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67年的江苏 「一‧二六夺权」是「文革」初期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通过解剖「一‧二六夺权」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明了外省的「文革」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造反派和地方当局的矛盾是如何不断激化的，以及「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做法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

一、省委工作队进驻南京大学

「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江苏省委随即召开了由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四届八次全会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彭冲、欧阳惠林、郑康、大卫然和高斯组成的江苏省「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表示要「迅速跟上中央、主席的指示，跟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领导工作的首位。1

然而江渭清等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并不了解，于是便根据自己对《五．一六通知》的字面理解，确定了以下方针：打倒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物」，掌握好报纸，重大问题按中央的统一口径，各省市文化革命小组要加强与省委和华东文化革命小组的联系通气。2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大学爆发了「六‧二事件」。3当时正在华东局参加会议的江渭清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在刘邓中央迅速针对北京大学的情况做出了「八条指示」，刘少奇还明确指出「那里出事，那里派人去」，「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4根据这个指示，江渭清打电话给省委，「要求各大学党委负责同志要挺身而出，掌握运动领导权，以防止坏人钻空子，把运动搞乱。」5与此同时，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了联络组，以便随时掌握运动的动向。

到了6月中旬，刘邓中央进一步指示：「文革」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三类，内外有别要注意。6中央还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决定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根据这个最新指示，江苏省委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以部队干部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队，分别进驻各省属高等院校和省级重点文化单位。7 6月15日，由省委常委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省委工作队开进南大，取代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久以后，省委又改派书记处书记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并于6月底和7月初两次向南京大学增派工作队员，使南大工作队的规模扩大到130人。8

6月25日，刘邓中央又对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做出如下具体指示：（一）一定要很好地教育提高左派，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同牛鬼蛇神作斗争，同时又是最能够团结大多数。（二）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破坏性很大，对此方针是坚决揭露分化、瓦解、把头子孤立起来，在适当的时候要反击的。……（三）组织民兵纠察队，负责校内的事和违反政策的事，维持斗争会的秩序。……（五）阶级阵营分清后，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在工作组领导下恢复必要的行政职权。……（七）注意敌人的活动。9据此，省委工作队在南京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公开批斗了被中央点名的「三反分子」匡亚明和几个被省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在斗争中注意掌握政策，否决了少数师生要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游街的要求，10同时还强调指出「南大党委是好的」，希望广大师生不要把南大党为同北大党委混淆了。此外，工作队还注意发挥学校内部现有党团组织的作用，广泛联系那些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好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份子，以他们为骨干，造就一支拥护工作队的群众力量。这些措施对于稳住南大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造反派组织的出现及其合法化

就在局势逐步趋于稳定的时候，7月底、8月初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公开批评了派工作队的做法。而且在7月21和22日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南京的「新华日报事件」和南京大学的「三次大辩论」。他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甚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甚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11在另一次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最后，毛泽东还声色俱厉地指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2这个消息传来，江苏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立即陷入被动之中，而那些对工作队不满的人则欢欣鼓舞，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对工作队、驱赶工作队的浪潮。

其实在此之前，对江苏省委和工作队感到不满的社会情绪已经处在酝酿之中，尽管其原始动机和政治含义不尽相同。

毛泽东讲话中提到的「新华日报事件」发生于6月13日。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少数偏激份子对当天《新华日报》上一篇批判匡亚明的文章感到不满，因为那篇由省委文革小组审定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匡亚明在六‧二事件中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少数偏激份子认为这个论断掩盖了匡亚明长期以来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包庇黑帮」的嫌疑，便煽动一些学生和社会闲散人员包围了《新华日报》，要求《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承认错误。省委对于这种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行为采取了坚决镇压措施，先是出动400多名员警去保卫《新华日报》社，继而组织了100多名便衣混杂于人群之中，将那些领头闹事的人揪到报社进行审查，并向其所在单位通报了有关情况。6月14日晚，省委召集南京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彭冲在会上说：南大有人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省委是正确的，《新华日报》也是正确的。谁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要开除党籍。在省委的高压政策之下，所谓「新华日报事件」在三天后黯然收场，少数参与闹事的人回到各自单位后受到相应处理。13

在南京大学校园内，少数师生与省委工作队之间也不断产生摩擦。最早起来反对工作队的是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简称「法四」）和数学系五年级（简称「数五」）的学生。他们对工作队感到不满，是因为在「六‧二事件」中，溧阳分校的文科学生率先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抢了南大「文革」的头功。14因而当时留在校本部的理科学生和外文系高年级学生为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便在自己的大字报中将斗争矛头对准南大「旧党委」的其它成员。然而省委工作队下车伊始，就公开宣布「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在理科和外文系的部分学生看来，工作队的这个说法等于变相否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于是便纷纷贴出大字报质问：

南大旧党委是一个整体，难道就匡亚明一个人是「黑帮」，党委其它人都是好的吗？你工作队才来几天，怎么知道党委的情况呢？党委有没有问题应该先揭发嘛！好不好要把材料拿出来让群众检验嘛！比如每一次党委开会的记录都应该公布出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谁怎样表态的，谁干甚么了，都把它弄清楚，这样师生们就可以通过鉴别和比较来给党委及其成员定性。现在甚么材料都没有交给群众，具体情况大家都不清楚，你就说党委没有问题，难免被有些同学质疑为捂盖子。15

面对这种情况，工作队便分头深入各院系做师生们的工作，说那些给工作队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份子，他们的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干扰运动的大方向，广大革命师生应该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工作队的宣传鼓动之下，多数师生对那些反对工作队的人群起而攻之，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是溧阳分校的文科师生和其它系科的党团员、群众积极份子。溧阳分校的师生之所以听从省委工作队的指挥，是因为他们在溧阳分校受到匡亚明打压期间，省委出面「解放」了他们，所以大家对省委抱有一种感激之情。16其次，当时绝大多数师生并不知道中央高层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总认为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关于工作队操纵多数学生打击异己势力的情况，一位当年溧阳分校的学生做出了如下回忆：

