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韦森教授的著作《重读哈耶克》后，对全世界闻名的凯恩斯与哈耶克近百年论战有了新的感悟。在此奉献给读者。欢迎批评指正！
首先，韦森教授认为凯恩斯与哈耶克二位经济学权威主要的理论分歧在于：“与凯恩斯关注短期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同，哈耶克则注重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走势，在数十年里坚持宣扬自由社会的核心理念，”【1】“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而给出了‘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原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治疗药方’。”【2】其中主要的分歧之一，就在于对原始、自发、自然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商业周期”的理解不同。
哈耶克认为经济波动是自然形成，认为这种经济波动不会引发商业周期、尤其是不会引发“萧条性商业周期”：“在一个不为政府和中央货币政策人为扰动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对当下消费品和未来消费品的时间偏好率的变动，会自发地引起利率的变动，这种利率的变动，会引起迂回生产阶段的调整，像一把扇子一样不断地自然打开或折叠，但并不会造成‘工业波动’和‘商业周期’。”【3】但凯恩斯则认为商业周期自然产生、不可避免：“在一种信用经济中没有能使储蓄与投资之间保持均衡的自动调节机制，……”【4】“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拉大，储蓄增加，最后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5】凯恩斯认为恰恰就是这个储蓄增加造成的过度储蓄和消费、投资需求不足，才是商业周期产生的根源：“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6】但哈耶克在《储蓄的悖论》中认为：“商业周的根源在于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不是储蓄过多。”【7】遗憾的是韦森教授在著作中没有对哈耶克这一观点展开详细论述。也没有对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会不会自发、自然产生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商业周期做出明确的结论。
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中第一个必须确认的问题是，在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萧条性商业周期”是否客观存在、不可避免。实事求是地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在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以后的前二百多年中，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无法有效摆脱贫富二极分化造成的贫困、生产过剩和垄断经营的困扰，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爆发全世界生产过剩的经济总危机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在原始、自然、自发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萧条性商业周期”确实客观存在，且无法避免。
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中第二个必须确认的问题是：产生商业周期的根源到底是不是凯恩斯所指出的：过度储蓄和消费、投资需求不足是产生“萧条性商业周期”的根源。就诞生于19世纪的经济理论“萨伊定律”的主要内容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即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但是，从萨伊定律诞生开始，一直伴随着萨伊定律普及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市场经济诞生后的前二百多年中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并非如萨伊定律所论述“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直到凯恩斯理论诞生，指出了产生储蓄过度、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仅仅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个人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甚至崩溃”等经济学原理造成的事实，这就足以证明所谓生产过剩本质，就是储蓄过度、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如凯恩斯所说“在现有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对投资采取任何措施，想维持充分就业均是不可能的。”【8】所以在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中，“萧条性商业周期”客观存在，并无法避免。重要的是产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个人的流动性偏好”的根源仅仅是人们追求“未来经济安全和保障”和“追求交易方便”的心理和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如凯恩斯所说：产生“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原因仅仅是“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仅仅是受文化决定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决定了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会导致经济的突然崩塌。”【9】这仅仅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的，和不服从的工商界的的心理状态决定的”，【10】就因为这些心理和文化领域的非经济因素决定了“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客观存在、并无法避免。对此“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客观存在、无法避免的理论观点，哈耶克原则上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批判和否认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第三个分歧在于：如果承认产生萧条的商业周期客观存在，无法避免，那么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市场主体应该如何面对。很显然，凯恩斯认定“经济体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11】“经济体内的物价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是当时英国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常被人们称为“英国病”的主要原因。”【12】所以，凯恩斯认定在萧条状态中“政府应该对银行体系实行金融管理，操控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最后使经济恢复均衡。”【13】“政府在储蓄和投资上应有所作为”【14】凯恩斯主张：“‘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存在着用两种政策同时操作的空间——即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到那个阶段上，主张政府在经济萧条中应主动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使经济体系从萧条中复苏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基本形成了。”【15】“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帮助市场恢复均衡，主要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16】凯恩斯还“反对英国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主张允许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以这种政策来治疗经济萧条。”【17】
