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进行预测必须以过去的知识为基础。正是这一基础使得对未来的预测成为可能的、必须的，但它也为我们了解未来设置了限制。

未来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其实就建立在我们已有的思想遗产之中。就当代中国而言，它主要是指这样三个遗产：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启蒙主义的遗产和当代新启蒙思潮，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表述及其批判。　

本文认为：这三大遗产作为自足的思想体系，正处于重要的转变过程中，而且，在当代生活中，它们之间也并非孤立自足的存在，而是处于互相联系、彼此冲突的过程中。本文还将指出：正是这一巨大地转变过程，这种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构成了未来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

自19世纪中叶起，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逐渐预设了一个“整体资本主义”；但是，正像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整体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整体，社会主义运动包含着不同的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转化与消长构成了“历史社会主义”。　

自1949年开始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不是一个整体。它具有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功能。现代化功能、社会保护功能、人民民主和革命的功能，都历史地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并分别具有相应的历史创制，这些创制的历史结合凝聚着社会主义制度，而其彼此冲突又发展着这个制度。　

1。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宣告了已有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实践的重要转变（“改革”）。思想解放运动鲜明地指涉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框架中的政治构想，而且也改变了一整套与社会——历史叙述相关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例如：阶级、阶级斗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平等、人民民主和社会革命等等。宣告“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时代，一种政治方式的终结，而且，它更意味着用诸如“阶级、阶级斗争、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社会革命”这一系列“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来描述世界、描述中国问题的方式被部分地放弃或“告一段落”。　

在当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这种放弃恰恰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举，即意味着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意。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正是通过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所关注的“人的类本质”问题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分离，从而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或者，以这种“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方式（注一），巧妙地将马克思编入“启蒙的人道主义”话语之中。　

“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前期马克思／后期马克思”的叙述方式，委婉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遗产之间的基本关系，是联系而不是区分和断裂，从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整体”的现代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看，“阶级和阶级斗争”才能被理解为“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产物，并将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而消除。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替代性概念，则为确立资产阶级“启蒙时代”抽象的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特别是，这里的所谓“整体”更意味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整体”的“现代化”历史目的论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鲜明的是，通过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将马克思主义表述为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　

然而，这与其说是回到了马克思，倒不如说是回到了黑格尔。因为是黑格尔开创了通过“现代化进程”来叙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式，黑格尔主义具有鲜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色彩。它既是一种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也是一种以抽象的现代化指标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而当我们将马克思重新置于黑格尔传统中的时候，恰恰忘记的是，马克思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作为自己毕生批判的目标，而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过对于黑格尔的批判达成的。　

所谓资本主义，无非具有两个基本特点：1。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压迫关系为轴心，这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2。资本主义企业依赖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为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有决定作用的信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这两个特点是互相联系的矛盾构成，换句话说，它们其实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同一个东西。而这也就是康德所谓的“占星术”一般的眼光，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指：我们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形而上学的推理”这样两种方式，同样都能看到“真实”，然而，这两种“真实”本身却是矛盾着的存在。例如资本主义现代进程中的“阶级关系”和“市场关系”就是如此。　

实际上，也就是在如何评价现代性这一点上，不仅仅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者之间，而是现代思想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分和断裂。康德之所以将二律背反视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强调的其实也就是这种断裂。按照康德的洞见，“现代”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绝望的时代——而这两者都是这个时代的“真实”。黑格尔却认为，只有绝对理念的历史进步才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与其说面对了康德“二律背反”的现代性难题，不如说以一种虚构的、肤浅的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回避了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性是个矛盾体的洞见。　

马克思的确处于与某种思想传统的联系之中，但如果仅就德国思想传统而言，这就是指康德的传统，而不是指黑格尔的传统。马克思恰恰是通过与“青年黑格尔派”告别的方式，开始他真正的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从康德到尼采的德国浪漫哲学或者现代性批判传统中，马克思不但处于异军突起的核心地位，而且，坚定地批判历史目的论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恰恰是马克思本人与黑格尔传统的根本区别。如果将马克思置于黑格尔开创的现代化历史目的论叙述中，那就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思考方式，或者说，遮蔽了马克思那双伟大的眼睛，——正是通过这双伟大的占星术一般的眼睛，在马克思反思现代社会的批判视野中，现代进程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矛盾体和动力性结构。换句话说：将现代进程理解为自然的，不但掩盖了它的压迫性结构，也掩盖了这个进程所包含的民主动力。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经常感慨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学者却往往没有康德这种所谓的“占星术”一般的眼光，即他们不能从两个角度看到同一个事物。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只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而不能从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去观察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现实的市场关系实际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两点却只看到了后一点，结果表面上中立的市场关系，就掩盖了作为其基础的阶级关系。于是，他们只能是这样的现代化论者：将现代化看作一系列普适性的标准，将市场视为中性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秩序，却看不到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它掩盖着的阶级压迫关系，——而从这样的现代化论出发，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从现实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现代社会的民主问题。　

黑格尔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进程的这两个方面，然而，却力图以时间上的“先后”和逻辑上的“主次”这两种诡辩的方式，将两个矛盾着的真实中的一个取消掉。这就是指：他一方面通过“历史哲学”，将现代化处理为历史“主线”，将社会压迫、阶级关系处理为历史“支流”，这就是所谓“两步走”。另一方面，则通过形而上学（大逻辑和小逻辑），将普适性的现代化规则处理为“本质”，将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民主化诉求处理为“现象”。　

马克思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具有康德所谓占星术一般的眼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这种“两步走”的资本积累战略，揭示了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积累的牺牲品和代价，乃是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正是这一事实本身，瓦解了以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也瓦解了黑格尔将世界历史作为“现代化史”来叙述的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无论资本和货币有了怎样程度的抽象增加和积累，只要这种世界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资本积累的维持，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大规模的赤贫无产阶级和贫困人口为条件，是以现实的压迫剥削关系为基础，那么作为“整体”的现代性叙述，或者说对于现代进步的乐观主义理解就已经瓦解了，为这种整体叙述所维持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　

因此，如果真正要回到马克思，那么恰恰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传统之间不仅存在明显区别，而且显然存在着根本断裂：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造成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从思想方式上彻底揭露了，黑格尔关于现象／本质，优先发展／随后发展、积累／分配、效率／公正等一系列“两步走”叙述方式，不过是一种虚构的“知识的等级制”，而这一“知识等级制”，则是“现实的等级制”的基础，也就是说：作为压迫性叙述的现代形而上学及其法哲学表述，不过是现实统治关系的投影，是一个精心构造的大骗局。　

实际上，重新将马克思纳入黑格尔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目的论的“首创者”，就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一个将马克思的文本体系化、简约化的天才，但是，这位天才与马克思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具备康德所谓从两个角度看取同一个事物的眼光。他所具备的，恰恰是单一看取“真实”的目光，这目光因单一而直线如炬，即一直向前照彻世界，却独自把自己留在盲目中。此后，第二国际以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纷纷从“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论”的角度强调了资本主义“进步的”方面。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将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作为其反动）成长出来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将效仿“资产阶级革命”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进一步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出现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无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获得了政权的共产党人，都抽象地强调优先进行资本积累，一般地说就是“现代化”的优先性。然后，社会主义者才强调生产数据和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版的“两步走”战略。（注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黑格尔主义”。在这种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中，我们读到的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目光，而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幽灵。尽管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家，看起来比马克思本人更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面对他们，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警惕地指出：他本人并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就已经批判了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不能靠“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论来作出“历史必然”保证，因为资本的积累，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关系作为条件，也就是说，它必须把社会关系按照“积累”的需要进行改组，甚至必须对自然、人、财产（货币）的意义进行改写。因此，“资本积累”并非是一个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市场”也并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资本积累和“市场”是对自然和自生自发秩序的制度改造。其必然以人类社会“劳动力化”和“自然万物商品化”为基础、目标和代价。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生产不仅“生产”出产品，而且必然生产出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就是以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社会剥削关系为条件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当分析现代化的生产和积累过程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这一系列被同时“生产”出来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从而，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的生产、积累与合理消费和公平分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历史联系，“物质的高度丰富”与合理消费、公正分配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会遵循一种“科学的历史目的论”的描述，通过“历史发展”必然达成，恰恰相反，资本积累过程要求并且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不得不以高度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为特征。（注三）　