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是很团结的，就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去。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的同学。工作队还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和工作队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记录下来。这就是炒人家的黑名单啦。后来在赵复华（分管溧阳分校工作的省委工作队成员）的策划下，以我们溧阳分校学生为主，在校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走到「数五」、「法四」宿舍的时候还高呼口号，大意就是「拥护工作队的领导」、「揪出牛鬼蛇神」之类。17

然而不久以后，溧阳分校的师生就开始发生分裂。那位当年的溧阳分校学生继续回忆说： ……后来这样次数多了，我们就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心理，觉得我们被利用了。另外我觉得「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我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说不定我也会参加他们的队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我们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打成「阶级敌人」，实在于心有愧。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消极了，工作队叫我搞甚么，我就找一个借口躲避……18

还有一种看法在南大师生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位因研究「左联」问题犯忌，在《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受到过匡亚明冷落的青年教师回忆说：

当时我是倾向于反工作队的，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甚么「反党」的念头，……在「溧阳事件」中，不管是学生们「倒匡」还是匡亚明「反击」，我都没有介入，所以根本谈不上有甚么错误，为甚么你工作队来了以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人呢？匡亚明把我从校报编辑部调出来，说明他对我是不信任的；你工作队来了以后还是对我不信任，那你工作队和匡亚明有甚么分别呢？

所以仅凭这一点，我当时就很同意毛泽东关于「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说法。19

就在工作队的威信日趋低落的重要关头，北京传来了毛泽东批评工作队的消息。此时一个重量级的「造反英雄」──文凤来──出现了。文凤来是一位复员军人，当时是南大政治系的年轻助教，同时担任留学生部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来南大工作之前曾在省委办公厅交际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对省里高层的情况知道得多一点，于是就写大字报揭省委工作队的「黑幕」，其中还特别详细地描述了彭冲的个人生活如何腐化，指出他根本不配领导南大的「文革」运动。这个大字报犹如重磅炸弹，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凤来也因此成为了造反派的一面旗帜。

省委工作队为了将文凤来打成「右派」、「反革命」，把他的档案材料拿出来交给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学生，让他们从里面找到揭发批判他的论据。20文凤来一看风头不对，便偷偷溜出南大，跑到北京「告御状」去了。当时康生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队的典型，最后选中了北京的蒯大富和南京的文凤来。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文凤来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篇幅报导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一篇报导还特别提到「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的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21此举以戏剧性的方式凸现了造反派及其行为的合法性，立刻在南京大学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那些和文凤来一起反对工作队的人变得更加张狂，而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师生则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省委工作队尽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却没有完全乱了方寸。其实早在7月底，前往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江渭清就在全会预备会上获悉了中央关于撤工作队的意向，于是他几次打电话回江苏，与彭冲等人商讨应对之策。22根据江渭清的指示，彭冲于8月2日在南大召集高等院校工作队长会议做出部署，一方面准备撤出工作队，另一方面准备在各校成立所谓群众性的「文革筹备委员会」。其如意算盘是在工作队撤离以后，省委通过联络组与各校「文革筹备委员会」保持接触，以变相的方式继续控制各个高校的群众运动。23后来经过几次开会磋商，省委最终决定于8月27日从各高校撤出工作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工作队并没有能够按照省委的部署如期撤离。文凤来从北京「凯旋」以后，迅速于8月23日拉起了南大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8月27日，就在省委工作队计划撤离的当天，另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成立，其领袖人物是数学系的年轻助教、「数五」班政治辅导员曾邦元和「数五」班的学生张建山、葛忠龙等。这两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动员了许多学生把守住学校的各个大门，阻止工作队员离开学校，要求工作队向南大师生作彻底检查，并且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道歉。工作队则以《十六条》中「对工作队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为依据，拒绝了造反派的要求。

8月28日，几个从北京来的高校学生串通了南大两个造反派组织，以及扬州、无锡来宁造反的学生，发动二百多人围在省委门口，坚持要江渭清出来回答「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至此，不但省委工作队全身而退已经没有可能，就连江苏省委也成为学生攻击的目标。

三、江苏省委对造反派的有效拦截

面对不期而至的学生们运动，江苏省委并没有乱了阵脚。个中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江渭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现在学生已经把斗争目标从校党委、校长集中到了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甚么人都要揪出来打倒。我们这些当省委书记的都是『走资派』。对于这个情况，中央总要有个说法。」毛泽东回答说：「对你们要保护。」24第二，虽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邓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相应处分，但是接替刘邓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和陶铸，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表现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当江渭清私下里向周恩来请示工作方略的时候，周对他说：

工作队撤走以后，一定会来个高潮。第一是不可怕，第二是要做好工作。要告诉青年学生，在革命中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样做不是「清规戒律」，不是束缚群众，阻碍革命。该讲的不讲，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一定要在全体干部中讲清楚，要敢于发动群众，又要敢于领导；要支持群众，又要善于领导运动。这样做，对广大革命师生有利，对革命事业有利。25

此外，周恩来、陶铸还多次向到北京串联的各地造反派发表讲话，指出「并不是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稳定。

因而在8月28日与造反派的正面交锋中，江渭清表现得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依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冠冕堂皇地对造反派学生讲了「四个欢迎」、「四个但是」，26使得前来闹事的学生无功而返。

另一方面，鉴于当时中央已经发布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关于严禁出动员警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江苏省委不能像先前处理「新华日报事件」那样动用专政力量来压制群众运动，于是便开始扶植大中学校中那些拥护省委的群众势力，与造反派组织形成对抗。

