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了一条社会历史的分界线。在那以前，被叫做旧社会，在那以后，被称为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刚开始的一些年头里，人们确实相信这个社会是全新的，因为看起来它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制度。虽然此后政治运动频繁，经济活力衰减，整个社会虽患贫而不患不均，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大家彼此彼此，心态基本还是平衡的。相对于旧社会，人们甚至还有一种幸福感和自豪感，因为不管怎么说，穷人是翻身做主人了，过去欺压剥削农民的地主黄世仁们被彻底打倒了，贫农的女儿被逼进深山变成白毛女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出现了。而一出歌剧《白毛女》，就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最有力的教材。许多人对那个过去了的旧社会的认识，不是通过自身的感受，而是通过《白毛女》这样一个艺术作品兼宣传品达成的。因为这个作品和造就了这个作品的宣传机器的巨大影响力，黄世仁的恶行就成了所有地主的代表，于是整个地主阶级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不管他是开明士绅还是恶霸；而喜儿的命运也成了所有贫农的遭遇，不论他们是走投无路还是尚可生存。一个受压迫受欺凌的农民女儿的故事，激起了全社会对旧制度的愤恨。在这样的愤恨中，由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在该剧的结尾，人们高唱：“太阳出来了！太阳就是共产党！太阳就是毛泽东！”新社会的太阳，解救了千千万万个喜儿。

但是，最近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极大地震惊了社会。在共产党这个太阳升起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太阳的阴影下，竟有那么多被绑架离家沦为黑窑工的少男，他们的数量远较白毛女为多，他们的境遇也远较白毛女惨！这不能不让人们想，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新社会吗？且不说环境污染这样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就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贫富严重不均、两极迅速分化、新形成的资本家（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和欺凌……那些在万恶的旧社会才存在的丑恶现象，不但统统回来了，似乎比过去了的那个旧社会还要厉害。起码的一点，在国民党当政时期，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绑架和强迫少年当奴工的事件发生。

前几年在DVD碟片上看到不被当局允许公映的电影《盲井》，心灵就受到极大的震撼。但是那部影片中展现出来的人性恶，还只是两个个体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的谋财害命，虽然这种个体的谋财害命和社会整体对弱势群体的经济压迫有关。但是到了这次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人性恶的癌细胞已经扩大成为恶性肿瘤：一群又一群人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的野蛮蓄奴；社会免疫系统已部分丧失：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对许多孩子失踪的漠不关心，对在它们眼皮底下的蓄奴行为视而不见。当然也要说句公道话，在这一事件最终进入公众视野之后，这个社会还是显出了它毕竟还不是旧社会，或者好歹还是新社会的一面：国家高层领导人表示震怒，同时山西省出动大量警力检查小砖窑小采矿场，解救了数百名被拐骗的外省民（童）工并拘留了涉嫌犯罪的包工头，而山西省长于幼军也成为这个政权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人民表示道歉的省长。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这些应该属于新社会的行为，我们自然表示欢迎。但是同时，我们依然不能忘了对旧社会的恶行为什么会出现在新社会的诘问：这种不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竟然大规模地发生了？今后是否还存在着继续发生的条件和土壤？

如果认真诘问的话，这其实是当今政权到底有没有把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来思考的问题。窃以为，当今政权的第一思考是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保住； 它的第二思考是组成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员的利益必须保住；它的第三思考是：在保住现政权和官员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经济强国。在目前的阶段里，其手段就是发展，其指标就是GDP。只要GDP上去了，工人、农民这些弱势群体的受到伤害和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在政权的考量中就不会成为重中之重！所以直到发生了这样大规模的恶性事件，才引起高层震怒。但我以为，这种高层的震怒，只是国家领导人个人心中的人性对于这种恶行的震怒，而不是这个政权本身对这种惨状的警醒。如果不能改变这个政权其实是自己为自己服务的性质，我想类似事件就不可能从此杜绝。高层的某几个领导人对某一事件的震怒，并不能总体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广大的弱势群体受伤害的问题。作为这个政权的金字招牌：“为人民服务”已经高在上地挂了几十年了，但是如果不能稳步有效地改变这个政权用武力夺取并用武力来维持的性质，不能循序渐进地将一个革命政权改变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即民选政权，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就可能是一句可以兑现也可以不完全兑现的空话。

回到这篇有感文章的标题：“白毛女与黑窑男”，《白毛女》这个作品，对于那个旧社会的揭露无疑是有意义的。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能够地重视广大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问题，并且及时地进行土地改革，共产党就不可能动员起亿万农民的力量将其推翻。但是现在看来，《白毛女》这个作品对那个旧社会的揭露只是一斑，这一斑也许是真实的，但以这一斑来窥那个旧社会的全貌就未免片面。现在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地主都像黄世仁那么坏，也并非所有贫农的遭遇都象喜儿那么悲惨。那个旧社会固然有着许多恶，因而有着被推翻的理由，但也并非一切都是旧的恶的。就象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社会也并非什么都是新的善的一样。我想，如果现在有人以山西黑砖窑为素材写一出戏的话，就不能简单地把那些包工头和基层政府的官员都写成新时代的黄世仁；也不能因为山西出了黑砖窑，就把这个社会写成一片漆黑。黑砖窑事件在中央领导、山西省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得以初步解决。这说明，在我们现在这个新旧混杂的社会天空里，虽然时见阴风邪雨，毕竟也还是有阳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