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奴工”，日积月累，演变为世界性的公众事件。奴工之谓，意思是违背了劳动者自己的意愿，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尤为恶劣的是，部分奴工还是儿童，是为“童奴”。奴工作为公众事件，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是一个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问题。
权利哲学家们在“权利”概念上已经有一些共识了，例如：（1）权利问题的初衷或问题意识，是个体对政府权力的抗衡；（2）每一社会成员界定了自身权利之后，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身权利之间必须是相容的；（3）于是，权利界定的一项重要标准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为《认真对待权利》中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里，为中国读者列出了上引三项关于权利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真对待权利？
权利首先是权利意识，这意识若仅仅是潜在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我同意一位朋友的看法：是关键性的新闻事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性的新闻事件，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当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协调均衡可以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让步。人类的权利史，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是权利从上层集团逐渐扩散到大众的历史。
为什么公众事件相当于协调信号？因为围绕着公众事件，来自各学科的良心，被汇聚为政治力量。专业头衔不是信号，事件本身才是信号，是社会行动的信号。
但试问，在当今的中国，谁曾认真对待过农民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打工子弟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城市贫民的权利？
不要寄希望于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向他们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让他们冷静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因为他们本身太软弱！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他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历史告诉我们，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这三权当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蚀其他二者的，是执法权——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强权即真理”，所谓“might makes right”。但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或抗衡。休谟说：与其与单一的恶一起生活，我们宁愿与两种抗衡的恶一起生活。没有抗衡权力的权力，或迟或早会成为腐败的权力。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之间和中央各部门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合作与抗衡关系。但是这些相互抗衡的权力，哪一个是认真对待民众权利的呢？不错，社会演化还未抵达我们预期的阶段。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地方权力会继续分化，迟早会达到乡镇甚至村庄的权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权利便可得到尊重。但这一阶段绝不是等待可以达到的。就目前可见的趋势而言，“以脚投票”是强化政府之间竞争的最有效激励。所以，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可以带来其他的制度改进。
维权是一个过程，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是“表达”——必须公开表达这一觉醒的意识，否则就不能转化为权利。我们有一线希望，因为上列权力之间的长期抗衡，为新闻表达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间，市场的和政治的空间。
维权的途径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千百种途径来增加使用奴工的成本，法律惩罚是最直接的。但经济学家知道，法律也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对奴工问题间接但更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对贫困家庭和问题家庭的有效扶持，而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例如“非典”时期，社区在一些地方的作用就被极大地激发，这是因为“非典”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如果贫困家庭具有同样强烈的外部性，我们相信，社区同样会极有效地帮助这些家庭。
所以，使用奴工的负外部性是否强烈，与奴工成本的增加有重要关系——通常，丑恶事件在我们心中激发的负效用，与我们的教养（或许还应包括教育程度）有统计的正相关性；因此，道德感的普遍缺失，既是丑恶事件之普遍存在的理由，也是丑恶事件的负外部性普遍下降的理由。
第三途径是借助于国际人权舆论和国际贸易对“奴工产品”的制裁，类似于反毒品政策可以借助于惩罚毒品消费者来增加毒品成本，或“反黄”政策可借助于惩罚嫖客来增加色情业成本。
第四途径，其实是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新闻监督。贺卫方曾说：对法治而言，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新闻自由。他的看法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法学家，从许多领域里，独独挑选出“新闻”作为法治的前提条件。这一次山西奴工事件，我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的。其实，新闻可以更自由，而不会带来危险。
第五途径，是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所谓“青天老爷”式的干预。这或许有效，但也可能完全无效。但当代中国社会日益不遵循传统秩序的规则，青天老爷们的作用正日益衰微。
总之，经济学家们不应继续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有话语权力，他们不应以“劳动力成本太高”为理由无视奴工问题。类似地，多年以来，他们不应以“道德问题与经济学无关”为理由无视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再重申我的立场：任何经济学在任何具体社会中的运用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不会继续仅仅是经济学的。
写完了抛砖引玉的这几句话，我突然感觉到我们社会的冷漠，如暗夜无边无际地包裹着我，湿且寒，难以呼吸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国内的和海外的，有与此同样的感觉。在铁屋里，连呐喊的力量也难以集聚，因为冷漠太深太久，以致他们更愿意忘记。揭开疮疤吗？太痛苦了，还是醉生梦死更好些，还是让我们肤浅地幸福着更好些。最简单的三叶虫，今天仍然活着，最古老的化石是它的化石。活吧！活吧，人。 （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