在省委工作队的策划下，以溧阳分校学生胡才基、朱英才等人为首的南京大学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于8月30日成立。省委立即对这个组织予以承认。紧接着在9月6日，全市性的保守派学生组织「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里成立。该「总部」中学部的头头是省委副秘书长韩培信的儿子韩建中，大学部的头头是某驻宁军事学院负责人张X的儿子张毅。南大的「红旗战斗队」也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加入了该「总部」。由于这派红卫兵的袖标是红底黑字，所以被其对立面形象地称作「黑字兵」。在「黑字兵总部」成立的时候，江渭清、彭冲、林维先（南京军区首长）、周泽（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等人亲临会场，江渭清亲自为「黑字兵」授旗，江渭清、彭冲等人还戴上学生们送给他们的袖章，成为「黑字兵」的名誉成员。27由于上述背景，「黑字兵」与省市委、南京军区和省公安厅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从各方获得大量资助，因而显得财大气粗、兵强马壮，在江苏省委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造反派方面也不善罢干休。为了挑起事端，他们声称在长江路省人民大会堂内发现了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当时称作「人民大会堂事件」），并指责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致使一些烈士的遗骸被暴露在露天里（当时称作「雨花台事件」）。9月9日，文凤来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谢伯良、何毅敏等人以上述两个「事件」为借口，再一次率领大批学生聚集在省委大门口示威，要求省委领导出面对此做出解释，接受群众的批判。这就是造反派发动的「九‧九事件」。省委对造反派的要求不予理会，一方面派人把住省委大门，一方面在大院里面架设了高音喇叭，与示威学生形成对峙。中午的时候，一些参加示威的学生翻过围墙进入省委大院，占领了省委设立的广播站。省委紧急打电话给「黑字兵总部」，让他们派人来保护省委。「总部」迅速调集大批「黑字兵」赶到省委，并在北京西路邮局楼上设立了「前线指挥部」。一份后来由省级机关干部提供的「揭发批判材料」对当时的情形作出了如下描述：

我们于下午五点半左右由省委后门进入省委后，沿路看到很多身穿运动衣的体院学生守卫在路边，还有一队一队黑字红卫兵在巡逻。省委办公大楼门口坐着近二百位同学，省委内部气氛非常紧张，每个办公楼门口都有好几个人在看守，省委门口更是戒备森严，门外黑字红卫兵负责第一线守卫，省委接待站站班的同志们负责第二线守卫，门内长凳上又坐着省委的预备队。省委门口的主席台均已为总站派来的黑字红卫兵占领。

省委对待红底黄字与红底黑字红卫兵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黑字红卫兵可以自由出入省 委，而黄字红卫兵不准入内，已经进入省委的也不准随便出来，谁要出门，就要检查学生证，记下他的姓名、学校和校徽号码。28

经过三天的对峙，包围省委大院的造反派学生被迫主动撤离，所谓「九．九事件」再次以造反派的失败而告终。省委方面则乘胜追击。彭冲在一次省委会议上说：南大形势很好，「左派」（指「红旗战斗队」）已占统治地位，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搞臭文凤来。随后，彭冲指使省监委副书记何永皓、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泽带了几个人到南大做秘密调查。九月中旬，彭冲又指使省监委派人去辽宁海城县文凤来的老家，秘密调查文凤来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这些举措充分表明了省委要把文凤来打成「反革命」的决心。其次，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根据省委的部署，召集南京市内四区区委书记开会，指示他们以「宣传」为名进行暗中策动，让「左派」群众出面，组成众多「辩论战斗小组」，围攻造反派。并指示他们要抓住突出事件、突出人物，要注意相互协作，不要孤军奋斗……。29

一位当年的南大学生回忆了省委策动「左派」群众围攻造反派的情况：

一开始我是保省委的，经常代表我们一边参加辩论。某次辩论后，听众当中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辩论，你甚么地方讲的很好，甚么地方讲的不太好，你应当怎么讲……。他就教我该怎么讲。我问他是哪个系的？他告诉我说他是省委的，还把他的工作证掏出来给我看了。乖乖！我这下才意识到，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举行辩论的地方，总有一些陌生面孔的人在那个地方听辩论，有的还做记录，有的还在拍照片，原来都是一些省级机关的干部和便衣员警啊！在此之前我就隐约有一些不好的预感，现在有了这个心，我就注意观察。果然不错！这样后来我就不参加这些活动了。30

此后，造反派方面又酝酿于9月17日在五台山大会召开五万人参加的批判江苏省委大会。为了抵制这次大会，省委副秘书长韩培信于16 日晚召集直属部、厅、局长会议，传达省委会的决定。韩培信在会上说：「省委对这个会议的方针是：把它拖垮！不能拖垮的话，要尽量缩小它的影响。估计最多让它开成两万人的大会。」他还说，省市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不准参加这次大会，「凡参加大会的，党员以党纪处分，干部以国法制裁」。紧接着，省委又于深夜通过联络站找「黑字兵总部」负责人到西康路33号开会，要他们动员所属组织成员不要参加这个大会。31

9月17日，造反派策动的五台山「批判省委大会」如期举行。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南大「红旗战斗队」利用校内造反派主力赴五台山开会之机，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了「欢送工作队离校大会」，敲锣打鼓将工作队送出南大。其它学校的工作队也相继撤离。

据造反派主办的报纸透露，从8月下旬到9月底，省委一直有效地操控着事态的发展。每次造反派试图举行大规模的「控诉会」，结果都因保守派群众的介入而成为「辩论会」。省委单方面公布的「大辩论」战绩是「九比零」。江苏省委显然对事态的发展相当满意。国庆前夕，省委主要领导接见「省文革小组」工作人员，江渭清对大家说：「这次运动各种人都要登台表演一番，你是小丑、花旦，还是小生? 坏人也要彻底大暴露。目前暂时比较平静，今后还会有更大的高潮，有洪峰。」省委第二书记陈光插话说：「准备迎接十二级台风。让他们充分暴露，这些都是活材料，暴露一点，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暴露，彻底消灭，彻底舒服。」32