“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中立”的想象，掩盖了它内部所包含的利益分化、阶级分歧和矛盾的结构。而作为绝对理念的“现代化”概念，却是从绝对理念的“人”发生出来的——也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开头时所谈论的围绕着《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争论——这场争论的要害并非是回到“人”，而是以抽象的、理念的人，取消差别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人，这场争论的要害甚至也不是否定作为理念的抽象的“阶级”，而是通过取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正是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前期马克思／后期马克思”的区分，才能将马克思重新归还给黑格尔——归还给“青年黑格尔派”。　

“手稿”的争论导致了马克思的黑格尔化，而我们的目的却是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道扬镳处开始思考“手稿”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目的就是思考、批判黑格尔哲学——而且这种批判和思考也不是从“手稿”才开始。实际上，从写作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毕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起，马克思的思考就已经开始偏离了黑格尔。1844年，马克思到达巴黎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则标志着他从此在“学术组织”上，也与青年黑格尔的鲍威尔派分道扬镳。也正是从1844年起，马克思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并最终开始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换句话说，从1844年起，马克思终于将博士论文开启的对于黑格尔“自然权利”思想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扩展为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学术组织、辩证法、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批判，从哲学上说，马克思终生以黑格尔体系为批判和思考“对手”来展开他的伟大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写作的“基本哲学语境”。也可以说，从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的这一“方向”（以黑格尔为对手），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意义上的“断裂”。　

因此，自“手稿”发现以来，围绕着“手稿”而产生的“前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的“断裂”说，完全无视了马克思写作“手稿”的语境就是与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神圣家族”）论战。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过“断裂”，那就是在他本人与黑格尔之间的断裂，而绝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或者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那种所谓“断裂”。因此，恰恰是围绕着“手稿”而产生的马克思“断裂”说，才掩盖了马克思所标志的现代思想的伟大断裂与革命——从黑格尔主义那里断裂和进行哲学革命。　

其次，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基本方法就是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这也是“手稿”的根本贡献。这种贡献不亚于马克思在“异化论”方面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　

的确，马克思说过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是，当他痛切指出“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因此，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非常重要”（注四）时，这不过说明：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遮掩的是什么东西——这便是：完成集团的、阶级的、共同体的认同，对于赢得社会斗争的重要作用。简而言之——“组织起来”，从现实的差异中抽象出“同一性”，这就是辩证法的“组织”力量。因此，所谓黑格尔辩证法的“同一律”，无非就是将现实中矛盾、差异和不同的东西在文化和观念上等同起来。正是它决定了观念、“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在现实社会斗争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　

例如马克思指出，“阶级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某个阶级是否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取胜，却端赖它能否将自身的特殊利益表述为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阶级的文化认同——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胜利的关键，而这也是1848年法国小农在阶级斗争中失败的原因——后者因为无法将自己的利益表述为法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只好选波拿巴为自己的“代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因此，正是辩证法的“同一律”告诉我们：锻造文化霸权、进行“文化革命”，完成集体（阶级）认同，形成普世性的“理念”，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的重要“组织”作用。　

第三，但是，马克思既不是重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仅仅是解除了其“神秘的外壳”。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不在“同一律”而在于其“矛盾律”。而这就是马克思、毛泽东和尼采在辩证法方面与黑格尔根本上的不同。“矛盾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毛泽东一句话便道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所在。这句话也标志着哲学的根本革命。　

尼采说：“所有的概念都是通过把不等同的原体验加以等同化来形成的。就像一张树叶子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另一张树叶子一样，“树叶子”的概念确实是通过任意丢弃各种树叶子的个性和差异性，也通过遗忘它们之间的种种偏差点来形成的。”　

毛泽东则说：“一切事物，不论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比如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注五）　

换句话说，正如现代化的理念、对于“现代化”的抽象理解，既将社会组织起来，同时又掩盖了现代进程中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正是用抽象的“个人”和普遍人道主义的旗帜，掩盖了不同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针锋相对，从而在“个人”这种抽象“理念”之下，建立起资产阶级私有产权的专政，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　

而且，与作为理念的“人”、“现代化”一样，马克思当然也深入地思考了作为理念的“阶级”。只是，马克思对于“阶级”的思考，绝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样，意味着马克思主张从“阶级的异化”向“人”回归。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理解实际上连资产阶级学者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在他看来，作为理念的“阶级”固然是成问题的，但是，抽象的“人”就更成问题了。　

从“手稿”经《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马克思当然也批判地思考了“阶级”，正如批判了作为理念的“人”和“现代化”——但是，他批判的却是作为理念的“阶级”（正如毛泽东和尼采所谓“树叶子”的理念）。马克思认为：作为理念的“阶级”，既是完成社会认同、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方式，但同时，它也掩盖了阶级内部的差异、分歧和矛盾的“统治思想”，也就是说：作为理念的“阶级”，也会成为对阶级成员进行压制的借口。正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首次揭示出如下悖论的真实：“某阶级的政治上以及言论上的代表者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说：某个阶级在政治和言论上的代表，几乎必然会脱离、乃至压迫其本阶级的成员。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还认为：如果只有革命的思想而无革命的行动，只有革命的组织而无人民的斗争，只有人民的“代表”而没有人民，正如只有“树叶子”的理念而无真实的树叶子，这样的辩证法就是“头足倒置的”——而这也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和言论上的“代表”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批评和监督，就是会成为压迫人民的统治集团，这一思想的来源的确就是马克思本人。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这样描述了某阶级在政治和言论上的代表者脱离其阶级成员，沦为统治思想的一般过程：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他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注六）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历史为什么不是以抽象的理念为核心的历史，为什么“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离开了围绕着个人权力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个人”就是不存在的，离开了围绕着现代进程展开的矛盾冲突，所谓“现代化”也是不存在的，同样，离开现实中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就是空洞的。而作为理念的“个人”、“阶级”和“现代化”并非是历史的的主体，相反，它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路易·阿尔都塞曾经说过：伟大的思想都是在对话和阅读中发展的。黑格尔的荣幸在于他有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读者。而借用他的话，我们则应该说：实际上——唯一地象马克思这样理解“阶级”、“人民”和“现代化”的，只有毛泽东。而马克思之辩证法之所以发扬光大，就因为马克思本人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读者。　

最后，“手稿”的阐释者们几乎都没有发现马克思的“异化”与黑格尔意义上的“异化”之根本区别。　

在黑格尔，他所谓“异化”就是说：所有的存在者在其本质意义上，都必然会通过否定自己而成为“自我的他者”（Aderssein），从而“自我异质化”（Sich entfremden）。因此，它必须通过“拨乱反正”的再次自我否定，还原到自身的原点。实际上，所谓“拨乱反正”的“异化论”逻辑，就是在这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展开的，只有在这种逻辑上，才会有马克思的后期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期的思想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异化论”，进而——只有设定一个本质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才会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　

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却完全不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运用“异化”的。在马克思，“异化”（Entfremdung）一词，是动词的名词化表达，前缀Ent是指“脱离”和“变质”，而形容词fremd，则指“他人的”和“陌生的”。实际上，根本用不着任何学究的掉书袋，也用不着什么黑格尔的神秘主义——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同样用毛泽东一句话就可以表达，那就是：高高在上，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和要求——“脱离群众，就是蜕化变质。”　