但是，哈耶克却认定：“如果要长期地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唯一的办法不是采取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和危机之后都一样——而是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18】“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阻止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它在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19】哈耶克认定任何以消除萧条为目的人为的调节和干涉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要想消除危机，唯一地只能通过长期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自发、自然地运作而自然、自发地走出危机：“市场经济会自发运转和自然修复自己的波动，唯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20】“保持货币中性是实现市场经济自动均衡和价格体系稳定的条件。因而，如果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人为地降低实际利率，就会扭曲生产的‘自然结构’，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当配置。”【21】 “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必须明白，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在任何本质上复杂的有机物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可能事务的全部知识。因此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自己的工艺品，而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提供适宜的环境，来养护花草的生长。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过度乐观，‘让人眼花了然的成功’诱使人们像早期的空想共会主义那样不但想主宰自然环境，而且想通过控制人的意识而控制人类的环境，这才是危险所在。”【22】
这说明凯恩斯与哈耶克不同的理论论述内涵着二大问题，其一、面对客观存在的“商业周期中萧条的经济环境”，人类到底是应该如凯恩斯所主张的积极地有所作为，通过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摆脱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还是应该如哈耶克所主张的无所作为、袖手旁观、任其自然发展？其二、如凯恩斯主张的人类积极作为到底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消除或者减缓“萧条性失业周期”的危害？还是如哈耶克所说，任何人为干涉调节经济的实践都一定会加剧“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不可能通过自身实践来解决和减缓“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
很显然，上述第一各问题，取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由人类实践的效果决定人类的实践边界。如果正如哈耶克所述，人类不但无法解决消除和减缓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而且“一定会”“帮倒忙”、“越做越乱”，加剧危机肆孽的危害，那么哈耶克“不作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如果人类实践检验证明在这一领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却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萧条性商业周期的频率和幅度，比如面临山洪暴发的水灾，如果人们真的不作为，大水也“一定会”自然退去，恢复正常。但如果我们承认人们的 “救灾”实践确实可以减轻灾难危害，加速驱除灾难恢复正常，那么凯恩斯认为人类应该“积极有所作为”的观点就应该是正确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论证，人类是智能动物，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通过实践中不断积累的智慧和科学能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来改善人类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是由人的“理想地自私”的本性和本能所决定的。重要的是，人类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效果，应该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不断地扩大和提高的，就算人类面对的是暂时无法有效解决的自然和社会问题，也不应该、不可能听任命运摆布，听任客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摆布，而应该通过科学地、智慧地积极抗争来掌控人类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对大自然和客观社会环境的抗争必须是尽可能地科学的、有效的，并在这种探索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和积累人类的智力和科学水平、修正和积累指导人类实践的理论思想。比如在哈耶克的时代，人类对于“任何本质上复杂的有机物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可能事务的全部知识”【22】确实是事实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人类已经进军“遗传基因学”的研究。就算这种研究对人类来说是祸是福暂时不能确定，但是人类扩展科技研究领域的步伐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科技进军包括“遗传基因学”在内的一切未知领域是“历史必然”，那么结论就是：人的“理性地自私”的本能和本性决定了面对危害人类生活和改善人类社会环境的任何自然和社会问题，人类必须科学地、理智地提出解决问题、解除危害和创造幸福的理论设想，并以此来指导实践，以便进一步摆脱、消除和减低对人类的危害，并创造人类幸福的生活环境。对于超越人类科技和智慧能力的自然和社会的灾难，人类也必须通过实践的试探来努力救灾、以便最大限度地减轻危害，而不能、也不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
那么具体到上述“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消除，或者减缓周期性萧条的危害，还是只要是企图消除和减缓这种危害的人类“实践”都“必然会”适得其反、变本加厉地加剧危害？这就必须、也只能到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寻求实践检验的结果。