四、造反派北上告状和僵持局面的形成

造反派方面见此情景不得不改变策略，于9月底派出大批人员到北京「告状」，向中央「控诉」江苏省委压制群众运动的种种「罪行」。然而此时毛泽东尚在等待各省领导人的自觉「觉悟」，没有下决心实施全面的清洗。他在10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还对各大区领导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33据此，周恩来和陶铸在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团的时候，一方面表示省委压制群众运动是不对的，犯错误的工作队应该接受群众的要求回学校做检查，工作队收集、整理的关于造反派的「黑材料」应该公开销毁，甚至指出「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另一方面则强调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不能随意宣布罢官。34周恩来还告诫造反派：在实行「大民主」的过程中，一不准动解放军，二不准动专政机关，三不准动宣传机关。35

对于周恩来、陶铸的上述言论的实质内涵，江渭清等人心领神会。江渭清于10月14日接见了《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阐述了华东局和江苏省委的看法，其中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江苏省委是好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不能一概「打倒」。第二，对于红卫兵运动，各级领导应该既不迁就，又积极疏导。青年学生凭着一股狂热，破坏封建迷信之类是应该的，但他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因此要善于总结经验，「破」得对的要巩固下来，一部分「破」得对，一部分「破」错的，要坚持对的一面，改正不对的一面。第三，在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要提高政治觉悟，防止坏人破坏，特别提醒大家要警惕少数以极「左」面目出现，进行招摇撞骗的「政治扒手」。36

10月中下旬，江渭清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私下里找到王任重摸中央的底。王任重告诉他：「资反路线」有的省有，有的省没有。江渭清听了很高兴，但还不放心，又去找了陶铸，结果得到相同的回答。37 11月初回到江苏以后，江渭清一方面加大了批判「死老虎」的力度，在《新华日报》上组织文章批判包括匡亚明、孙叔平、陶白、吴天石、刘子见、钱静人、周?、吴白陶、陈瘦竹、陈嘉、曹汶、张一之等人在内的120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与《人民日报》上对「彭罗陆杨」、邓拓、吴晗、周扬等人的批判文章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则以要召集省委常委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为由，极力拖延与造反派的正面交锋。因而在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中，江苏的斗争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江苏省委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大局。

不过造反派在改变策略以后也小有斩获。这主要表现在对工作队的处理问题上。周恩来、陶铸关于工作队问题的讲话传到南京后，造反派立即向省委提出要工作队回学校做「检查」的要求。省委没有立即就此做出答复。造反派方面迫不及待，于10月13日把省文革副组长张仲良「请」到南大进行批斗。此后不久，在中央的压力下，省委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工作队分几批回南大「检查错误」和「接受教育」，彭冲等人遭到南大造反派的监禁和批斗。与此同时，南大造反派宣布占领南大校部机关。10月29日，一部分「革命师生」又到省委索要工作队整他们的「黑材料」。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造反派将省委和各部、委、办、局的档案室和一部分办公室封起来。省委方面则派人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照片，准备秋后算账。

直到此时，江苏省委领导层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据造反派主办的报纸透露，江渭清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回到南京，在省委干部会议上大发牢骚：「中央文革是否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毛主席了？为甚么请示问题都不答复？」他还说：「文革小组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甚么实际工作经验，靠他们来领导这样一个大国的事情很危险！」他还对陈伯达的报告特别反感，指着报告里面「我们的屁股要坐到群众一边去」这段话说：「屁股坐过去，还是不解决问题！」38他的这种情绪在省委领导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11月12日上午，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曾对省委副秘书长周泽说：「老周，我看你们右倾，人家北京小飞马把第三司令部砸掉了，蒯大富跑掉了，也不是算了。」又说：「你们为甚么不把中学生组织起来？甚么『八‧二七』、『红色造反队』，把他们一抄，把他们东西搬走，甚么司令部不司令部，抄了拉倒！」此后不久，南京果然出现了一个名叫「警备纠察队」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不断与造反派组织产生摩擦。39另一方面，省委还派出三路人马加强与外界的联络和互动：第一是派书记处书记李士英以「养病」的名义前往上海，负责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保持密切接触；第二是派省体委主任王范以「请示工作」的名义前往北京，与中央四号人物陶铸建立直线联系；第三是派书记处书记陈扬前往无锡、苏州，负责上海与苏南各市间的联络。40

11月份造反派方面取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是原省委驻南大工作队成员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三人的倒戈。这三个人是南京军区的干部，曾经担任省委工作队副队长。在11月中旬工作队员第三次回南大做「检查」的时候，梁、杜、吴审时度势，主动站出来揭发彭冲和江苏省委是如何动用省公安厅整「法四」学生「黑材料」的。南大造反派如获至宝，于11月19日在五台山召开了五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批判江苏省委的「资反路线」。江渭清被迫出席了五台山大会，并代表省委作了检查。但是当梁、杜、吴上台揭发省委勾结公安厅整造反派学生「黑材料」的时候，江渭清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41 与此同时，省委还指使南大「红旗战斗队」与造反派唱对台戏，集中火力批判梁、杜、吴在南大工作期间的「资反路线错误」，借此转移斗争大方向。42 11月31日，造反派在南大召开「南大工作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大会」，「红旗战斗队」派出大批人员进场辩论，大会被搅得乱哄哄的，绝大多数原工作队成员则集体沉默。43造反派方面想以「梁、杜、吴造反事件」为突破口、不断扩大战果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此外，江渭清在11月19日五台山大会上昏倒被送往军区医院治疗以后，随即以退为进，向中央打报告请求离职休养三个月，由陈光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44