脱离人民群众，离开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探索和革命要求的满腔热情的学习和支持，这就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意义上的“异化”。因此，没有离开人民群众创造、探索和革命要求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要害，不是回到前期马克思或者前期毛泽东，而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实践和革命要求，如何面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认为有一个“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回到那里就可以了的想法，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与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斗争中展开的，离开了这种斗争，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同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离开了这种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离开了这种斗争的对象，也没有抽象的毛泽东思想。　

2。漫长的人民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中，突出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唯一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伟大思想遗产。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视野有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社会主义并非不要市场、不要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对立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对于马克思和毛泽东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而言，1，市场不是一个自发的秩序，现代化也不是一系列价值中立的抽象标准，市场和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的安排，它以特定社会关系为条件。2，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为条件，以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关系为条件。3，“两步走”和“历史阶段论”的现代化，或者认为市场和现代化是中立的，因而与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无涉，或者认为现代化和市场只有资本主义一种形式，为了搞市场和现代化，因而就必须接受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作为“代价”，这种论调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谓形而上学的骗局。4，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人民民主、社会关系的和谐、保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反对资本的私人垄断形式为条件和目标。　

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遗产的一些基本前提。毛泽东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她以否定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关系、特别是否定各种形式的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为条件和前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时认为：从社会民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化进程，还是简单地将现代化一系列理解为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标准，这也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　

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是比较典型的黑格尔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版。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1，都坚持一种与资本私人积累貌似不同的资本国家积累方式。2，都通过时间上的“先后”和逻辑上的“主次”这两种“知识等级制”的叙述方式，将抽象的现代化或者生产力指针当作历史叙述的主体，同时将人民大众由历史主体地位，降为生产力和现代化指针的从属地位；都认为相对于生产力标准，人民民主、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是次要的。3，都将主导现代化的国家官僚精英视为社会主体，而人民大众在此类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服从的地位。在此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这种知识和历史叙述的等级制，不过是以官僚和精英为主体的现实等级制的影子。　

毛泽东通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了斯大林，正如马克思通过阅读《法哲学原理》批判了黑格尔。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后期对于苏联经验的观察，与马克思观察现代性的视野完全一致，他以矛盾论批判斯大林的历史目的论，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方式也是相同的。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一方面，从现代化和资本积累的指标来看，苏联是成功的，然而，由于这种形式是以一大批官僚精英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为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模式则是失败的。——用康德式的话说，苏联模式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真实的”，苏联模式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它在另一个角度的成功，苏联的成功，则是以失败为代价。路易·阿尔杜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对“目的论”哲学和历史观的“大逆转”，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发展，“《矛盾论》暴露出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的危机，迫使我们在历史目的论终结的地方起步，去多方面寻求解决方案。”（注七）毛泽东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在纠正“大跃进”中表现出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作风中系统地表达的。他要全党认真思考：为什么生产力的“跃进”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热情、积极性和切身利益，包括损害地方、基层的利益？为什么抽象的考虑生产力的所谓高度发展、不顾一切地追求高指标，不仅不能“自动”导向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会助长一种决定论的思维：工业决定农业、上层决定下层、生产力和“钢”决定一切，从而破坏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决定论的思维使得官僚等级关系不可避免？为什么必须从生产关系民主化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角度理解生产力发展？为什么只单纯考虑抽象的生产力指针，不照顾和尊重中国现实中“十大关系”之间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抽象理解就将造成大跃进式的严重社会破坏？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生产力，不在追求抽象的现代化高指标，而在更平等的生产关系、更民主的社会组织方式、更有效的管理形式——即制度创新就是生产力？　

毛泽东指出，要回答这一系列“为什么”，就必须澄清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抽象的现代化指针、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革命要求、包括人民群众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前者，而马克思—毛泽东传统的回答是后者：即人民大众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除此之外，没有凌驾于人民民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上的其它标准、其它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以人民民主和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关系为前提的现代化。其中也包括反对国家官僚精英以发展生产力为名制造的压迫关系。　

人民大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大众是现实、历史的主体，还是所谓抽象的生产力是现实、历史的主体？这就是马克思－毛泽东传统与黑格尔—斯大林传统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写的长篇评注之核心，就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的崭新课题，进一步丰富人民大众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动力的人民主体论。毛泽东指出：要反对国家官僚精英以国家现代化为名造成的压迫关系，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权利”的重新定义。必须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互动，即不是国家有强制人民的权利，而是人民也有强制国家的权利。所谓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不仅仅是国家管理人民，而且是人民管理国家。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对人民负责，如果国家不肯对人民负责，人民则可以强制它这样作。霍布士说：国家暴力具有唯一合法性，毛泽东则说，人民暴力—人民革命同样具有合法性。这一公民权利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经济“所有权”，也包括经济“管理权”，不仅包括经济权利，也包括管理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权利”。　

毛泽东指出，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把公民权利狭窄地理解为形式上的“经济所有权”，而把经济管理权、政治—文化管理权等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排除在外。人民只是形式上拥有而实际上不能管理国家，从而只能将管理权委托给精英，反过来被自己的“委托人”所管理—这就是“以形式的民主”取代“实质的民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拥有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如此悲怆、又如此睿智地教诲尼克松说：“除了所有制形式之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注八）　

“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反对过现代化和市场，他只是清楚地指出：没有抽象的市场、抽象的现代化、抽象的生产力标准。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从来没有抽象的、空泛地使用包括生产力、市场和现代化这样的概念，而总是将这些东西置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中去理解，置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践中理解。　

今天的人们往往批评毛泽东时代没有重视“市场”的作用，但是，使得这一批评缺乏说服力的最起码的要害之一是：即使经济学像今天的某些人所说的只有微观经济学一家，即使微观经济学也只有“市场经济第一原理”一个核心，那么正是按照这一“唯一原理”，批评毛泽东不懂市场的论调，恰恰是完全荒谬的。因为这些批评者们总是忘记了：市场经济第一原理强调它是在不考虑“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前提下作出的。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公共物品、公共资源极端缺乏的时代。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一，中国缺乏公共水利设施。由于长江、黄河和淮河的长期水患，中国百姓的生存一直处于灾难的边缘。二，中国缺乏工业基础。例如在钢产量只有200万吨的情况下，机械、电力、铁路这些构成现代市场的基本条件完全无从谈起。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迅速解决了公共资源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后人才有条件在某种“不必考虑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前提下，专注于市场交换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而如果人们起码能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所谓学者们哪怕真正从市场经济的第一原理出发，那么结论就并非毛泽东不懂市场，而是他比今天许多头脑简单的“市场拜物教主义者”，更深入地了解市场究竟是如何才能得以运行。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成就和遭受的挫折，与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判断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农村问题专家，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问题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将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归因于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机制的严重缺乏，而不是小生产和私有化的程度不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也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强调农民必须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此。　

农村集体化有利于保护农村公共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解决农村公共设施从来严重不足的根本问题，加强农村社会保护和抗拒灾害的能力。毛泽东支持农村集体化，并非如今天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出于榨取农村的国家工业化理由，毛泽东坚持农村集体化的唯一理由，就是出于维护弱者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原则。因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状况是：一家一户，缺乏生产数据，如果将这样的弱势推向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在农村推行私有化，那么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数据土地，就将迅速被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的揭竿而起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只有走合作经营的道路，农民和农村才能前途广阔，逐步由弱到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视野中，毛泽东才将城乡协调发展，消灭城乡差别看作头等大事，也只有毛泽东提出过“要把农村建设得比城市还要好”的根本“重农政策”。　