自从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在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前二百多年中，人类确实无法有效解决“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社会始终无法有效摆脱“贫富二极分化”的贫困、生产过剩和垄断经营危害的肆孽，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全人类经历了市场经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使人类的生产能力“腰斩”、有些国家生产力甚至减低六、七成的严重危害。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逼迫之下，人类的智慧和科学探索终于呼唤、孕育、催生了凯恩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罗斯福新政的实践。关于凯恩斯理论在此不用多说，包括韦森在内的各位前辈都有充分、详细和深邃的分析论述。但就罗斯福新政来说，主要就是从二大领域切入，对市场机制进行科学理性的干涉：
一是，通过政府立法干涉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来实现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并通过共同富裕来促进消费，使消费恢复到能够满足经济自我、自然循环周转的正常水平：通过民选工会介入劳资工资谈判，使因长期过剩而造成市场竞争弱势的劳动者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来与因紧缺而强势的资本相对公平地竞争，使成熟的、现代的发达市场经济产生了相对更加符合客观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的“工资水平”。 从而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经济 “固有缺陷”——长期客观存在的过剩的劳动力，因受到生存的迫协，无法拒绝因自身过剩而弱势的竞争结果：低于客观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的“不合理”的低工资，从而使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因不合理的低价格（工资）自发、自然地减少劳动力供给，无法自发、自然地恢复劳动力供需均衡，并使工资水平自发、自然地恢复到“供需均衡环境下”公平竞争的合理水平。其次，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和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使包括富裕阶层在内的全体公民自由、自愿、自觉地实现“劫富济贫”式的福利立法，来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费用兜底保障。再加上民间自由、自觉、自愿的慈善机制等一系列罗斯福新政的政策措施，终于在发达国家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共同富裕促进消费、有效实现了消费正常化，终于相对有效地摆脱了肆孽市场经济二百多年的消费萎缩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实现了二战以后发达国家持续三、四十年的持续繁荣。
重要的是，所谓促进消费正常的共同富裕的合理标准就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四大计量指标：一是，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二是，基尼指数控制在0.25至0.35之间，不能超越0.4的警戒线；三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60%左右；四是：福利支出占GDP总额的20%左右。这就是大多数取得国民经济高速储蓄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发达国家实践检验证明了的所谓“共同富裕”的计量标准。历史实践足以证明：这四大共同富裕的计量标准，也是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储蓄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主要就是在金融领域通过政府干涉，适当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应量来促进民间投资，并通过扩大政府在城市基本建设领域投资，使上述福利支出和基建投资超越财政均衡，进行适量和小规模的赤字财政来填补上述消费和投资不足的“英国病”！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相对均衡。重要的是，这种福利支出和基建投资必须是免费的，不能借助政府权力以利润最大化来与民争利，才能够达到填补消费不足的市场客观需要。当然，这种赤字财政政策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超越2%至3%的弥补消费和投资不足的适量范围，否则的话，就可能因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而得不偿失地危害宏观经济。
重要的是，这种微量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适量的超发货币，通过同样是微量的通货膨胀来消化微量的财政赤字。必须说明的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消化微量财政赤字的政策受害者、费用的承担者，就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手中现金和储蓄大于负债的群体。在当今发达国家，人民大众通常都习惯“贷款消费”，不但贷款买房，而且经常贷款卖汽车和大型家电。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普通老百姓都会把自己的财富用于投资和不动产，而手中现金和储蓄往往小于负债，所以不会受微量通货膨胀的危害。而大多数企业家和富裕群体，因必备流动资金来用于经营周转和相对奢侈的生活消费，才会保持一定的现金和储蓄，所以在发达国家承担微量通货膨胀损失的大多数是富裕的企业家群体和金融机构，而他们也就把这种通货膨胀的损失视为“变相的税收”，而不会危害人民大众的正常生活。
历史实践检验足以证明，二战以后的罗斯福新政使发达国家实现了40年的持续繁荣，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发达国家因超高福利的民粹主义引发经济“滞涨”为标志，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才共同改弦更张，实行了更高阶段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政策体系。并进一步延续了经济繁荣的历史事实。
所谓“更高阶段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政策体系”，就是指80年代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并没有完全回到二战前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而是不但保留了、而且还进一步普及了罗斯福新政中调节收入的共同富裕政策——民选工会介入劳资工资谈判、最低工资规定和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制度。只是尽量缩小了赤字财政的规模和在金融领域适量控制了利率和货币供给的规模。甚至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消除“积极财政政策”和“适量货币政策”。这就足以证明，至今依然在发达国家普遍应用的罗斯福新政的政策体系，就完全符合哈耶克倡导的“自发秩序”的概念，属于市场经济自发、自然地呼唤、孕育和催生的“自发秩序”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和罗斯福新政诞生以来，发达国家近一个世纪的持续繁荣的历史实践足以证明：面对“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不能无所作为、袖手旁观，而应该如凯恩斯所主张的积极地有所作为，通过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摆脱“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历史实践也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和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虽然不可能消除“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但完全可以减缓和缩小“萧条性商业周期”幅度和频率，并于此来减轻其危害程度。