由于中央没有批准江渭清的辞职请求，造反派方面想打倒省委工作队并进而打倒江苏省委的图谋很难立刻实现。而省委方面呢？虽然在当时情况下不便与造反派公开对抗，但是暗地里也没有闲着。一份后来由公安部门造反派提供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23日至11月中旬，南京市公安局五处刑警队先后收集的马路情报多达一万几千份。其它单位也收集了不少。对街头发现的大字报，要详细汇报贴出的时间、地点、署名人、所属单位和大字报内容。对所谓「重要情报」──即直接点名批判省、市委书记的大字报──更要立即汇报。这些情报报到市局，市局有专人登记、整理、分类，有些线索立即交给四处进行调查。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即11月以后），这种情报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大批刑警力量被部署在南大周围，主要用于刺探南大造反派组织的动态，搜集各种情报。45

五、江苏省委以退为进

进入12月以后，斗争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江苏省委的变化。此前，周恩来、陶铸一方面同意造反派的要求，让各地的工作队回学校做检查，另一方面则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张，极力阻止造反运动从学校向社会上的蔓延。10月30日，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当时毛泽东对于各省领导人的「觉悟」还抱有信心，因而没有对上述举措加以干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认为有必要加强群众运动的力度。因此在11月份中央讨论制定限制工人、农民参加造反运动的《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他发表了不同意见：「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46 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林彪在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重新诠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含义，明确地将「革命」放到首位。47陈伯达则在发言中强调：学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在工矿企业中同样存在，因此有必要将《十六条》推广到厂矿企业中去。48听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发言，周恩来立即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要向林彪和陈伯达学习，改变自己的保守态度，紧跟形势的发展。49至此，周恩来等人原先宣导的稳健方针遭到中央的彻底否定。

其次，随着「文革」矛头逐渐指向「走资派」，北京的老红卫兵开始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离心离德，招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严重不满。江青、陈伯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对老红卫兵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也不得不附和他们的意见。至此，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上述两个最新动向极大地鼓舞了江苏的造反派，在12月5日陶铸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的时候，他们提出了所谓「八项要求」，其核心内容是要江苏省委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停止对造反派的镇压活动，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尽管陶铸当时依然希望调和双方的矛盾，但是他明确承认梁、杜、吴造反是「革命行动」，而且说：「江苏省委转变的太慢了。……省委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在革命群众一起，坚决支持他们，同他们同呼吸共传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50这个消息传到南京以后，造反派于7日第四次将省委工作队揪回南大进行批斗。9日，造反派又在五台山召开十万人大会揭发批判江苏省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还邀请「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出席会议并讲话。

江苏省委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做出某些姿态，主要包括：第一，召开省委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主动「引火焚身」，明确表示各地区、各部门的错误主要由省委负责。51第二，按照陶铸的指示，省委决定派省委干部姚远、周一峰到湖南、广州去「取经」，看看那里的地方当局是如何妥善处理与造反派的关系的。52第三，由省文革副组长、南京市委书记郑康出面，与造反派达成所谓「十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立即印发陶铸12月5日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和八项协议；立即解散「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直属纠察队」等保守派组织，惩办首恶分子；对运动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应立即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对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南工（即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公社」等「革命造反组织」及个人（文凤来、张建山等）进行全省、市范围的平反，开大会恢复名誉。53第四，12月20日造反派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张仲良和南京军区谢主任出席大会表示祝贺。第五，12月31日，省委在五台山召开大规模的「平反大会」，江渭清代表省委出面为在此前受到打击迫害的造反派群众平反。

然而江苏省委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据造反派的报纸透露，12月中旬王范从北京回到南京，随即于18日前往上海，与此前派往上海的李世英一起，秘密会见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共同商讨应付造反派的方略，并与江渭清保持电话联系。5412月21日、24日，江苏「红总」（即「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南大「红色造反队」是主要发起单位之一，文凤来因而成为「红总」的头头）先后在五台山和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胁省委书记们参加。这个要求遭到江渭清等人拒绝后，参加大会的数千造反派列队前往省委示威。省委方面则动员了大批「赤卫队」（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性保守派群众组织）赶到省委，与造反派形成对峙。在此期间，代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陈光又向中央提出辞呈（当时华东各省都向中央报告要求第一书记离职），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央施加压力。55

省委和造反派的战略决战，是发生在1967年1月初的「一‧三事件」。造成「一‧三事件」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这是江苏省委「以退为进」策略的必然后果之一。12月下旬，李士英从上海返回南京，连续五次召集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头头们开会。此后，无锡、常州以及安徽芜湖的「赤卫队」大规模地向南京集结。上海「赤卫队」数万人也西进至昆山，其中一部分到达南京。56各地「赤卫队」在南京汇合以后，首先包围了江苏省委，声言反对此前省委与造反派签订的「八项协议」，责令省委书记出来与他们签订另外的「协议」。与此同时，「赤卫队」还在浦口火车站设立了「指挥部」，组织近万名保守派群众拦截火车进京「告状」。后来由于受到中央的压力，江苏省委不得不派人在安徽滁县截住北上的「赤卫队」，并设法使他们陆续返回南京。57于是大批的「赤卫队」成员便滞留在南京，与「红总」和「八‧二七」形成尖锐对峙，大规模群众武斗一触即发。其次，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一定责任。1967年1月1日，陶铸再一次代表中央接见南京大学造反派代表。尽管此时陶铸依然试图调和造反派与江苏省委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但是言谈话语之间，批评保守派、肯定造反派的基调非常明显。58消息传来，早已剑拔弩张的两派均受到极大的刺激。