而且毛泽东知道，要做到这一切，需要一个十分长的时期，其中首先就必须解决好中国农村的长期发展和短期发展，中国农民的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即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发展观。毛泽东说鼓励小农经济是“好行小惠”，就是说它不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恰恰是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为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因为只有在集体经济下拥有了相当的公共资源之后，农村的市场交换才有可能发生和发展，市场并非从天而降，1983年以中央一号档的形式来肯定的农村市场改革，并没有强调这一市场改革的真正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基础，其实就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完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资源建设，而强调这一点，即使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今天所谓农村市场的瓦解，实际上也是由于作为这一市场基础的农村和农业公共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遭受的严重侵害，单个的、丧失了公共资源支持和生产资料的农民重新沦为弱势，农村公共资源的瓦解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试想：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单纯强调市场竞争，那就等于将农民置于死地。　

今天重新学习毛泽东对于农村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1，正是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才产生了所谓“现代农业”，特别是农村企业化、集体化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实际上，由于集体协作总是比单独劳动相加之和要创造出更多的剩余，所以，尽管国家工业化大量占有了这部分农业集体化的剩余，但集体化之后单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还是比单纯的单干有了提高。“农业”的概念，是指毛泽东所谓农林牧副渔并举的一体化合作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是以村、队的组织形式为依托的，它不仅仅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未来形成产销一体化的市场农业合作组织的基础。2，1960年毛泽东与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分歧，其实是“包产到户”还是“队为基础”的分歧。也就是核算到户，还是核算到村的区别。无论“包产到户”还是“队为基础”的提出，都是为了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而作出的，但是纠正的程度明显不同。“包产到户”也并非恢复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管理到户”的形式，而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简单地回到包产到户，就是因为以村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比较强调农村公共资源的积累和建设，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农村公共资源极端缺乏（土地、资金和基本设施），因此，这些稀缺资源的配置，不能被少数人所垄断和掌握，一旦如此，必将发生两极分化的社会，重蹈社会动荡之覆辙。上述两条对于今天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将过渡性的农村承包制永恒化是否正确，而以村为基础是否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总之，随着实践的发展，究竟是“户为基础”还是“村为基础”，今天依然有待进一步讨论。3，是毛泽东最早注意到农村富余劳动力会不断增加的问题，他多次指出：“让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跑到城里来好不好？我看还是要努力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比城里还好。”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正是鉴于盲目扩大城市人口的深刻教训。1961、1962年由于粮食紧张，不得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毛泽东对此曾痛心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今天要讨论大跃进的教训，其教训之一就是盲目的招工进城导致的严重城市粮食紧张，从而急遽增加农村粮食征购所造成的饥荒，而不是通过诬蔑毛泽东来回避这一根本问题。要把农村建设好，保护农村公共资源，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但必须通过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差别，同时还必须对盲目扩大城市人口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与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并不是一回事，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也依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以队、村为基础的集体组织形式，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数据特别是土地的非私有化所有制，农田基本建设和教育、卫生养老制度，农村供销合作制度，农村信用制度，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度建设，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就是实行农村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而离开这个基础抽象地讲市场交换，抽象地讲重视利益驱动在经济建设中作用，抽象地宣传“一包就灵”，必然要收到历史的惩罚。这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多次感慨“言不及义，好施小惠，不知其可也”的短视的、片面的发展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今天我们特别应该反思的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抽象讲发展生产力，离开公共资源的基本条件抽象讲利益驱动，离开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抽象地讲市场经济，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为什么总是容易在中国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产生轰动效应？我想，这是由于中国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农民自然具有短视的色彩，而“片面的发展观”则是小生产的形式在观念上的必然反映。今天某些人念念有词地炒韦伯“农民理性”的冷饭，但是，为什么建国以来，毛泽东并没有对这种“农民理性”加以因势利导？我认为其中值得考虑的原因是：公共资源、公共制度的建立很少利益可图，不符合“帕累托效率”，所以发展公共资源必须以集体经济为主，而不是以利益导向为主。　

毛泽东认为作为劳动人民，农民是国家主人，但同时认为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容易被短视的政策所驱动和欺骗。这既决定了毛泽东坚决主张对农民不能“一平二调”、“一大二公”，谆谆告诫与农民打交道必须坚持价值规律、尊重商品交换的法则，特别是必须把农民当作商品生产者来对待，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并不支持农村小生产和私有化的方向，特别是鼓励这一方向的扩大。毛泽东认为“好行小惠”是“小生产的自发势力在党内的表现”，它欺骗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却把这说成是农民的“自愿”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论述，就是针对那种鼓励地强调利益驱动、孤立地谈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　

根据某种奇怪的看法，毛泽东是反对世界市场，反对向西方开放的。但这更是一种精心制造、广为流传的诬蔑。反对世界市场的从来不是毛泽东，而是西方列强。建国伊始，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最急迫地就是就强调“新中国要与全世界作生意”，这种急迫，清清楚楚见诸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稿。——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还有一条：作生意就是作生意，不准带着枪炮来。如果你非要带枪带炮，那就只能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只有毛泽东才痛切地认识到：只有下掉列强的枪，才能平等自由地谈生意，才能谈得上哪怕是形式上自由的“世界市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中国的毛泽东也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心中的英雄。今天某些人声称毛泽东拒绝向西方改革开放，拒绝世界市场，但是这种不知好歹的痴人说梦者，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人世难逢开口笑，到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历史真实。只要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还从来没有从武力上打败、并沉重教训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就永远不要想象：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与他们进行市场交换，会与他们进行哪怕是形式上的自由贸易。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资本主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打交道，根本就不必通过交换和市场这种费力的方式，他们诉诸直接的武力掠夺就可以了，他们只要将商人的西装换成帝国主义的军装就足够了，因为这是最符合“帕累托效率”的方式。——而自从资本主义产生300年来，他们不是一直就是这样作的吗？　

但是，正是抗美援朝逆转了300年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彭德怀说：帝国主义份子随便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中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真正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的，也就是毛泽东。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打出来的，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不屈不挠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寸一尺地揍到了军事谈判桌上，随后才把他们逼到生意的谈判桌上。市场交换的平等，是以武力的平等为前提的——在世界历史上，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就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奠基人亚当斯密。　

在写作《国富论》的时代，亚当斯密这位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祖宗，就对“世界市场”的建立，对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会给全世界带来好处和平等的利益这一点，持清醒的悲观态度，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没有后来的马克思那么乐观。为什么如此？因为恰恰是斯密看到：欧洲列强只是互相之间才遵循市场原则，而对世界的其它地区和民族则诉诸武力掠夺。对资本主义历史有最全面研究的布罗代尔也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对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时候所采用的，一向是国家暴力手段，而非市场交换的手段，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　

但是，在毛泽东的中国的支持下，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越南，也将美国打回老家。在美国撤出越南不久，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在纪念《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文章中，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说：正是毛泽东的民族解放和武装革命道路，打击了300年军事资本主义的嚣张气焰，从而迫使他们第一次认真考虑，放弃武力掠夺的方式，采用市场方式的可能性和建立世界市场的意义。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市场的平等，首先根源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勇气和力量方面达到平等；通过互相畏惧，这种平等就能镇住那些独断专行的国家，使他们不敢行不义，从而表现出对于权利的尊重。”（Paolo Sylos－Labini，1976）　

今天看来：尽管毛泽东对于所谓“三和一少”（减少援助第三世界）的批判，或许有些不顾当时的国力，但是，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援助第三世界活动，的确可以看作现代世界上，唯一的一次力图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反向”运动，这也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论改写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地图，1967年中国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卫星，　1971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中国重回联合国的那一天穿上“毛服”，整个　第三世界在那一天欢天喜地，那一天蓬勃的太阳真的从世界的东方升起。1972年。美国终于从太平洋的一端向东方伸出和平的手掌，——世界秩序逆转了，一个连斯密当年也不敢想象的崭新时代到来了，“世界市场”的基础具备了，1972年是伟大的世界转折：中国从此开始了全面的向世界开放。　

