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既容易，又最难把握：一则对人物的评价始终缺少一个统一、恒久的标准或尺度，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学者的眼里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二则那些值得后人研究的杰出历史人物往往都是多面人生，或是先觉者，实非平常人能够一眼窥破，或与其对话。盛宣怀就属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

在晚清统治阶级历史人物中，与同样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不同，盛宣怀走的既不是科举正道，也非军功道路，而是一条由商入官、亦官亦商的道路，即通过参与举办洋务企业这一“大事”实现其“作高官”的人生目标，而“高官”的位置又助其举办更多的“大事”，以致他的一生创造了中国“十一个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第一个勘矿公司；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出任首任会长；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由于盛宣怀的人生历史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盛宣怀研究兴趣大增，发表了许多论著，对盛宣怀的生平事迹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但评价则言人人殊。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浒君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与既往出版的任何一部关于盛宣怀的著作不同，该著另辟蹊径，紧扣“洋务”与“赈务”两个关键词，对盛宣怀步入洋务以后的四十年人生轨迹、成功之道及与晚清中国社会的关系做了另类诠释，探讨了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在盛宣怀一生中，1872年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是他首次下海投身洋务企业活动，意义重大。既往研究多将此归因于他入幕从军而受到李鸿章的器重，而朱浒君的研究则告诉我们，盛宣怀的军旅生涯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他的这一次华丽转身，其实与1871年的直隶大水和赈灾活动有着直接关系。从事直隶河间赈务活动不但为盛宣怀脱离军营转向洋务实业提供了机缘，并且，在上海的赈务活动还使盛宣怀得到与轮船等新事物打交道及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并因此得到洋务巨擘李鸿章的赏识，使其幸运地成为洋务民用工业的第一批建设者。

继河间赈灾之后，盛宣怀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华北“丁戊奇荒”中开展的大规模、跨区域的赈灾慈善活动，意义更加重大，不但使这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化险为夷，并且成为盛宣怀个人和整个洋务运动化危为机、由囧途到坦途的一个契机。因赈务有功，盛宣怀获李鸿章的保荐，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一职，生平第一次获得出任实官的机会，并被李授以更大重任，参与办理电报业，创办中国电报局，使盛在洋务道路上站稳脚跟，成为其后来扩展事业的重要资本。而义赈活动中募集到巨额捐款，又为苦于缺乏资本的洋务企业展现了吸收社会资金的良好前景，并激发了江南士绅投资企业的热情，同时也为洋务企业的招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八十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盛宣怀继续联合江南绅商，发起治理山东小清河的义赈活动。甲午期间，又发起义兵义饷动议，进一步扩大了盛本人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聚集绅商、促进新兴绅商阶层兴起和形成的作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通过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赈灾活动，盛宣怀还在士绅中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从而为他的洋务活动提供了极大助力。在七十年代的赈灾活动中，盛宣怀结识了像经元善、郑观应、谢家福、李金镛、严作霖、金福曾等在地方社会颇有影响力的第一代江南义赈同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赈灾活动中，盛宣怀又结交了施善昌、陈煦元、李朝觐、王松森等第二代义赈同人。这些江南义赈同人因赈灾而与盛结缘，同时也都成了盛洋务事业的同道者，深度参与盛的企业活动。可以说，盛宣怀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实业界打开局面，除了李鸿章这个靠山之外，与一批富有组织管理能力和实干精神的第一、第二两代江南义赈同人的帮衬密不可分，这也是盛在当时能够胜出其他竞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历史进入后洋务时代，虽然战后李鸿章势力的垮台使盛宣怀失去一个重要靠山，但盛的事业不但没有因此沉沦，反而迎来新的发展，这也与赈务活动有着密切勾连。战后盛宣怀能逃过朝中政敌的弹劾和清算，且从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中接办汉阳铁厂，并扩大到承办铁路，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也并非如前人所说，是盛弃李攀张或与张交易的结果，而实与他当时从事直奉赈灾和两湖赈灾有着直接关系。这两次赈灾活动使他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的鼎力保护、推荐和支持。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盛宣怀和上海绅商一起连续开展的对京津地区战争难民的救助和对陕西旱灾进行义赈的两场大规模、跨区域的救助活动，更是影响巨大。这两场义赈活动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一定程度化解了“东南互保”对朝廷的挑战意味，既为盛宣怀消除了来自刘坤一、张之洞南洋系的排挤和威胁，也解除了盛在己亥立储事件中因“经元善事件”所受的牵连，使盛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被委以办理商务税事大臣重任，开始参与商务体制的建设，其创办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此后上海商务总会的成立打下良好基础，由此奠定了盛本人在清末商界的独特地位。而盛宣怀在这两场义赈活动中与严信厚、施则敬、杨廷杲等第三代义赈同人建立的关系网，不但反映了上海绅商的世代更替，同时也为盛宣怀的晚年实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助力。

最后，在清末民初家事和国事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在因其父盛康去世丁忧守制在家及经办事业频遭袁世凯北洋集团觊觎和侵夺的不利形势之下，盛宣怀由消极到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最后出任红会会长，也并不是在从事一项纯粹的慈善活动，而是盛保持其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并藉此重新跻身清廷权力核心的一个有效方式和渠道。并且，盛参与红会建设的另一重要意义是，他通过扶植本不属上海绅商社会核心成员但精于英语和西学的沈敦和这位新人，为自己在年老体衰的晚年及三代义赈同人先后谢幕之时找到一位新的得力助手。而在辛壬政局鼎革之后的民初，盛宣怀之所以能够逃脱来自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和随后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追产充公，成功复产，保住庞大的家产，化险为夷，或用朱浒著作中更形象的话来说，实现“从落水到上岸”的华丽转身，也正与其施展驾轻就熟的捐赈手段有关。

当然，盛宣怀成功打通赈务与洋务事业之间的切换，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对此，朱浒君在著作中有详细论述，并在结语中专门强调这是晚清社会一系列事件产生联动效应和盛宣怀本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但即便如此，有关盛宣怀本人的赈务和慈善思想和观念，以及赈务和慈善事业与盛为官和洋务实业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关系或粘合度、产生如本书所说的那样的作用，它们与其他社会事件效应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问题，仍有待做进一步探讨。

要之，在这部近40余万言的著作中，朱浒君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赈务和慈善活动如何改变了盛宣怀的人生轨迹，成就了他在政界尤其是实业界的辉煌，同时也讲述了盛宣怀人生轨迹与晚清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间的关系。读这部著作，不同的读者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智慧和启示，发出不同的历史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