1月3日，一部分被省委暂时安置在江苏饭店的「赤卫队」群众率先发难，抓了几个「红总」成员囚禁在饭店里。与江苏饭店一街之隔的「红总」朝阳区总部立即调集重兵包围江苏饭店。一边要求放人，一边坚决不放，最终引发了武斗事件。省委闻讯后，派出省委书记李士英、张仲良、市委书记岳维藩、公安厅长洪沛霖等人亲临现场，对两派群众进行劝阻和教育，但是未能制止武斗。结果武斗持续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伤，南京市内交通也一度中断，不过没有人在这次冲突中死亡。59到了6日，双方依然没有罢手的意思。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控诉声讨大会」，声称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是「一‧三事件」背后的「黑手」。「赤卫队」和「红旗战斗队」则在南大召开「批判刘邓陶资反路线誓师大会」，继续对省市委表示支持。更妙的是，恰在此时陶铸遭到毛泽东的清洗，于是保守派方面便宣布：陶铸接见造反派时的「讲话」和所谓「八项协议」是「刘邓资反路线」的「黑货」，造反派与「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相互勾结，忠实执行「刘邓陶的资反路线」，是引发「一‧三事件」的罪魁祸首。60

「一‧三武斗」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于1月6日晚两次打电话给江渭清，询问有关情况。61与此同时，他还紧急召见了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的代表，要他们派人随同《解放军报》社的两名记者乘飞机赶到南京平息事态。62

根据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精神，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于6日下午4时与「红总」签署了《关于九项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一、承认省、市委阻止「一‧三武斗」不力，必须向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二、「一‧三武斗」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市委负全部责任；三、承诺要追查「一‧三武斗」的策划者和挑动者，予以严惩；四、要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五、要和革命造反派协商，承认其合法地位，并解决其固定办公地点问题等。63 7日，省委又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派李士英、许家屯等人去做造反派群众的工作；派包厚昌等人去做保守派群众的工作；派陈光等人去做机关干部的工作。64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三事件」终于平息。此后不久，包括南大「红旗战斗队」在内的保守派组织纷纷宣告解散。其成员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参加了「红总」或「八‧二七」。

六、「一‧二六夺权」

其实在「一‧三事件」期间，江苏省委的垮台已成定局。江苏省委之所以失去抵抗能力，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到1967年1月初，陶铸受到毛泽东的清洗，周恩来也在种种压力下改变了立场，江苏省委完全失去了来自上层的庇护。这是导致江苏省委垮台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省委在12月以后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策动保守派群众与造反派形成尖锐的对峙和冲突，但是在「一‧三武斗」发生后，省委为了推卸责任，不惜让保守派群众当「替罪羊」，结果造成保守派群众组织的涣散和瓦解，使省委失去了来自底层的支持。第三，自11月份以来，江苏省委与南京军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来自军方的梁、杜、吴在原省委工作队内部「造反」就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另外，当时各方都知道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与造反派方面关系暧昧。65上海「一月风暴」发生以后，南京军区还主动向中央提出「支左」的动议。因而江苏省委无法像有些省市那样，依托大军区或省军区的庇护「负隅顽抗」。

由此可见，轰动一时的「一‧二六夺权」本身并没有多少戏剧性可言，充其量不过是造反派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一个余兴节目而已。不过对「一‧二六夺权」过程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揭示「夺权」活动的本质和解释此后江苏「文革」运动的发展，因此还不能一带而过。

江苏的夺权是从1月10日造反派向《新华日报》夺权开始的。然而此后造反派并没有立即向江苏省委夺权，他们还在等待观望。到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同时发表了〈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和〈造反就是要夺权〉㎝等重要文章，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舆论导向。在此背景下，江苏的实质性夺权活动终于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1月22日晚，以文凤来为首的「红总」首次在新街口中苏友好纪念馆召集了有关「夺权」及「大联合」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红总」的几个发起单位的负责人外，邀请了本市大部分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不过在讨论「大联合」问题时，由于「红总」和「南京八‧二七」对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争论不休，会议不欢而散，根本没有来得及讨论「夺权」问题。

1月23日下午，「红总」方面撇开「南京八‧二七」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提出由各大造反派组织分工接管财贸、接待、农林水、政法、宣教、工交、计划七个口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其后，会议又决定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 　

1月24日下午，造反派再一次召开了各大群众组织代表联席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十一个单位，约三百多人，其中包括驻宁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和《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会上，文凤来宣布了夺权分工的具体方案，以及过渡性权力机构「夺权委员会」的组成人选──该「委员会」由三十二位委员组成，其中文凤来担任主任委员，来自「南大八‧二七」的张建山和来自「省级机关干部造反总部」的杨华担任副主任委员。文凤来的提案遭到少数与会代表的反对。这大概是因为在文凤来宣布的夺权方案中，分工接管七个口子的主要是来自各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如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华东工程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南京邮电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和江苏省公安学校等，所以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南京「三司」代表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南京八．二七」代表率先起来反对。华东水利学院的「革联」代表也以这个方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脱离群众」为由，加入反对的行列。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文凤来宣布休会。等到上述三个反对派组织的代表离开会场以后，文凤来当即宣布「解散」那三个组织，剩下的八个单位继续商讨夺权问题。66

1月26日凌晨1时，造反派正式向江苏省委「夺权」。一位当年参加夺权的南大造反派成员为我们回忆了「夺权」的概况：

1月26日那天的夺权活动我是自始至终参与的。「夺权指挥部」设在南师。我当时负责两个事情：一个是负责跟南京军区联络，一个是负责筹备鼓楼广场的群众大会。与南京军区的接触，我找的是梁辑卿和邢文举。我是25号下午去的，在华东饭店AB大楼。见到他们以后，我就把我们准备夺权的情况汇报了，然后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是请军区公开表示支持；第二是请军区派部队保卫几个地方，包括「夺权指挥部」所在地南师，省委和市委机关等；第三就是请军区领导出席鼓楼广场群众庆祝大会。我们谈过以后，梁辑卿就向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汇报，邢文举就向中央军委和总理汇报。在这之后，梁辑卿对我说：「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你们提出的三个要求都可以满足，你回去吧，我们马上派军队维持秩序。」 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看到南京军区的部队在调动部署。等到我回到南师的时候，大门口已经有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了。