如果不了解“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经济体扩张的一个基本创制，是这一经济扩张运动的基本单位，不了解正是因为没有这一创制，百年中国是如何在这一经济扩张中积弱积贫，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所处的“冷战”时代，我们就将很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改革运动的目标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恐怕更难以理解：像毛泽东这样长期置身于社会运动和下层革命运动的人民领袖，有时甚至也不得不趋向于从“国家”问题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并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运动的意义、价值和限度。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一国家等同于一般的“现代民族国家”，那就等于不了解这一国家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反抗国际、国内专制势力的“人民革命”得以构造起来的历史，换句话说，等于不了解这一国家恰恰是通过各种“反抗国家的人民革命”、通过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相对立的人民革命才得以构建、确立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如果那样，我们就永远也不会了解中国国家话语和国家实践中，为什么包含着诸如“社会组织与社会保护”、“秩序与反抗”、“集中与民主”等等一系列互相矛盾对立的功能和因素，甚至包含着“以人民革命反抗国家”或“国家反抗自身”的动因。　

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一个强大的革命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遗产。而要理解毛泽东的“革命国家”的多重含义和多重功能——现代化的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社会革命功能，要理解作为“毛泽东的遗产”的“革命中国”，起码必须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国家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由于现代国家存在于资本主义霸权体系里，所以各个国家行使权力的种类有相似的一面，毛泽东的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权力的等级结构里，所谓“强大”的国家，既不能用其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大小来衡量，也不能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义来衡量；强大是指：对内，它意味着国民的认同程度和国家的调控能力，对外，即相对于竞争国而言，它意味着在自己境内不断地积累资本的积聚能力，这一能力包括制约敌方的军事能力，保护本国市场和弱势新兴产业的能力，约束本国劳动力而破坏竞争国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能力等等。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一个简单信奉“自由贸易”和全面开放门户的国家，因为在现代历史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者比世界市场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其它生产者更有经济竞争力时，自由贸易才符合它的要求，毛泽东的国家经济政策，其实是通过国家的边界来增加最少数强大者的交易最大成本，目的就是使得国际关系和贸易更加平衡，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历史上自晚清以来各种各样的“重商主义”者，梦寐以求、绞尽脑汁也未能解决的国家竞争力问题。（注九）　

第二，“毛泽东的中国”的最特别，也是最具争议性的特殊性是“国家”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就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人民必须居于的主体地位的问题。这一复杂关系表现在：毛泽东（特别是晚年）顽强而固执地坚持维护群众运动的合法性、国家的政治革命功能和现代文化的“革命的传统”，它不仅仅为我们思考实质性的人民民主，更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重新思考现代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基础留下了广阔空间。　

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现代国家不仅是“个人认同”的目标和基础，也是暴力唯一合法性来源。由于关于“国家”的叙述是在“传统”与“现代”，“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中确立起来的，因此，“国家”才成为现代历史叙述的“主体”。但是，毛泽东思想中那些最具争议的内容却向我们发问：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究竟谁是主体？超越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是否是现代历史和历史叙述的真正主体？相对于国家暴力，人民暴力和人民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国家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主体，如果毛泽东的中国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前苏联式的国家，那么毛泽东的“革命中国”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国家？它为什么只有在肯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才可以成为一个认同的基础和历史“主体”？“革命中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这种真实的历史联系，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人权利”、“国民权利”有什么不同？（注十）　

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伟大、丰富和复杂的遗产，也为发生在他身后的改革制造了现实和思想的条件。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如果从国民生产能力来看，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停滞”的结论，因而所谓“停滞”和“贫困”主要是从国民消费指数来看的，而并非是从消费结构上得出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消费结构远比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注十一）实际上，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准备下相当规模的公共资源和物品的情况下，注重个人利益和市场交换的改革才能发生。对此我们绝不能闭口不谈。　

从1976－1984年间，毛泽东的后继者一方面沿着毛泽东的方向，继续加大国家在农村种子、化肥等基础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果断地对于农村生产的管理方式进行了大胆改革，采用市场的管理方式。正是通过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和改革不合理的管理方式这两个方面，才造成了中国农业的腾飞，从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这些改革首先包括管理上的改革：就是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恢复“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适当利用和鼓励私欲，尊重中国小生产者强于家庭的管理传统。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代替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原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农村改革的要义并不仅仅在于利用和鼓励农民私欲带来的“农业效率提高”，因为离开国家长期以来从水利、种子和化肥方面对农业所作的投入，单靠联产承包，农业的效率就无法达到。七十年代末，随着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全国三十套大化肥投产，这是粮食产量短期增长的关键，而自60年代开始的杂交稻等良种技术运用，则构成了粮食产量腾飞的长期基础。到1976年，中国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宏愿：粮食亩产全面“过黄河”的伟大历史壮举。在这个基础上，八十年代初国家又大幅度调整农产品价格，使得原有的市场关系更为合理和平等。正是这一系列国家“政策”成为促成改革成功的关键。　

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作为一场管理上的改革，它并不同于西方的私有化，也不等于退回到传统的农业方式，更不意味着取消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它其实是以强化、而不是瓦解农村公共资源为目标的。这表现在：国家控制土地不可流通和兼并，通过乡统筹和村提留建立地方公共基金，支撑公共行政和公共财政，包括扶助五保户等弱势群体，发展农村教育，实现统分结合的利益调节。这一切给农业带来发展，也给农村带来稳定。（注十二）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的综合结果，但总起来看，这与其说通过“市场”的方式提高了效率，不如说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面临着对社会生产的管理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进行调整的新课题。改革顺应了这一时代课题，其核心就是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分配方式的改革，它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谓：管得太死、提得太多、留得太少的宏观经济不平衡问题。因此，改革的根本成就，与其说是发展了“农业和农村经济”，不如说改革了不合理的城乡、价格和分配关系，与其说是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首要目标，不如说是通过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才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　

1976－1884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护和社会公正分配功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国家在进行经济权力的再分配方面基本坚持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而这一公正原则的达成，又赖于国家强大的调控能力和相对雄厚的财政实力，反过来——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毛泽东时代高积累、“穷过度”的“迟到”结果，更是在以社会平等为目标的政治制度的保证下，才得以顺利完成。80年代的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色彩，表现在它鲜明的社会调控、动员和社会福利功能方面，这曾经是毛泽东等中国社会主义者为新中国设计的功能之一，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赋予“国家”的一个鲜明的角色与功能。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其一是看它是否有此能力，其二是看它是否有此愿望。而198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中国恰恰对此兼而有之。换句话说：1980年代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实际建立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强大控制能力之上，但是，这种调控能力不能简化为单纯由国家实施的强力控制，当时一位改革领导人用“国家向人民还债”来概括这一改革，人民作为“债主”的比喻，恰恰是对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观念肯定。这就是因为，消灭三差别，实现社会平等既是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功能和合法性保证。1980年代初的改革所造成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普遍增加，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良性互动、普遍受益，国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并努力把这些“积极性”转化为国家的需要与职能，这样的国家改革方向应该被称为“人民民主”方向、是“人民国家为人民”的方向。而一个人民大众居于主体地位的国家，既是八十年代改革成功的条件，也是它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这一时期，国家以改革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的努力，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知识分子宣传改革的意识形态、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这三个方面的互动为1980年代的改革、为“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　

3.1984－1996：阶段性现实的反思与回顾　

从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是改革的新的、更为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成就的取得，依然是与“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的坚持，与国家对腐败、垄断等不公正关系的破除和干预，对公正市场和公平价格的维护和社会保护功能的部分延续为条件，特别是：以改革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垄断关系和生产关系为目标，以坚持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为条件。但是，无庸讳言，这一时期也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功能与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就思想界而言，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诉求的质疑，对国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有计划的摘除，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主体性的“理性批判”，共同构成了甚嚣尘上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潮。这一思潮致力于维护在城市改革中形成的特殊阶层的利益，并以露骨的维护现实中的各种垄断关系和生产关系为主要诉求，最终形成了以“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为先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正如陈云在1992年7月撰写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所面临的任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和1980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就，已经将中国经济推向了现代商品经济进程中，使得经济建设的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因此，需要不断探索新东西，解决新问题。　

