔡元培居港期间对中央研究院事业的关怀，总干事任鸿隽在蔡元培病逝的第二天向记者说道：“先生虽未能到内地，然对院务仍极关切，每有重要事件，皆遥为指示。从前中央研究院在京沪各所贡献宏多，成绩昭著。抗战军兴后，各所在流离迁徙中，仍能不懈益励，于短时期中，恢复工作，要皆蔡先生主持领导及精神感召之力也。”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真可谓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殿军

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思想界一直充满着各种激烈的争论。在推动中国新文化过程中，蔡元培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有关文化问题的论战，但他对中国文化建设实际上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发挥了独到的作用，不愧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殿军。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的倡导者，蔡元培大多倾向于通过思想文化的革新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与吴稚晖、汪精卫等探讨今后的救国道路，就一致认为中国问题非政治所能解决，还是要从教育青年、转移风气入手，因此，他在9月5日袁世凯的北洋军攻占南京后的第四天便携家眷前往法国游学，致力于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1916年6月，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蔡元培对国内政治问题也多从思想文化角度予以审视，认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他于10月2日携眷离法回国，目的就是要投身国内的文化教育活动，认为在国外经营文教事业“不及在国内之切实”。

1917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之后，蔡元培不但自己宣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和民主，而且还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攻击，大力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刘半农、鲁迅、沈尹默等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并支持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使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大，将从原来由陈独秀等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蔡元培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这一关键作用，梁漱溟做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同时，为确保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蔡元培对当时一些新文化人士表现出来的浮躁、急功近利、空谈、言行不一等不利于文化建设的倾向提出尖锐批评，警告“一般自号觉醒的人，还能不注意吗？”强调“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时时进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时停滞的。所以要大家在各方面实地进行，而且时时刻刻的努力，这才可以当得文化运动的一句话”。

作者：崔志海

文章来源：《联合时报》2018年1月12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