所谓「夺权」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旧省委的一帮子人，像彭冲啊，许家屯啊，还有各厅局的负责人啊，都喊到一个大会议室。再一个，就是把省委、省人委、还有各个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那张大会议桌上，从大到小，排了一大长溜。这个时候文凤来就代表大家宣布：「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67

1月26日白天，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庆功会」。1月28日，「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参加署名的造反派组织有52个，其中30个是南京本市的。当天晚上，这些组织再一次开会讨论「掌权方案」。最终议定由「学生4人、工人4人、农民2人、省级机关1人、解放军1人、新华社记者1人……」等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委员会负责人依然是文凤来、张建山、杨华。在上述组织名称中加上「筹备会」三个字是文凤来的意见，其主要考虑是在中央态度没有明朗之前「留有余地」。1月30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在五台山等处同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68 2月2日，造反派方面又在五台山召开大会，公布了有李士英、陈扬、包厚昌等人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名单。2月5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派出以「红总」方面为主体的代表团赴北京汇报夺权情况。69至此，江苏的「一‧二六夺权」最终尘埃落定。

作为余兴节目中的余兴节目，江渭清和其它省委领导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和关押。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中说：

所谓「一‧二六」夺权以后，江苏南京地区的「造反」组织更加派别林立，内讧不已。他们一面抢着「夺权」，一面争着揪「走资派」，把我们省委的所有书记、常委，分别扣押了起来。我被扣押在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由文凤来等「造反派」坏头头主持，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大会，我们省委十几个领导人都被揪上了台。我被戴了一尺多长的高帽子，胸口挂了写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字样的大牌子。他们还极其横蛮地搞「喷气式」，进行人身侮辱……70

一位当年的南大青年教师还回忆了江渭清在南大接受批斗的情况：

批斗江渭清是在一天晚上，由一个工厂的造反派主持，操场上挤满了人，台上气氛紧张。当把江渭清揪到台上以后，造反派一面扭住江的双臂反剪过去，向他头脸不住地击打，一面强迫江渭清承认他「挑动群众斗群众」。江渭清很少发言，到关键时候，简短地否认他曾经挑动过群众。在造反派不断殴打、审问江渭清的过程中，突然有十几个人抱了一枝枝棍棒和枪支，放到江的面前，然后责问江：「你看这是不是你指示某某造反派领的武器？」就在这时，有人拿了照相机对准江渭清和那一堆武器，但是江渭清立刻尽量把头扭转过去。71

其次是对原南大工作队的处理。2月5日，造反派在南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革命的工作队员」离校。大会上，参加造反的工作队成员梁、杜、吴等人被群众戴上大红花，受到热烈称赞。而没有参加造反的汪冰石、林克、赵复华、薛文、吴骏等人被宣布「开除党籍，给以专政」。72

七、中央对「一‧二六夺权」的反应

与上海、山西、黑龙江等地的情况不同，江苏「一‧二六夺权」以后，中央迟迟没有表示支持，个中缘由颇为耐人寻味。笔者对此的解释是：

简单说来，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打倒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并不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体制，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而是要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进行调整，以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彻底解决刘少奇问题。因而他始终没有放松对群众运动的干预和控制。在夺权问题上尤其如此。其具体表现是：第一，毛于2月初指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一文，指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说来，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同无产阶级是水火不兼容的。不克服这些东西，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组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同敌人战斗，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73第二，于2月19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甚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74第三，于3月17日再次发出《中共中央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对方报纸上报导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75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所谓「夺权」只有在得到中央认同的情况下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所谓「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不但不会得到中央的支持，而且会遭到严厉打压。

以文凤来为首的江苏造反派领袖显然被毛泽东式的「话语艺术」所迷惑，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中关于「夺权」的号召，而没有意识到上海、山西、黑龙江的夺权之所以迅速得到中央的承认，乃是因为在这三地领导夺权斗争的张春桥、刘格平、潘复生都与「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毛泽东属意的「革命领导干部」，而非文凤来那样的「草根阶层」造反英雄。

其实在「一‧二六夺权」当天，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含蓄地表明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其主要借口是「造反派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文凤来等人利令智昏，完全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的真实含义，所以当天晚上在南大「文革楼」开会讨论夺权消息「见报」问题时，还有人说：「总理不了解江苏情况，也许登报以后，会促使总理对江苏更有所了解。」还有人说：「不登报就意味着我们对这次夺权的看法有动摇。」最后文凤来拍板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见？」结果台下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不过后来由于「南京八‧二七」方面向《新华日报》施加了压力，夺权消息的公布被推迟了一天）。76 　　

1月30日五台山群众大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方面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甚么组织，并明确表示「我们准备邀请所有左派代表人物和省委、省人委、军区支持你们的同志，来北京商谈有关政权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然而「红总」方面再次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和「生产委员会」。77

「红总」方面的上述表现显然导致了中央的严重不满。2月初，中央召集江苏各有关方面代表到北京商谈未来政权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红总」和「八‧二七」两大群众组织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根本无法实现「大联合」。于是中央便顺水推舟，于3月5日宣布江苏实施「军管」。至此，造反派的「一‧二六夺权」变得毫无意义。78

中央做出的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是于2月8日派专机到南京，将遭到造反派批斗、关押的原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后，不论是「红总」还是「八‧二七」方面提出要将江渭清揪回江苏批斗，都遭到毛泽东的婉拒。79