在现代商品经济的进程中，交换活动地位逐步加强。而中国在市场和交换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从农村到城市，在社会生活和基层中存在着商贩和大量的集市、店铺和日常交换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得到积极的鼓励和扶持。其二，在交换的上层领域，国家银行虽然一直在进行计划性的信贷和投资，国家一直从事着相当规模的国内和国际的贸易活动，诸如广交会等大型交易活动一直在举办，但是单纯国家计划和行政指令的方式，也产生了管理上的问题，束缚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也是两个方面：其一：像农村改革时代一样，鼓励基层的交换领域，发展集市、店铺和日常交换活动。其二，从严格、有效的角度，加强对于交换的上层领域的管理，对银行和国内、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改革。一句话，改革的核心在于：如何在生产／交换之间，建立一种充满活力，也更为平衡的经济体系。　

但是，以“激进改革派”的面目出现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潮，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个整体，表述方式也不相同。大致而言，当其以“激进派”面目出现时，特别强调城市改革是“一步到位”，即城市改革不是通过建立生产和交换的平衡为目标，不是以鼓励基层的交换领域为目标，不是以改革上层交换领域的管理方式为目标，而是以迅速地造成一个“商人和企业家阶层”为目标。用比较隐晦的说法，就是以鼓励“社会增量”为方案（注十三）。即以鼓励“国家之外”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兴起，而不是依靠“国家”鼓励下层交换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上层交换领域的管理来推动。　

而国家怎样才能在“一夜之间”造出一个商人阶层来呢？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圈地运动是一个好例。那就是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进行虚拟评估，根据评估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巨额资金。在这里，国家不是被欺骗了，就是犯了一个荒谬的错误。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是人民的，而国有土地被抵押给银行后，银行的钱却支付给了私人—开发商。一个所谓的“大商人阶层”就是这样在“一夜之间”产生了。国家所谓鼓励交换领域的发展，鼓励生产和交换的平衡，就是这样被引导向了它的反面：形成了危害经济和社会平衡的、“一夜之间”爆富的私人资本积累。　

总起来看，这一以“建立商人和企业家阶级主导地位”为目标的城市激进改革方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首先，中国现代化的资本积累主要在城市，如果国家将这些资本以“承包”或者“私有化”的方式赋予个人，那么个人财富就将以几何数字暴涨。这与农村改革非常不同，在农村改革中，国家起码在名义上依旧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二次土改”所分得的财富容易估算而且相对平均，但是，集中在城市被个人“承包”的财富其实是无法估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承包和“外贸承包”急遽地完成了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是数十年社会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积累。其二，这一过程是与要求国家彻底“放权让利”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以国家税收的急遽萎缩，国家调控能力的迅速下降为代价的。其三，这一大变动、大积累是在缺乏民主监督和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保守派所呼吁的国家制度的合理化进程是以排除群众社会运动的方式为前提的，按照这一设计，政治活动逐渐被理解为“政府行为”，而“正确的政府行为”则被界定为抛弃社会动员、社会保护和社会组织（这曾经是国家的重要功能），而单纯为“市场经济”服务，在这一思潮的鼓动下，在由“社会”向“市场”的剧烈转向中，国家由于过分容忍社会分化，甚至参与市场逐利而一味压制社会平等诉求，结果，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无论在实际上还是道义上都大规模地下降了。第四，这一思潮以“引进外资”为名，主张拆毁中国的国有银行和金融体系，在9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致力于鼓动国家政策逐渐由“自由贸易”向“资本自由”的转变，从而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使得在城市改革中急遽积累起来的个人资本得以顺利转化为“国际资本”，这些资本不但不进入国家投资领域，而且不受国家的基本制约，作为“国际资本”，它随时可以离开所在国，在全球寻求新的投资热点。　

我们为什么将1984年视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分野呢？因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改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正式地被提了出来。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究竟使得哪一部分人获益，哪一部分人受损的这样一个马克思和毛泽东式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而自1984年开始的，围绕着面向市场的“价格改革”而产生的争论，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改革的特点。　

在事后被证明是惊心动魄的“价格改革”中，一方面，少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承认价格的调控就是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大多数形而上学的改革派则认为：只有价格调控的经济，才是“正确、完整的市场经济”。而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合格和有眼光的学者，竟然是少数极右翼学者，只有他们看到并且指出：如果价格改革的目标不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价格改革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就不能取得成功。这实际上并非危言耸听。事实证明，也只有他们才部分地看到了真正1989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注十四）——当然，他们是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从极右翼的角度看到的。而最为令人惊叹的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竟然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价格改革究竟对于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过：如何通过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将人民大众争取到正确的市场改革道路上，以防止改革向着不利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方向倾斜的呼吁。结果，脱离开具体的社会利益分析的抽象的价格改革，遭受到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威逼利诱，又未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反而造成普通民众的反弹，最后终于酿成了1989年严重的社会危机。　

1989社会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于这一危机的根源的反思，使得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教诲，那就是：现实中的经济活动不能不是一种制度安排，特定的经济活动必然要求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来保证，因此，“改革必然要使一部分人受益”和“改革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这种“牺牲”和“受益”就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动安排，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其实是制度的安排。价格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力”配置问题，而是一个怎样改革、向什么方向上改革既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问题。　

1989年之后，所谓“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派”则把下一个目标转向将改革定义为“产权改革”的“根本目标”、更为激进的“私有化”诉求，因而不像主张“社会增量”和“市场价格调控”的学者那样含蓄，上述前者起码在口头上把一般的“发展经济”视为城市改革的目标，而后者则直言不讳地把既有的利益关系合法化、并且公然声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以建立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为根本诉求。　

这一露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清算，是因为他们以“发展经济”为名为垄断资本辩护，主要以经济学家面目出现，从而能够将剥削压迫制度和损害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一种经济学的必然规律，是一个所谓“自发秩序”和“自然过程”。马克思说，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从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而今天有人这样质疑某种经济学说：你们是中国的、人民的经济学，还是垄断资本的经济学？这种质疑不过再次要求我们回到对生产关系的现实理解：经济学，作为对生产活动的现实关系的描述，它必须包括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这两个方面，由于经济活动内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就无法设想让一个抽象的市场活动去“决定”社会关系乃至创造出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实际的“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的互动关系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平衡、寻找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平衡与失衡的深刻社会原因。　

同样，也正是因为社会生产关系起码包括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这互动的两方面，单纯诉诸“经济”并不能自动达成良性的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必须包含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的民主化、国家功能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主总是相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即它并非要求取消国家，而是要求扩展国家的民主功能。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它的社会条件中，由于脱离社会关系和条件的自主运行的经济形式其实并不存在，从而，即使是争取经济自由的诉求，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治制度和其它文化结构的摆脱，而是如何改革、限制、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自由竞争和公平交往的条件。即使是争取市场的自由，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反对国家干预，而是应该被进一步理解为反对国家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并通过各种社会斗争调动国家的民主功能，促使国家通过价格调节等因素去保护真正的市场竞争、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正是没有看到和清楚地运用这一点，国家才在1989年的价格改革中丧失了与人民大众结盟的机会，丧失了最大程度地规避社会代价的机会，使得新权威份子和新自由主义份子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说：民主就是国家，绝对的民主就是取消国家因而也就不存在民主（列宁）。但是，80年代中期以来，当对“毛泽东式的国家专制主义”的诬蔑，被恶意地导向对于“国家”的一般地抽象否定的时候，人们忘记了国家实际上不可能被取消的简单事实，忘记了国家具有不同的、多样功能的事实。结果，在上述对国家的抽象否定过程中，被放弃、被否定了的其实不过是国家的某些功能，特别是它的社会保障功能和民主功能，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功能和参与市场的功能却空前加强了。正是这种对国家的抽象批判，愚弄了公众，掩盖了新自由主义者们反人民的具体目标，瓦解了国家的社会保护和包括“反腐败”在内的民主功能，产生了不容回避的严重社会问题。　