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哈耶克的理论是错误的？绝对不是！如上所说，哈耶克和凯恩斯不同的理论体系适用于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但凯恩斯于哈耶克的理论所如此，全世界所有的理论流派都一样，都有一个、也仅仅适用于一个相对特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各国政府及智库学术界拿出来的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的政策菜单往往是包含了各理论流派的综合菜单，仅仅是各理论流派在政策总菜单中占据不同的分量而已。几乎不可能由一个独立的理论流派包揽所有政策体系。
如上所述：“与凯恩斯关注短期的政府后果经济政策不同，哈耶克则注重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走势，在数十年里坚持宣扬自由社会的核心理念，”【1】“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而给出了‘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原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治疗药方’。”【2】所以相对来说，凯恩斯理论比较倾向于应对萧条时期的社会环境，而哈耶克的理论则相对适用于萧条时期之外的正常环境、尤其是在繁荣时期的社会环境。尤其重要的是，凯恩斯理论体系在操作过程中，强调政府调节来弥补市场调控不足，而政府调控，往往就是由政府官员与智库经济学家的人为的调控过程。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这种人为的调控并非、或者说绝对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局限于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而不能超越市场调节机制的客观需求而“越雷池半步”，仅仅只能局限于弥补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市场缺陷，就是劳动力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自然、自由地恢复供需均衡，使工资自发自然地恢复到供需均衡市场环境下公平竞争的、符合客观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的合理水平！其次就是因为“在经济体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11】所以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来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实现总供给等于总需求。重要的是，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的政府调节是绝对不能超越弥补上述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个人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甚至崩溃”等因素造成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足而产生的市场客观需求的。遗憾的是，是“人”的操作，就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有失误，一旦政府官员和智库经济学家在调节过程中犯错误、有失误，就“必需”哈耶克理论体系来修正和纠偏。
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一种秩序的全部决定因素，结果也无法知道在某种具体的价格与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等于供给。因而我们无法度量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从而也无法从统计上对我们的理论及‘均衡’的偏离加以检验。”【23】“市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多数人的行动，对绝对某一过程和结果的所有情形，几乎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和被度量。”【24】哈耶克还认为：“如果银行将信贷利率人为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造成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结构的错配，从而认定货币政策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解药。”【25】“凯恩斯提出的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学主张，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这不但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在长期内会使失业更加严重。”【26】这就足以证明，政府和智库经济学家制定的政府调节不可能永远正确，永远符合市场经济客观需求，犯错误和失误几乎可以说是经常的、必然的，这就“必需”哈耶克的理论体系来不断地修正和纠偏！
结论就是：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政府调节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但这种政府调节却不能超越哈耶克理论体系中市场经济调节体系的客观需求和范围限制。一旦政府调节产生失误，就必需哈耶克理论体系来修正和纠错！
综上所述，凯恩斯理论和哈耶克理论不但是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且是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优势互补的“理论组合”。分别为二战以后，相对成熟、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造就了长达80年的持续繁荣，（其中产生的少数经济危机，在危害程度上和发生频率上都有所‘减弱’）使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繁荣景象做出了重大贡献。
2024年4月6日
【1】、【4】、【8】、【9】、【10】、【11】、【12】、【13】、【14】、【15】、【18】、【19】、【20】、【22】、【23】、【25】：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三篇《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来龙去脉与理论遗产》
【2】、【5】、【16】、【17】：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五《“英国病”和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3】、【21】：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
【6】、【7】、【26】：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四《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24】：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六《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