八、余论

以上是笔者综合各种史料对「文革」初期江苏省夺权斗争之发生与发展所作的一个历时性叙述。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当时各方的许多矛盾冲突，似乎很难简单地用「是」与「非」来做出评判。这些矛盾冲突的产生和加剧，部分地植根于当时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这两大政治原则的内在冲突），部分地导源于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个人的非制度性干预）。

第二，尽管当时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但从本质上讲，这些矛盾冲突都是意识形态话语掩盖下的权力斗争，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一次多方博弈。而这些矛盾冲突之所以逐步趋于非理性，最终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应该归咎于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和非正义性。

第三，这场夺权运动虽然被冠以「革命」之名，但是从本文所叙述的具体内容看，上至中央领导层，下到地方当局，再到造反派领袖，其实都深受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影响。泛道德的政治观、帝王专制思想与政治机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人功利主义）的畸形结合，不但使得人们不敢质疑毛泽东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得以再现：这就是无论哪个政治集团，都是在野的时候要民主，当政的时候搞专制。 　　

第四，毛泽东个人对整个事态的发展自始至终具有潜在的然而又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假使我们承认某些「新左派」所言存在着「两个文革」，那么群众社会运动层面上的「文革」显然受制于上层权力斗争层面上的「文革」，而不是相反。

第五，基于上述各点，笔者认为「文革」留给我们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如何以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为指导，妥善解决政治权力的分享问题。只有在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实行分权制衡，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政府官员的言行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国家领导人的非制度性干预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草根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才会得到妥善保护和合理引导，社会性的矛盾冲突才能得到缓解，长治久安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

注释

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3-5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 详见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倒匡」运动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向》，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号。

4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见《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4-51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见《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8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见《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10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1 《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1966.07.21）》，见《文革文库》光盘。

12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08.04）》，见《文革文库》光盘。

13 〈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见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战报》。

14 参见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倒匡」运动看「文革」的复杂属性和多重面向〉，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号。

15 董国强与C君访谈记录，2006年3月1日。

16 详见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倒匡」运动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向〉，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号。

17 董国强与C君访谈记录。

18 董国强与C君访谈记录。

19 董国强与D君访谈记录，2006年5月8日。

20 董国强与J君访谈记录，2006年3月10日。

21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见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22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4-527页。

23 〈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见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战报》。

2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8页。

2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5-526页。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32-533页。

27 〈「黑字」大本营神学院的内幕〉，见1966年12月27日《八‧二七战报》。

28 〈江苏省委执行的甚么路线〉，见1966年12月18日《八‧二七战报》。

29 〈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见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战报》。

30 董国强与Y君访谈记录，2006年4月12日。

31 〈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见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战报》。

32 〈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见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战报》。

33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各大区领导的一段谈话》，见《文革文库》光盘。

34 《周恩来六六至六八年有关江苏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讲话》，见《文革文库》光盘。

35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8）》，见《文革文库》光盘。

3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35-536页。

37 〈江渭清罪行录〉，见1967年3月21日《八‧二七战报》。

38 〈江渭清炮打中央文革罪该万死！〉，见1967年11月12日《八‧二七战报》。

39 〈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见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战报》。

40 〈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见1967年11月7日《促联战报》。

41 〈江渭清的检查，必须彻底批判〉，见1966年11月29日《八‧二七战报》。

42 〈形左实右的集中大暴露〉，见1966年11月29日《八‧二七战报》。

43 〈撕开「大民主」的画皮〉，见1966年12月3日《八‧二七战报》。

44 〈旧省委黑幕点滴〉，见1967年5月11日《八‧七战报》。

45 在揭发控诉江苏省委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上南京公安革命造反兵团代表的发言》，见1967年2月15日《八·二七战报》。

46 《毛泽东在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的谈话（1966.11.）》，见《文革文库》光盘。

47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12.03）》，见《文革文库》光盘。

48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66.12.04）》，见《文革文库》光盘。

49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66.12.06）》，见《文革文库》光盘。

50 《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66.12.05）》，见《文革文库》光盘。

5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39页。

52 〈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见1967年11月7日《促联战报》。

53 《十项协议》，见1966年12月27日《八‧二七战报》。

54 〈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见1967年11月7日《促联战报》。

55 〈旧省委黑幕点滴〉，见1967年5月11日《八‧二七战报》。〈江渭清罪行录〉，见1967年3月21日《八‧二七战报》。

56 〈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见1967年11月7日《促联战报》。

5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0页。

58 《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1967.01.01）》，见《文革文库》光盘。

59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0-542页。

60 〈南大红旗战斗队的新动向〉，见1967年1月11日《八‧二七战报》。

6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2页。

62 《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1967.01.06）》，见《文革文库》光盘。

63 《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1967.01.06）》附件，见《文革文库》光盘。

6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3页。

65 〈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见1967年11月7日《促联战报》。

66 〈一二六夺权前后〉，见1967年2月17日《八‧二七战报》。

67 董国强与G君访谈记录，2007年1月31日。

68 〈一二六夺权前后〉，见1967年2月17日《八‧二七战报》。

69 〈江，陈，李，包反革命复辟活动大事记〉，见1968年2月9日《八‧二七战报》。

70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4页。

71 王觉非：《逝者如斯》，第45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72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小的重大胜利──热烈欢呼我校工作队问题的胜利解决〉，见1967年2月15日《八‧二七战报》。

73 《红旗》杂志评论员：〈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1967.02.03）〉，见《文革文库》光盘。

74 《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1967.02.19）》，见《文革文库》光盘。

75 《中共中央通知（1967.03.17）》，见《文革文库》光盘。

76 〈文记夺权委员会罪恶种种〉，见1967年2月23日《八‧二七战报》。

77 〈一二六夺权前后〉，见1967年2月17日《八‧二七战报》。

78 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1月号。

79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8-549页。

董国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六十三期（2007年6月30日）首发，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文文字或图片，必须联络作者获得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