正是因为对“国家”的批判是一种极其狡猾和隐晦的叙述，而我们要作的，就是将这种高度含混、抽象的批判放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观察，充分认识这一思潮最保守的方面得以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由于鼓励“国家之外”的利益集团“先富起来”本身就是国家某一部分的政策，这一政策既有经济的诉求，但是实际上更包含了“制度安排”的默契，因此，就不应该把这部分力量视为单纯的经济“活力”，而应该当作制度的安排和创制加以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追问这一部分实际上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真正民主化。　

以形成一个特权利益阶层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而且也进一步造成了区域经济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严重失衡。它不但将致力于生产／交换平衡的改革方向引向反面，而且同时也将致力于中央／地方平衡的宏观经济改革引向反面。它不仅仅是从极右翼的方面对现实制度的重构和瓦解，而且也是从这个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加以重新编造。因此，晚清以来“地方独立”运动被大肆鼓吹，是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严重权力失衡的现实伴随在一起的。这一“联省自治”的思潮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根据这种奇怪的历史叙述，百年中国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不是人民大众，不是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国家，而是盘踞在东南沿海的一小撮“洋务运动”地方官员。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以丧权辱国、专制独裁和贪污腐化标炳近代中国历史的李鸿章和袁世凯。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一反历史的叙述呢？自晚清“新政”以来，国家让度一部分权利给地方精英，新增一批机构由豪绅权贵经营，的确成为当时国家改革的一个方向。其目标一方面是以权力“寻租”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漏洞，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新政”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权力深入地方和基层的统治手段。正是这一制度的安排瓦解了中国基层经济和社会，摧毁了以儒家伦理为文化纽带的社会保护层，将主要以“文化和社会关系调停人”面目出现的地方绅士转化为“土豪劣绅”或者社会造反者。“新政”改革并非不是短期增强国家收入的手段，也并非不是一种“制度改革”，但是，却是一场推动晚清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制度方式向更为反动和更为保守的方面的“制度改革”，抗拒社会关系向民主、平等和革命的方向迈进才是其实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政”的倡导者的确曾经不遗余力地反对“国家”，但反对的并不是王朝国家，而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为目标的“民国”构想，以及这一构想中所包含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保护的诉求。今天，某些以“社会”面目出现经济利益群体，以晚清“新政”的后继者自居，不同的仅仅是，在其“新政”前人那里，标举社会民主、革命、社会平等和保护的“民国”尚在襁褓之中，而今，“批判国家”的思潮要反对的，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保护、社会平等和社会革命的制度性遗产。因此，这一诉求不过是上述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政策的备书和宣传，无论其怎样装扮成与“国家”对立的“社会”，都不能掩盖其推动社会关系向保守方面转化的本质，因此它就很难说是一般地“反对国家”，更不能被理解为社会民主的力量。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腐败问题。与之相伴随，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区域经济出现失衡，农村公共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失修，抗灾害能力下降，农民收入减少。针对这些问题，自1991年开始，在中国思想界终于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它针对的是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后果，特别是中央国家与某些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明显利益偏袒，以及国家对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大规模削减、退坡和相伴随的对市场的过度参与，涉及到造成1990年代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动因，或者说：制度性安排。这些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重新讨论和界定“国家”的含义，思考民主与国家的关系，所针对的是与所谓“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所造成的腐败、垄断、贫富分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正是这些讨论辨析出国家的多重功能，特别是国家的民主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向市场的转化并非弱化了国家，而是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干预经济和攫取财富的功能，它所弱化的其实是国家的民主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注十五）。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也严重威胁了市场和交换的上层领域。其突出表现是：它不支持银行和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管理和增强效率，而是主张瓦解和拆毁国家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投资人作用，代之以“依靠外资”。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同一场恶梦，向人们提出了全球化过程中“投资安全”的严峻问题，提出了国家银行保持贮备、应对危机的基本作用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与国防安全相匹敌的国家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危机一方面提示我们，在所谓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与国际接轨意味着：攫取来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将自己绑在“国际资本”的战车上，从民族国家迅速撤离。（注十六）另一方面，外资不可能救中国的显而易见的道理还在于：中国百姓的绝大多数储蓄都放在国有银行中，一旦国家银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瓦解，那么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丧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敲响的。1990年代日益不平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提出和针对了国家的保护功能问题。也深刻表明，正如一般和抽象地“反对国家”的宣传不能被看成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而且对国家能力和国家保护功能的强调，也不能被理解为对国家的简单维护。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过：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其一是看它是否有此能力，其二是看它是否有此愿望。而198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此兼而有之，这是19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而如果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观察1990年代的中国，就会发现国家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与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瓦解国家维护经济平衡和社会平衡的功能的“改革方略”有着直接关系。当前国家调控能力（也包括社会保护和社会民主动员）的衰落，与国家对于市场和经济的过度参与密切相关，而私有化、资本全球化理念貌似反对国家，但却是某些国家主义者最热衷的信条。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我们需要批判国家，那么，这一对国家的批判也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须与对新自由主义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因为后者体现了某些人眼里国家的真正功能——国家必须为维护垄断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而当代中国抽象的国家批判者们，所作所为恰好是竭尽全力地去美化这种野蛮国家的功能。其目的恰恰是为了使得国家站在垄断资产阶级一边去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将少数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上，从根本上推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将这种压迫剥削制度称为300年人类历史的正道，这特别表现在通过反思所谓“激进主义”，最终达成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　

所谓“革命”，在现代中国就是指那些面向“社会平等”的政治变革，制度创新和社会制度实践。“平等”一直是现代中国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社群、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杠杆，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造运动和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和目标，甚至作为“社会运动”的经济改革也必须诉诸这一目标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共同富裕”和“改革是一场革命”）。因此，对“革命”现代性的认同一直是现代中国自我定义的基本方式，更是人们认同现代历史、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进行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表述的基本方式。而对于“革命”的取消，暗含着对现代性的“平等”价值的否定，也意味着“社会进步”是以不平等为“正常代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　

知识领域里对“革命”的否定具有意识形态诉求，从而迫使1980年代后期的历史叙述不得不将自身的合法性定义为一种“经济”或“生产力”的合法性。但是，现代中国历史叙述并非是通过统治权力的更替或者“生产力”的发展来获得连续性的，而是通过不断面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关系变革和制度实践——“革命”来获得表达的，这不但决定了放弃它就将使任何政权面临合法性和主体性危机，而且，对“革命”的现代性的否定，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现代性的主要方面的否定——而且也使得中国现代历史的表述变得含混和不可能，这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力图使中国摆脱强权统治和殖民地命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这一系列运动都采用了“革命”的字眼来自我定义，一旦“中国革命”变得不可理解，那么不但等于取消了现代中国历史，而且一个沉重的代价就是：“中国革命”的同义词——“革命中国”本身就实际上被从历史、文化和思想上乃至汉语中取消了。　

在抽象的“批判革命”的思潮那里，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被视为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一拼凑起来的意识形态得益于多种力量的支持。　

首先，在1989年社会危机中以极右翼面目出现的“新权威主义者”，在此之后分为海内外呼应的两股力量。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现代国家、社会以及现代性运动，并不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要求”，而是由“精英”和“权威”主导和推动的“制度设计”，其目标并不是社会平等，而是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这一反历史的精英权威主义思潮首先表现在现代史领域，其核心观点是：从戊戌变法开始，康、梁就错误走上了激进主义道路，只有那些地方大员所推动的改革才是渐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一观点好像完全不了解：正是清末“新政”的精英官僚现代化对于中国农村和地方资源的过度攫取，瓦解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社会，同时动摇了中国国家的整个基础，造成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如果被判为“激进”的康、梁的制度改革还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的话，那么显然，晚清地方精英主导的“经济改革”则通过对最基层社会的经济搜刮和竭泽而鱼、杀鸡取卵，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地方势力的崛起与社会保护的呼声混合一体，精英对于权力的渴望和下层对生存的追求汇合一处，其出口就是当时作为“执政群体”的“满人政权”，甚至革命和革命党人本身就是“新军”和“新政”的产物。在当代中国，这一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对历史的无知和篡改，丝毫不能掩盖特定利益集团要求将放权让利激进化的实质，最有可能将对社会关系进行良性的“自改革”方向引向反面，从而导致“赠革命”的发生。（注十七）　

其二，在各种“新自由主义者”看来，1980年代以来思想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较为面向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也必须被当作“激进主义”进行批判。他们通过一种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英国自由主义模式”与“法国激进主义模式”之间的对立，来编织现代西方历史，力图将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所开创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的方式从现代性方案中开除出去。这些人好像完全不了解：诸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现代性信念，包括各种现代制度都是通过现代社会运动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的，现代人民民主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不仅仅是现代性价值、制度得以推广的主要方式，也是对资本的野蛮扩张进行抵制的重要方式。如果说1980年代的中国启蒙思想的进步成分还多少具有一些社会民主的因素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假定私有化将解决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从而不惜纵容权力市场化的腐败，主张彻底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从而根本不可能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任何贡献。　

这一“理论”的核心点是在所谓“自由主义”框架中，即虚构出某种“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例如：在中国经济学领域里，这一思潮经常诉诸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强调市场和所谓“市民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则是通过所谓“强调贵族精英和市民社会”的英格兰传统，与“强调人民和国家作用”的法兰西传统之间的区别，来构建出所谓“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就是提出通往现代化的两条不同“历史道路”：贵族精英主导的自由主义道路（所谓“英国道路”），国家政治革命和人民民主主导的激进主义道路（所谓“法国和俄国道路”），并且推崇前者以反对后者。（注十八）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建立在对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和不同国度的不同知识的混乱的拼凑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具体的、有特定针对性的思想和理论的“超历史”的胡编滥造之上，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列举的那些思想和理论不但不足以支持所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其所拼凑的思想理论产生于特定时代，具有特定的指向，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硬把它们拼凑捆绑起来，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历史上勉为其难的寻找反人民民主的理由而已。　

首先，亚当　斯密从来没有抽象地提出过什么“个人／国家”之间的对立，正如他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过市场。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个人”的逐利行为会有利于“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时，他所针对的恰恰是但是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申诉的是中小企业、基层交换领域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而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是国家听任一个大商人和企业家集团垄断经济。这早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而且，如果亚当斯密今天在世，按照他的市场理论，他要反对的也将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那种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　

法国大革命意义在于：她开启了现代历史上第一场反对贵族精英私有化的人民运动，尽管不是抽象地反对国家，而是以人民民主反对主张激进私有化的贵族精英，但是她所要否定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封建贵族制度，代之以“第三等级”的制度，如果不是头脑混乱和胡言乱语，如何能得出大革命是国家集权主义根源的结论？实际上，以“人民民主”来制约和“反对精英式国家”，这恰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对于法国革命传统的继承。欧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就是从“社会保护运动”中发展而来的。沃勒斯坦的细致分析揭示出：正是不顾一切的资本积累的导向，在法国呼唤出一个与之相应的贵族私有化的社会结构，这一权贵私有化的资本积累方式，把社会关系瓦解为高度等级化的经济剥削关系，从而引起了法国社会的普遍反弹，当国家变成“资产阶级贵族的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时候，它也使得其它社会群体以“全社会”的人民运动方式来反抗它。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这一“社会反对国家”运动的源头恰好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全社会反对“权贵私有化”的社会保护运动（法国人民运动），它的下限可以从现代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中，从当代欧洲形形色色的以种族、文化、性别、环境群体构成的社会保护运动中看到，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最抽象地思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即使可以简单地采用“社会”制约和反对“国家”的模式，那也应该从社会保护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中去寻找这个传统，而不是像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那样，从所谓“英国贵族精英自由主义”中去寻找这个传统。　

这种或许是有意的误解，起码暴露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对“社会”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种准封建主义的等级制，那就是不把“社会”理解为“共同体”，而仅仅理解为“自由精英”和“市民社会”。实际上，他们所谓“市民社会”的理论，就是当代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产物，这一战略致力于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一个“市民社会”，力图以这个所谓“市民社会”去“瓦解”所谓的“极权国家”。1989年之后，这个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前苏东阵营中那些化公为私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腐败分子。　

而且，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从“自由主义”传统中找到这种“市民社会”的影子。因为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也是指各个社会阶层、群体交往和联系的方式和渠道，是达致社会总体平衡的方式，理应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因此，所谓“社会”就是布罗代尔所谓“集合的集合”。在随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它经常表现为吸引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交往活动”，而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好像专指企业家和知识精英阶层，例如并不包括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社会群体，更不包括社会团结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某些学者经常把“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运用，这种含混非常令人费解，这样的理解之所以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封建贵族等级制，是因为它是一个排斥性的机制，作为一个“反社会”的范畴，它完全无视了“社会”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指“有机联系”，作为一个“反自由”的范畴，它对洛克、黑格尔以来自由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构想是一种明显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正如我多次所说，这些人并非是“自由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敌人。　

其三，自由主义的挑战者，甚至也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划为“自由的敌人”，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逻辑好像来自哈耶克。在某些“哈耶克主义”论者那里，市场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而从“社会的总体福利”角度考虑问题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倒成了“集权主义”的根源，因为它会导致人民民主和社会革命对市场这一“自生自发秩序”的破坏和强加。且不说哈耶克将市场抽象地描述为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过程，掩盖了这样的市场秩序，是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掠夺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展开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创始人斯密，就反对市场是个可以“自然展开”的秩序的说法—仅此我们就应该怀疑，哈耶克是否处于“自由主义传统”中，那种从斯密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线索”是否是一种广为流布的谎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在什么意义上对于哈耶克的利用。例如：随着哈耶克关于“将科学运用于社会是一种误用”的论断在中国的传播，对“激进主义”的反思被“深入”到对“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反思。这种论断断言：任何面向民主建设和社会总体福利制度建设的追求都是一种“设计”，从而必将是“社会专制主义的起源”。这一观点的中国运用，与其说是反对“唯科学主义”，不如说反对民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其说反对“科学的误用”，不如说反对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在内的现代中国改革运动，反对“以人为本”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正是那个革命、那个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保护运动高举着“科学”的旗帜，为争取民主和平等进行着不懈斗争。而那些人却不过是说：这样的制度建设、这样的革命运动，是“对科学的误用”。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发展观：一种是以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为目标的，作为资本、市场和社会的垄断形式的新自由主义，而另一种是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生产与交换、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平衡与协调，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根本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不断扩展后一个传统，与前者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当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右翼理论所提出的从“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到“批判人民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密切联系着的，它针对的正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所竭尽全力批判的“国家”，就是指与这一传统相关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功能。而正是这一根本分歧决定了改革将走到什么方向上去。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的确，只有通过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健康发展，只有通过与新自由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越来越多的毛泽东的后人才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或者野蛮”——这依然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最基本选择。　

果如此，中国幸甚，人民幸甚。